(本文出處：78期,頁1-43)
從媒體範例評價看中國大陸新聞改革中的範式轉變
潘忠黨、陳韜文
《摘要》
作者分析了2002年對中國新聞從業者和新聞專業學生的問卷調查數據。結果顯示，受新聞改革和傳媒全球化的影響，「黨的新聞事業」和「專業主義新聞」這兩大新聞範式在中國新聞從業者當中並存。前者表現為新聞人員對黨的喉舌的稱許，後者更多地表現對西方主流媒體的讚揚；前者體現於新聞人員強調媒體的對民宣講、為民說話方面的功能，後者更多地體現為他們強調媒體的信息擴散功能；與前者相關的是新聞人員希望加強黨的宣傳工作及官方的新聞理論等方面的訓練，與後者相關的是他們希望加強廣博的人文教育。不同的新聞範式影響之下，新聞人員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新型媒體也有不同的評價。這些實證觀察在4種不同樣本中都存在，體現了新聞範式的一些基本特徵，即內部統一、廣泛共享、對思維和判斷的規範作用等。本文並探討了這些實證結果對我們理解新聞範式、新聞專業主義、全球化和中國新聞改革過程的意義。
關鍵詞：大陸新聞改革、新聞專業主義、新聞範式、媒體範例
中國大陸的新聞改革帶來了傳媒體制和實踐等各方面的深刻變化，已是不爭的事實。研究者們也指出，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並沒有改變中國共產黨宣傳體制的核心，許多改革措施都旨在「馴化」市場力量，以圖建構黨─國政治權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繼續掌控傳媒的體制（潘忠黨，1997；Zhao, 2000a）。
但是，隨著加入「世貿」，中國的改革日益融入全球化的大趨勢，形成內部變革與外來影響的互動。就如在其它轉型社會（Price et al., 2002; Sparks & Reading, 1994），這些因素將深刻影響中國的傳媒變革，包括新聞從業者的理念變化。有學者指出，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是專業主義理念和專業主義實踐模式在全球的擴散，標誌之一是受同一模式訓練的專業人士在全球流動（Perkin, 1996）。
在傳媒研究領域，有人試圖用「全球型新聞人」（global journalist）的概念，來概括這一大趨勢（Reese, 2001; Weaver, 1998），認為不同社會的新聞從業者成為日益趨同的專業群體，因為他們共享一個定義新聞和新聞業的意識形態，遵循同一的新聞實踐模式，服膺相近的新聞倫理和評判標準。
這個大趨勢如果發生，對於中國新聞從業者，無疑意味著新聞範式（又譯為典範，見註1）的轉換。中國新聞體制形成於中國革命過程，是中央集權的黨─國體制之一部分（Liu, 1971），新聞從業者是黨的宣傳工作者，活動於「黨的新聞事業」這一範式內。市場化和產業化的改革，以及表現這些體制變革的多元新聞實踐，是否已導致專業主義範式被中國新聞從業者逐步接受？此前的質化研究顯示，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正成為日益興盛的話語體系（discourse），與其它話語體系──包括黨的新聞事業、啟蒙文人和市場導向的新聞等─並存，而且受制於各種體制因素，在實踐中被改造、被扭曲，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現（陸曄、潘忠黨，2002）。
質化研究的方法，有助於我們觀察和詮釋中國改革如何「地方化」（localizing）專業主義的普適性內涵這一動態過程，但是，在碎片和局域呈現的背後是否有趨同的結構？也就是說，中國新聞從業者是否有些共享的新聞理念，而這些理念是否具有範式的結構特徵？
為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採用了問卷調查的方法，從新聞從業者如何評判新聞媒體的「範例」（exemplar）入手，探討這些評判後面的理念，重點是新聞從業者對於新聞業的社會角色或功能的信念、新聞教育內容的期望等，並以此引申出新聞範式的存在與轉換的結論。總的來說，我們從社會的認知形態（societal cognitive configuration）變革的面向考察中國的新聞改革。
壹、新聞範式與範例
本文的核心概念是「新聞範式」（journalistic paradigm，參見Bennett et al., 1985; Chan & Lee, 1991; Reese, 1989），2指的是「指導新聞媒體確認並詮釋值得報導的『社會事實』的認知模式或格式塔型（gestalt）世界觀」（Chan & Lee, 1991: 23），具有統領新聞實踐的各規範性原則和從業知識，並將之整合成內部同一的意識形態體系的功能。
這個概念的理論淵源來自托馬斯．庫恩（Kuhn, 1970）。他指出，科學的發展並非遵循線型、持續和累積式的純粹邏輯途徑，而是具有間斷和跳躍變革的特徵。在一定時期內，某一範式佔主導地位，引導和規範「正常科學」（normal science）檢驗該範式內部形成的假設。當一些實證觀察在此範式內無法得到解釋，它們就形成所謂的「異類」（anomalies），其中有些會挑戰主導範式的基本假設，推動科學工作者建構新的理論框架。如果某一新的理論框架不僅能解釋現有範式所涵蓋的現象，而且能解釋被現有範式視為「異類」的現象，能在新的理解範疇內提出新的假設，現有範式就會被新的範式取代，科學革命因而發生，科學發展從此進入新的一輪「正常科學」。
不少學者將新聞業作為社會知識生產行業看待，從新聞實踐的特徵及變動入手，顯示新聞業是「範式規範」的領域（Bennett et al., 1985; Chan & Lee, 1991; Reese, 1989）。新聞從業者運用一個社會或時代對甚麼是新聞以及如何製作新聞的共享理解來框選「事件」或「事實」，並建構經媒體傳播的「新聞」。這種共享理解通常被固化在規範新聞實踐的專業理念、組織常規或政策，以及現存社會秩序當中（Bennett et al., 1985; Gitlin, 1980; Reese, 1989, 2001; Tuchman, 1978），它不僅定義甚麼是新聞，而且確認如何從事新聞工作，成為確定新聞從業者衡量自己、同行和新聞媒體的基本參數。
對新聞範式及其運作的研究，通常依賴蒐集質化的資料。其中一個方法是考察新聞從業者如何處理挑戰現存範式之基本假設的新聞事件，並從中看到，新聞從業者如何將此事件化解為「異類」（即「下不為例」的特殊情況或基本原則的「特殊表現」），並以此重申、修補並鞏固現存範式（Bennett et al., 1985; Reese, 1989）。另一方法是將新聞從業者群體看作「話語社區」（communities of discourse），考察這個群體如何解說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即那些彰顯新聞專業之基本原則的侷限或內部矛盾的歷史事件（如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新聞媒體的軟弱，中國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後新聞媒體的搖擺等）。專業群體對這種歷史時刻的集體解說或重構，往往重申該群體所固守的基本原則，即現存範式的核心，並使其適應新的歷史條件（Zelizer, 1993）。第三個方法是考察社會轉型期新聞體制以及受其制約的新聞實踐如何變化，這變化又如何與其它變革，包括權力結構和涉及媒體的基本信念之變革等密切相連。從1984年開始，香港進入了回歸中國的歷史轉變時期，此間香港新聞媒體的變化即為新聞範式轉換的一個突出案例（Chan & Lee, 1991）。
這些質化研究所缺乏的是直接顯示範式如何作為「認知圖」（cognitive map）呈現。為考察範式的認知特性及其對新聞從業者個人之行為的影響，我們應當直接考察新聞從業者，測量他們如何看待和評價自己的工作和職業，其中反映甚麼樣的價值觀、信念和倫理原則。在這個層面，我們可將所謂「新聞專業主義」看作新聞實踐的一個範式，其構成是一些獨特原則，及其統領的新聞工作的理念，以及這些理念相互間的關聯（Johnstone et al., 1976; Weaver & Wilhoit, 1996）。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訪問新聞從業者可使我們獲取上述的觀察。
由以前的研究可知，確認一個「範式」絕非簡單，因為真正體現「範式」的是一些定義該範式的抽象原則。但是，按照庫恩的理論，範式也通過「範例」得以顯示並具體化。庫恩指出，一個科學研究範式之存在，表現為三個方面︰（1）一個基本理論框架被廣泛接受並共享，（2）一種與之配套的研究方法和取向，（3）一些體現前二者並將之具體化的範例。範例是範式成功的具體表現，是該範式堅持者所取得的成就，它們使範式成為可被確認、研究並內化的對象。遵循這個邏輯，一個「新聞範式」亦通過某些「典型」的新聞製作或新聞媒體個案而得到彰顯，因為，這些個案體現的是一些基本原則和價值觀，以及這些理念所規範、認定的實踐。
對某一類「典型」新聞媒體的讚賞（正面評價），是對其所體現範式的接受，對相對範式之拒絕。這是本項研究的一個基本假設。同時，本項研究並不是簡單地接受這個假設，因為，不是所有的新聞媒體或新聞製作的個案都可成為範例。某一個案之成為範例，必須為專業群體中一批人所認可，體現該群體共享的某些基本原則，並為範式堅持者當作典範來效仿。因此，本文具體分析新聞從業者對可能代表不同範式的「媒體範例」之評價，探討這評價所包含的內容，以期實證地顯示這些範例對某「新聞範式」的體現。3
貳、中國新聞改革中出現不同範式的假設
此前的質化研究顯示，中國改革過程中有不同新聞範式的表現，包括新聞從業者揉合不同話語體系來表述並合法化他們的業務活動（陸曄、潘忠黨，2002）。譬如，在不少場合，新聞從業者熟練地運用「黨的新聞事業」的語彙，並將著名的「黨的宣傳工作者」頌揚為「模範新聞工作者」；在另外一些場合，新聞從業者會從《紐約時報》、BBC新聞、《60分鐘》新聞節目等新聞媒體範例中尋求專業啟示。這樣的「象徵資源」運用經常滲透著中國文人入世啟蒙的傳統。4 儘管有多種話語交織、新聞實踐五花八門，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確認一些有著「範例」特徵的新聞媒體。
首先，在中國，雖然所有媒體理論上都屬國有並受「黨的領導」，但有些被官方指定為「黨的機關報」或黨和政府的喉舌，如《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或一直明確地在「機關報」範疇內運作，如《光明日報》。其次，田野調查的結果顯示（陸曄、潘忠黨，2002），中國新聞從業者將《紐約時報》、CNN、BBC等作為代表「西方新聞模式」的範例，並從中尋求改革實踐的啟示。最近，座落香港的鳳凰衛視在中國新聞界影響日甚，也成為地方化了（localized）的「西方新聞模式」的範例。
如果上述兩組新聞媒體代表了不同的新聞範式，我們預期，新聞從業者對它們會作出兩種不同的評價。具體地說，隨著傳媒市場化和產業化，隨著傳統「黨報」在這過程中市場佔有和受眾訴求兩方面繼續受挫（陳懷林、郭中實，1998），新聞從業者會相對更讚賞代表專業新聞範式的媒體，拒絕代表「黨的新聞事業」範式的媒體。因此，我們建立如下假設︰
假設1中國新聞從業者正面評價西方以及與其在新聞理念上同質的新聞媒體，而負面評價黨的喉舌媒體。
如果新聞從業者持有的「新聞範式」引導他們如何評價各類新聞媒體，他們也會對中國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不同類型的「革新」媒體有不同評價。中國改革過程中的「革新」媒體各不相同，我們的關注點不是它們在市場訴求（專業或普通讀者）、地域（覆蓋都市或全國）等方面的不同，我們也不探討嚴肅或通俗媒體之別，我們集中探討一些影響廣泛的新聞媒體如何體現不同的新聞範式。為此，我們選擇了兩家在新聞界影響廣泛的媒體，上海的《新民晚報》和廣州的《南方周末》，作為案例。
《新民晚報》是改革中興起的晚報、都市報中之佼佼者，號稱有140萬的發行量，在2000-2001年間，廣告營收達6.29億元（人民幣），近年的廣告收入一直名列全國報紙的前茅。它在市場上的成功絕不如中央電視台那樣受惠於市場壟斷的結構性優勢，而在於它地處經濟發達的都市，並在報紙的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開發出了獨特的市場形象。它不直接強調黨報的政策宣講職責，而是強調「飛入尋常百姓家」，要求內容與本地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寫作和編排風格上平易近人、通俗生動（丁法章，1999）。在很大程度上，該報已成為全國以服務、信息為取向的都市報紙所仿效的典範，究其根源，在於該報在新聞改革中開闢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即通過提供服務、娛樂和信息，開拓廣告資源集中的都市市場而發揮「黨報」功能（劉勇，2000）。
與之相比，《南方周末》代表了另一種模式。它在改革過程中興盛，這與《新民晚報》相似，但它在其它方面的表現則非常不同。《南方周末》始於文化娛樂類的周末報，但90年代後期以來，以調查和批評報導、自由思想取向、文學化的寫作風格等風靡全國。雖說它是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集團下的子報，但它在讀者，尤其是新聞界的讀者中被稱為「全國唯一有良知的報紙」。5它屢屢遭到黨政權威的騷擾或封殺，數次被迫撤換編輯主管，但也因此建立起「獨立」、「批判」、「人文關懷」的形象。每次該報受到宣傳主管部門的騷擾都成為廣泛討論的話題，其命運也成為觀察中國新聞自由和開放的尺度之一。恰恰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南方周末》也獲得了市場上的成功，號稱發行量130多萬，其中70%在廣東省以外。2001年，該報廣告經營額達9千3百多萬元（人民幣），在全國媒體中名列第87位。6
簡言之，這兩家報紙代表了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兩種媒體類型，並在不同意義上被認為均是改革成功的反映。但是，它們獲取市場成效的道路卻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新聞理念，或者說代表了不同的新聞範式。這個分析導致如下假設︰
假設2中國新聞從業人員將《新民晚報》看作黨報群體中之一員，而認為《南方周末》在理念上接近西方媒體。
如果以上所假設的媒體評價反映了不同的新聞範式，它們必須與定義每一範式的基本理念有不同的相關。在此，我們重點考察構成新聞範式的兩方面理念︰新聞媒介的社會作用和新聞從業者需要獲取的專業訓練。在這兩方面，西方專業主義新聞與中國黨的新聞事業兩個範式有清晰可辨的不同。7
美國學者認為，新聞專業主義的意識形態包含了對新聞業之四個社會角色的信念︰意義解釋、信息擴散、逆反權威和民眾動員（Weaver & Wilhoit, 1996: 137-141; Johnstone et al., 1976）。運用問卷調查的方法，這些學者還發現，美國新聞從業人員大多持有多元的「新聞業角色」信念，認為這四個都是新聞媒介可發揮的作用。其中，信息擴散功能是最基本的（Wright, 1960），也在抽象層面最具有跨制度的可比性（Reese, 2001）。但正是就這個角色，中國的新聞從業者看到中國新聞傳媒（尤其是「黨的喉舌」媒體）與西方新聞媒體的不同。在他們看來，西方專業新聞媒體之強項就在於它們具有報導、傳播新聞信息的自主，並也有所需的資源。這種印象，不論是否正確或過於簡化，與他們日常工作的經驗有很大差異，加強這一新聞媒介的功能也因此日益成為他們在改革中「趕超」西方傳媒的一個具體標準。
我們從最近中國新聞界對於中央電視台設立新聞頻道、新聞聯播改版、對美英對伊拉克戰爭的報導等方面的討論中，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同時，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中國新聞從業者也認為西方新聞媒體常採取與官方相對立的態度，並將此認為是新聞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具體表現之一。8其實，在民主體制下，新聞從業者與官方新聞來源之間保持某種敵對（adversarial）是他們在共享的文化圈內扮演不同角色（Blumler & Gurevitch, 1981），是傳媒與政治權利兩者之關係所必須的日常表演。但是，如果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由此得到了中、西新聞傳媒不同的印象，並認為這種不同表現了不同的新聞範式，那麼，我們期待驗證下述假設︰
假設3a持有新聞媒介的信息擴散和敵對角色的信念與讚賞西方新聞媒體呈正相關。
中國的場景以及此場景下的新聞實踐，導致新聞從業者對另外兩個新聞傳媒角色有自己的解釋。在黨的新聞事業體制下，新聞從業者首先是黨的宣傳工作者，肩負著宣傳並幫助民眾理解黨的政策的角色，這與民主制度下傳媒的意義解釋角色不同。改革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其中一個變化，就如美國傳播學者朱迪（Polumbaum, 1990a）所說，是新聞從業者發現自己必須「服從兩個主人」，即黨和民眾。新聞從業者在新聞生產過程中保持高度的「黨性」仍然是官方新聞理論所要求的核心，但是，這種要求又被置於和「人民性」「高度一致」的表述之中。這種「理論」的內部邏輯統一與否和我們的探討無直接關係，相關的是這樣一種現實，即這樣的理論表述已成為新聞從業者熟練使用的「象徵資源」之一（潘忠黨，1996），他們因此不認為向民眾解釋、宣講黨和政府的政策與表達民眾的意願之間有（或者說應當有）相互的對立。無論這是策略性還是邏輯性的信念，在中國的語境下，首先「民眾動員」（popular mobilizer ）角色──即新聞媒體激發民眾參與民主過程──不合中國的情境，由「為民說話」所替代；其次，雖然新聞從業者認識到「政策宣講」與「為民說話」之間有張力，在根本上他們還是強調二者的一致。9由於新聞從業者對黨的新聞事業角色有如此理解，我們假設︰
假設3b持有新聞媒介的政策宣傳和為民說話信念與讚賞黨的喉舌媒體呈正相關。
在假設2的基礎上，我們還設定如下與3a和3b相對應的假設︰
假設4a持有新聞媒介的信息擴散和對抗角色的信念與讚賞《南方周末》呈正相關。
假設4b持有新聞媒介的政策宣講和為民說話的信念與讚賞《新民晚報》呈正相關。
遵循庫恩所闡述的「範式」得以建立之邏輯，我們還期望堅持某一範式與強調某相應方面的訓練有直接關係。在傳統的「黨的新聞事業」範式下，中國新聞教育強調的是馬列主義、黨的政策、宣傳政策和紀律等方面的教育（Cheek, 1989; Chu & Fang, 1972），並將此看作是訓練黨的宣傳工作者必要甚至是核心的內容。改革以來，各新聞院、系、專業的科目發生了很大變化，增設了不少引自西方的大眾傳播研究、人文和社會科學課程。但是，由於師資和知識積累的缺乏，這些課程多停留在「概論」層面，新聞教育仍然以傳統的新聞理論以及業務技能為核心（參見吳廷俊，2002；俞旭、朱立，2002；陳韜文等，2003）。與此同時，不少新聞專業的學生抱怨課程內容陳舊、人文與社科方面的課程太少，並據此認為新聞專業的訓練不足以培養具有充分人文基礎和社會科學分析能力的專業人材。我們在此並不專門考察新聞教育，而是希望檢驗對不同領域訓練的強調是否與持有不同的範式有關。根據以前的田野調查所得的印象，那些持有「黨的新聞事業」觀念的人（不少是新聞媒體的主管，尤其是在黨的機關報或政府媒體中、上層採編和主管人員）更強調新聞理論與黨的政策方面的訓練，那些持有改革、開放意識的人更強調廣義的人文訓練。
據此，我們設立如下假設︰
假設5讚賞黨的喉舌媒體與強調黨的宣傳和傳統新聞理論方面的訓練呈正相關，而讚賞西方（或與其在理念上同質的）媒體與強調廣義人文訓練呈正相關。
如上所述，「範式」的表現之一是從業者對其基本構成理念的共享，因此，群體之間的趨同性是媒體評價之「範式呈現」性質的關鍵。這種趨同並非簡單的媒體評價上缺少差異（單變項分佈缺少變異量），而更重要的是：（1）不同群體對媒體的評價顯示出相同的類別區分，（2）在形成媒體評價時，不同群體採用了相同的認知元素。也就是說，構成範式的認知和評價元素之間具有相似的結構相關，在不同群體中形成相同的「觀念圖」（constellation of ideas）。據此，我們設立如下假設：
假設6假設1-5在新聞界不同群體中有統計上的類似體現。
參、研究方法
一、數據搜集
本文所分析的數據來自在中國大陸展開的問卷調查。2002年2-5月，中國的研究者在上海調查了隨機抽取的515位全職新聞從業人員為選取樣本。研究者採用了Weaver & Wilhoit （1996）對「新聞從業人員」的界定，即那些直接從事新聞類內容製作的採編播人員。採取多級隨機抽樣的方法，在上海的媒體組織中，研究者選取了10家，意在（1）包括上海的核心媒體，如《解放日報》、《新民晚報》、《文匯報》、上海和東方電視台、上海和東方廣播電台，（2）盡可能擴大樣本的覆蓋範圍（不包括外地或中央媒體駐滬機構）。在每家媒體，研究者獲取了新聞採編播人員的名錄，按照其人員數目在上海新聞從業者總數中所佔比例，隨機抽取了一定數量的調查對象。問卷由執行人員發放，調查對象自己填答，並將完成的問卷以匿名的方式交還給執行人員。通過各種管道的督促，研究者收回420份完成的問卷，回收率達82%。實際樣本有43%的女性，29%為廣播和電視新聞人員，平均年齡略高於34歲，平均從業近10年。
與此同時，作為「新聞從業者專業發展」項目之一部分，研究者採用基本相同的問卷，調查了新聞專業的學生。在全國7個不同城市，選擇每個城市中最具影響、歷史最悠久的大學新聞院、系。10 在每一處，為考察大學四年新聞專業教育的影響，研究者調查了所有一年級和四年級的學生，以及在最近2-3年內由該院、系畢業的新聞從業者。被調查者自己填答問卷，並將完成的問卷交還調查執行者。在這7個地方，所有的一年級和80%強的四年級學生（因為不少人在畢業實習而難以聯繫）交回了完成的問卷。
對已畢業的從業者，由於他們的工作流動，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研究者無法隨機抽樣。各地新聞院、系主管出面聯繫，力求調查100位左右最近2-3年由該院、系畢業的從業者。將7處的數據整合，結果是一年級學生樣本609人，四年級學生樣本433人，已畢業從業者的樣本560人。11
二、測量
媒體範例評價。本次調查採用5點量表，要求被訪者衡量12家不同的新聞媒體距他們理想中的新聞媒體有多遠（1＝很遠，5＝很近）。這12家媒體中有4家是官方確認的「機關報」或「國家媒體」，4家是境外有影響並為中國新聞從業者所公認的「專業」新聞媒體，2家是中國最大的新聞信息類網路媒體，再加上《南方周末》和《新民晚報》。在上海，當地「機關報」媒體為《解放日報》，即上海市委機關報。在上海之外的其它6個城市，調查者在問卷中以當地的市或省委的機關報取代《解放日報》，並以當地最具影響的都市報或晚報取代《新民晚報》。這樣做是為增加被評價媒體的廣泛程度，增加調查與被訪者的相關程度。同時，這樣做也引進了新的差異，為我們在本文探討媒體評價的「範式顯現」性質增加了難度。我們在結果部分將具體討論與此相關的統計方法和理論上的問題。
新聞媒介的社會角色。本次調查採納了Weaver & Wilhoit（1996）測量新聞媒介社會角色的表述，為適應中國的情況，研究者改造了其中一些，增加了一些。對每一個角色的表述，被訪者運用5點量表，衡量其重要程度（1＝非常不重要，5＝非常重要）。運用因素分析的方法，我們抽取出與Weaver & Wilhoit分析美國新聞從業者調查數據所得基本吻合的4個因素，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將它們分別命名為政策解釋、信息擴散、逆對態度、為民說話。附錄一的第1部分顯示了這些因素的構成和據此建構的指標的信度係數。
期望的專業訓練。本次調查採用了5點量表，要求被訪者衡量11個不同領域的訓練對培養他們理想中的新聞從業者有多重要（1＝不怎麼重要，5＝極為重要），其中一個因為表述不清而對我們在概念上區分訓練的領域沒有任何幫助，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將之排除。對其餘10個陳述，我們用因素分析的方法抽取了4個因素，分別代表黨的宣傳、官方新聞理論、業務技能和廣博人文訓練。附錄一的第2部分顯示了這些因素的構成和據此建構的指數的信度係數。
人口和社會結構位置變項。這部分的變項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1＝初中或以下，2＝高中，3＝大專，4＝大學本科，5＝研究生）、所學專業（那些教育程度在大專或以上者）是否為新聞或傳播、媒體類型（1＝廣播、電視，0＝印刷）、是否擔任部門或以上的管理職務、在新聞界工作年數、5年後是否還會從事新聞、境外與專業有關的經歷和接觸。
三、統計分析
本文重點分析的是上海新聞從業者的調查數據。為檢驗假設1，我們運用不同類型的t檢驗，以考察媒體範例評價的樣本均值。為檢驗假設2，我們運用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和求證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的方法。在此基礎上，我們運用多元迴歸分析，以檢驗假設3-5。為考察由上海數據所得結果的共享程度，我們也分析了新聞專業學生和畢業生的數據，將假設1-5置於不同類型樣本中予以檢驗，以此求證假設6。
肆、結果
一、倡專業新聞媒體，貶黨的喉舌媒體
表一顯示4個樣本對不同媒體範例評價的均值。為有助數據的解釋，我們將這些媒體按照上海從業者所給的評分均值由大到小陳列，並在表一的下方陳列了將這些媒體通過取均值而得的綜合指標（index）的均值。單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新聞從業者和新聞專業學生一致地給4個境外媒體顯著高於量表中值的評分（p<.001），給4個喉舌媒體較低的評分，其中《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得分低於量表中值（p<.001）。配對t檢驗顯示，4個樣本給這些媒體的評分具有同樣的型態，即4個境外媒體得分均值顯著高於4個喉舌媒體得分均值（p<.001）。在75個配對t檢驗中，只有在上海從業者樣本中，中央電視臺的均值與BBC新聞的均值之差未達到統計的顯著。很值一提的是，新起的網路媒體得分均值都顯著高於除中央電視臺外的3家喉舌
註：1. 上述媒體（取均值）被綜合為三組：喉舌媒體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臺、《解放日報》，境外媒體包括CNN、BBC新聞、《紐約時報》、鳳凰衛視，網路媒體包括新浪和雅虎。配對t檢驗顯示，在所有4種樣本，這三類媒體評價均值之間有顯著差異（p<.001)。《新民晚報》和《南方周末》沒有歸類，為的是更細緻的分析。
媒體。這個結果在表一下方得到綜合表述。配對t檢驗顯示，在每一個樣本，境外媒體綜合指標均值顯著高於網路媒體綜合指標的均值（p<.001），更高於喉舌媒體綜合指標的均值（p<.001）。因此，假設1得到了支持。
同時，表一的結果也顯示了12家媒體評價均值跨樣本的趨同性。均值的排序相關系數（Spearman掇 Rho）顯示，大一學生與上海從業人員之間趨同程度最低，但仍然達到了0.97的相關係數，大四學生與已畢業的從業者之間的均值排序則完全一致（Spearman掇 Rho為1）。因此，在媒體評價均值排序上，假設6得到了初步支持。
給境外媒體的這種高度讚賞並非由於盲目崇外。在4個樣本中，有3個給《南方周末》最高的評分，其均值與其它所有媒體的得分均值之差都達到了統計的顯著（p<.01）。唯一的例外是大一學生樣本。這些學生給鳳凰衛視的評分高於給《南方周末》的評分（p<.05）。但是，即便在這個樣本，《南方周末》得分均值仍高於其它3個西方媒體（p<.01）。
與此相對，各地樣本對本地新起的都市報或晚報的評價，雖然顯著高於中央的機關報，但遠低於境外媒體。上海從業者對《新民晚報》的評價與對《解放日報》的評價相同，都在量表的中值。因此，就媒體評價均值而言，假設2也得到了初步支持，即《南方周末》接近於境外媒體，《新民晚報》，及其它地方都市報和晚報，與喉舌媒體更接近。
二、新聞專業媒體與黨的喉舌媒體評價的結構區分
媒體評價的「範式呈現」，或這些媒體成為範例的程度，必須通過被訪者對它們的評價所顯示的相關結構而體現。也就是說，在多大程度上，被訪者評價我們所選定的「喉舌媒體」和「境外媒體」，以及兩個截然不同的創新媒體時，將它們置於不同的理念框架中？這是為充分檢驗假設2所必須回答的問題，也是為檢驗其餘假設必須回答的問題。
為此，我們採取了兩個統計方法。首先，我們運用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的方法，考察在多大程度上，對這些媒體的評價具有被整合為兩個媒體評價綜合指標的實證基礎，即儘管在均值上有差異（如中央電視臺得分均值遠高於《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這4個「喉舌媒體」和4個「境外媒體」，是否可分別成為「專業新聞媒體」和「黨的喉舌媒體」之測量項目，顯示兩個指標的內部一致（homogeneity）。
表二顯示，這兩組媒體確實可以成為兩類媒體的測量項目，在每一綜合指標內部，4個單項之間高度正相關，而且信度係數在4個樣本中相當，分別為0.7左右（「黨的喉舌媒體」）和0.8以上（「專業新聞媒體」）。在大一學生當中，「黨的喉舌媒體」指標的信度係數略低於其它樣本，也許反映出他們由於年輕和對傳媒業缺乏熟悉所造成更大測量誤差。就總體而言，樣本之間雖有不同，但差異遠低於趨同。
更加反映這種趨同的是每一項目對其所屬綜合指標的信度係數之貢獻。在「黨的喉舌媒體」中，《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貢獻最大，成為該綜合指標的定位項目。地方黨委機關報之貢獻在各樣本中有些差異，也許反映了各地樣本評價的是不同的報紙。在「專業新聞媒體」中，CNN和BBC貢獻最大，鳳凰衛視的貢獻最為穩定。
總體來說，表二顯示，沒有哪個項目會破壞所屬指標的內在一致，也就是說，4個「喉舌媒體」同質，4個「境外媒體」同質，並且這是4個樣本共有的表現。
其次，我們採取求證因素分析的方法，檢驗圖一所顯示的因素結構與數據的吻合程度，這個方法也使我們可以進一步檢驗假設2。
圖一是對所評價媒體之律屬的理論構築，即「喉舌媒體」和「境外媒體」分屬兩大類型，被訪者用它們作尺標或基點，評價改革中新起的媒體。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期待（1）圖一的因素模型與數據吻合，（2）這兩大類型的媒體確實具有顯示不同範式的功能。
由於《新民晚報》是我們選擇的「範例」之一，而在上海以外，我們選擇當地都市報或晚報取代該報，為謹慎求證，我們首先在上海從業者樣本中估測圖一的模型。結果顯示（表三），圖一的模型與數據吻合很好（見模型吻合參數）。在上海從業者眼中，《南方周末》與「境外媒體」同質，《新民晚報》與「喉舌媒體」同質。網路媒體，由於在官方傳媒管理體制中尚未明確身份，但同時又在內容上受
到宣傳主管部門的嚴格限制，因此同時具有兩類媒體的特點。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如此形成的「專業新聞媒體」和「黨的喉舌媒體」因素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也就是說，這兩類是明確區分的媒體類型。
圖一的結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廣泛的共享性？為此，我們運用多樣本求證因素分析法，將圖一的模型置於其它三個年齡組樣本中予以考察。表四顯示的是同質模型（congeneric model, Joreskog, 1971）的係數。結果顯示，這個同質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相關係數矩陣中的係統變異（見總體吻合參數）。也就是說，不同樣本的被訪者對於這些媒體有同質的思維分類。表四也顯示了樣本間的一些差異，主要表現在如下兩點：（1）兩個因素之間的關係有不同。在表四顯示的模型中，兩者之間相關係數為0.16（p<.01），但在上海從業者中，兩者之間沒有顯著相關（表三）。（2）反映在效度係數上各樣本之間的差異，這兩種思維類型對各媒體評價的決定作用在不同樣本之間有程度的不同，尤其表現在大一學生與其它樣本之間。因此，完全的平行測量模型（parallel model）與數據不吻合（χ2=89.72, df=31, p <.001）。這也許反映了中國新聞教育以及新聞實踐接觸對未來新聞從業者們趨同影響之可能。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些不同中有些可能反映了各地所評價的媒體之不同（如本地黨委機關報、本地都市報和晚報）；其次，各樣本對《南方周末》評價的意念歸屬無顯著差異（效度係數穩定在0.42至0.49之間），反映出該報所形成的比較突出並一致的形象。
綜合上述三個表的結果，我們可以說，假設2對於《南方周末》和《新民晚報》（包括它所代表的都市和晚報）之區別得到了驗證。同時，表二和表四所顯示的跨樣本同質性也進一步支持了假設6。
三、媒體範例評價的信念根據
為檢驗假設3-5，我們採取了多元迴歸的方法，在控制人口和社會結構位置變項的條件下，考察範例評價與新聞媒介角色和新聞專業訓練方面的信念之間的關係。
表五顯示了評價「喉舌媒體」和「境外媒體」各自與兩組新聞範式內容變項之間的關係（上海樣本）。結果顯示，支持假設3b的預測，讚賞「喉舌媒體」與強調「政策解釋」和「為民說話」的角色信念呈正相關，二者皆達到了統計的顯著。部分支持假設3a，讚賞「境外媒體」與強調「信息擴散」角色呈正相關。與假設3a所預測不同的是，強調「逆對態度」角色與讚賞「境外媒體」沒有統計上顯著的正相關，但是強調這個角色與讚賞「喉舌媒體」呈負相關（p<.05）。也就是說，讚賞「喉舌媒體」者更少接受傳媒挑戰權威的意念。這其實與中國新聞傳媒運作的現實完全吻合，但我們在設立假設時，忽略了「黨的新聞事業」範式的這一具體內容，低估了它的影響。
正如假設5所預測，評價不同類型的媒體在新聞專業訓練的信念上有不同的根源。那些讚賞「境外媒體」的被訪者更強調廣博的人文訓練，那些讚賞「喉舌媒體」的被訪者更強調官方新聞理論與黨的宣傳方面的訓練。反映這些關係的迴歸係數均達到了統計的顯著（p<.01）。我們未曾料到的是，強調官方新聞理論和黨的宣傳方面的訓練與強調廣博的人文訓練在影響評價「喉舌媒體」上竟然有相反的作用。當逐項考察這些訓練變項與讚賞「喉舌媒體」之間的關係時， 人文訓練與讚賞「喉舌媒體」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r=0.011, n.s.），但當與其它方面的訓練同時考慮時，強調人文訓練呈現了負的迴歸係數（p<.01）。這結果再一次反映出我們在設置假設時，未曾充分考慮「黨的新聞事業」範式的排斥特徵。
表六顯示了同樣的自變項分別與讚賞《新民晚報》和讚賞《南方周末》之間的關係（上海樣本）。這部分的結果與表五所顯示的結果大致相同，反映出《新民晚報》與《南方周末》在範式意義上的不同歸屬，為假設2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讚賞《新民晚報》與讚賞官定的「喉舌媒體」之間的不同。首先，表六顯示，讚賞《新民晚報》與「為民說話」的角色信念呈顯著的正相關（r=0.191, p<.01），但和讚賞「喉舌媒體」不同，它與「政策解釋」和「逆對態度」角色信念之間沒有顯著的關係。雙變項相關係數顯示，讚賞《新民晚報》與「政策解釋」信念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r=0.131, p<.01），但這個關係被「為民說話」信念所沖淡，降為非顯著。這說明在上海從業者心目中，《新民晚報》與官定「機關報」不同，但這只是分工的不同：前者更多關注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後者更要強調宣講政策。這不是本質的不同，與《南方周末》和「喉舌媒體」之不同有根本區別。
這一點從讚賞《新民晚報》與新聞專業訓練變項之間的關係中也得到了顯示。與讚賞「喉舌媒體」不同的是，「黨的宣傳」訓練對讚賞《新民晚報》變得不具顯著重要，雖然二者之間的雙變項相關係數是顯著的（r=0.161, p<.01）。但是，「新聞業務技能」訓練在4個方面的訓練中保持其顯著重要（β=0.131, p<.01），而在讚賞「喉舌媒體」的迴歸模型中（表五），這方面的訓練在與其它3項相比之下不具顯著重要（β＝0.076, n.s.）。這說明，《新民晚報》及其所代表的創新媒體與傳統黨報相比，更強調淡化宣傳和技術上的革新。雖然這些也是提高專業化程度的內容之一，但它不代表基本原則上的改變。從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看到《新民晚報》與《南方周末》之根本區別。這些結果部分支持了假設4a和4b，但是也顯示出我們在設置這兩個假設時，對於《新民晚報》與傳統「喉舌媒體」之間的差異缺乏細緻的分辨。
我們運用同樣的方法，分析了其它三個樣本的數據，結果雖然顯示了一些樣本間的差異，基本型態與表五、六顯示的相同。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詳述。總體來說，就媒體範例評價的信念根據而言，樣本間的趨同超過差異，這為假設6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
伍、討論：新聞範式的轉變及其研究
本文分析了2002年中國大陸新聞從業者和新聞專業學生問卷調查的部分數據，其核心是通過分析被訪者如何評價媒體範例，考察在中國的新聞改革過程中，不同新聞範式的呈現與轉換。
為實證地顯示新聞範式之「呈現」，我們考察了範例評價及其相互間的邏輯關係，這種評價與新聞實踐的基本觀念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從業者對這些信念及其相互關係的共享程度。分析的結果驗證了假設1和2，即所測量的新聞媒體分別歸屬不同的類別，「西方專業媒體」比「喉舌媒體」得到的評價要高。假設3和4各自包括了兩個方面，涉及「喉舌媒體」的方面獲得了實證的支持，即讚賞「喉舌媒體」與強調「政策解釋」和「為民說話」的角色相關。但是，分析的結果沒有完全支持假設3a和4a，讚賞「西方新聞媒體」和《南方周末》與強調「對抗角色」沒有期望的顯著相關。假設5涉及讚賞這兩類媒體與強調不同領域的訓練，這個假設得到了實證的支持。這些結果在4種不同樣本中的一致性顯然支持了假設6。
綜合這幾個方面的觀察，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被調查者當中確實有不同範式的呈現，但是實證的結果無法直接體現「範式轉換」。我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如Lee, 1994; Liu, 1971），對改革前的中國新聞體制及其之下的實踐建構出一個基線，並由此推論：改革前「黨的新聞事業範式」主導一切（參見Cheek, 1989, 1997），今天有「專業新聞範式」與之並存，因此反映了改革所導致的變革。所謂範式轉換，是我們對宏觀層面之動態的一個推論。但是，田野觀察使我們對這宏觀動態在個人和組織實踐層面的表現有具體描述（陸曄、潘忠黨，2002），也增強了我們對這宏觀推論之效度的信心。
據我們所知，此前沒有以量化方法考察新聞專業範式的研究，雖然量化地考察職業傳播者個人專業化程度已有相當長的歷史（參見Becker et al., 2001; McLeod & Hawley, 1964; Windahl & Rosengren, 1978）。在這個意義上說，本項研究是在探路。需要指出的是，對新聞範式的研究，已然成為大眾傳播研究中的重要領域（如Chan & Lee, 1991），其基本理念也在新聞專業主義的研究中若隱若現（如Reese, 1989; Schudson, 1978; Zelizer, 1993）。在中國大陸新聞改革的研究中，「範式」的意念及邏輯扮演著重要的理論組合角色（參見Chan & Qiu, 2002; Lee, 2000；陸曄、潘忠黨，2002；Polumbaum, 1990b; Zhang, 2000）。相信隨著不同方法的運用，這個極具啟發意義的概念，會幫助我們進一步拓展對新聞運作及體制的研究。
實證地探討「新聞範式」及其轉換的首要障礙，是「範式」這個概念的多義。面臨眾多的批評者（Lakatos & Musgrave, 1970），庫恩（1970）本人對此也有所認識，並有所反思。他在1970年再版其《科學革命的結構》時增加了一個很長的「跋」，試圖回應他的批評者，並提升「範式」、「範例」等關鍵概念的內涵準確。在新聞社會學的應用中（見Bennett et al., 1985; Reese, 1989），這個概念也似乎給人難以準確把握的感覺。遵循庫恩的範式理論之邏輯，陳韜文和李金銓（Chan & Lee, 1991）對新聞範式做了比較嚴格的界定，強調「範式」的原理性（內容為基本假說，為理性思考和判斷的邏輯前提）、結構性（這些觀念具有邏輯上的交織，構成所謂「觀念圖」）、共享性（這些觀念成為許多人所接受的「常識」）、指導性（這些觀念伴有與之匹配的實踐方法和技術，並通過具體的範例所體現，通過對範例的效仿而實現）。我們也是在這些意義上採用「新聞範式」這個理論鏡片，來考察中國新聞從業者的觀念結構。進一步提升這個概念的理論準確和操作化程度，仍將是今後研究需要努力的主要內容之一。
本文的主要缺陷在於，在做了理論的描述之後，我們對出現不同範式競爭的原因和過程缺乏探討。這當然部分是因為我們的數據來自橫截設計（cross-sectional design），不足以記錄變化。理論上的原因在於，「範式」的動態表現只會在從業者的具體實踐中，量化的分析可以描述觀念的結構，卻不足以表現這些觀念如何與具體場景和在此場景下的實踐相勾聯。因此，我們可以將本文量化分析的結果與此前質化研究的結果相互映照地看。本文的重心在顯示觀念層面的結構關聯，並由此看到「專業新聞範式」在中國的呈現。此前的質化分析為本文假設之設立提供了現實的基礎，即考察新聞專業主義範式的現實可能。質化觀察同時顯示，在實踐中，「專業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和專業控制模式，並未與中國的體制和實踐場所形成良好勾聯（陸曄、潘忠黨，2002）。因此，我們不可由本文量化的結果簡單地推論，說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已成為新聞工作的主導意識形態。對於專業主義理念在實踐中體現的程度和形式，還是得依賴質化的觀察才可確定。對於新聞專業主義的實踐表現以及在中國改革中如何發展，仍然需要質化和量化並進的研究。
但是，即便是在本文的相對靜態的量化分析中，我們也還是可以探測到一些範式轉變的痕跡，它們具有理論提示的意義。
首先，我們知道，中國大陸的新聞改革始於體制內部的動因，改革的過程以短視的、機會主義的「臨場發揮」為特徵（Pan, 2000a）。由此而啟動的改革並不以否定原有範式的核心為起點，結果是，原有範式繼續以其慣性的力量發揮作用。表現形式之一是，「黨的喉舌媒體」繼續作為範例彰顯傳統範式，並通過權力結構上的優勢，確認、篩選、合法化不直接挑戰傳統範式核心的改革實踐（Pan, 2000b）。表現之二是，「黨的新聞事業」範式吸納改革中新起的市場力量，調整實踐方式（Zhang, 2000），並以此營造出新的「範例」，如《新民晚報》。這些範式邊緣的變化和範例型態的創新，使得傳統範式得以修補內容，維護其核心。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專業新聞在中國雖然有歷史淵源（施吉吉，無日期），但是「西學東漸」的一部分（陳韜文等，2003；張育仁，2002），隨著1949年後「黨的新聞事業」體制之確立（Liu, 1971），它幾乎蕩滌已凈。即便是到了1999年，當學界終於正面提出「新聞的專業主義」這個概念時（郭鎮之，1999），它仍然必須包裝在官方政治術語之中。時至今日，這個概念在中國學界和新聞界，仍然一派混沌，甚至在措詞之間糾纏（專業主義vs.職業主義）（Pan & Lu, 2003）。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顯然，西方專業新聞媒體的典範作用就更加不可低估（見陸曄、潘忠黨，2002）。新聞從業者能夠清晰辨認這些範例，並將之與其它類型的媒體相區分，尤其是與改革中湧現的「創新式」喉舌媒體相區分，顯見外來影響在中國新聞改革中的巨大作用。這種作用，相信在中國全面進入「世貿」後更為突出。「新聞專業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和專業話語體系在中國學界和業界的興起，正是「全球化」的一個構成部分。本項研究的資料還顯示，教育程度以及新聞從業時間（即專業年齡）與讚賞「喉舌媒體」呈顯著負相關，與讚賞「專業媒體」（含西方媒體和《南方周末》）呈顯著正相關。雖然橫截調查的數據不足以支持動態的理論假設，但是這結果仍然有提示意義，即中國新聞從業者的觀念正在逐步趨向西方專業主義範式，並將更強烈地影響中國新聞從業者的專業實踐。
第三，我們也不可將外來影響或與「世貿」相連的「全球化」趨勢簡單看作影響的單向流動。座落香港的鳳凰衛視和地處廣州的《南方周末》在中國新聞從業者的示範作用，可被看作是全球化與區域化和本地化互動的表現之一（Chan & Qiu, 2002; Pieterse, 1995; Robertson, 1995）。事實上，《南方周末》在中國受到的推崇，比西方傳媒有過之而無不及，當中應有源於本土的原因及本土加工改造的努力。不過，我們想強調的是境外媒體對大陸傳媒的衝擊，而這種衝擊自開放改革以來已經存在，早在八十年代，廣東珠江經濟台就從香港的電台獲取改革的靈感，以其成就產生連鎖反應（Chan, 1994）。顯然，在今天資訊流通開放的條件下，具有改革活力的中國新聞從業者會掃描全球的新聞媒體，關注它們及其新聞工作者的實踐活動，並從中得到啟發。《紐約時報》、BBC新聞、CNN等媒體的全球延伸，使它們最能吸引同行的關注。最近《紐約時報》出現Jason Blair抄襲、作假的醜聞，該報揭露此醜聞的長文見報第2天，就在中國傳媒網上得到轉載，並有中文翻譯，引起了熱烈討論。這個案例清楚說明，中國新聞界對全球「典範」媒體的特別關注。但是，如果有本地或接近本地的「典範」媒體，他們會倍感親切，這不僅由於接觸、理解上更方便，而且在於這些媒體的新聞從業者是中國新聞從業者熟知甚至是親切的同事、朋友、同學，他們所服務的媒體之成功，自然將「典範」展現為某種現實的可能。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會發現《南方周末》和鳳凰衛視所得評價甚至高於執美國新聞專業主義牛耳的《紐約時報》。
以上從本文報告的結果中得出的理論引申，當為今後的研究提供有啟迪的思路。這種內外互動、拿來與內生相映成趣，也許就是轉型社會新聞範式轉換的基本型態。
註釋
1 本文採取了中國大陸通用的語言，將paradigm譯為「範式」，將exemplar譯為「範例」。這麼做的唯一原因是，臺灣通用的「典範」一詞，在本文內與exemplar（可譯作「範例」或「典範」）不易區別。本文資料部分來自「中國新聞改革」研究專案。這項研究得到了香港特區政府大學資助委員會給潘忠黨、陳韜文等的資助，和威斯康辛大學給潘忠黨的Vilas Associate Fellowship資助。上海復旦大學陸曄教授與我們分享了本文分析的數據，各地很多人對我們從事這項研究鼎力相助。我們在此一併向他們致謝。
2 本文使用「新聞範式」時特指「新聞實踐的範式」，與作為文本的新聞（news）當中所體現的認識範式不盡相同。這個區別在文獻中不明確，但對本文很重要。本文研究的是作為社會實踐的新聞（journalism），而非作為文本的news。參見Carey（2000）。
3 本文並不試圖將各種媒體歸類到特定的範式，因為很多媒體並不具備「範例」的基本條件，就如並不是所有研究項目都可成為科學研究的「範例」一樣。本項研究只是考察那些公認代表某種新聞理念的媒體，探尋新聞從業者對它們的不同評價，以及與這種評價相關的新聞理念。通過描繪這種「觀念圖」（constellation of ideas），我們可以得到「範式」呈現的實證觀察。
4 特別需要提出的例證是《南方周末》所表達的立場和取向（比如，該報編輯部1999和2000年的新年致辭，以及2003年4月10日的千期致辭），以及由該報所激發的業界對新聞實踐和新聞改革的討論（見http://bbs.woxie.com/list.asp?boardid=4和http://chinese.mediachina.net/index_bbs.jsp）。
5 來自各個方面的資料可顯示對這種形象的廣泛認可 ，包括作者的田野考察（field research）和新聞業界與新聞專業學生頻繁光顧的《南方周末》BBS（http://bbs.woxie.com/list.asp?boardid=1104）。註4提到的《南方周末》自身的形象宣傳也可為佐證。
6 以上兩報發行量來自兩報自己的數據，廣告收入數據分別來自中華傳媒網，「2001年中國媒體廣告營業額100強」（2002年12月20日取自http://chinese.mediachina.net/2001zgggph1.jsp?m_id=2381&
show=6）和湘財證券，「傳媒業發展回顧與展望」（2002年12月20日取自http://www.chuanmei.net/chuanmeiyefazhan.htm）。對《南方周末》取向的概括，可參見該報自己90年代後期以來每年的新年致辭以及該報1000期的回顧文章。
7 受篇幅所限，本文不準備引述中國大陸官方的新聞理論文獻和有關的西方文獻。不少學者對這些不同已有論述（如Lee, 2000；陸曄、潘忠黨，2002；Pan & Lu, 2003）。對中國大陸新聞範式之表現及其改革中的變化及延續，可參見Cheek（1989, 1997）和Polumbaum （1990a, 1990b）。
8 這不等於說中國新聞從業者有系統的認識，而是說他們持有這樣的形象。這種差異目前也被新聞學界所認識和探討。見張卓 （無日期）、展江（2002, 2003）。
9 陸曄和潘忠黨（2002）通過實地考察，引用業界的文獻，尤其是中央電視台評論部的實踐，對此有更詳盡的分析。趙月枝（Zhao, 2000b）通過對中國新聞媒體批評、調查報導的分析，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對這二者之間在理念和實踐上的張力與一致之分析，參見Zhang （2000）。
10 這7所大學在全國不同的地區，不僅有地域差異，而且有經濟發展水平和媒體開放程度之差異。它們是北部的中國人民大學（北京），東南部的復旦大學（上海），西北部的蘭州大學，中部的武漢大學，西南部的四川大學和廣西大學，以及南部的暨南大學（廣州）。原項目的設計是為了考察大學四年新聞教育的影響，因此，樣本設計要求從每一學校調查大一、大四學生以及已畢業並從事了2年或以上的從業者。本文的分析利用這種樣本設計以驗證「範式」在不同群體中的趨同性。
11 為行文方便，本文稱所有樣本成員為「被訪者」。此稱呼並不表示調查對象得到了訪員的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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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變項測量的問卷用語、描述統計及信度係數
1. 新聞傳媒社會角色信念：
問卷用語：
下面是一組描述新聞媒介的社會功能的句子。您對這些媒介功能的重要性看法如何？請用五點量表來圈選，1表示「非常不重要」，5表示「非常重要」。
Journalistic Paradigm Shift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Evidence from Media Exemplar Evaluations
Zhongdang Pan and Joseph Man Chan*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findings from the 2002 surveys of China掇 journalists and journalism students. It show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media reforms and media globalization, two journalistic paradigms, “party journalism”and“professional journalism,”now co-exist among China's journalists. While the former is associated with praises for the Party organs, the latter has complements for the western media; while the former is rooted in emphasizing the media's policy explanations and popular advocacy roles, the latter is built upon the idea of the media as a disseminator; while the former is related to its emphasis on training in party propaganda policies and the official journalism theories, the latter tends to favor the teaching of a broad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hese competing paradigms are also found to influence how journalists evaluate innovative media outlets that have emerged during the reforms. These observations reveal som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journalistic paradigms: an internally
coherent configuration, broadly-shared ideas, and a structuration of adherents?reasoning and judgment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journalistic paradigms, profess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China掇 media reform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Mainland China media reforms,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tic paradigm, media exemp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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