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處：81期,頁85-123)
新聞專業中的性別政治：
媒介組織對女性記者及其報導的影響
蕭蘋
《摘要》
本研究探討在愈來愈多的女性記者逐漸加入政治經濟等硬性新聞路線之後，是否對日漸增多的女性政治人物有比較正面的報導，企圖進一步瞭解女性氣質和新聞專業主義之間的衝突關係。過往的新聞研究已發現，女性記者並非具有自主性的獨立個體，而是在社會文化與媒介組織的限制之下進行新聞產製的工作。本研究深度訪談了兩家報社五位主跑女性政治人物領導部會的資深女性記者，訪談資料的分析顯示，女性記者的加入很難改善新聞內容中性別的再現。受訪者一方面表示她們擁有自主的新聞採訪和寫作空間，並且宣稱她們都是以「中立客觀」的方式報導女性政治人物。但弔詭的是，她們又說通常會以私領域、軟性的角度去呈現女性政治人物。這種矛盾主要是因為女性記者傾向接受與內化媒介組織的要求，逐漸將同僚的態度、對閱聽人的想像、和報紙產業的市場導向當做一種「客觀的」、「正常的」新聞慣例和運作。本研究的結果將有助於瞭解媒介的組織和體制如何建構和維護性別的階層化，以及應該如何突破這種性別階層化的再製。
關鍵詞：新聞媒介組織，新聞專業主義，女性記者，性別再現
壹、女人的戰爭？女性新聞產製者與新聞中的女性再現
在文化中所具有的刻板、狹隘、扭曲的性別形象，是製造和維持女性次等地位的主要機制。在社會文化的運作中，透過對於女性理想舉止（她應該做什麼、如何做、以及外表看起來該如何）的界定，女性因此受到巧妙而有力的規訓與控制。這些女性的「理想」形象滲入日常生活的實踐與論述之中，成為定義女性氣質的主要重點（Smith, 1990），並且通常被認為對於女性有相當負面的影響。大眾媒介是公共論域中的主要界定者，並且在公共議題的性別架構與相關論述上，扮演著重要的文化功能。因此大眾媒介（包括：新聞、廣告、電影等）中所廣泛傳佈的負面女性的形象，即成為對女性文化壓迫（cultural oppression）的一種重要形式（Milkie, 2002），而這也成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近年來所關注的重要議題。
在討論大眾媒介和性別的關係時，焦點大多集中在兩方面，一是檢視女性在媒介組織中的地位與工作現況，另一則為關注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在媒介內容中的描繪與呈現。以新聞媒介的內容而言，女性在其中不僅在量的方面呈現不足（underrepresented），在質的方面也是被過度扭曲和狹隘的錯誤再現（misrepresentation）（van Zoonen, 1988; Bridge, 1995；翁秀琪，1994）。另一方面，在新聞媒介的組織中，無論中外，女性的新聞工作者的數量較為少，並且大多位居媒介組織權力位階的下層（van Zoonen, 1988；羅文輝，1996）。
以上在媒介組織和媒介內容兩方面的研究結果使一般的研究者（尤其是自由主義取向的女性主義者）容易導致一個輕遽的結論和建議，也就是「女性記者人數的增加可以促使新聞內容的改善」（Byerly, 1995）。然而這種結論受到van Zoonen（1988）嚴格的批判，她認為這個結論，在婦運策略的施行上很容易受到挫敗，因為這個建議忽略了以下兩個概念的複雜性：（1）女性氣質（femininity）；（2）新聞產製（news production）。首先，就「女性氣質」的概念而言，在這個結論的基礎假設中，似乎有一個女性新聞（feminine journalism）的本質存在。然而，究竟男性記者與女性記者之間究竟是否存在差異？Baehr（1981）即認為，女性記者人數的增加，未必能造福大多數的女性。她認為，這樣的發展只會導致優勢的中產階級的女性被媒介進用，而這些女性的目標只在於設法晉升（get on）至男性的世界。這樣的改變並非不好，只是變動的輻度太過有限。作者認為，「性別」並非一個固定不變的個人特質，而是一個主體持續變化的過程。因此我們必須要瞭解性別與組織的脈絡之間的「連結」（articulation），以及女性在媒介組織中特定的位置與經驗如何建構她們做為女性與新聞專業工作的身份認同。
其次，就「新聞產製」的層次而言，「增加女性記者可以改善新聞內容」的結論，忽略了個別記者是在社會、組織與意識型態等因素交織纏繞形成的環境中工作，是這些因素的交互影響（而非個別記者）共同形塑、影響了新聞內容的產出，因此個別記者所可能擁有的自主性（autonomy）必須受到質疑（Ettema, Whitney, & Wackman, 1987; Schudson, 1989）。 除了以上兩個概念的缺失之外，在相關的經驗研究上，「女性記者的增加是否真能促進新聞內容的改善」這個命題至今尚未都得到確實的檢證。1
以台灣的新聞媒介而言，女性的新聞工作者仍是居於少數，大約只佔三至四成的比例（羅文輝，1996）。2然而，近來則有一個新的趨勢，即女性逐漸進入在傳統上屬於男性特質的硬性新聞領域，並且在這個領域中漸次佔有重要的位置，分享決策的權力。舉例而言，全國性報紙《聯合報》的總編輯、經濟組組長和召集人以及政治組中的國會召集人、總統府路線召集人等皆為女性；《經濟日報》的總編輯、採訪主任等也都由女性擔任；在《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政治組的採訪主任、國會組的召集人等亦為女性；《自由時報》政治中心的副主管為女性，她並兼任副總編輯的職位。3這些現象顯示台灣女性在新聞組織中的地位已逐漸有所改變。
但女性在媒介組織中地位的改變是否會影響到新聞中有關性別的呈現，就如同van Zoonen所預期的，從台灣相關的研究結果中，我們似乎無法得到正面的、令人振奮的答案。以政治新聞為例，女性政治菁英的再現，依舊包含了扭曲的刻板印象，並且也再現主流社會對女性參政的種種迷思與意識型態。一些相關的新聞文本分析顯示，女性進入政治領域，職務位階愈高，其所招致的敵意與被媒介負面建構的程度也愈高，而在傳統上隸屬私領域的母職或女性氣質的迷思，也經常在媒介文本中被召喚出來，與女性政治菁英的政治實踐並置，使得針對女性政治菁英的報導經常落入公／私領域的張力與衝突之中（倪炎元，2002；陳玫霖，2002）。
同時女性政治菁英所遭遇的政治困境，也未必能獲得同是女性的新聞專業工作者的諒解。舉例而言，常是新聞爭議焦點的女性政治人物陳文茜，即曾對相關的新聞建構與新聞記者的對應方式表達不滿，陳文茜於1996年辭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職務，在一次媒介專訪中，她說：
立委黨內初選時，有個記者問：「你不覺得這是一場女人的戰爭嗎？因為國民黨推了幾個女人，民進黨也推了幾個女人，妳覺不覺得會變成一個女人的戰爭？」這是一個女記者，問時的口氣好像很八卦，她是個政治記者，是個專業記者，我就很不客氣地教訓她，當時我是生氣的，我氣的是在台灣這個社會所培植出來擁有所謂公眾領域的女性，是好不容易的，卻整天拿職業來傷人。（林青蘭，1998.8.9，引自倪炎元，2002：52-53）
陳文茜這段對於女性記者的批評反映了一般性個人化的媒介批判，她雖然批判了媒介對於女性政治人物之間的衝突是一場「女人的戰爭」的建構，但卻不經意的落入另一場女性政治菁英與女性新聞工作者對峙的陷阱中。研究者認為，這個女性專業菁英對峙的困境不能只歸咎於個別的（女性）新聞工作者出了問題，而必須由更大的文化和制度的脈絡中去尋求批判性的解答，因為正是在這個較大的制度和組織的脈絡中，女性的新聞工作者在其中工作，而新聞的內容也在這之中產出（Ettema, Whitney, & Wackman, 1987; Milkie, 2002；蕭蘋、楊芳枝、游美惠，2002）。
這種對媒介產製的制度性理解將有助累積女性主義媒介研究中有關女性新聞工作者的知識，並且也有助於女性主義與婦運所能採取的策略和舉動。尤其是在台灣的政治結構產生急遽變化的時候，民進黨首度執政，晉用超過四分之一的女性內閣閣員，台灣的媒介組織和新聞工作者如何對應這樣的變化，會不會影響到新聞產出中女性形象的轉變？這些問題都值得從制度、組織的層面上加以探究，也就是藉由理解生產女性形象的新聞守門人在媒介組織中的實務，以探討女性氣質的界定所產生的爭鬥（struggle）過程，而這也是當前女性主義媒介研究的中心議題（van Zoonen, 1994）。因此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即在理解女性新聞工作者以及與性別有關的新聞產製所面臨的制度、組織和文化的限制為何？這些限制如何影響女性新聞工作者對於所報導的女性政治人物的理解與建構？
貳、性別化的（gendered）媒介體系與新聞產製過程
有關個別媒介工作者所能具有的自主性，相關的媒介組織研究提供了一些相當細膩的觀點，這些研究大多認為媒介工作者只能具有非常少的自主性。Dimmick & Coit（1982）曾經提出一個研究媒介生產過程的分析架構，他們認為：媒介的生產是一個具有階層性的系統（a hierarchic system），其中包含九種相互影響的表層次：（一）國際組織；（二）國家政策；（三）媒介產業；（四）媒介所有權結構；（五）媒介的市場；（六）媒介組織；（七）媒介工作者的專業組織；（八）媒介工作者之間的非正式接觸；以及（九）個人的內在層次或認知層次。在第六個「媒介組織」的研究層次中，大多數的研究都集中在組織的政策、目標、工作的例行性運作、分工與階層，相關的研究都指出，新聞生產具有的例行化（routinized）的特質（Tuchman, 1978; Gitlin, 1983; Hirsch, 1973）。
從上述Dimmick & Coit的分析層次中即可發現，雖然媒介的專業講求個人所具有的自由度與自主性，但在實際的媒介組織運作中純屬個人所能做的決定卻是相當有限。個別的媒介工作者未必都會親身經歷以上這些交錯複雜的因素，然而這些因素所構築成的框架已經都被視為「當然的」和「自然的」存在。同樣地Gans（1979）也認為，雖然記者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個體，但新聞組織已經充分的科層化，因此即使是不同的記者在相同的職位上，仍會有相同的作為。圖一是McQuail（1994）所提出的一個簡化的架構，呈現的是影響個別傳播者日常工作經驗不同的遠近因素，包含：國際性、社會性、媒介產業／制度、組織與傳播者個人的角色等因素。
van Zoonen（1988）發現，有關女性與新聞的研究大多集中在Dimmick & Coit模式中的最低層次，也就是個人的內在或認知層次。在這個分析層次中，Dimmick & Coit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守門人所採取的新聞決定模式是否會隨著情境的變化而有所改變，以及如何改變。van Zoonen指出，這個問題就「女性和新聞」的議題而言，可以轉換成為「性別在新聞選擇的過程中是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什麼情況下？以什麼方式？」然而van Zoonen回顧相關研究之後，她發現在個人的層次上，女性記者所具有的專業價值（professional values）和新聞選擇的行為，雖然與男性記者之間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差異不大。有些女性新聞工作者也許會讓女性的消息來源有較多的發言機會，但這都只屬於個別的努力，而van Zoonen也發現有一些研究指出，4新聞科系的學生無論男女，都同樣會寫出具有性別歧視的報導，他／她們對閱聽人的認知也同樣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
為何在新聞工作的表現和所持的意理上，男、女性之間差異不大？有些研究者認為，職業的社會化過程（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對女性會有特殊的影響。林芳玫（1996）認為，媒介組織的生產者在規範層次上受媒介專業主義和專業倫理的指導，但缺乏了性別意識的考量，專業主義往往在中立超然的外衣下，包裹著男性中心的價值標準。而女性做為新聞的專業工作者在媒介組織中所面對眾多的困境與差異性的對待，最主要即在於「做為一個女性」和「做為一個專業工作者」之間所具有的扞格。
van Zoonen（1994）引述了一些相關的荷蘭研究指出，女性在媒介組織中會遭遇對於女性氣質的社會文化期待，但同時又被要求符合新聞專業意理的要求。例如：Neverla（1986）即指出，新聞專業的社會化與一種競爭的、斷然的、沒有感情涉入的新聞風格，與女性本身的社會化過程相違背，相當不利於女性在新聞事業之中的發展，因此女性記者必須在女性氣質和男性價值為主導的專業意理之間謹慎維持平衡。Diekerhof等人（1985）的研究也發現，女性記者的容貌常受到來自男性同僚的評斷，或受到他們的「邀約」，如果她們「順乎人情」，就會被認為沒有專業的聲望，如果她們不理會這些男性的「注視」，則會被批評為沒有女人味。而有些因為工作而遠離家庭、丈夫和孩子的女性記者，則會被批評為有虧做為妻子和母親的「職守」（van der Wijngaard, 1990）。van Zoonen認為，當代這些對於女性氣質的定義以及對於新聞專業的特定要求，製造了各種不同形式的緊張和衝突，是許多女性記者共同面臨的問題。
此外，女性新聞工作者在媒介組織之中所面臨的困境，還包括她們仍然遭遇一些直接和間接的歧視。直接的歧視指的是媒介組織中性別隔離（segregation）的現象，女性新聞工作者的數量雖然增加，但仍然被侷限在低階職位或軟性新聞的領域中。而間接歧視則蘊藏在組織例行性運作的過程當中，較難被察覺和抗拒。例如：媒介產業依據個別接觸和個人網絡（以男性為主）的非正式程序會排除了女性的加入和阻礙其升遷（Gallagher, 1980）。Smith（1976）的研究指出，英國的女性記者被排斥在一些重要的學習之外，諸如：採訪硬性新聞的經驗、新聞的編輯、夜間值班與非正式的酒吧聚會，使得女性無法學習到組織中技術性與規範性的知識，進一步使她們的發展受限。Smith（1980）認為，新聞工作的非正式社會化過程具有各種的形式，都有可能將女性排除在非正式的資訊網絡和重要的學習情境之外。
女性在新聞組織中所遭遇的阻礙也包括來自男性同僚和上司的態度。Joshi（1987）針對印度一家電視公司的資深工作者所做的調查研究發現，大多數的男性都認為女性無法獨立的做決定，他們甚至認為和女性工作會增加他們的負擔。Smith等人（1989）針對美國的電視記者所做的調查發現，在被直接問及是否有任何性別歧視的問題存在時，受訪者都持否定的態度，但當詢及一些特定的問題（如：女性能否從事戰爭新聞的報導），男性的記者和上司都呈現性別歧視的態度。媒介產製過程中的性別歧視問題在不同的社會中，也許有不同的文化形式的展現，但這幾乎已是各國新聞組織中所共有的現象，相關的研究包括：奈及利亞（參見Irukwu, 1987）、加拿大（參見Craen, 1987）、英國（參見Baehr, 1981; Muir, 1987; Smith, 1980）等，都可以發現類似的例子。
最後，對於女性新聞工作者發展的另一個障礙是她們所負擔的家庭責任。這種工作／家庭的雙重負擔（double burden）是所有的職業婦女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但對於女性新聞工作者而言，這個問題尤為嚴峻，因為新聞工作時間很長，並且具有高度機動性，而新聞的專業意理假設一天24小時任何時間內都可能發生新聞，因此記者的工作也像母職一樣，永遠沒有完成的時候。van Zoonen（1994）認為，記者長時間和高機動性的工作並非出自組織真正需求，而是來自所謂「專業迷思」（professional mythology）的影響。由於媒介組織大多沒有提供托育的設施，迫使女性工作者必須在家庭和工作之間做一個選擇。一些調查顯示，在30歲以上仍留在新聞工作中的女性屬於少數，並且大多沒有小孩，然而男性工作者的情形卻正好相反（Smith et al., 1989）。
以上這些媒介組織中所存在與內含的對於女性工作者的歧視與障礙，會使得身處其中的女性工作者，在有意無意之間小心調整適應專業規範的要求，這個調適的過程所可能導致的結果是—保守現況的維護。相關研究顯示，一些微妙（subtle）而非明確的有關新聞專業的訊息，會促使記者自我檢查是否對這些專業價值有所違背。van Zoonen（1989）曾針對荷蘭一群懷抱女性主義思想的記者進行一連串的訪談，以瞭解新聞的實務與社會化的過程如何建構了一種「性別化」的專業主義。這些受訪的記者都是在就讀大學新聞教育期間，開始萌發她們的女性主義思想，她們選修了一些女性主義的課程。然而這些課程只是非常少數而邊緣的，並且被當做瑣碎而沒有意義的，而且外在的大眾媒介也大多拒絕女性主義所關注的議題，這樣的訊息使得這些受訪者早在學生時期就已學習到，新聞的專業和女性主義是毫不相容的，這樣的想法也在她們進入實習和正式的工作之後，一再增強。雖然這些受訪者清楚的知道女性主義和一般的新聞規範毫不相容，但弔詭的是她們都宣稱自己擁有完全的「自主性」可以完成她們的理想，然而在訪談中卻也流露出，一些組織內所存在的限制（包括同事的態度、關於閱聽人的概念、社會／政治的脈絡等），都促使她們必須接受甚至內化一些專業的要求，也因此限制了她們的理想實踐。
這些組織脈絡中所存在的障礙，不只侷限了女性記者的發展，也促使組織的產出品——「新聞」呈現種種性別的偏差（bias）與扭曲（distortion）。Tuchman（1978）的研究發現，婦女運動努力於喚起性別意識的長期議題，並不符合媒介組織中以男性為主的新聞定義與價值，最後在經過組織內部的爭辯後，這些女性議題即被放入一個分隔的版面—女性版之中。而翁秀琪（1994）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在台灣有關婦女運動的報導大多以「衝突化」和「個人化」的方式呈現，翁秀琪認為這種新聞價值的取決，一方面來自守門記者編輯的專業觀點，另一方面則來自組織的規範，二者交互作用，影響了最後呈現在大眾面前的新聞報導風貌。
回顧過去相關研究之後，我們一方面可以瞭解，檢視媒介組織內外部力量的運作對於新聞產製的瞭解相當必要，同時也可以明瞭為何促進新聞內容和產製過程的改變是如此的困難和充滿阻礙。然而在另一方面，從以上的研究文獻（大多為針對西方社會和新聞的研究）回顧，我們也不可以做過多通則化（generalization）的推論，因為在特定的組織脈絡下，「性別」具有特定的意義，它會如何的展現以及會產生何種的結果，都值得我們在不同的社會中進行持續的檢視。在台灣相當缺乏女性傳播者研究的情況下，5本研究將檢視女性記者所面臨的制度、組織和文化的限制，以及這些限制如何影響她們的性別觀點與意識。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主跑硬性新聞路線的女性記者進行深度訪談，以收集相關的資料進行分析。由於政治路線在台灣報社組織中一向被視為最重要的路線之一，更是男性價值所主導的硬性新聞的核心。然而台灣政治生態在最近四年有相當大的改變，有不少的女性相繼入閣，成為重要的部會首長，如：陸委會、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勞委會、文建會、僑委會、青輔會、新聞局等，而媒介內容也經常顯著的報導這些女性政治菁英的相關議題（倪炎元，2002；陳玫霖，2002）。同樣的在報紙內部，也有為數不少的女性被安排主跑這些重要的部會路線，或具有路線主管、召集人的地位。因此本研究即以主跑行政院部會路線的女性記者，做為訪談的對象，以瞭解女性記者在產製相關的性別政治的新聞中所遭遇的限制。
訪談對象的選取來自兩家報社，研究者以電話和書信向這兩家報社中主跑部會路線的女性記者進行邀約，得到同意之後，即由她們決定訪談的地點，大多是在外面的咖啡屋中進行訪談，只有一場是在受訪者主跑部會的公關室中進行，個別訪談大多在2002年5月底至6月中的二至三個星期間進行（參見表一）。最後完成五位女性記者的訪談，這個完成受訪的人數不算多，主要是因為在報紙重要政經路線中擔任採訪職務的女性原就在少數。6然而受訪的女性記者皆擁有豐富的新聞資歷，提供了相當深入而有價值的資料。而且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也發現一些本研究所關注的相關現象一再重複的出現，因此認定本研究的資料收集已達「理論性飽和」（徐宗國，1996）。
五位受訪者中有兩位為外省籍，三位本省籍；年齡方面除一位在40歲以上，其餘皆在31-40歲之間；婚姻狀況有一位未婚，其餘皆為已婚；在校主修的科系除一位是歷史外，其餘皆為新聞；五位受訪者皆具有很長的新聞工作資歷，最短的有將近八年的資歷，最長的則有22年的時間，其中有三位兼有主任、召集人或組長的職務。由於政治新聞的採訪圈不是很大，為了保護受訪者的隱私，使其身份不易被辨識，本研究將不指出其所在的報社名稱與其真實姓名（下文所呈現的受訪者名字皆為化名）（參見表一）。
在個別的訪談進行時，受訪者首先填寫一份簡單的問卷，問卷內容主要包含個人基本資料，問卷填寫完畢後，即開始進行訪談。訪談的問題主要包含三部份：（一）受訪者是否因為身為女性，而在工作上受到限制，包括婚姻家庭與其工作生涯的衝突，以及在媒介組織內工作和採訪路線的分配與升遷等是否遭遇困難；（二）評估受訪者所具有的性別觀點和性別意識與其新聞工作之間的關係，包括受訪者從其採訪的經驗中如何評估女性政治人物的表現，以及對於女性新聞主管的看法；（三）受訪者如何報導女性政治人物，以及報導的內容如何通過組織的守門過程。訪談的逐字稿在完成後曾寄回給每位受訪者修改與確認，之後再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而本文的初稿在完成後，也曾寄交給每位受訪者，瞭解其對本文內容呈現的意見。
在資料的分析與詮釋方面，本文以詮釋分析（interpretive analysis）的方法，參照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和研究問題，辨識資料中相關的主題（theme）（Reinharz, 1992）。舉例而言，有一主題為「婚姻家庭與新聞工作的衝突」，所有相關的例證均聚集起來一起進行分析。以下即為資料分析中重要主題的呈現。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主要在檢視女性新聞工作者所受到的制度和組織的限制，如何影響她們的性別觀點與新聞工作的展現。訪談所得的資料經過分析，主要可以分為兩方面。首先，在制度、組織的層面上，可以發現來自社會／文化方面的影響。受訪者大多肯定女性氣質（諸如：細心、敏銳、專注、善於溝通等）對於從事新聞工作而言，是一種優勢，但對於女性氣質是否能夠幫助女性勝任主管職務，則採取否定的看法，另外受訪者都共同表達了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涯之間，存有一定的衝突。其次，在組織的脈絡上，性別的因素如何影響新聞的建構？受訪者對於女性政治人物的觀察，大多宣稱是基於一個較為「客觀的專業要求」去評價女性政治人物的表現，然而在有關的新聞寫作之中，她們卻都表示曾從女性政治人物的容貌和私領域生活的角度著手描繪，原因是這樣的內容比較「有趣」，容易引起編輯、乃至於讀者的注意。這兩方面的限制，使得女性新聞工作者持有傳統保守的性別意識和新聞價值，對女性的政治菁英無法以同情理解的方式或鉅觀的理解架構加以報導。
一、制度／組織對於女性新聞工作者的限制
（一）家庭—工作的雙重負擔
一般已婚的職業女性所會遭受的問題——有酬的工作與無酬的家務所合併的雙重負擔，對於工作時間較長的女性記者而言，7具有更沉重的壓力。這種雙重負擔被視為女性在工作場域中持續居於從屬地位（subordination）的重要原因（Rapoport & Rapoport, 1976; Kahne, 1978）。全數受訪者在被問及女性記者在工作和生活上所遭遇的困難時，都先提及來自家庭和母職要求的壓力，她們對這樣的沉重負擔表示無奈的看法。受訪者隨手就能舉出一些周遭同事的例子，說明女性在面臨家庭—工作兩難的困境中，大多選擇離開競爭激烈的要聞路線、而換至較輕鬆的路線，主要的原因就是為了能夠「兼顧家庭」。一個受訪者表示：
有一些我們組裡女性的同仁，就可以很明確的感受到她們在家庭上的壓力。有一些女同事，條件不錯，政治新聞也滿能掌握，可是她就是要離線，想換去跑消費啦等比較輕鬆可以兼顧家庭的路線。那我覺得這個困擾就不會發生在男同事身上，這個是滿明確的。（文心，訪談紀錄，2002）
這個家庭和工作兩難的困境確實是女性所獨有，對大多數的男性新聞工作者而言則不會有所影響。8有一位受訪者非常明確的表達這個女性所面臨的困境，是來自於社會文化對於性別分工的限制，女性仍然背負沉重的家務和母職的負擔：
所以我覺得我們傳統社會裡面，還是男主外女主內，或是說大部分的家事還是女生來做，女生就是應該照顧小孩，或是說女孩子比較有母性的光輝，願意為自己的小孩奉獻比較多，我覺得那沒有辦法，像我報社很多男性記者都是結婚，也都有小孩呀！可是也都沒有那種問題呀！但是女孩子就會有這些問題呀！（芳伶，訪談紀錄，2002）
雖然在舉例中，受訪者大多能舉出一些因為家庭因素而在工作職場中受挫的女性同事的例子，但相對的這些受訪的女性記者在報社中主跑重要的部會路線、資深甚或兼有主管職務，有相當突出的工作表現，而較不受到家庭的牽絆，她們大多歸因是因為她們很「幸運」的在私人的領域中，擁有良好的支持系統（如：公婆、父母、先生或外傭等），而能在工作—家庭的困境之中求取一個相當緊張的平衡。一位受訪者表示：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自然有一套安排啦，譬如說她一定後面要有一套很強的支援體系，不管這個支援體系是來自家庭或者是幫手，我想我遇到的女記者，大部分都是透過這樣子的系統在幫忙。我覺得妳根本就沒辦法，尤其像我們，以日報記者來講，我每天有時候是早上開始工作，最晚也大概是下午兩點，吃過飯的時候妳就要出來，我們這個路線是比較辛苦的，那平常我回到家大概是11點半，有時候到12點，如果沒有支援體系的話，根本就沒有辦法。…我想大部分的女性記者都是用這樣子的方法苦撐過來的。（珊玉，訪談紀錄，2002）
（二）組織層面的限制：新聞工作與女性氣質的衝突
除了一般社會文化中的傳統性別分工概念對女性新聞工作者造成影響之外，在媒介組織中，性別的因素與新聞工作之間有更緊密而複雜的交互影響，這個影響對女性記者的限制有多重展現，包括在路線的分配、與消息來源的互動以及職位的升遷等方面。
在被問及「性別會不會影響報社內部的路線分配時」，大多數的受訪者都回答僅有社會新聞路線是不適於女性的，因為這個路線「很機動…可能會考慮到女生本身的安全」，而且「常常要上山下海，一些刑事案件啦，女生可能比較不敢」（芳伶，訪談紀錄，2002）。而對於女性是否適合常被視為男性事務的政經路線，受訪者則有比較分歧的看法。有些人認為，某些女性氣質，如：細心、體諒、善溝通，是女性從事新聞工作可擅勝場之處，尤其是女性較無成就的壓力，不若「男性進入這個行業，有比較大的野心和雄心」（敏如，訪談紀錄，2002），因此反而較能抗拒誘惑，專注於新聞的事業，並從中獲得滿足。一個受訪者表示：
女性比較細緻，而且比較有耐心，她對於一件事情的看法，比較能洞察秋毫。男性就比較粗線條，他可能集中某些比較大的（按：面向），可是比較小的他就不容易去發現。女性比較有耐心，她可以跟你磨，有時候沒什麼新聞她也可以慢慢跟你磨，得到一些蛛絲馬跡，以長久時間去寫出、調查一個新聞出來。再來就是她比較柔軟，擅於溝通，她可以跟官員慢慢的溝通，而不是說一定要怎麼樣，這也是女生非常大的一個優勢。
就我個人來講，從事新聞工作是我的興趣，走到現在我還是對這個工作很有興趣…我認為說我只想當記者，記者可以讓我有不斷的進步及一些吸收，別人認為成功的（按：意指升遷），我不認為是成功。我覺得這個工作對我自己的肯定，是顯而易見的。（敏如，訪談紀錄，2002）
雖然細心、善於溝通等女性特質使女性在從事新聞工作上具有某些優勢，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受訪者對某些女性記者運用柔弱的女性特質於採訪工作之上（尤其是在面對男性的採訪對象時），感到不以為然。有受訪者指出，有時這是投男性採訪對象之所好，尤其當面對握有權力的男性官員時，有些女性記者會使用這樣的方式以求得新聞：
因為男性的政治人物比較多，女性的記者好像覺得可以ㄋㄞ一下。事實上從過去黃義交的事情，他是男性，位居要津，本身是（按：過去的省政府）發言人，需要跟媒體多接觸，所以那個時候剛好也發生過幾宗這種女性記者和男性採訪人物之間（按：的問題），我不曉得這是不是常態啦，還是只是說女孩子有時候就很自然的有柔性的一面，跟你這樣子軟一下、ㄋㄞ一下。可是這招我覺得好像不一定也能夠奏效，可能就面對剛好男性的採訪對象會吃這一套啦。但是真正關鍵的話，我覺得好像要不到什麼（按：新聞）耶…（淑玉，訪談紀錄，2002）
在論及女性記者和握有權力的男性消息來源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有受訪者甚至指出，身為女性使她們在一些採訪的過程中成為被騷擾的對象，而由於對方是重要的消息來源，在權力關係不平等的狀況下，被騷擾的女記者通常採取比較隱忍的態度：
女生在採訪上有時候還是會遇到一些困擾，比如說有些官員或是有些業者會開些黃色笑話，或者性騷擾，有時候有一些飯局類的場合，有些官員可能就或許喝醉了，借酒裝瘋，通常女生會變成一個被攻擊的對象，這種情況是難免的…像我們碰到這種情況的話，通常就是迴避嘛！盡量不要把它變成立即的衝突，因為他可能是一個消息來源，妳可能之後還要再去採訪他…（芳伶，訪談紀錄，2002）
而在媒介組織的內部，性別會不會影響到升遷呢？從受訪者的言詞中，可以發現「玻璃屋頂」（glass ceiling）的現象仍明顯的存在媒介組織之中，雖然女性在新聞工作上的表現與男性並無二致，但在遇到向上擢升的機會時，「最後出線的大部份還是男性」（受訪者語）。一個身兼低階主管之職的受訪者說：
我覺得報社是一個非常金字塔的（按：組織），我的意思是說，當我們還只是一個記者的時候，除了社會組路線有一些（按：性別的）限制外，其他路線是不會有的。但這個金字塔是越來越尖，當妳越來越往上面的時候，我覺得那是難以避免的，妳會發現主管大部分是男生，女生還是鳳毛麟角的，雖然以我們報社來說，在基層的記者女性是多於男性的。（芳伶，訪談紀錄，2002）
有關女性新聞工作者在升遷上所受到的障礙，其原因何在？有受訪者提到「很多都是跟女性的特質有關」，這些對女性升遷產生障礙的「女性特質」包含：女性被認為穩定度差、心胸狹窄、無法立即做重大決定等，這些女性工作者也指出這些所謂無法適任要位的「女性特質」與社會上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有相當的關係。
譬如說在採訪主任、總編輯等較高的位置，報社內部就會比較考慮到性別的問題。我覺得他們考慮到的性別問題，很多都是跟女性特質有關。這個特質就是，可能很多女性她的EQ與個性的穩定度比較不一樣，我覺得這就是上面的考量，而且這也是我自己的觀察。我覺得如果說要做到一個像樣的主管，妳必須有一個很強的個性穩定度，然後，心胸要比較寬大。那我也必須承認說，很多女性，嗯，她是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研究者問：男性的同事比較沒有這樣子的問題嗎？]我不覺得男性同事沒有，只是說因為他的性別，所以容易讓人家去觀察他時，會忽略他這些問題。[研究者問：所以妳的意思是說，因為是女性，所以很容易跟情緒不穩、心胸狹小這些特質連結…]對，很容易讓人家這樣子劃上等號。其實這些問題男性也有，只是說在社會上同樣看人的時候，很容易給女性這樣子的一個印象，因此會影響女性的升遷。（珊玉，訪談紀錄，2002）
由於性別刻板印象的存在，女性被假設為不具有勝任要職的特質，又加上具有家庭照顧的壓力，女性在媒介組織中較少受到專業的歷練，因此也影響到女性一旦有機會擔任主管之時的表現。然這個問題卻很少受到重視，一般人仍將女性無法勝任主管職務簡單歸因為是性別不同所造成的差異。
要在報社去統合這麼多人，或是要去主導一個新聞報導的方向，可能會選擇男生來擔任是因為說，女孩子的新聞判斷或者她在面對外來的一些挑戰跟衝擊的時候，她的穩定度還必須要再加以磨練。其實這並不是說女生這方面比較差，而是說這個環境沒有給她那麼多的機會磨練，但是女性先天（按：指家庭）受一些限制，所以把她放到那個位置的時候，她的歷練準備可能還不是很充分，她面對很多情況，會表現出慌亂，最後別人又可能說是男女性別的不同，但不會探討之前為什麼養成的背景不一樣。（芳伶，訪談紀錄，2002）
由於女性在升遷上所遭受的困難，因此有受訪者竟認真的建議：「女性想要達到那樣的一個位子，那就要讓自己『去女性化』，而且『中性化』一點罷!」（珊玉，訪談紀錄，2002），可見在以男性價值為主導的媒介組織中，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所獲致的女性氣質因此被視為不符合專業的需求，而必須加以去除。這種專業意理和女性氣質之間的衝突，在這些記者面臨女性政治人物的消息來源時，更顯緊張與矛盾。
二、組織的限制如何影響對於女性政治人物的報導
本研究受訪記者的主要採訪對象皆為（或曾為）女性政務官，在詢及當她們在寫作相關的報導時，她們的報導在新聞守門（gatekeeping）的過程中，是否會遭到編輯或新聞組織內部其他人的修改，這些資深的記者多表明「幾乎不會」或「頂多做一些文字的調整」，似乎在新聞報導的寫作處理上這些女性記者都擁有相當的自主性和自由度。
若再進一步與她們討論到對於女性政治菁英的觀察與報導的角度，則可以發現女性記者受到新聞專業意理的影響，都強調以一種「中立客觀」的態度去評價女性政治菁英的表現，而且她們也不會特別以性別的角度去觀察女性政治人物在政治結構中所面臨的困境。但弔詭的是，雖然受訪者強調「客觀」和「去性別」的報導角度，在她們的新聞寫作之中，仍會不自覺的包含了性別的偏見，她們會依循新聞價值和組織的要求，描繪女性政治菁英的容貌與家庭生活等個人與私領域的層次，這與一般的新聞文本分析的研究發現類似。
當談及採訪過程中與女性政治人物的互動，受訪者都表示，並不會因為同是女性，而採取較為「同情」的態度。大多數人都強調要以政治專業的觀點，來評估女性政治人物的表現。一位受訪者表示：
我覺得我並沒有更同情，可是應該也不會更嚴苛來看待這些女性政治人物，我對政治人物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她在專業上的表現，我不覺得她有比男性更遭遇到什麼困難。（文心，訪談紀錄，2002）
大多數的受訪者也都強調不會特別從性別的角度去觀察、評斷女性政治人物，而是用中性和去性別化的角度在新聞中加以處理。一個受訪的女記者表示：「不要去強調她女生的特質，就回歸到政治，她是政治人物，妳就用中性（的角度）來看待她」（芳伶，訪談紀錄，2002）。甚至有受訪者提及「我不太喜歡用性別來看這樣的事情…她（按：指政治人物）是不是女性這個議題，我覺得不是擺在很前面。」（珊玉，訪談紀錄，2002）
然而弔詭的是，在就一些女性政治人物的特定例子做討論時，有受訪者即承認，性別的偏見仍然左右了媒介的報導角度。以曾經擔任經濟部長的宗才怡為例，她曾經引發媒介鉅細靡遺的注視和檢驗，主要即是因為她所具有的突出的女性氣質，一個受訪者表示：
大家目光全部就對準宗才怡…大家會很用比較嚴苛的眼光檢驗她，尤其是她女性的色彩，我想主要是因為她是女性，你想想看，如果她是一個男性的閣員，大家會那樣看她嗎？絕對不會。（淑玉，訪談紀錄，2002）
而在從事實際的新聞寫作時，雖然一再強調會用一種「中性客觀」的方式來評價女性政治人物的表現，女性記者卻表示她們會依循新聞的價值、設想讀者的角度等，以私領域的生活細節來書寫和呈現女性政治人物。因此即使女性政治人物出現在硬性新聞之中，受訪者也會選擇用一種「軟性」的角度去呈／再現她們。一位受訪者指出：
在報導的過程裡面，（我）會帶入她們的（按：指女性政治人物）私領域或個人的形象，如果是寫男性的政治人物就不會帶。我們會設身處地想民眾想看什麼，民眾會對怎樣的一個女生好奇…[研究者問：就跟社會一般對於女性所想要知道的一樣，妳去抓到那樣的角度來寫？] 對對對。因為這個算是軟性，妳寫太硬沒有人喜歡看，對報紙來講可讀性是很重要的，妳要有一些感情在裡面，一些生活上的東西。（敏如，訪談紀錄，2002）
事實上，這些所謂的「新聞價值和角度」不只受到新聞專業意理和潛在的性別偏頗的影響，而且和目前激烈的報業市場競爭壓力有關。這些女性記者在新聞組織內，感受到以軟性的方式來報導女性政治人物，會受到讀者的歡迎，因而也可以得到報社的青睞和獎賞。有受訪者即指出，對於女性知名人物私生活報導的強調，可以讓報紙的銷路更好：
璩美鳳事件時，報社內部就檢討，只要把相關的新聞提到前面的版面來，報社的零賣就賣的好。大家心裡都很清楚，…除非以後有很重大的結構性變更，造成媒體的自省，我相信這個現象會繼續存在。（淑玉，訪談紀錄，2002）
伍、結論與討論
從本研究的分析可以得知，在媒介組織和制度的脈絡下，女性記者的加入很難促成媒介性別偏差內容的改善，對於目前位居重要政治職務的女性政治人物，未必會有比較正面的報導方式。在五位受訪者中，幾乎沒有一位具有性別意識而能對女性政治人物存在的困境具有同情的理解。其原因何在？因為在組織和制度的限制之下，女性記者並非具有完全自主性的個體，因此她們對於新聞的產製所抱持的規範性觀點和所經歷的實務，仍是依循媒介組織的要求和媒介專業主義與專業倫理的指導。事實上，過去相關的研究皆證明，新聞專業倫理並非如其所宣稱的是「中立客觀」的，事實上某些與性別有關的共同的社會態度、價值與信念都是所謂「專業主義」下的基礎標準，而且也會形塑女性記者在新聞室所可能遭逢的性別主義所表現的形式（Bradley, 1995; Christmas, 1997; Dougary, 1994; Elwood-Akers, 1988; Graham, 1997; Hoffman, 1970-1; Mills, 1990; Sanders & Rock, 1988; Sebba, 1994; Skard, 1989; Skidmore, 1995; Smith et al., 1993）。而正由於新聞專業主義在新聞實務中所具有的「理所當然」的引導特性，使它很難被清楚的辨識出來和受到挑戰。
專業主義和女性氣質之間的衝突在新聞組織的脈絡中，有許多展現的形式。首先，女性記者本身即承受多重的制度和文化上的限制，包括：家庭與工作的雙重負擔、在組織內部的升遷與採訪的過程中皆遭遇騷擾和不被信任的問題。在媒介組織的脈絡中，女性氣質是否合適於以男性價值為主導、充滿陽剛氣息的政經新聞工作，受訪者有許多見仁見智的看法，有人認為「細膩」、「體貼」、「善溝通」等女性特質是女性新聞工作者的優勢，但也有人認為「柔弱」的女性特質，會使得女性新聞工作者在和男性官員的互動之間，產生問題。這些看法反映了性別和女性氣質並非是固定的個人特質，而是處於持續變動的過程當中。因此在組織的脈絡下，這些女性專業工作者的經驗就有一些不同的樣貌（van Zoonen, 1996）。
雖然女性新聞工作者各自具有一些不同的工作經驗，然而相同的是社會文化中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如：情緒化、瑣碎等），仍然影響女性在新聞組織中的發展。女性由於本身所承受的家務和母職的負擔，因此在媒介組織中的歷練受到相當嚴重的限制。再加上將女性視為「心胸狹窄」、「不穩定」等刻板印象，也影響到女性擔任重要主管的機會。這些證實了媒介組織的結構並非是性別中立（gender-neutral）的，而是隱藏了深層性別差異的結構在其中（Acker, 1990）。
媒介組織所存在的性別差異，是影響新聞產製的重要因素（van Zoonen, 1988），確實是本研究中一個無法被忽略的顯著問題。在新聞實務和專業社會化的過程中，這群受訪者接受並內化了一套主流的新聞專業意理，都強調要以「去性別化」、「中立」的角度，來評價和報導她們的採訪對象─女性部會首長，幾乎沒有人有能力洞察女性在政治結構中所受到的限制和偏見。藉由這種「客觀」專業規範的宣稱，女性記者似乎認為自己有能力排除個人的「前見」（preconceptions），將一種確切的「真實」呈現給讀者，而記者的角色則是獨立的、不帶任何感情的觀察者。Allan（1998）認為這種客觀的專業意理背後隱藏一種認識論，亦即Bakhtin（1963）所謂的「一種對真實的『獨白』途徑」（a “monologic”approach to truth）。宣稱「客觀」的記者都假設，真理存在「真實」之中，它可以用一種「透明中立」（transparent neutrality）的語言來表達，而不會受到個人價值的「污染」。根據這種「客觀」的標準，記者的專業經驗和個人的經驗、認同之間是可以截然劃分的。
然而根據女性主義的批判，現代的政治與道德理論的基本假設都簡單二分理性和慾望、感情之間的界限（Young, 1990），這種立場通常用一種普遍性的方式來宣稱，但實質上卻具有「男性」的本質，因為女性的主體被認為無法轉換為「客觀的」，也無法具有「理性」的特質（Hodge, 1988）。這種將政治、理性、公共連結為男性的本質，不只存在於哲學的討論中，也影響了許多社會、政治與文化的實踐。新聞由於具有公共的形式，而且本身就是一種公共論壇，客觀的標準和迷思在其中的運作影響尤為重大，這也成為專業主義或媒介組織中的性別歧視拒絕女性可以成為「專業工作者」的主要原因（Skidmore, 1998）。女性記者因此擁有非常衝突的「認同」，一方面她們想要成為一個受到認可、尊重和酬賞的「記者」，然而她們做為「女性」所擁有的女性氣質又被視為會損害專業主義。
雖然性別認同和專業主義之間存在著如此嚴重的緊張關係，在本研究中這些具備資深新聞經歷的受訪者卻都表示，她們對於自己的新聞作品具有相當自主的掌控，不會受到組織中其他守門人或編輯的修改。然而事實上，一些難以察覺的、微妙運作的新聞意理，影響了女性新聞記者的觀察角度和工作的實務。例如：媒介的框架（media frames）──新聞選擇的標準、強調的重點等所謂的「新聞價值」，確實影響到新聞的產出（Milkie, 2002）。受訪的女性記者都承認，她們會依據讀者的設想和報社的政策等，針對女性政治人物的外貌、私領域的事務特別加以描繪，這並不脫以往的新聞內容總是將女性的議題和私領域、家庭領域連結在一起的傳統（Epstein, 1978; Hanmer & Saunders, 1993; Meyers, 1994; Norris, 1997）。受訪者對這樣的情形大多不以為意，只有少數的受訪者自覺這是在組織的要求下，不得不然的、可能有問題的表現。由此觀之，女性記者的新聞生產活動不只是在媒介組織的脈絡下進行，而且她們與整體的媒介組織都是位在一個更大政治經濟的脈絡之下，目前台灣的報紙產業都是以經濟利益的極大化做為組織的首要目標，新聞商業化的過程所強調的「客觀」只在於排除異議（如：女性主義或婦運的意見）呈現，弔詭的是卻不在意這個過程中所複製的單一和傳統的「女性形象」（Carter et al., 1998），而這也正顯示出以客觀為核心價值的新聞專業主義所具有的維護現況的保守傾向。
總而言之，這些女性記者做為文化守門人的角色，位處在組織、市場、制度等力量交織的脈絡之下，進行新聞產製的活動，在從事女性政治人物的報導時，她們必須協商（negotiate）各種不同的要求，包括有關閱聽人的假設、媒介組織與產業的實務需求，以及她自己所面臨的工作要求和家庭生活壓力之間，求取平衡。在此情況之下，女性記者通常會依據新聞組織運作的慣例和既有的新聞價值，對女性政治人物進行「偏頗」的報導，並且很難有所質疑。
因此，要寄望女性記者數量的增加，即能改善新聞內容中性別再現的偏差，無異緣木求魚。當然這並非說不要增加女性記者的數量，9而是說不應僅此而已。從女性運動的政治策略和女性主義媒介研究的發展考量，在個人的層面上，應該要求的是讓更多的女性記者對於女性從屬地位被複製的方式，有能力從事政治性的理解，並且因此有意願去改變這個現象（Arthurs, 1994）。在組織的層面上，則應著重媒介組織內部創造對女性工作者友善和平等的環境，重新考量新聞價值中所蘊含的性別偏頗。在制度上，重新檢視媒介所有權的結構性問題以及國家管制的結構等，並思考是否可能創造另類的（alternative）女性主義媒介等（Isis International Manila, 1999; Domhoff, 1978; Gallagher, 1980; Jallov, 1996; Mattelart, 1986; Simonton, 1995; Soothill & Walby, 1991; Valdivia, 1992; Wasko, 1996）。從以上這些不同的途徑進行改革，才可能讓女性新聞工作者得到實質的支持，也才可能讓媒介內容有改變的機會。
本研究關注女性新聞工作者從事新聞產製過程中的相關問題，由於是從媒介組織與制度性的層次著眼，因此無可避免的忽略了個別新聞工作者所可能擁有的自主空間，以及新聞工作者之間可能有的相互連結與支援。台灣的媒介組織結構在未來如果能有更多的民主化的進展時，有關新聞工作者在媒介組織與制度性的限制下所擁有的能動性與抗拒能力，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的剖析。
註釋
1 相關經驗研究結果的呈現，在本文的「貳、性別化的媒介體系與新聞產製過程」有較清楚的整理。
2 根據羅文輝（1996）的調查，在台灣只有廣播媒介的女性新聞工作者超過半數，佔54.4%，其餘媒介中電視的女性新聞工作者佔35.2%，報紙的女性新聞工作者則為35.1%。廣播的媒介會有較多的女性比例主要是因為廣播已經成為弱勢的產業，男性因此大量退出，而女性得已進入。
3 這些資料得自研究者電話和電子郵件的詢問，2002年2月11、13日。
4 這些研究包括：Whitlow (1977); Merrit & Gross (1978); Orwant & Cantor (1977); Drew & Miller (1977); Jensen (1982)。
5 少數的相關研究包括趙仲定（1987）、梁慶瑞（1991）等，只侷限在女性記者的職業角色的分析。
6 以全國性的三個大報為例，《聯合報》政治組有15人，女性僅5人，《中國時報》政治組17人，女性亦有5人，《自由時報》政治組19人，女性只有4人，都在三分之一以下（資料得自電話和電子郵件的詢問，2002年2月11、13日）。
7 工時過長、截稿壓力等是新聞工作主要的勞動特性（台灣新聞記者協會，1997；劉玉惠，1991）。根據劉昌德（2003）的調查，37.1%的新聞工作者每日工作超過10小時，35.1%工作8-10小時，而每週工作6天者達41.7%。
8 在西方的新聞界，女性新聞工作者也面臨相同的困境，只是問題的展現形式有所不同，例如在荷蘭，59%的男記者有小孩，但只有不到20%的女記者有小孩（Van Zoonen, 1988）；在美國，相較於男性記者而言，女性記者也較不易擁有婚姻和小孩（Weaver & Wilhoit, 1986）。
9 因為增加女性記者的數量是女性工作權的正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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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Politics i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Gender Politics i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n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Constraints on Female Journalists and their Reports
Ping Shaw *
ABSTRACT
This study illuminates tension between femininity an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by examining whether news content might benefit from an increased number of female journalists. It is assumed that journalists are not autonomous individuals, as they are working under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nstraints. Interviews with five female journalists at two national newspaper organizations provide a rare glimpse into their contradictory work experiences. These accounts reveal their struggles over altering the narrow image of female politicians at the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All journalists say that they have the most autonomy they could possibly ask for and most claim that they could and should do neutral and objective reports. Paradoxically, journalists acknowledge here that they often present female politicians in news content from a soft and private angle. In fact, female journalists tend to accept and internalize the demands of their profession, which leads to the
significant paradox above.
Keywords: news media organizatio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female jour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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