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處：81期,頁201-206)

重繪新聞學地圖的第一步：

評陳順孝《新聞控制與反控制：

「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

魏玓

書名：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

作者：陳順孝

出版年：2003年

出版社：台北：五南

本書以實際的記者職場經驗資料為基礎，反思傳統新聞理論與實務，為重建新聞學跨出重要的一步，也開啟了我們對於這項艱鉅任務的種種思考。

理論與實務的差距，向來是新聞傳播教育者和學習者共同的焦慮。許多傳播新聞科系的學生進入新聞媒體工作之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會開始發覺，工作上所需要的「知識」，學校老師幾乎從來沒教過。這些知識，包括如何應付上司對報導題材和方向的指示、如何面對消息來源的要求或刁難，甚至是如何回應讀者的批評和謾罵等等。學院內的教育者對此也許感到困窘，但是實務工作者經歷的，可是如假包換的挫折、污辱、血淚、憤怒，是道德和良心的掙扎，也是實實在在的生存鬥爭。

有多年報社工作資歷的陳順孝，從自己的經驗和觀察出發，進行大量線上報紙記者的訪談，紀錄了台灣報業場域之中，記者面對來自各個方面的干預和控制，如何進行回應、保護自己，並維繫工作。陳順孝整理這些經驗資料，建構出台灣記者各種報導策略模式，連接上對於傳統新聞學理論與實務的反思，進而指引改革新聞教育和新聞實務的可能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全書文筆通暢，旁徵博引，不僅提供學術啟發，也帶來閱讀樂趣。

相對於長久以來傳統新聞學理論面對實際職場的捉襟見肘、破綻百出，以及部分學院教育者的犬儒、不切實際，空談所謂「理論與實務結合」的高調，陳順孝在理論研究和教育實務上，都做出了紮實且重要的貢獻。對於曾經有過記者工作經驗的人，或是正在線上的記者來說，看到《新聞控制與反控制》這本書，應該都會有「終於有人認真、務實看待這些職場事實」的欣慰吧！當然，陳順孝在這本書中的嘗試，也引發了我們對於新聞學理論和實務的種種思考。

《新》書從「控制」的角度切入，認為傳統的客觀報導理念，根本無法落實在複雜的新聞生產情境之中，因為「控制」來自四面八方。所以客觀報導是一種「信奉理論」（espoused theory），稱不上「使用理論」（theory-in-use）（頁5）。不過，如果說，學院和職場之間的差距，只是信奉理論和使用理論之間的差別，要解決這個問題似乎沒有那麼困難。我們確實可以從大量的新聞實務經驗中，累積和濃縮出一套（或很多套）使用理論。然而，《新》書所企圖達成的目標似乎不僅止於此，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理論」，來支撐所謂的使用理論。

首先，《新》書討論的控制來源，主要包括黨國機器、報業主，以及鮮少為人所注意，但是實際上非常嚴重的「黑道」、「黑金」控制。這些力量，不樂見記者的「記實」報導，損害了自身的利益，因此以各種方式威脅和壓迫記者，不得說「真話」。然而，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能會有錯覺，以為是記者個人與上述力量兩造之間的衝突。就此往下的探討和反思，也就只能停留在個人面對壓力時的生存之道，較難全面認識控制的本質，以及不同控制力量的邏輯、特性和影響。

事實上，所謂的控制，並不只在兩造發生衝突的個案上進行。或者說，每一個衝突個案只是其背後更大的勢力、組織或結構層次的互動下的結果之一。例如，書中提到著名的徐瑞希事件，是國民黨黨國體制與報業主之間侍從關係的寫照（頁161-162）；前屏東縣議長鄭太吉對記者的暴力相向，則是國民黨黨國體制「本土化」過程中，與地方非正式部門利益交換的副作用（頁117）。媒體是整體社會運作的一環，不同勢力對媒體的控制，也必須從社會各個部門之間，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的關係動態來進行了解。《新》書雖然提及了這些背景，但是似乎並未將之整合在研究問題和研究架構之中。因此，在過渡到恰當的使用理論之前，我們需要有關社會的理論（theory of society），或至少是「媒體與社會」理論的探討，而且是兼顧歷史面向的探討。

另一方面，雖然記者是最後的壓力承受者，但是他們畢竟身處媒體組織內部，很多控制的作用，其實通常並不「直接」落在記者身上，而是經由媒體機構和組織中介的。國家或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最有效的手段其實並不一定是對於特定記者的檢查或壓迫，而是法令的管制、資源的分配，以及對管理階層人事的介入。在設定好整個媒體環境的條件下，沒有激烈或明顯的衝突個案發生，並不意味沒有控制在進行。反過來說，「平靜無事」的運作過程，顯示控制更為有效，因為記者已經接受或內化了這些控制。這一點同樣適用在報業主或是商業性的控制上，尤其是在威權政治勢力控制消退，市場因素崛起的當前台灣社會。舉凡媒體企業內部因為商業利益的考量，所形成對於新聞題材和報導方式的種種習慣，或是廣告主（甚至是掌控報紙流通的零售企業）對於特定新聞處理的意見和要求，都急需我們進行更多的資料收集和分析。因此，我們也需要批判性的「媒體產業」和「媒體組織」理論。

不過，媒體的社會、歷史以及產業組織面向的整合，終究無法迴避一個更根本問題。那就是，「控制」和「反控制」關係的核心，究竟是什麼？《新》書雖然從質疑客觀報導理念出發，但是其反對的，並不是客觀報導理念本身，而是傳統新聞學對於如何實踐客觀報導的過度天真和不切實際。《新》書所關心的，是記者如何在種種控制影響之下，還能夠運用「策略」，既保護自己（避禍），又能夠完成報導的任務（記實）。雖然客觀報導的內涵有許多（頁4），但是紀錄和報導事實，顯然是其中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如果說客觀報導，有種種理論上與實務上的缺陷（頁5-12），那麼在討論記者的應對「策略」之前，也就有必要先就客觀報導理念進行全面而且深入的探討。

《新》書提到，客觀報導理念的源起，跟十九世紀美國的特殊政治和經濟環境有關（頁6）。相對於台灣，當時的美國具有較明確和成熟的政治民主環境，不過，就媒體角色而言，從黨同伐異的黨派報紙，過渡到強調客觀中立的大眾商業報紙，發揮關鍵作用的，並非是民主政治的需求，而是商業運作的邏輯。報業為了能夠進行大量生產，適應各種意見立場的讀者，於是以客觀報導作為訴求。兩種對立的報紙社會角色，卻都在論述層次上，宣稱自己有利於民主政治的運作，這樣的矛盾，如果不是兩者必有其一為謬，至少我們可以認清，無論是鼓吹主張，還是客觀中立，都是達成最終目標（透過新聞媒體的運作，促進民主的深化和發展）的手段而已。換句話說，客觀報導其實也是一種使用理論，事實證明，它被運用在商業利益的追求上，顯然要比運用在民主目標的達成上，要有效的多。商業利益的享有者（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因為受到較少監督和批評而受益的政治人物），為了掩飾這套使用理論在政治上的無能和商業的本質，於是刻意把這套理論從使用的層次，提升到信奉的層次，模糊了討論焦點，也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理論 vs. 實務」困境。

因此，我們所面對的最重要問題，並非是客觀報導此一「信奉理論」跟實務工作上所需要之「使用理論」之間的斷裂，而是關於新聞媒體「應該」承擔促進民主政治和公民權益之責任的「規範理論」（normative theory），跟在這個規範架構下，媒體制度、組織和編採工作如何才能夠完成此一規範性任務的媒體實務理論之間，所存在的巨大鴻溝。如果不是從這個角度進行翻轉性的思考，那麼藉由新聞實務現況的資料，反省新聞理論的不足，有可能被迫呼應，進而維繫現有的媒體生態。而針對記者報導策略的探討，也就比較還是在「戰術的」（tactic）層次上，還不到「策略／戰略的」（strategic）層次。既然所謂的種種「控制」型態，正是要讓新聞媒體無法發揮其應有的終極功能，那麼「反控制」就不該只是戰術的，還必須是戰略的。

在恢復、重建或是加強媒體的規範性社會角色的大戰略架構下，進行更多面向的思考、探討和調查，重繪傳統新聞學地圖，新聞傳播的教育者和實務工作者，都責無旁貸。這一項艱鉅但必要的工程，當然不可能由單一著作來完成，但是陳順孝的《新聞控制與反控制》，無疑已經為我們跨出了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