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處：82期,頁1-40)
社群之知 vs.客觀之知：從電子口語看電子新聞
沈錦惠
《摘要》
本文針對電子新聞的特殊性，嘗試超越客觀原則，為資訊品質概念另覓思考方向。首先討論廣電新聞影響下爭議漸增的新聞客觀概念，繼而借重對口語與書寫文化別有創見，對電子文化亦提出針砭的古典文化學者Eric Havelock和修辭學者Walter Ong，為新聞客觀概念背後預設的知識合法正當性尋根溯源。最後點出一種有別於客觀知識的社群之知，藉此指明：電子新聞若能促進美好社會的想像，常不是因為講究二元對立的客觀原則，而是因為重視關係營造的口語詩知。
關鍵詞：社群、客觀、資訊品質、電子新聞、電子口語、詩知
壹、前言
2004年1月28日這一天，國際旗艦級的英國新聞機構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遭遇了立臺八十餘年來罕見的重大危機。調查武器專家Dr. Kelly死因的赫頓報告（The Hutton Report）出爐了，對於在伊拉克戰爭中立場互異、卻都捲入Kelly事件的政府和BBC，做出了判斷。原來幾乎是千夫所指，政治前途岌岌可危的首相Tony Blair，一時間突然雲廓風清；相反地，過去數月來報導政府可能誇張伊拉克核武軍備以便揮軍伊拉克的BBC，則因遭嚴批違反客觀報導原則、編輯控管失當而陷入空前風暴，導致總裁和總編輯雙雙下臺，對其多年來「何去何從」的處境（O弸alley, 1994）不啻雪上加霜。1
BBC是一個純粹的電子媒體機構，1922年廣播建制以來即不斷隨科技更新，1953年開辦電視，1997年延伸到網路。BBC三大新聞平臺內容互通、相輔相成，在探測電子新聞潛能方面一向不落人後；即使是網路平臺，也都有豐沛的超媒體連結。置身赫頓風暴核心，三大新聞平臺同時蒙羞，但面對不能不報導家務事的尷尬處境，其口語播報仍不慍不火。即使遭逢重大危機且前途攸關，其新聞畫面仍舊盡力維持其聽來看來都不失超然且兼顧平衡的報導，不但讓「敵方」（政府）和批評者的立場意見等比例呈現，同時也表現得仿如置身颱風眼般的平靜──縱使這是最能洩露情感的播報管道。
BBC在赫頓報告事件中的是是非非、其長年在政治角力和商業覬覦中面臨的不確定命運，及其是否善盡社會公器之責等問題，非本文所欲關心。這個涉及品質爭議的事件，帶出一個值得玩味的問題：電子新聞主要特色在於其即時性，這種打一開始便受矚目的特質，2能否以愈來愈有爭議的客觀概念作為檢驗其資訊品質的原則？
在傳播研究的傳統中，新聞一向居於舉足輕重的核心地位。且暫時擱置新聞與公民社會的關係而單就表達形式來看，那是因為較諸其他文類而言，新聞一直被認為負有真相告知的任務，被期待成為日後社會記憶的憑藉和社會知識的基礎；新聞媒體因而總是被賦予中介角色，期望其中立客觀。然而拜電子媒體瞬間傳佈的資訊傳播效能以及影音文字的數位化趨勢，新聞的即時性日益鮮明，其介入社會程序的特性因而也就益發彰顯。別說擁有不同新聞平臺的BBC，即使在臺灣，無需一個BBC這樣全方位的電子新聞機構，我們都已見慣新聞在不同媒體平臺間的相互滲透，也都見慣媒體和現實間的相互滲透。在日益輻輳的電子媒體影響下，我們更不難發現有愈來愈多的社會互動或社會事件，與其說是由媒體居間傳介，不如根本就發生於媒體，成為如假包換的媒體事件。這種現象使媒體常常不是傳統概念的現實傳介者（media as mediator），卻更像是建構現實的過程（media as process）或情境（media as context）（見Chesebro & Bertelson, 1996；沈錦惠，2003）。相對於傳統版面固定不變的紙類印刷新聞而言，電子新聞的即時性尤其使它更像是現實建構的場域或參與者，而非中介者。
這種即時特質，表現於廣電新聞的是其視聽敘事的流逝性（evanescence），表現於網路新聞的則是其易於更新變動的暫時性。網路新聞雖仍以文字呈現為主，其易於安置的超媒體連結仍使其極易兼具視聽敘事的流逝性。這顯示立基於時間的電子新聞本身具有「發生中之事件」的特質，近似社會生活中的言說經驗，而不像是某種靜態現狀的定型紀錄，理應承載真相告知的社會期望。雖然臺灣的兩大新聞網（聯合新聞網和中時電子報）不論就更新頻率、幅度，或超媒體連結的質量而言皆遠不如BBC，仍然具有相當的即時特質，因而它們的新聞也多少具有「事件」特質，只是不那麼鮮明而已。
如果不能單純地由中介角色來期望即時性的電子新聞善盡真相告知之責，我們還能如何期許其新聞品質呢？對深受電子新聞即時性所衝擊的現代社會，尤其是久困於藍綠煙硝和羶腥八卦的臺灣社會而言，這個問題應該值得深思。本文擬先討論在廣電新聞的視聽敘事影響下漸漸顯出爭議性的新聞客觀概念，繼而借重對口語與書寫文化別有創見，對視聽敘事和網路溝通亦提出針砭建言的古典文化學者Eric Havelock和修辭學者Walter Ong，為新聞客觀概念背後預設的知識合法正當性尋根溯源，並且討論一種有別於客觀知識的社群之知，期能為電子時代的新聞品質議題另闢思考方向。
貳、客觀概念的爭議：電子新聞的影響
在閱聽人處處都可以取得新聞的今天，「客觀」這種概念仍足以用來重擊像BBC這樣一個具國際威望的新聞機構，可見其威力之大。與一般文類不同的是，新聞報導尤其需要贏得信任，才能發揮傳統上所賦予的社會告知或守望等功能。信任涉及傳受關係中傳方在受方心目中的威望，而威望則是社會主流價值觀或合法正當性的反映。如果BBC重視以客觀新聞表現來維繫其新聞威望，顯示出在趨向多元文化和社會的今天，一般對客觀即或有不同認知，仍抱持同樣的信念與期望。
同在新聞界，同樣需要以客觀來保障新聞資訊品質，同樣被期望善盡社會中介告知角色，印刷報業憑藉其歷史上拋頭顱灑熱血的斑斑事跡，早就掙得了新聞自由，讓品質控管歸於自我規範的專業領域。廣播電視則從一開始，便得接受外在監督，以確保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1964/1995）所率先點明的抒發感性的資訊偏向，不致影響當時主流的、以客觀為基調的資訊品質觀。經過一番摸索如何做到客觀的辛苦歷程，兼具聲光影像的電視才總算確立其作為新聞媒體的合法正當地位。然而藉著實踐客觀而掙得新聞媒體席位、躋身廿世紀後半期主流媒體的電視，卻也正因其資訊偏向而隨著漸趨多元的社會，反過來強化新聞能否或只能客觀的爭議。
一、客觀概念與公共信託
傳統上，新聞一直予人不證自明的嚴肅感（起碼在廣電市場化商業化之前是如此），總令人很快便聯想起真理真相、倫理正義、公共利益等等，使人油然升起對民主的信仰。這當然要歸功於印刷報業先輩的拓荒。然而像電視這樣的媒體，其娛樂功能一開始就受到矚目，其告知功能卻要隔一段時間逐才漸被發現的。廣播雖然很快就用於告知，開始時主要用於海事通訊和商業促銷，後來才用於新聞，並於大蕭條和二次大戰期間發揮了重大功效。3 電視或由於兼具視聽效果，始終很難擺脫其是否適用於新聞告知的質疑。Raymond Williams（1974a: 46-49）即曾提及BBC在開始嘗試播報電視新聞時，鑑於真人現身「說」、「秀」新聞可能予人偏好偏頗的印象，還特地安排幾個播報員一起播報他們「剛好」知道的消息。在尚未確立為一種新聞媒體之前，如何「迴避」視聽敘事特質對必須講究客觀透明的新聞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實在煞費周章。
從某方面看來，廣電媒體一直受到的嚴格管制固然是基於政治和波頻考量，其實也與品質顧慮有關。證諸後來各國政治愈來愈電視導向，社會生活中的公共面愈來愈彰顯，可以看出電視新聞是經過制度和專業上的摸索之後，才得以屹立於新聞專業領域。我們不妨說，嚴格的規範管制，尤其像英美兩國那樣視同社會公器的公共信託模式（the public trusteeship model），其實正有助於使電視新聞得以立足於新聞界。不論在實際作業上有多少缺失，曾在後來市場化熱潮中掙得多少檢討、詛咒、懷念或贊歎，公共信託的理念旨在維持相當的政治獨立，並且要讓公共事務節目多少能夠提供客觀平衡的新聞資訊，使多元的意見暢達（姑不論這是不是陳義過高的理想！）。正是這個公共信託理念，促成了諸如「均等時間」（the equal-time doctrine）、「公平原則」（the fairness doctrine）和「適切無偏」（due impartiality）等意義大抵相似的規定，作為管理及核照的準據。其重點在於創造公平機會，讓已有一定代表性的不同觀點意見得以公諸社會。這個制度設計讓客觀概念一方面變成專業上的日常慣例，另一方面也成為一種有待專業學習的技能和必須敬謹遵奉的美德。對從業者而言，這有助於促進公正不阿的專業形象，方便面對政治壓力和爭取揮灑空間之外，還能贏得信賴且避免爭議，因為他／她們「只是充當政治現象的報導者，而非政治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者」（Blumler & Guveritch, 1995: 3）。
雖然具備視聽媒體易於洩露情感訊息的特性，藉著公共信託制度監督客觀概念的執行和信守，廣電新聞終於登上新聞的大雅之堂，其專業人員也終於同享印刷報業記者那種不證自明，以真理真相、倫理公義為念的專業尊嚴（McQuail, 1992; Syvertsen, 1992; Shen, 1999）。
二、戲劇化社會中的戲劇
客觀概念與啟蒙時代以來崇尚理性與事實，拒絕權威或玄想的科學實證精神有關。這個向自然科學借光的概念，咸認是科學值得推崇借鏡的優點，因為它保證資訊的可靠性和知識的普遍性。就方法來說，客觀是「有距離的超然」，是「非關利益或興趣、非關個人，因而也是指沒有既定觀點」；同時也是指「具公共性」，表示「起碼原則上公開可得、可觀察、可近用」。就再現的對象或目標物而言，客觀則是指「獨立存在於與人有別的外界，而且是真正存在的、事物本然的狀態。」（Lloyd, 1995: 35；轉引自Hannah, 1999: 340）由此看來，客觀意味著可以截然劃分的主體和客體、內在和外界，不但區分了觀察者及其對象，也為觀察者兼具情感想像和理性知性的心智能力界定貴賤高低。從此公和私、事實和想像、描述和詮釋不但涇渭分明，而且優劣立判，因為前項被認為可靠且具有普同性。公共信託制度下的客觀守則，秉持同樣的理念，使市場化與私有化之前的廣電媒體嚴格區分公領域與私領域、資訊與娛樂，並蕭規曹隨沿用平面媒體的文類（genre）概念，祈使新聞中免除個別的偏見、感受或詮釋。於是科技特性判然有別的視聽媒體，在二元對立鮮明的時代，硬是建立起視聽新聞的公信，讓它具有資訊知識的面貌，可視同嚴肅心靈的理性結晶，而不是常民消遣的瑣碎娛樂（Dahlgren, 1995; Munson, 1993; Shen, 1999; Williams, 1974a）。
電子新聞如何實地做到客觀，以及怎樣才算客觀，一直是公共信託政策、新聞專業和學術研究上的關切重點（McQuail, 1992）。然而作為一種公共論域，廣播和電視新聞原就擺盪在公領域與私領域、真實生活和戲劇呈現之間，加上視聽媒體本身係以具象呈現來創造如臨現場的真實感，其所傳達的資訊，本來就具有戲劇感性偏向與模糊既定疆界的特性。由印刷媒體版面看來清楚分明的文體疆界和社會疆界，要等質等量維持於視聽媒體的頻道時段上本已不易，搖控器、錄影帶引介後更形困難。即使刻意堅守平面媒體文類概念，其戲劇化、娛樂化效果以及創造社會集體想像的能力，仍然使客觀守則下的視聽新聞締造一則又一則「戲劇化社會中的戲劇」（drama in a dramatized society）（Williams, 1974b）；即使刻意堅守公私領域之分，屬於家居生活一部份的閱聽行為和習慣，早已悄悄使公領域和私領域交相混和，資訊和娛樂難以嚴格區分（Meyrowitz, 1985）。公共信託模式雖然協助確立了電子視聽新聞的新聞專業地位，卻也因堅守客觀原則和技巧，執泥於傳統的二元對立形式，使其當令時期的品質觀趨向保守。影響所及，便是怯於正視視聽媒體的科技特性，注意其具象化、戲劇化、娛樂化對觀眾的意義以及對資訊品質的啟示，怯於去探索並創造新的表現形式，甚至對一切可能的創新潛能過於警戒，埋下日後（波頻無限之後）遭市場邏輯嚴酷挑戰的危機。
三、客觀爭議與新聞反思
電視新聞如臨現場的真實感，來自直接的、具體的，連續性的，甚至立即的影音呈現。雖然終究虛擬，這比圖像式再現（iconic representation）還接近原貌。對閱聽人而言，活生生的畫面呈現，無需文字的中介，便可以有所體驗。換言之，這是門檻甚低、無需識讀能力的媒體。根據看似原貌的呈現方式，哪怕是文盲，都可以有自行理解和詮釋的餘地。一則則新聞故事，影音重現地告訴我們屬於某塊土地中的某些人物，在怎樣的場景，做了怎樣的行為行動，串成怎樣的事件，發生了怎樣的後果，尋常百姓即看即聽即解。這正是視聽媒體最擅長，也最動人的表現方式。沒有高曠深奧的長篇大論，也用不上知識份子的歸納演繹，卻可以讓事件相關者跨越社會壁壘，激發起共同的情感和想像，醞釀鮮明悸動的集體記憶，強化社群的認同和參與。這是電視新聞戲劇化科技特性的魅力所在，卻也正是重視個人自主、獨尊客觀理性、輕忽感性想像的文化菁英一直未能予以正視的原因所在。長久以來，強調價值中立的學術傳統所關心的資訊品質議題有兩大重點：一則是傳方及傳方的代表性程度問題，再則是防範任何可能的娛樂化傾向（例如羶色腥、人情趣聞、戲劇性的視覺呈現），避免新聞資訊流於瑣碎化。電視新聞這方面的研究，盛況可以想見，也的確有其意義，只是不免過度眷顧主流或官方版本的現狀，而疏離了透過媒體印證生活經驗、尋找社群認同的閱聽人。
John Fiske曾在廣播訪談中（O悐egan, 2000）回顧自己和John Hartley在電子媒體仍遭蔑視的1970年代，如何率先認真看待電視，寫成那本現已享盛名的《閱讀電視》（Reading Television）（Fiske & Hartley, 1978）。這本電視研究先驅，把電視比擬成行吟詩人（bard），意味著一種超乎節目類型的科技特質，一種迥異於印刷書寫的資訊再現系統，一種以近似說聽講古來促進社群感，而非個人主體意識的傳播方式。同樣是1970年代，麥克魯漢「媒介即訊息」的宣言猶餘波盪漾，始於1950年代的文化研究開始綻放（詳見Hoggart, 1957/1997）。這個迥異於主流典範的研究取向，強調社會間的不平和對立以及不同社會位置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讀，不但推翻價值中立和普同真理的預設，更揭示遠在接收端的閱聽人在意義建構中的重要性。與此同時，質疑傳統新聞觀的聲音也逐漸發出。新聞無非建構社會真實的看法，連同媒體乃國家重要意識型態機器的阿圖塞式說法，使新聞的透明性嚴肅性不再不證自明；客觀原則作為一種專業信念或技能，則從組織例行實務上即發現問題重重（Tuchman, 1978）。1980年代，文化研究影響下的閱聽人研究繼續精進深耕，各種閱聽族群如何形成各自的詮釋社群和資訊網絡，建構各自的社會知識版圖，儼然為熱門的研究題材。文化菁英的學界，終於注意到尋常百姓數十年電子媒體的視聽經驗所累積成的社會意識，不見得依循二元對立、涇渭分明的菁英尺度。1990年代，由民主多元角度肯定新聞也可以是敘事性或戲劇性的觀點漸漸浮現（Dahlgren, 1995; Corner, 1995）。在一本討論新聞未來的論文集中，甚至有人建議平面新聞應該多多向敘事性戲劇性強的電視新聞取經（Levy, 1992）。至此，電視媒體行吟詩人的氣質，開始影響新聞觀和資訊品質觀。
無可否認地，即使肯定新聞也可以是敘事性，或者承認新聞難免於戲劇性，大都伴隨著對品質淪喪的焦慮。對新聞意識形態的批評，從「論述」說（news as discourse）（van Dijk, 1985）到「敘事」說（news as narratives）（Bird & Dardenne, 1988; Clark, 2000），在質疑新聞處理未能超然客觀的同時，實際上也仍然以超然客觀相期許；明知不可能但仍以之作為資訊品質的標竿或保證（例如：Lightenberg, 1991；彭家發，1994；Chalaby, 1998; Lane, 2001）。這也是為什麼McQuail會說，不論敘事說或戲劇說為新聞實務或研究帶來多少創意，「新聞的首要本質，仍在於其事實性（facticity）」；雖然「沒有一種新聞採訪與報導制度，能完全擺脫意識形態與黨派偏私」，「整個新聞的概念，仍在於它遠超乎各種多元觀點之外」（Smith, 1973: 174；轉引自McQuail, 2000: 347-348）。然而McQuail純粹只是在重彈古典的客觀老調嗎？似乎又不然。經過了數十年電子新聞的洗禮加上文化研究的爬梳，我們都已理解，新聞概念和資訊品質的標準無法純從傳方官方或文化菁英的觀點來看。不妨說，是電子「行吟詩人」開啟了社會想像，將常民百姓的需要納入社會資訊與知識的版圖。與其說McQuail重彈古典的客觀老調，不如說他希望新聞能從整體社會著眼，而不是只看一個個孤立的事實。
參、客觀知識論尋根溯源：書寫科技的影響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科技條件，所能激發的社會想像也不一樣。如果新聞可以視同具有戲劇張力的社會敘事，是受到電子新聞風行的影響，那麼知識或資訊求其客觀中立，以保障品質，這種今天看來仍然理所當然的見解，是否也可以視同某種科技條件下的社會想像呢？在麥克魯漢開風氣之先的「媒介即訊息」宣言中，這樣的看法似乎已見端倪。麥克魯漢直指印刷書寫科技，是個人主義、專業分工、生產線、工業革命的搖籃；西方機械文化中的每一面，包括笛卡爾、牛頓的宇宙觀、藝術上的透視法，個人獨立自主的主體意識等等，都由印刷科技所形塑；至於電子媒體這個世代，則促成了迥異於印刷社會，而近似於口語部族社會那樣，感官平衡並用且相互依存的環境和文化（McLuhan, 1962）。這些論點雖未直接觸及客觀議題，已暗示了客觀中立的資訊觀或知識論，來自印刷書寫這種鼓勵區別分殊的科技條件。
從麥克魯漢得到的一些封號，例如「蠢材映像管教主」（the guru of the boob tube）、「被瘋狂空間感攫住的形上巫師」（the metaphysical wizard possessed by a spatial sense of madness）（McLuhan, 1969），可以看出當年他的論點有人很不以為然。不過他卻持續啟發後來不少嚴謹真誠的學者，其中有的藉之痛砭當前文化的混沌脫序與膚淺，企圖重振理性秩序和公民意識，有的則延續他嘗試把握電子科技的優點，藉以重振社群感和人文精神。前者例如在《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言明靈感來自麥克魯漢的Neil Postman（1986: 8），其著作對電子文化所形塑的社會認知一向批駁有加。他認為以電視和電腦為主的電子文明，已造成理性內省的闕如和美好社會想像的失落。當絕大部份的社會精力，不是消蝕於坐壁上觀式的影音娛樂，就是耗擲於不知饜足的資訊收集和儲存，啟蒙時代以來憑藉理性之光追求真相真知、打造公民社會的信念熱忱早已失去其動力（1986, 1993）。對照Postman的憂心，古典文化學者Eric Havelock（1963, 1986）與修辭學者Walter Ong（1912-2003）則寧將電子文化視為探索人性價值和向度的新機會。他們的口語與書寫文化對比研究（沈錦惠，2003），對電子科技影響下的新聞資訊甚或知識論上的客觀議題別有啟示且值得借鏡。
像麥克魯漢一樣，Havelock與Ong都注意到溝通技術的改變，如何影響思維表達，發展出不同的意識和認知。Havelock深入西方文明肇始的古希臘文化，藉以反省書寫科技影響下的西方知識觀，他強調科技對意識的形塑力。Ong則因研究西方文藝復興到啟蒙時期的理性精神轉折，觸及印刷科技對書寫心靈的影響，進而關注發展中的電子科技，視之為現代人存在與溝通的基礎情境。具先驅地位的Havelock，其代表作《序柏拉圖》（Preface to Plato, 1963）與麥克魯漢的《古騰堡體系》（The Gutenberg Galaxy）（1962）出版日期十分接近，雖不曾如麥克魯漢般迅速刮起旋風，卻具備學術著作的嚴謹優雅。
一、柏拉圖的呼籲
《序柏拉圖》主要談論的是在溝通工具變遷造成的文化轉型期中，一個社會的教育大計所面臨的兩難以及抉擇。古希臘因為拼音字母的普及，漸由口語社會轉向書寫社會。在轉型的過渡期間，遭遇了類似傳統與現代拉鋸般的價值衝突，影響了對什麼算是知識的認定，因而衝擊到傳統教育理念。4 稱為《序柏拉圖》，是因為在這兩股勢力拉鋸中，柏拉圖後來勝出，與其高徒亞里士多德攜手成為影響日後希臘文化發展，形成西方主流知識觀的重要關鍵人物。精通希臘文的Havelock嘗試還原柏拉圖寫作時的歷史文化脈絡，為讀者導讀柏拉圖著作，尤其是《共和國》（The Republic）一書。在他筆下，《共和國》並非如一般所認為的揭示理想國藍圖的政治學著作，而是一部批評當時教育制度的教育學著作；而柏拉圖發難的對象，是幾世紀以來希臘教育體系的核心要角，甚至對絕大多數學子言是唯一要角：詩人。他們的詩，柏拉圖認為足以戕害心靈，癱瘓心智。5
Havelock首先釐清柏拉圖眼中的詩人和詩，不能由今天的文學意義來理解，而要由當時詩人的教化功能來理解。柏拉圖對教育所該傳授的知識，顯然持不同於詩人的見解，而Havelock認為這是由於立基的溝通科技基礎不同，導致對美好社會的想像不同使然。這個觀點固然可議，也曾引起熱烈的學術攻防（後詳），但對嘗試了解科技與文化交互影響的人士卻深具啟示與參考價值。
一般人較熟悉的是柏拉圖對智辯士所代表的新興教育勢力深惡痛絕。在對話錄 Gorgias, Phaedrus, Protagoras等篇中，創辦雅典學堂的柏拉圖曾痛批與他約略同時代、提供新式教育的智辯士。然而智辯士索費高昂，非尋常百姓所能負擔；相形之下，詩人肩負的教化重責意義重大。今天的修辭學者談起柏拉圖對智辯士的痛批，常覺得他怪異離譜，自己活脫脫是個修辭大師，批評智辯士的修辭教育卻毫不容情（Herrick, 2000）。Havelock同樣認為《共和國》中的柏拉圖自己洋溢詩人的氣質和熱情，卻數落詩人，將他們逐出其理想國（Havelock, 1963: 6）。柏拉圖雖同智辯士一樣鼓吹新式教育，卻非後者的現實務實導向。他的核心關懷在於如何將「正義」深植於學子個人的心靈，而這涉及一種超然客觀，不因人地時空的情境變化而有所差別的求知態度與知識觀，以及一種對普同真理的信念。相形之下，詩人藉著詩所傳授的不過是些充滿事件和行動，沒有理念探討的英雄行誼事跡，「連智辯士都不如」（Havelock, 1963: 28）。6 Havelock認為，柏氏和詩人之間其實並無倫理道德或品質高下的絕對差異，只能說柏拉圖是立基於書寫思維，而詩人則立基於口語思維使然。
二、口語表達：音韻感、戲劇性、敘事性
何謂口語思維？Havelock（1963: 1）以「圖像思考者」（image thinkers）總其言。
口語文化中人由於缺乏記憶裝置，知識的傳承不能不在口語溝通上仰仗特別的設計，以便於傳誦和記憶，因而口語社會的溝通表達，首重韻律感與戲劇性，期能激發栩栩如生的記憶，此所以詩人採取詩的形式，並偏好以易於辨認的大人物故事為教材。此外，如臨現場的經驗感受，使耳聞仿如目睹，更能深化學習，因而詩人著重事件、場景、行動與行動者的描繒，並採用固定的敘事公式。這些特質均具現於史詩（epic）。類似荷馬史詩《伊里亞德》（Iliad）和《奧德賽》（Odyssey），透過像Achilles、Odysseus這些英雄事蹟的主敘事，在充滿音韻和戲劇張力中，將添上神話色彩的歷史故事反複不斷傳誦。當聽者情緒隨之起伏、想像隨之飛馳，因而情不自禁全神貫注時，不知不覺便促進了記憶和學習、締造了共融與認同。顯然，這正是口語社會營造社群、凝聚社群的重要途徑。
然而史詩中的音韻感和戲劇性，並不只是用來歷史講古而已。史詩更重要的是一部「詩的百科全書」（poetic encyclopedia）（Havelock, 1963: 27, 34），教導有關社會生活所需的一切知識或常識，以及有關習俗規範（nomos）和私德形象（ethos）的具體榜樣。透過實際的人物、事件與行動，聽者學到了王公貴人該如何言行、晚輩該如何面對長者或尊者、男女間的行為分寸如何拿捏、該注意哪些餐桌禮儀等等，於是也等於學到了角色責任的倫理道德與習俗規範。不僅如此，也從人物事件行動的具體敘述中，學到了例如造船打仗、裝貨卸貨、啟航登陸等等這些非常實用的技能。讀荷馬詩，仿如來一趟希臘風俗禮數、典章制度、宗教民生巡禮。Havelock認為這顯示詩人所傳述的內容非來自個人創作，而來自代代口耳相傳的集體記憶；詩人的角色，大抵只是重加整編，使之便於口誦和傳承而已。不論是形式和內容，史詩都反映了政治社會的需要。不論是技能榜樣的學習或社群意識、社群認同的激發，都借重韻律感、戲劇性與敘事性，期使聽者在參與認同中，留下鮮明的圖像記憶，以為集體記憶的根基。詩人荷馬（約西元前800年）正是因為能呈現史詩最鮮明有力的「純口語寫作」風格（Havelock, 1963: 46），而成為《共和國》中柏拉圖所撻伐的主要目標，因為正是經由荷馬，柏拉圖所企盼推翻的傳統教育才得以維繫不墜。
三、書寫表達：知識客體化、抽象化、概念化
荷馬史詩雖形諸文字，基本上是為了傳誦用，期能達到促進認同和增強記憶的效果。柏拉圖撻伐詩人，反對詩的形式和內容，是因為他認為史詩敘事在不斷傳誦中形成一個人人皆得參照的公式指南或文化語言（formulaic directives, cultural language）（Havelock, 1963: 140, 141），使人不假思索便可近乎自動反射般應用於各種日常生活情境中；耳聞如目睹的經驗和情感涉入所激發的共融認同，更只是訴諸人類智能中最膚淺、最卑下的非理性知覺。在他看來，不但經驗本身不能算是知識，就連認同的營造和記憶的鍛練，也只讓人受制於人云亦云的社會窠臼，徒然痳痺心智而已。
柏拉圖既反對智辯士現實功利導向、為人謀晉身階的新式教育，又反對詩人所維繫的社群認同教育，主要在於兩者雖有新舊分野及重大差異，卻都有一共同點：重視社會習俗規範和個人私德形象。對文明的未來別有理想懷抱的柏拉圖認為不論習俗規範或私德形象，基本上都是訴諸社會輿論（doxa），而這到頭來只會造就鄉愿，敗壞理性思考能力，既無知識的收穫更無助於尋覓真理。尤其是滿含音韻感與戲劇張力的史詩，「只燃起熱望，卻並未告知」（Havelock, 1963: 145）、「不只掌控了人人琅琅上口的格言諺語，更深入心智與意識的深層」（Havelock, 1963: 142）。於是柏拉圖鼓吹他認為能真正傳授真理真知的教育，而他的主張約可歸結如下：
（一）知者與所知主客對分：真理存在於形上界，超越時空永恆不易。個人自我則存在於時空世界，藉著理性思考企及真理。真理既為思考的對象，知識乃客體化，成為置身其外的自我主體訪查研究的對象。
（二）文化表達內涵應改變：真理既為永恆普遍，真知便不會隨時空情境而變。知識既為客體，便會有明確的界定。表達的內涵因而應以界定明確、超越時空的抽象觀念替代在時空中開展的具體事例或情境；以事物的恒定狀態和事態發展的結果替代生成發展中的人物、事件和行動。
（三）文化表達形式應求改變：求客觀真知所需的理性思考，非強調共融認同、鼓勵口語記憶的詩的敘事所能培育。宜於科學論述的散文體，應替代宜於口語傳誦的詩。
（四）求真知的方法應有改變：美好社會所需的正義須立基於真知，而不宜立基於飄忽不定的眾人唇舌。訴諸民情輿論，因而遠不如訴諸彼此對等、心志相似的友朋間的理性論證（logos），7 因為在社群共融認同中形成的民情輿論易導致非理性的群體行為；立志求真知的友朋們則能發現客觀本質所在的「理型」而超然於經驗事象之外，以超越時空的普遍價值相互砥礪。
柏拉圖的「理型」（the Form），有些類似事物的「原則」、「藍圖」或「共相」，指的是普遍的概念或觀念（idea, concept）所代表的共通特質。當許多事例或個體有一共同的名稱可以概括時，便顯示有一個理型與之對應。8「理型」可以說是柏拉圖用以證明客觀知識存在的準據。「理型說」企圖超越可見可感易變的多元事象，以一套無形無相、概括抽象的標題或類目予以綜合歸納，以便能以自然律的語言予以表達（Havelock, 1963: 260）。在今天看來，嘗試找出「理型」，已經是知識份子視為理所當然的論述方式；理所當然的程度，甚至到了習而不察的地步，有勞Hayakawa（1991: 85-95）以「抽象階層」（abstraction ladder）一詞來加以點破。但在西方文化轉型關鍵期的當時，柏拉圖的「理型說」卻是重大的發現與嶄新的概念。Havelock將這個重大發現，置於溝通媒介的發展脈絡中，認為是因為書寫科技使集體記憶另有所託，個人獨對書卷即可反覆藉文字符號進行抽象思考，不必勞師動眾藉口語傳誦大人物的實例榜樣以進行集體學習。尤其「理型說」淵源甚早，例如在西元前四、五世紀間探討「存有與變化」、「本質與多元」的先蘇哲人Xenophanes、Heraclitus、Parmenides和Empedocles，「早就在摸索新的表達方式，且也意識到詩的傳統是一大阻礙」（Havelock, 1963: 267），顯示採用於西元前720-700年的拼音文字漸成氣候而鼓勵了抽象思考，至柏拉圖則趨向成熟。事實上，《序柏拉圖》這個書名，正意味著這些具書寫意識的先蘇哲人猶如為柏拉圖作序，期待柏拉圖的登高一呼。
《序柏拉圖》一書帶動了書寫與口語思維表達異同的研究風潮（例如：Goody, 1987; Olson & Torrance, 1991），Havelock（1978, 1986）自己後來也多所補正和擴充，不過其立論基調大致不變，因此景從者固然多，引發的批評也不少。有人認為Havelock像麥克魯漢一樣，不無科技決定論之嫌（Graff, 1987; Ramsey, 1994）；有人認為應該有認知和語言習得方面的研究和聽讀關係佐證才算完整（Jahandarie, 1999）；還有人認為口語書寫意識的區分不應過於截然對立，因為同樣舉證自古希臘，會發現書寫通常傾向於口語式且鮮少用於默讀，難以用來比照現代的書寫，甚或推斷書寫助長個人自主（Thomas, 1992; Ong, 1967，後詳）。也有人質疑荷馬和柏拉圖究竟能不能分別作為口語思維和書寫思維的代表人物（Halverson, 1992），畢竟有關荷馬的一切只來自推斷而無實據，荷馬是否真的是古希臘習俗律法規範的權威，史詩是否承擔教育重責，仍有待考證。柏拉圖在其對話錄Phaedrus中曾抨擊書寫科技造成「知者與所知分離」，使傳方和受方無法當面對質以釐清真理。此外，包括《共和國》在內的四十多篇柏拉圖對話錄都採對話形式，而非用散文體寫成，同樣引起各種揣測和詮釋。柏拉圖固然勤寫不墜，不像蘇格拉底那樣終生清談未留隻字，對話錄中的確也不乏長篇論述，顯示柏拉圖雖以對話形式寫作，似乎仍充分享受個人自主的創作自由。即使如此，我們仍難藉此推斷他對兩種溝通方式的意涵與潛能必定有所體會。對於遙遙其遠的古代，今人僅能作推理和假設，卻不宜鐵口直斷。此所以John Halverson（1992）在回顧了Havelock歷年著作之後會說，Havelock對柏拉圖哲學的理解雖大致不差，但是把書寫科技視為造成社會文化與認知模式變遷的單一重大且充分的原因，未免有誇大其辭和簡化事實之嫌。
有趣的是即使Havelock可能有其論證瑕疵，其所引發的書寫與口語文化論辯和研究風潮卻殊堪玩味。或許這是因為今天的我們猶如Havelock筆下的柏拉圖一樣，剛好也處當新舊溝通科技並行的時代，而有不少有心人士亟願對兩種科技的意涵與潛能有所體會，亟願參與建構一個屬於這個時代的美好社會想像。其實不必陷入口語論或書寫論、科技決定論或社會決定論的老調牙爭議，Havelock先驅性的研究仍能使人獲益，因為他敦促我們：
（一）重新體會人類心智、意識的廣袤、自我與群體間的交互關係，從而──
（二）重新思考所謂知識的概念，以及資訊品質的界定是否有其時代與科技的侷限，從而──
（三）重新探索當前的科技文明與溝通方式，是否提供了什麼新的可能？
肆、電子口語的啟示：參與認同與關係探索
如果客觀中立原則不免醞釀且強化於書寫心靈，承載著柏拉圖式的美好社會想像，那置身今天電子環境中的我們，針對既有的溝通科技，對所能追求、創造的資訊或知識，該懷持怎樣的期待？對電子新聞能抱持怎樣的期許？除了堅持在書寫中醞釀，在印刷中增強的客觀原則之外，是否有別的可能？這裡修辭學者Walter Ong和受他影響的當代幾位學者，似乎提供了我們新的思考方向。
Havelock的《序柏拉圖》出版後不久，Ong（2002a: 312）寫了篇書評盛讚之，說它「呼應了最近在心理學、歷史、哲學和文化上的日益增多的研究」。不過Ong（1967）雖然同意有書寫口語意識的區分，卻認為兩者其實傾向於相互延伸、補充，媒體彼此間亦相互增補、交互影響。曾由麥克魯漢指導碩士論文的Ong（1958，轉引自Farrell, 2002: 5），早年研究文藝復興後期修辭教育學者Peter Ramus（1515-1572），便提及印刷技術使話語視覺化，「論詰之藝」（the art of discourse）漸成「獨白之藝」（the art of monologues），因而「話語已不再是人類心智與知覺賴以存活的媒介」；溝通則「漸由沈默的書寫印刷文件替代口說的話來處理」。畢生著作龐雜，始終卻未離人類話語和口語這個中心主題的Ong深受Havelock啟發，卻不願強調科技的單一影響力，而比較看重人和科技互動所能開創的文化。他先後出版《話語的臨在》（The Presence of Word）（1967）、《語藝、傳奇和科技》（Rhetoric, Romance and Technology）（1971）、《話語的介面》（Interfaces of the Word）（1977），以及最受矚目、譯成多國文字的集大成之作《口語和書寫：話語的科技化》（Orality and Literacy: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1982），將口語、書寫文化對比的概念延伸至廣電媒體，甚至電腦網路（Ong, 2002e; 2002f）。其中，《話語的介面》一書首度正式提出其著名的「二度口語」（secondary orality）一詞，彰顯電子時代口語意識的回復之外，也揭示此回復並不同於Havelock筆下柏拉圖時代的初級口語（primary orality），而是已深受書寫印刷影響的電子口語。
一、二度口語、電子素養、第五權
在Ong（2002d: 498; 2002e: 518）看來，話語（word）不是物件（object），而是事件（event）。話語表達的科技化始於書寫，然而書寫本身專注於流逝性的語音，因而書寫也不是空間概念的物件，而應是在時間進程中創造視覺物件（文本）的事件行動，本身即具有社會參與的特性。這種詮釋，大幅消解了口語對書寫的截然對立，也有助於論述電腦網路書寫的即時特質。然而Ong也說，經由電子科技所呈現的口語都具有存取為物件的功能，因而其「二度口語」都潛含書寫印刷科技偏視覺、空間化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電腦則尤其明顯（Ong, 1982）。這番說法引起後來關於電腦網路究竟算是「二度口語」或「二度書寫」的討論（Chesebro & Bertelsen, 1996）。但隨著網路的發展，Ong顯然也看出電腦的書寫特質已產生了重大變化。他認為雖然電腦網路始於解決資訊的傳輸與存取需要，但人類追求親近的溝通需求卻也使這個資訊系統同時運用於襄助溝通（Ong, 2002e）。網路書寫雖然仍是在創造可供資訊存取的文本，其作為溝通的事件行動特質，卻益發顯著且重要。如同電視的視聽敘事一樣，電腦網路的超文本版面當然不能忽略視覺空間秩序的需要，但是其隨時可更新的即時性、超媒體的視聽敘事性，甚至線上討論的互動性，在在使得「二度口語」說勝過「二度書寫」說，因為「二度口語」較能傳達在時間中開展、變化的「事件」特質。
儘管如此，為了迴避「二度口語」所可能導致的混淆和爭議，深受Ong啟發的Gregory Ulmer（2002）乾脆提出「電子素養」（electracy）的新詞彙，企圖突顯以書寫印刷或初級口語來理解電子環境的荒謬，嘗試使電子媒體確立為迥異於書寫印刷的溝通新典範。他強調不同時代需要不同的語言機制（language apparatus），其中literacy是我們嫻熟已久、習而未察的一種語言機制，一種科技、制度與認同養成三層面環環相扣的社會機器。始於柏拉圖雅典學堂以迄於今之學校教育，便是將文字符號的溝通科技建制化的表現。如今電子科技既已重啟新頁，literacy所代表的文化陶成涵義應由electracy取而代之。而這除了顯示教育內容該重新思考之外，也意味著新聞的傳統標竿理念──客觀，需安置在更大的社會理念之下。對此，Ulmer（2002: 1）提出其「第五權」（the fifth estate）的概念。
何謂「第五權」？自然是延伸媒體「第四權」（the fourth estate）概念而來。「第四權」不論是指政府組織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外的另一種制度性基本權利（對媒體言指新聞自由），或是指貴族、僧侶、平民之外另一個階級，其意義都在於民主政治中的制衡和監督，強調注重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替人民把關（林子儀，1993）。相對而言，「第五權」則不再強調一個有別於政府或民眾，在兩造間傳介的媒體勢力或權利，卻注重書寫行動中的共同參與和共同經歷，而媒體也不再是一個中間的通道角色，卻比較是眾人共享的情境或過程，於其間人人以參與替代觀察、以多方分享替代單向告知、以經驗敘事替代專業評述，而營造歸屬認同的需要更勝於堅持中立客觀批判的要求。這聽來像是時下「虛擬社群」的景況，不過Ulmer卻有更大的想像。他以“EmerAgency”校園計劃，在美國廣邀學子線上撰寫“MyStory”，希望藉平凡人的親身經歷驗證政策得失，等於是希望藉參與性的「第五權」來改善代表性的「第四權」。如果「第四權」或literacy所重視的，是一個獨立於事象之外的主體及其理性客觀思考判斷的能力，「第五權」和electracy所欲呼喚的，則顯然比較是能參與、能認同，能藉科技集思廣益，以解決社群問題的個人。
第五權的概念，突顯電子新聞作為社會行動的意義。如果撰寫MyStory可以作為檢證公共議題的基礎，則撰寫他者的新聞敘事，誰說沒有同樣的，甚至更大的威力？第五權的概念，使我們由注意新聞書寫的機構及其「結果」（文本），轉而注意新聞書寫的人及其行動本身。新聞書寫因而形同觀念倡導的社會行動，是某一時空情境的表現表演（performance），而不是再現某種客觀現實的作品成果（result）。可以想見，若純從客觀守則來檢證其品質，只怕未免失據。
二、MyStory、詩的智慧、敘事理性
當新聞書寫如同觀念倡導的社會行動，新聞書寫人等於社會行動者，新聞敘事自然猶如說聽講古般，具有傳承或釐清社會價值規範與理想願景的作用。以MyStory打造「第五權」，同時也挑戰了怎樣算知識或資訊的既定思維。傳統新聞在講究代表性和公共性中所極易失落的生活世界，原來不必只是情感想像、戲劇娛樂、人情趣味的「淵藪」，反而可以是驗證公共信度的憑藉。事實上社群生活中最動人的意義感或認同感，鮮少來自號稱獨立自主的個人所作的抽象客觀論述，卻常來自不同生命經驗的相互印證。
作為社群參與的事件行動，電子新聞的資訊品質便難由科學客觀知識的準則來批判，卻應由著眼於社群需要的「詩知」來作評斷。關於「詩知」，早在啟蒙時期科學理性主義高漲時，對知識別有見地的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即曾費心論述。他認為「公共生活中的決策，並不常建基於肯定不疑，而建立於審慎權衡」（轉引自Herrick, 2000: 172）；如果只講求自然科學的客觀原則與抽象概念，年輕人將無法：
參與社群生活，行為顯不出足夠的智慧和審慎，言談間荒疏人類心理且缺乏熱忱……我們應牢記：人類事件常由變化莫測的機會與抉擇所主導…光關心抽象真理的人，不論方法或目標，都難以落實（Vico, 1790/1990: 34）。
Vico終其一生所致力的，便是關照社群、立基於「詩知」的「新科學」（“scienza nuova”，轉引自Herrick, 2000: 172）。正是「詩的智慧（poetic wisdom），使人得以異於禽獸」；「詩的心靈，可以補理性之不足」；「徒有明確而不容置疑的知識，並無益於群體生活」，因為「自然得以人文化成，是透過人類與生俱來的，發現關聯性與相似性的能力，而不是經由抽象推理的思維」（Herrick, 2000: 173）。初民正是藉詩的想像敘事，使個人不致飄零，社群生活得以維繫。口語傳誦的詩，其音韻感、戲劇性與敘事性，因而基本上是社群導向的，為了在個人心田中激發鮮明的記憶和印象，俾使個別的意識凝聚而為社會集體的意識。遭柏拉圖痛批的詩的表達，在Vico看來，其實正滿含著人類苦心經營社群生活的尊嚴，以及對深層人性需要的尊重。
社群性的詩知包含了在稍縱即逝的時間裡促進參與、博得認同或贏得共鳴的能力。擅於激發鮮明記憶和印象的口語能力，柏拉圖痛斥為「奇技淫巧」（“knack”，轉引自Herrick, 2000: 57），有心以電子新聞耕耘社群的人士卻尤應視為一種「詩的智慧」表現。1970年代以來流行文化漸受重視，意味著「二度口語」的詩知特質已引起注意，然而流行文化研究（例如連續劇或電影研究）中對敘事體中「公式套用」（formulaic）的現象，一般並未從「詩的智慧」角度去看，而多從意識形態批判入手。其實任何以時間為基礎的表達方式，不論場合、宗旨或媒體形式，沒法不考慮襄助閱聽人當下聆聽的記憶需要，遷就其既有的社會認知基模。也正因如此，Ong對口語表達中這種公式套用的傾向充滿同情肯定。雖然Ong對二度口語文化不無批評（Ong, 1977: 305-341），卻認為如果不套用公式，要形成印象或記憶對口語表達言便遠為困難。透過他的慧眼，幾已等於「陳腔」、「沒創意」的公式套用，神奇地有了新的廣度和深度。他談論書寫文化中的口語遺跡（oral residue）（Ong, 1967: 79）時，由修辭學的「共同話題」（koinoi topoi）角度研究「聲音配合時間推移，以及聲音在純空間類別中無可化約的特性」（Ong, 1967: 111），視之為口語表達中的公式套用，為襄助記憶、創造預期、引發聯想期待、使概念鮮明化具象化，使口語知識得以組織的策略表現（Ong, 1967: 80-81）：
「共同話題」旨在提取口語文化中組織各種知識的驅力，並環繞著人類行為（尤其是善惡相關者）而予以編碼。所謂話題──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標題」──被想成是儲存有用論點的「地方」。…在任何事件中，這類標題或地方可以通用於所有主題，而非只是某些特定主題。因而，例如某人想要談忠心的價值或奸詐的可惡，談城市之美或遭誣者的無辜，便可從許多「共同話題」清單中選取合用者。
這種立基於社會既有經驗的「共同話題」即是口語表達中必要的公式配方，內蘊於話語溝通強化記憶之需，是口語文化組織資訊、儲存知識的智慧表現（Ong, 1967: 84）。如果連書寫文化都不免用上口語表達的公式配方作為促進參與的策略，則即時性鮮明的電子表達方式顯然更須善用社會既有的認知模式和熟悉的事物，以作為釐清社群價值規範或引介新事物、新觀念的基礎。然而公式配方並不等於陳陳相因，對電子新聞的「二度口語」尤然。其實公式配方的最大挑戰，正是能在不同事物和事件之間迅速掌握相似性和關聯性，以熟悉的舊事件詮釋陌生新事件的能力。這也就是Vico所提倡的詩知。愈能促進參與認同的電子公式配方，當然愈具有這種詩知。
詩知之所以配稱為「知」，當然不只是因為經驗敘事較易引起注意且造成感動效果而已，更重要的是它事實上正是人類高貴理性的表現。當代修辭學者Walter Fisher以「敘事典範」（narrative paradigm）總括人類所有的理性活動，並且乾脆直呼人類為homo narrans（敘事人），以替代大家習慣用的homo sapien（智人）。在他看來，說故事是人類所有活動的根本。有史以來，不分古今中外，不分地域文化，人類都不斷在說故事，並藉著說故事來詮釋、評估人我關係與社群環境；在衝突解決的敘事中，藉事件行動人物角色的排列組合，突顯出信念和價值的抉擇。即使是表面上的理性論辯，也無非是一種敘事，有敘事人刻意忽略的事實和刻意強調的事實。因而，所有的敘事都具有可供分析檢證評估的理性架構。一則則隨時間推移陸續浮現的電子新聞，即是一則則展現敘事理性、倡導觀念的社會行動，表面上看來無非只是一個個具體人物事件行動場景的組合，但串連起來，卻構成了社會的大敘事。
三、話語的臨在性與真理的關係說
不重視詩知，難有足以營造社群意識、揭示共同願景的美好敘事。但重視詩知，則客觀原則所心繫的普世真理、事實真相該怎麼辦？只有敘事理性，是否就無視於柏拉圖所痛斥的鄉愿八股或現代學者所針砭的意識形態？對此，Ong從他所觀照的「二度口語」的話語特性，提供了動人的解說，而這得先從時間性的電子媒體所創造的話語環境談起。
Havelock（1986）曾言，口語議題的提出，應是置身電子時代重新感受聲音話語的結果。在《話語的臨在》（The Presence of Word）一書中仍以electronics指稱電子媒體特質的Ong（1967: 100）也如是說：
可以確定的是，較諸人類所知的其他任何時期，當前的電子時代在設計上明確地具有社會意義，而其社會化功效，則由媒體的發展所促成。其中最首要的發展則是大眾語言的興起。…過去從未有過像我們今天這樣視為理所當然的，普遍共用的「大」語言…在千萬人的心田間闢一共同會晤的場所…
Ong（1967：101）把電子媒體視同一種普遍共用的語言，一種連最鼎盛時的英語、中文或拉丁語都難以企及的大語言。
近乎瞬間傳輸全球的電子資訊，強化了社會感，使人感到彷彿無處不臨在，無處不參與，卻並非只肇因於傳播的迅速，更肇因於電子媒體能將視覺化過程處理得像是聲音一樣……由於只存在於稍縱即逝的瞬間，聲音本身即宣示其當下此刻的臨在性。它提高了人與人之間存在關係所繫的臨在感…。
Ong強調了電子媒體的說聽性，把為書寫印刷所視覺化了的話語，重新恢復其口語特有的即時特質；即連電子視覺畫面的呈現，在他看來也因帶有稍縱即逝的即時性，而暗示了天涯共此時的共同臨在經驗。他認為話語（word）本質上便是發生中的事件和行動（Ong, 2002d: 498），時間性的電子媒體只是使之化隱為顯而已。既是發生中的事件行動，便有生成變化的可能，不是已固定下來，可供一個號稱客觀的觀察者反複驗證的物件或成果，更不是一個能憑以想像有個外在固定現實可供對應的現實記錄；畢竟，生成變化中的話語，包括電子話語在內，都是現實過程中難以分割的一部份。
Ong對「共同臨在」的重視，延伸而為對互動的關注（Ong, 2002e），雖然線上即時溝通的確是最具體的典型，然而在這裡「互動」卻有較廣泛的意義，也就是指所有在生成變化過程中的交互作用或相互滲透，因而足以影響事態發展者。「互動」的概念立基於開放而非固守。就在這些臨在、互動的情境中，個別參與者意識到他者的存在；他者與自己之間的關係，無法不介入雙方共欲互通、或共待釐清的經驗事實中。這便顯示，話語中的臨在和互動，是釐清真理真相的途徑。事實上，Ong著眼於「會晤」、「臨在」、「互動」，便也等於點出：只要參與其間，便沒有人能置身於始終生成變化的事象之外；而未參與其間，便也沒有體驗與理解事象，並發言批判論斷的可能。
至此，我們看到了柏拉圖後人立意追求真相或真理的兩難。亞里士多德提出形式邏輯（syllogism），嘗試為柏拉圖提倡的科學之知提供方法與步驟，使人從多元事象歸結出單一概念，再由各類概念疊床架屋形成階層式的知識架構。師徒兩人聯手，促成了化多為一、執簡馭繁的求知原則，從此求知意味著運用理性思考窮究事理，避免耽溺於紛冗繁多的事象中。然而今天，社會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歷程早已使「意思」（meaning）近乎無窮盡的繁衍，事理益發不清。在由一復歸多，由抽象概念復歸具體事例的過程中，我們的真理感削弱了，真理不再易辨，情境脈絡、拼貼並置所引發的聯想和詮釋反而是決定「意思」的準據。在類似女性主義者所高喊的「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中，我們彷彿聽到古希臘智辯士們對真理的高見隔空迴盪：「人是萬事萬物的衡量尺度」、「真理隨時空情境而變」（Herrick, 2000: 42）。在今天看來，這種真理相對觀好像大行其道。然而重視共同臨在的Ong雖然肯定多元價值，也同意不同的傳播科技造成不同的意識偏向與知識偏向，卻始終迴避「相對論者」（relativist）、化約論（reductionist）或決定論（determinism）的主張，而寧以「關係論者」（relationist）自詡（Farrell, 1991: 39; Toolan, 1992: 13）。他認為「一種語言從來不是存在的封閉，而是存在的開啟，是敞向本體或真理的諸多窗戶之一」（Ong, 2002c: 369）；至於看似單獨、封閉的個人，則弔詭地「是最開放的生命」。（Ong, 1977: 325）因而，真理恒開顯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社群與社群的關係中，而非個人或某一社群的獨立自主中。柏拉圖所撻伐的社會規約和輿論公議，在Ong看來遂有了襄助尋覓真理的新意義，但絕非等同於真理本身，所謂知識因而大抵是真理賴以彰顯的歷程。知識賴以傳承的溝通科技，則因激發不同的認知潛能而能形塑知識偏向。然而即使在這裡，Ong所看重的也是互動關係，而非個別影響。在他看來，傳播科技不但和人類認知與社會結構「以令人迷惑的繁多方式」交互作用（Ong, 1986: 36），媒體之間也「從來不相互取消，只會彼此增強、彼此互動且再造。」（Ong, 2002b: 82）。
對關係的重視，使Ong採取一種開放性的歷史觀，歷史無必然的趨向，卻是在自我與他人、我群與他群的動態關係中不確定地開展，猶如共同臨在於彼此關係的任何兩人之間的交談。多元價值因而意味著溝通對話的重要性，而不是各自表述、各說各話。由此看來，Ulmer的「電子素養」和「第五權」概念需要再作釐清。如果真要襄助真理的尋覓或價值的釐清，旨在促進參與認同的「第五權」一定不該只是民眾至上、經驗至上，而專業和客觀擱置一旁的新聞觀。只能說動態與隨機的電子環境，讓我們領會不論人我關係或社群與個人關係，不論專家或平民，都是在未確定結局的時間中為共同的生活世界探索較佳的可能。即時性的電子新聞不但呈現這個探索，本身也是這探索的一部份，就在其參與探索中，一個社會進行其自身的想像與反省。
認真說來，除了自我期許，實在沒有誰能強求誰置身事外、中立客觀，告知版本可能繁多的真相，而能有效保障真理真相事實的呈現。但是所幸，真理真相事實卻也常開顯於不間斷的共同臨在和開放互動中。
伍、結論
在赫頓報告中挨了一記悶棍的BBC，基於公共信託制度，必須恪守強制性的客觀原則。然而回顧她悠悠八十餘載的歷史，卻也是一段不能不時時反省、探討自身社群定位的歷史。在標高超然中立客觀的新聞實踐中，這個旗艦級的電子新聞機構對探索各類電子口語可能的新聞形式可謂不遺餘力，然而也經歷了極漫長的摸索，才從早期不理會聽友需求的孤高菁英取向，慢慢意識到原來她需要被收視收聽，而她的閱聽友「沒預期要被居高臨下般說教或調侃，卻期待友善、親切、體己、被當作個人，而非被當作芸芸眾生的談話方式」（Scannell, 1991: 3）。如今活躍於網際網路的BBC線上新聞，一樣反映了這種社群定位的摸索。在時時更新的新聞資訊中，BBC並不吝於讓記者針對例如俄國學校人質事件或美國大選等重大國際事件，提供參與觀察式的報導，然後廣邀網友發表觀感或提問。其參與式的「網上論壇」（Have Your Say）和視聽文字兼具的「對談焦點」（Talking Points），尤有藉促進參與來營造國際社群的況味。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例，是BBC讓一位確知罹患腦癌、恐不久人世的科技新聞記者，發表他的「腫瘤日誌」（Tumour Diary），不定期分享令人動容的生命衝擊和家庭生活點滴。9 迄今已兩年之久的「腫瘤日誌」，隨著該記者的病情起伏及其面對幼兒成長的心理曲折，在國際網友間引起熱烈的迴響。網路隨時可更動且彈性極大的發表空間，讓多元的生命經驗能以更大的自由來相互交流。比起客觀中立抽象的菁英高論來，這些類似MyStory式的具體生命證言，常是激發社會想像最有力的因素，也是Ulmer（2002）所冀望提振的「第五權」的基礎。是藉著這些故事，一個只以普同人性為基礎、無明確疆域的國際社群才隱然成形、呼之欲出。雖是唯電子時代能之，卻也幸賴BBC肯定這樣的新聞敘事，使其有機會成為關乎現代生命情境的史詩。
電子新聞的時間性，使每一種新聞嘗試在蛻變為一則則的話語之時，都形同發生於社會中的一個個具體的事件行動，本就具備社會參與的特質。電子新聞的品質議題，因而格外需要由整體社會著眼，所要求的與其說是客觀中立的事實真相，不如說是參與觀察中的審慎權衡所形成的社會視野和想像。新聞終究是一種屬於社群、關於社群的資訊；新聞媒體因而尤其無法不屬於社群且關於社群。強調「事實性」（facticity）的新聞資訊，因而必須避免只執著於零星孤立的「事實」本身，免得所謂的「事實」徒然淪為不過是有聞必錄的自動反射。因而所謂的「事實性」在電子時代看來，尤應有人我關係和社群關係的意涵；McQuail（2000: 348）所言「整個新聞的概念，仍在於它遠超乎各種多元觀點之外」，亦應有以美好社會想像綜理多元觀點的意義。
回首臺灣，如果我們的電子新聞充滿了藍綠煙硝、公關八股或八卦羶腥，問題可能較無關乎是否報導了個別事實真相或是否滿足了讀者某種知的權利，而在於未能覺察新聞敘事本身即是觀念倡導的社會行動；隨時等著填滿的時段或有待更新的網頁則是行動的場域，考驗的是審慎權衡機會與選擇的功力。其實這正是專業領域最需耕耘之處，而且通常不是非黑即白、真假分明、是非兩立，卻特別需要隨機為所歸屬的社會界定價值信念的優先順序。即使新聞敘事人只當作和尚撞鐘、應卯了事，或只想便宜行事，其製作出來而流竄於電波間的新聞敘事，仍不改其社會行動、觀念倡導的本質，因為它們隨時都在宣告甚至宣導有關我們社會的某種預期和假設。過多的藍綠煙硝、公關八股或八卦羶腥，無非反映我們太膠著於有限的族群議題、受制於狹隘的公共事務概念，以及僅怠惰地固守刻版眾生相中的消費慾和偷窺慾。其所以如此，顯示美好社會的想像闕如，而反省亦嫌不足使然。
重視口語詩知，重視電子新聞所尤能締造的共同臨在與開放互動，應是提振美好社會想像的起步。講究二元對立的客觀原則，已難以為置身電子時代的我們開啟美好社會的想像。
註釋
1 根據調查，在整個風暴中，相信BBC的民眾，比相信政府的還多了三倍。不過一向力倡自由市場經濟且主張BBC私有化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在其網站的「全球議題」專欄中便以「姑媽的特大號燈籠褲」為題專文報導（按，「姑媽」係英國人對BBC的暱稱），且劈頭就問BBC如何重振威信，暗示BBC威信掃地。見The Economist（2004）。
2 見“1939, Television year: Report to executives”. 1938, December 31: 17-31, Business Week”（轉引自Tuggle & Hauffman, 2001: 335）。
3 見http://history.acusd.edu/gen/recording/radio-television0.html，早期的廣播，在美國是用來促銷收音機和雜誌，用於新聞則要等到1920年代末；倒是成立於1922年10月的BBC，當年11月14日即新聞首播，見History of the BBC, http://radio.about.com/od/britishradiohistory。
4 希臘拼音字母約在西元前720-700引進。
5 這裡的「詩」，指古希臘社會中流行的史詩與戲劇，但以前者為主要討論依據。
6 智辯士也訴諸理念，也使用辯證，然而目的只在於說服；也自認為重視正義，但強調的是立基於社會上的約定俗成（nomos），而非弱肉強食的威權真理（thesmos）。
7 亞里士多德兼顧理想和現實，結合nomos, ethos, logos。於其「修辭學」一書中，雖特重logos，卻不諱言ethos的重要性。
8 例如燕子的理型即是世間所有燕子藉以生成繁衍的藍圖，船的理型則是造一艘船時所必須依據的結構──這些是一般的理型。又如「美」，不只是人所形成的主觀感受，更是人所發現的客觀本質──這是善的理型（The Common Good）。柏拉圖的理型說以及他整個哲學思想的歷史定位、價值及其限制，迄今仍廣受討論，然非本文目的。此處我們僅循Havelock的本意，視之為抽象思考與個人自我意識萌芽的關鍵而已。
9 Ivan Noble的Tumour Diary始於2002年9月12日。首篇為“I have a brain tumour”，最近一篇寫於2004年8月26日，為第58篇。
參考書目
林子儀（1993）。《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臺北：月旦書局。
沈錦惠（2003）。〈新的地方感：電子互動媒體的語藝空間〉，《中華傳播學刊》，3: 131-160。
彭家發（1994）。《新聞客觀性原理》。臺北：三民書局。
Bird, S. E., & Dardenne, R. W. (1988). Myth, chronicle, and story. In J. W. Carey (Ed.), Media, myth, and narratives: Television and the press (pp. 67-86). Beverly Hills, CA: Sage.
Blumler, J. G. & Gurezitch, M. (1995). The crisi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04). History of the BBC, from http://radio.about.com/od/britishradiohistory
Chalaby, J. (1998). 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 London: Macmillian.
Chesebro, J. W., & Bertelsen, D. A. (1996). Analyzing medi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s symbolic and cognitive systems. London: Guilford.
Clark, R. P. (2000). The false dichotomy and narrative journalism. Nieman Reports, 54 (3), 11-12.
Corner, J. (1995). Television form and public address. London: Edward Arnold.
Dahlgren, P. (1995).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London: Sage.
Economist, The (2004). Auntie掇 biggest bloomer. Retrieved February 30, 2004, from http://www.economist.com/agenda/displayStory.
cfm?story_id=2401521
Farrell, T. (1991). An overview of Walter J. Ong掇 Work. In B. E. Gronbeck, T. Farrell & P. A. Soukup (Eds.), Media,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Exploration of Ong掇 thought (pp. 25-43). London: Sage.
Farrell, T. (2002). Introduction: Walter J. Ong掇 work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 Farrell & P. Soukup, An Ong reader: Challenges for further inquiry (pp. 1-68). Cresskill, NJ: Hampton.
Fiske, J., & Hartley, J. (1978).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Goody, J. (1987).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ff, H. J. (1987). The labyrinths of literacy. London: Falmer Press.
Halverson, J. (1992). Havelock on Greek orality and literac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0 (1), 148-163.
Hannah, J. F. (1999).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scientific objectivity. Philosophy of Science, 71 (3), 339-361.
Havelock, E. (1986). The muse learns to write: Reflections on orality and literac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avelock, E. (1978). The Greek concept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velock, E. (1963).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yakawa, S. I. (1991). 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5th ed.). Orlando, FL: Harcourt Press.
Herrick, J. (2000).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hetoric: An introduction. Boston: Allyn Bacon.
Hoggart, R. (1957/1997). The use of literacy. Somerset,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Jahandarie, K. (1999). Spoken and written discourse: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Lane, L. L. (2001).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anon of objectivity in American journalism. Unpublished master掇 thesi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Baton Rouge, Louisiana.
Levy, M. R. (1992).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news. In P. S. Cook, D. Gomery & L. W. Lichty (Eds.), The future of news: Television newspapers wire services newsmagazines (pp. 69-72). Washington, DC: Woodrow.
Lichtenberg, J. (1991). In defense of objectivity.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 216-232). London: Edward Arnold.
McQuail, D. (2000). McQuail掇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4th ed.). London: Sage.
McQuail, D. (1992). Media Performa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Sage.
McLuhan, M. (1969, March). The Playboy interview: Marshall McLuhan. Playboy Magazine, Retrieved October 15, 2004, from http://heim.ifi.
uio.no/~gisle/overload/mcluhan/pb.html
McLuhan, M. (1964/1995).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ur. New York: Oxford.
Munson, W. (1993). All Talk: The talkshow in media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Olson, D. R., & Torrance N. (1991). Literacy and oral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弸alley, T. (1994). Closedown?: The BBC and government broadcasting policy 1979-92. London: Pluto.
Ong, W. (2002a). Review of“Preface to Plato.”In T. Farrell & P. Soukup (Eds.), An Ong reader: Challenges for further inquiry (pp. 309-312). Cresskill, NJ: Hampton.
Ong, W. (2002b). An interview with Walter J. Ong, conducted by Geoge Riemer. In T. Farrell & P. Soukup (Eds.), An Ong reader: Challenges for further inquiry (pp. 79-109). Cresskill, NJ: Hampton.
Ong, W. (2002c). Why talk?: A conversation about language with Walter Ong, conducted by Wayne Altree. In T. Farrell & P. Soukup (Eds.), An Ong reader: Challenges for further inquiry (pp. 363-404). Cresskill, NJ: Hampton.
Ong, W. (2002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writer-subject-reader Immediacies. In T. Farrell & P. Soukup (Eds.), An Ong reader: Challenges for further inquiry (pp. 497-504). Cresskill, NJ: Hampton.
Ong, W. (2002e). Information and/or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s. In T. Farrell & P. Soukup (Eds.), An Ong reader: Challenges for further inquiry (pp. 505-526). Cresskill, NJ: Hampton.
Ong, W. (2002f). Digitization ancient and modern: Beginning of writing and today掇 computers. In T. Farrel & P. Soukup (Eds.), An Ong reader: Challenges for further inquiry (pp. 257-550). Cresskill, NJ: Hampton.
Ong, W. (1986). Writing is a technology that restructures thought. In G. Baumann (Ed.), The written word: Literacy in transition (pp. 23-50).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g, W.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Routledge.
Ong, W. (1977). Interfaces of the wo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Ong, W. (1971). Rhetoric, romance, and techn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Ong, W. (1967).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Some prolegomena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Ong, W. (1958). 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From the art of discourse to the art of rea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悐egan, M. (2000, July 12). The media report: Professor John Fiske, Radio National, Australia. Retrieved October 18, 2004, from http://www.abc.
net.au/rn/talks/8.30/mediarpt/stories/s221100.htm
Postman, N. (1993).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ostman, N. (1986). Entertaining out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Rumsey, A. (1994). The dreaming, human agency and inscriptive practice. Oceania, 65 (2), 116-135.
Scannell, P., (1991). Introduction: The relevance of talk. In P. Scannel. (Ed.), Broadcast talk (pp. 1-13). London: Sage.
Shen, M. C. H. (1999). Current-affairs talkshows: Public communication revitalized on televis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msterdam, Netherlands.
Syvertsen, T. (1992). Public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 Oslo: Kult.
Thomas, R. (1992). 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olan, D. (1992). The male agony: According to Walter J. Ong. Commonweal. 119 (20), 13-19.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Tuggle, C. A., & Huffman, S. (2001). Live reporting in television news: Breaking news or black hol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5 (2), 335-344.
Ulmer, G. (2002). Internet invention : From literacy to electracy. New York: Longman.
Williams, R. (1974a).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Williams, R. (1974b). Drama in dramatized society. In A. O崟onnor (Ed.), 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 (pp.3-13). London: Routledge.
van Dijk, T. A. (1985).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Vico, G. (1790/1990). On the study methods of our tim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mmunal Knowledge vs. Objective Knowledge:
News in the Light of Electronic Orality
Mary Chin-Hui Shen*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haunting issue of information quality for time-based electronic news. Inevitably characterized by a sense of immediacy, electronic news has its particularity more as a form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than as a genre for detached observation. Tracing how the canon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ntrovers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electronic particularity, the author appeals for the need to reconsider in a new light. Drawing on Eric Havelock and Walter Ong, two types of knowledge are specified: one oral, concrete, participatory, if dramatic and narrative; the other literate, abstract, objectified, if apparently disinterested. The communal sensibility unique of the “electronic orality” is further explored in its connection to “poetic wisdom,” based on which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an alternative suggestion.
Keywords: community, electronic news, electronic orality, objectivity, information quality, poetic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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