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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處：84期,頁1-40) 新聞工作的常規樣貌：平淡與熱情的對峙 張文強
《摘要》
關鍵詞：常規、常規化、媒介組織、知識能力、熱情 壹、前言在眾多新聞專業論述中，新聞工作經常被描述成需要向權力對抗、需要自主性與正義感的專業（何榮幸，1996；楊汝椿，1996）。或者，透過類似「軍官」的比喻（李金銓，1983），新聞被視為是充滿刺激與挑戰的工作。基本上，這些描述反映了一般人對於新聞工作的主要想像。 只是如果我們回到媒體組織場域，遍存各行各業的「常規」2現象卻讓新聞展現迥異樣貌。當它成為每日必做工作，例行化地尋找、判斷、採訪與寫作，我們似乎便得小心，常規會在效率與秩序之外帶來平淡節奏，這種節奏不只讓採寫任務變得重覆，更會進一步影響整體工作氛圍，形成新聞工作在實務情境中的常規樣貌，從具有社會功能的「專業」逐漸轉變成單純的「工作」。 這種真實世界的常規狀態不只質疑了前述新聞工作的想像，它所造成的異化、僵化、失去熱情（Garson, 1988; Hochschild, 1983; Leidner, 1993）以及因此帶來的停滯與自我放逐，更讓習慣專業論述的我們有必要暫時跳脫過去立場，實際觀察常規如何在媒介組織內出現，從批判角度討論常規的平淡節奏如何對新聞工作產生負面影響，又產生何種工作樣貌，畢竟我們很難期待落入平淡節奏的新聞工作者具有追求專業的強大意志。 一、研究主軸：常規的平淡節奏事實上，新聞工作常規並非陌生研究課題。Tuchman（1973, 1978）便曾發現記者為處理每日複雜的新聞事件會發展許多慣性工作方式（也就是常規），將新聞事件分類，在特定時間與地點找新聞以簡化工作。Fishman（1980）也觀察到，新聞工作者利用常規處理每日訊息，決定哪些事件可成為新聞、哪些則否。 這些集中在1980年代前後的研究，看到了常規主導每日工作的豐富事實。研究者先是以「效率」觀點解釋常規如何透過模組化方式較省力地完成工作，然後再從傳統新聞專業立場批判常規如何讓新聞產生偏差，以致損及專業運作。只是本研究於此基礎上試圖主張，在這些批判論述成為精彩觀察之際，新聞學的古典立場似乎限制了後續研究視野，常規這個普遍且重要的現象應該還具有另種即將在本文展現的節奏意義。 本文認為，常規帶來節奏，讓實務工作者得以輕鬆流暢地完成工作。但對大多數人而言，這些節奏後來卻容易變了樣，使新聞工作轉趨平淡。如同Merrill（1996／周金福譯，2003）的觀察，新聞工作者逐漸喪失理想，失去熱情與自我超越的意志，然後與許多職業一樣，只是按照標準化動作重覆每天工作，了無新意（Braverman, 1998; Garson, 1988）。 在新聞猶被視作專業的當代，這種節奏觀點似乎有其特別意義，提醒我們除了從專業角度討論新聞工作外，也應適時重回實踐層次，探討常規如何形成及其形塑的新聞工作平淡樣貌。否則儘管學術工作建構了新聞專業理想，一旦實務工作者隨常規進入平淡節奏，且重覆與滿足於既有做法，常規這股真實、消極但強大的力量便會不斷反諷與消解專業論述的純淨，導致在常規主導的實踐世界，專業論述經常只像是被用來訴說的理想，無意識地遭受新聞工作者漠視。 為正面回應真實世界的種種問題，我們主張在認同專業理想的同時，還需要另外一種呈現新聞工作的論述方式。既然常規主導且存在於新聞工作場域（Berkowitz, 1992; Epstein, 1973; Shoemaker & Reese, 1991），既然常規會產生負面影響，既然我們行事總是跟隨某種規則秩序（Douglas, 1970; Lähteenmäki, 2003），接下來要做的便似乎是重新走入現實生活，描繪新聞工作的常規樣貌。雖然本文這種論述立場帶有顛覆傳統意味與些許負面論調，但透過這種方式或許反而可在感嘆專業無力、失去標準的年代，協助實務工作者看到常規為個人工作帶來的問題，然後找到更多維繫專業與活力的可能。 基於以上論述立場，本研究嘗試回到媒介組織場域觀察新聞工作的常規樣貌，並採用廣義方式看待常規：它指涉的是經由學習累積，個人用以處理每天工作的習慣方式，包含找尋、判斷、採訪與寫作新聞這些部份。我們將隨逐步精緻化的節奏概念進行論述，首先討論常規在組織場域如何形成工作所需的秩序感，然後再取節奏概念的負面意涵，進一步勾勒熟稔各項採寫常規後，新聞工作整體展現出的常規樣貌，包含工作能力停滯與工作熱情消逝兩個構面。 二、研究與論述策略就整體研究與論述策略來說，本研究並非想要進行既有理論的測試，而是試圖盡可能進入真實世界重新描繪新聞工作常規樣貌，討論其如何變得平淡。在這種研究企圖下，我們採用以下研究與論述策略： （一）研究策略我們透過對問題的反思、文獻閱讀與經驗資料分析的不斷循環辯證，讓有關常規的理論觀點隨思考脈絡逐漸浮現。也就是說，文獻與經驗資料同時進入辯證過程，反覆衝撞思考脈絡，使浮現的理論更精緻且更有效度。我們主要透過以下兩種方式進行經驗資料搜集： 1.實習報紙的參與觀察本研究以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實習媒體《生命力》做為參與觀察對象。《生命力》為一報導弱勢團體新聞的網路媒體，學生成員每學期更換。原則上，該媒體在學期間每週更新新聞一次。研究者於取得指導老師同意後，以一學期為單位，從2003年2月至6月，集中觀察每週二的新聞作業程序，包含中午的主編會議、隨後的全體記者會議以及晚上主編群最後的改稿與發稿過程。同時，我們透過該實習報建立的網路系統，掌握所有成員平日新聞提報、討論過程與最後刊出之新聞。 由於有經驗新聞工作者已累積成熟常規，在工作中較少遭遇問題，因此《生命力》的實習報性質反而有利於我們從幾近新手的身上，藉由工作不順暢之處觀察常規的形成。加上《生命力》定位特殊，係以弱勢團體新聞為主，路線分配、新聞切入角度、寫作要求都有其特殊性，更能協助觀察組織在實習記者形成工作常規時扮演的角色。 2.新聞工作者的訪談除觀察實習媒體外，本研究於2003年3月至9月，以一對一方式訪談22位線上新聞工作者，每次耗時約兩小時，均全程錄音與重點筆記，之後全文逐字過錄。由於考量硬性與軟性新聞工作常規可能有所不同，且不同年資可能有不同節奏，因此本研究主要依據這兩個因素選擇受訪者。受訪者來自八家報社，年資15年以上者有六位，10到15年八位，5到10年六位，5年以下兩位。而政治、經濟、市政等路線15位，生活、娛樂、休閒、藝文七位。 我們試圖藉由這些訪談盡可能回到線上工作者的實際工作經驗，比對與補充實習媒體觀察資料；更重要地，我們想藉此掌握平淡節奏形成後的新聞工作樣貌。訪談問題大綱事先依照每位受訪者特性與最近處理的新聞個案設計，且隨訪談過程彈性調整細部問題。主要問題包括請受訪者利用真實個案說明其找尋、判斷、採訪與寫作工作之相關常規，曾遭遇哪些與工作常規有關問題、如何克服，入行經歷、心情轉折、工作意義以及對當下新聞工作的感受。 除固定一次訪談外，本研究亦利用電子郵件、後續訪談等方式與部份記者持續互動，試圖從更為真實、當下發生的即時個案（如報社對新聞主題選取政策的改變），了解新聞工作者與常規間的互動關係及其如何因應調適。 （二）論述策略配合研究策略，本文並未使用傳統制式書寫方式，而是充份融合我們對問題的反思、相關文獻閱讀與證據資料分析，以連貫論述型式敘述觀察到的理論。同時因為本研究涉及對受訪者以及受訪者對其他對象的評論，為徹底迴避受訪者被指認機會，切實遵守訪談承諾，論述將不進行直接引述。最後，本文之「受訪者」係指受訪線上新聞工作者，「實習記者」則指稱《生命力》之觀察對象。 順著這種論述策略，本文接下來便利用逐步釐析出的節奏概念為主軸呈現觀察結果。下節先行討論常規形成時的秩序功能，以及常規如何透過校準過程逐漸形成，然後以此為基礎接續說明在熟悉各項採寫常規後，新聞工作整體展現的常規樣貌。第三節從工作能力切入，討論工作者如何被束縛且停滯於常規節奏；第四節則從工作熱情切入，說明在新聞工作整體平淡氛圍中，多數人的工作熱情如何消逝，以致最後喪失個人工作意義。 最後要說明的是，透過研究發現，我們雖然主張常規節奏觀點，也的確看到常規作用於研究對象身上的平淡特性，但這並非表示本研究認為所有工作者具有一致的節奏速度。當然，我們更不排除部份新聞工作者始終保持熱情與自我超越的能力。 貳、常規生活的形成我們以節奏概念作為論述主軸，因此本節先聚焦在常規形成初期，討論其為何出現與如何出現，然後於接續兩節探討節奏穩定後的平淡狀態，也就是新聞工作的常規樣貌。不過，雖然本文主要篇幅展現新聞工作的平淡沉悶氛圍，但常規出現初期夾雜的混亂與亢奮情緒亦標示著新手工作樣貌，理應不被忽略。 一、常規的必要：從混亂中找秩序人們似乎都需要有秩序地處理每天工作。但對新手與面臨轉換路線的熟手來說，陌生工作情境卻經常代表著缺乏節奏，或至少需要重整過去節奏才能從混亂中看到秩序。而常規的出現便落於這種需求，其帶來節奏，節奏又帶來秩序感。 如《生命力》實習記者在學期前幾週便常因初次接觸陌生工作情境，缺少工作所需的節奏與秩序。一方面，陌生激起亢奮、新鮮感與不確定，讓這幾週成為整學期精神最為集中的時期；但另方面，亢奮不能解決眼前問題，這些實習記者有著強烈不安全感，渴望快速找到「如何做」的模式，想知道指導老師喜歡何種新聞切入點、要如何約訪消息來源才不致被拒絕等，甚至連簡單的新聞稿上網方式也成為急欲得知的焦點。在會議、改稿與書面報告中，實習記者也與老師有著整學期最多的互動。這種狀態投射出常人對於秩序的需求（Misztal, 2001），實習記者渴望秩序，不想再擔心寫不出也交不出新聞的窘境。 所幸透過邊做、邊試與邊問這種傳統做中學方式，新手逐漸抓到若干常規（Merrill, Reiser, Merrill, & Landes, 1995），慢慢掌握漸強節奏，使主編幹部在開學幾週後便幾乎可以不再依賴老師，有條理地完成工作且有效縮短每週「工時」。只是隨著節奏漸強，亢奮也同步減少，由某種掌握秩序後的自信所取代，開始可以邊工作邊聊八卦，邊開會邊打電動玩具或看書。然後慢慢地，即便這些工作量少的實習記者也會進入常規階段，展現下兩節即將說明的常規樣貌。 這種透過常規找到秩序的情形，同樣發生於受訪線上新聞工作者。受訪者回憶路線轉換經驗時，似乎也都感受到新鮮感帶來的短暫不安與亢奮，急切想回復原先有秩序的工作狀態。一位剛調整路線的受訪者便表示，在被迫從公家單位轉換到沒有固定採訪地點、時間與消息來源的新路線後，每天總有不知去哪裡找新聞的壓力，甚至因為擔心「生」不出新聞而想要請假，因此格外懷念原先有秩序的生活。幸好經歷幾週嘗試後，這種情形逐漸得到紓解，他開始掌握某些新工作方式，懂得與消息來源泡茶閒聊找人情趣味新聞，或留心某些特色商店做為新聞主題。然後在報社欣然接受下，逐步找回秩序，重新過著悠閒的新聞工作生活。 二、常規的形成：個人與組織的校準常規之所以出現，與我們對秩序的需求有關。而在真實組織場域，常規形成則是個人帶著主觀經驗不斷猜測，不斷與組織相互「校準」的過程。只是隨此過程演進，工作者往往不自覺陷入逐步形成的常規，指向之後長期平淡的常規工作樣貌。 （一）過去研究對常規形成的看法我們發現，在處理常規如何形成這個問題上，過去研究似乎有著兩類做法。部份研究習慣把常規視為「做多就會」的經驗累積。基本上，這種做法固然傳達了常規的經驗本質，卻容易讓研究者輕忽常規形成時的複雜過程；另些研究則從個人學習角度觀察常規，不過這也導致這些研究雖然討論常規的形成，卻忽視組織與個人相互滲透的關係（文獻請見下段討論）。 首先，如同受訪者總是強調，看多了、做多了，常規自然就出來了；「做多就會」似乎也正是以往傳播研究的基本看法。在這種視常規為經驗默識，而經驗形成又沒什麼好談的看法下，如Tuchman（1978）等研究便很容易只聚焦於常規對新聞專業的影響，把其當成自變項討論如何影響新聞產製，但對常規如何形成這個後設問題則是輕描淡寫。 在傳播領域以外，部份知識管理研究關心常規知識的學習過程。不過因為研究者似乎習慣在本體論層次清楚劃分組織與個人，而學習又屬個人行為，所以這些研究在分析組織知識管理問題時往往只是套用個人學習理論，將組織類比成具有學習能力的超大個體，討論其如何累積常規（Cohen & Bacdayan, 1994; Lyles, von Krogh, Roos, & Kleine, 1996），或區分組織知識與個人知識，討論兩者如何相互轉移（Nonaka & Takeuchi, 1995; Raelin, 1997）。也因此，這些研究雖然觸及常規之形成，但區分組織與個人層次的做法讓研究者同樣沒有看到常規形成過程中，兩者（個人與組織）可能存在的交纏互動關係。 （二）在猜測中進行的校準過程不過，常規形成有其複雜本質。由於新聞產製終究在組織內完成，必須考量組織構面（Ettema, Whitney, & Wackman, 1987; Tunstall, 1972），而組織也需要協調整合以確保個人會為組織利益服務。因此，如果常規只是個人學習或只帶來個人獨奏，組織將無法和諧運作。 所幸在實踐世界，基於種種現實考量（如保住工作），常規雖然成形於個人身上，卻不只是個人經驗的累積。常規形成像是個人藉由不斷猜測、不斷朝向組織校準的過程。於此過程中，新聞工作者不自覺地帶入自己對組織的想像，一次次地更為逼近組織易於同意的做法。而這種在猜測中校準的過程，一方面反映常規形成時難以描述的複雜特性，另方面也將組織與個人嫁接起來，兩者不再是獨立、無關連的層次；常規有著組織層面考量，也為個人帶來有著組織調性的節奏。 例如，對《生命力》這些實習記者來說，寫新聞與改稿或許還不是最難的任務，過去新聞課程和一般寫作經驗都可做為基礎，以繳出具備基本寫作格式的新聞稿。但在分數考量下，更為頭痛的問題往往是《生命力》到底要什麼、要如何做出指導老師想要的東西。雖然透過實習前說明會或學長姐經驗傳承，新手成員知道「為弱勢者發聲，為奉獻者立傳」等口號，也瞭解《生命力》的非營利通訊社性質，但這些似乎都只提供了某種模糊方向，無法解決實際問題。 因此，新手還得透過不同個案累積，從一些具體細節中猜測、校準到老師或《生命力》想要的目標，形成某些符合組織要求的工作常規。這些實習記者會設法在不同個案進行猜測，取得各種明示與暗示，知道用「視障」一詞取代「瞎子」，或者肝病這類常見疾病並不是《生命力》要處理的新聞，又或者避免寫作時針對不同殘障類型進行比較。也就是說，常規透過校準過程嫁接起個人與組織，不但實習記者得以讓自己的工作方式逐漸帶有《生命力》的味道，不再我行我素，《生命力》的組織要求也能夠滲入個人使用常規，影響每位實習記者。 進一步來說，這種校準有其特殊之處，影響隨後有關平淡節奏的觀察。首先，個人校準的目標經常是自己對組織要求的「想像」，而非組織確切設下的客觀標的。例如，某位《生命力》實習記者認為新聞用詞要很感人、很悲情，便只是他個人對組織要求的過度想像，在自以為是地操作一段時間後，才發現指導老師還是要求客觀寫作方式。反過來看，因為《生命力》本身也無法用文字精準描述究竟要什麼（即使猜錯好像也無大礙，每週還是有成績），所以實習記者保有一定空間可依照自己想法繼續猜測、繼續校準，直到出了大紕漏，或逐漸修改到指導老師或主編幹部大致可以接受的樣貌。因此，組織雖會透過校準過程影響常規，但原則上，個人使用的常規還是保有個人運作空間，形塑常規的時間也具彈性。 其次，這種校準保留一種雙向操作的可能，不像大部份社會化研究（Feij, 1998）多半只意味著組織對個人進行社會化的單向過程。也就是說，校準不單是由指導老師告訴實習記者因為主流媒體經常處理肝病新聞，所以肝病相關介紹不屬於《生命力》所需的弱勢團體新聞，它也可能反過來由實習記者向老師主張，中輟生新聞不應與受刑人歸為一類，因而改變指導老師原先對「社會邊緣」這條路線的定義方式。只要實習記者做法與指導老師的想像沒有太大差異，有時候反而是指導老師與組織向實習記者進行修正。雖然相較於前者，由於大部份實習記者還是習慣被動學習、被動接受命令，以致這種指導老師向實習記者修正的比例仍屬較低。 最後，這種在猜測中校準的過程經常展現某種難用理性邏輯捕捉的神韻。詳細地說，常規雖在猜測與校準中形成，卻還是得有若干依循而非完全隨機，只不過這些依循又經常不是嚴謹的理性邏輯原則，而是只有個人才能體會的「感覺正確」原則。例如《生命力》主編的改稿過程便經常沒有統一標準，依靠某種「感覺正確」。特別是在開學前半段，主編對類似個案的改稿判斷標準往往前後不一，而且通常只有判斷沒有原因（或無法說出原因）。一旦遭受質疑，只能配合任何新手都能找到的新聞寫作語病，回應「你這篇新聞寫的不夠客觀中立」這種標準理由，或籠統告知「新聞寫得太像公關稿，不夠《生命力》」。因此，主編經常禁不起實習記者再度質疑，但這並不代表「感覺正確」原則無用。相反地，主編靠此逐漸培養出改稿常規，標準逐漸一致，實習記者則相對應地發展出被改稿常規，知道主編會挑哪些毛病、要怎麼迴避。 （三）常規形成時的個人空間雖與以往研究焦點不同，本研究關心個人常規與組織的互動，但這不表示我們矯枉過正地認為組織完全控制常規形成。配合前面提及的猜測中校準過程特性，我們主張常規形成「可以」有著個人空間，只是「可以」得加上引號，因為大部份人會自願放棄，不自覺地順著常規接受組織規範，放棄雙向操作的可能，自願進入下節將談及的自我控制型態。 如近年來台灣媒體流行某些緋聞新聞處理方式，我們的受訪者也因此學會這些組織要求的做法，跟著組織節奏處理緋聞新聞，只是儘管如此，看似一致的常規背後還是留著個人空間。一位受訪者便感性地表示，就算是緋聞當事人，其前途與名節仍是重要的，因此雖然報社有套緋聞新聞處理方式（如跟拍、用照片把新聞做大、用聳動標題等），但在尊重人性的考量下，這位受訪者反而看淡這些新聞，下筆更為小心，即便可能因此漏了新聞。 對新聞工作來說，這種個人空間似乎特別寶貴，因為在實踐層次，新聞工作者個人使用的常規往往需應和組織要求，有時還得迎合消息來源、競爭者與專業論述提供的範式。如果新聞工作者過度考量這些因素，便會讓個人使用的常規受到嚴重干預，在組織內逐漸喪失自主性。因此，如果我們反對新聞工作者迷失於組織，便應留心與鼓勵常規形成時的個人成份，因為它適度保留了個人性與創意的可能，而非只是依照組織與他人要求方式做事。 只是往往事與願違，大多數新聞工作者還是擔心過多現實因素，因而接受暗藏於組織機制內的各種規訓權力安排（Grey, 1994; Townley, 1994），順從組織要求，然後跟隨經過校準的常規重覆每天工作，不自覺地自我控制，逐漸造就平淡的新聞工作常規樣貌。 參、平淡的新聞工作常規樣貌之一：停滯與自我束縛當個人隨常規脫離工作初期的混亂亢奮，愈趨穩定的節奏隨後將帶領其進入平淡的常規樣貌。我們發現，這種平淡有著兩層意義：首先，平淡代表工作能力的停滯與自我束縛，新聞工作者經常只願重覆使用經組織校準後的常規，喪失改變與超越的可能。其次，平淡代表工作熱情冷卻。對大多數受訪者來說，新聞成為單純的一般性工作，專業理想不再，這是下節敘述重點。 不過，雖然我們主張平淡常規工作的常態性，但這並不表示所有新聞工作者都是如此，或都只能如此，完全沒有例外。或者，雖然本研究多數內容篇幅呈現平淡沉悶氣氛，但並不代表我們主張所有人只能悲觀地生活。相反地，我們希望藉由指出這種平淡沉悶，讓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正視常規生活的問題，思索各種出路的可能性。
一、常規帶來停滯與自我束縛如同《生命力》實習記者在短短幾週內懂得依賴常規，進入穩定甚至平淡的實習生活。對線上工作者來說，這種現象也普遍存在，而且經常更會「過了頭」。新聞工作不是難事，但也不新鮮，甚至像幾位受訪者的回應：「只是一種糊口的工作而已」。 這種狀態反映線上工作者易被常規程式化（Ashforth & Fried, 1988），依循常規工作，抱怨無聊，卻又不自覺地自縛與停滯於既有常規，不曾想過是否還有其他工作方式。或者，因為經過組織校準的常規已有效磨合個人與組織，所以只要沒有跳槽、換老闆等劇烈改變，受訪者似乎少有改變的企圖與急迫性。相對地，如果媒體經營還算順利，組織往往也不會發動改變，同樣避免重新校準的心力。因此，常規帶來組織僵化（Bowman, 1994），而新聞工作者則在重覆常規的同時，形塑了平淡節奏，習於安穩而不願離開。 一位工作約四年，自認每天輕輕鬆鬆、甚至偷懶也可跑出新聞的受訪者，在訪談進行到中段便似有頓悟地表示，儘管照常規跑新聞的日子非常平淡，有時也想突破，但卻也不知道為什麼，從沒想過除當下方式外還有沒有、或為什麼沒有別的處理新聞方式。我們在訪談中充份感受大部份受訪者停滯於既有常規，平淡節奏中流瀉出沉悶、束縛與停滯的氣氛。 或者，本研究訪談期間正好適逢《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引發最多討論的時刻，所有受訪者都知道跟拍、用照片做證據、成立突發新聞處理中心等不同於過去的新聞工作常規。只是儘管如此，一旦訪談觸及是否願意嘗試時，受訪者反應卻十分直接，不是用某些缺乏實質證據的理由堅持原來工作方式較好，便是承認自己沒有好好想過，或根本沒想過這個問題，自認沒有更換必要。好比本研究多次以「翻垃圾找證據」為例討論新聞查證方式的可能性，一位受訪者便先是堅持翻垃圾很花時間，佐證既有查證方式較好，並表示她過去多依靠消息來源查證新聞，以後也是。可是當訪談追問原有查證方式所花時間時，這位受訪者思考後改變了回答，因為要找到消息來源並要其肯回答，花費時間可能更多。當然，更多受訪者直接拿侵犯當事人隱私等理由直接否決這種找新聞方式。 配合訪談前後所寫的新聞來看，受訪者似乎沒有鬆動與改變意願，並總為已有的常規感到自信、安全與習慣，雖然其中也經常夾雜著倦怠、無奈、停滯與束縛。只是有些諷刺地，隨《蘋果日報》站穩腳步，在書寫本文（該報進入第二年）之際，由於各家媒體感受壓力而強烈要求改變採寫方式，傳統記者也被迫直接修正工作策略以迎合組織的新要求。我們更觀察到，即便在重新校準常規之初，受訪者可能心不甘情不願；即便開始處理爆料式專案新聞時，還是難脫純淨新聞跑法以致被主管責備；即便暫時還是寫不出帶有憤怒意味的新聞，被主管用便條紙提醒，但誰說常規不能改變，通常只是受訪者自己束縛與停滯於既有常規而不自知。 二、自我束縛與停滯的原因當然，常規不必然代表「僵化」，因為常規如同語言文法，在相同基礎上可以做出不同變化（Pentland & Rueter, 1994），或者也能整套換掉（Feldman, 2000）做為創新來源。有些研究（Smith, 1984; Zimmerman, 1970）則主張，規則操作依附於每個個案，總有著改變的可能。 基本上，本研究同意這種看法，但如前述，我們卻經常發現受訪者停滯於平淡節奏，沒有改變意願。這種停滯或可從以下三種角度解釋，不過原因經常混雜，分開說明只是為了陳述方便。 （一）停滯在結構化過程中首先，停滯常發生於一種不斷結構化的過程。我們發現，如同日常生活總是存在某些結構引導個人行事脈絡（Giddens, 1984），在原本複雜多變的新聞工作中，常規便像是隱藏難見的必要結構，架構並導引了每天工作。而常規使用經驗則又會不斷回頭進行結構化，使其看起來更合理、更穩固，進而忘記改變可能。 經驗豐富的線上工作者便很容易進入這種狀態。一位有17年工作經驗的受訪者就為獨家新聞發展一套跑新聞方式，知道如何建立獨家消息來源、如何在關鍵時刻減少其他記者接觸消息來源的機會。基本上，這套方式的確容易讓他看到獨家新聞或是新聞事件中的獨家成份，只是不知不覺中，這位受訪者處理過的案例也回過頭結構化原來常規，不但增強其合法性，並使其變得更加細緻。 因此，這位受訪者習以獨家新聞量評估自己，更用「強力春藥」這個生動比喻說明獨家新聞對他的驅動力，至於其他新聞類型（如新聞評論）似乎被邊緣化。雖然他也會因為感到停滯而想改變，但因應策略卻是更換一條同樣具有獨家特性的路線，而非嘗試全新工作方式，如做深度報導、製作新聞專題，好像仍是難以割捨原來的常規。 （二）停滯在安全感之中這種難以割捨的感覺同時反映第二種解釋角度，即安全感停滯並束縛了改變的可能。平淡節奏帶來安全感，不必擔心一旦壞了節奏得面對新的問題，或者究竟還可不可以完成工作。 受訪者便經常表示，他（她）們之所以依賴特定消息來源跑新聞，是因為這種工作方式很「安全」，不必在爾虞我詐的新聞工作中因更換消息來源而負擔額外出錯的風險，或因更換其他採寫方式反而找不到新聞。所以，即便受訪者承認這種方式會侷限自己潛力，也有人承認曾因此造成重大新聞判斷錯誤，卻還是不願離開平淡節奏，不想尋找更多消息來源，也不去試試翻垃圾找證據等不同方法。當然，這也包含偷懶因素在內（陳曉宜，2003），不想因為更換方法花費多餘時間。 最後，我們得承認並充份體會安全感在實踐世界的必要性。當實習記者還是得顧慮分數，分數便牽引他（她）們以安全方式完成工作。或者，如同一位受訪者表示，改變並不會得到報社鼓勵，而工作終究又得關心薪水問題，所以寧可相信已校準過的常規而不願大幅改變，以免承擔組織不喜歡的風險。不過，組織控制經常並非那麼嚴密，很多時候是實習記者與受訪者過度在意安全感而不改變。 （三）停滯與缺乏後設考量停滯的第三種解釋涉及廣義的經驗主義式想法。在每天實際操作過程中，新聞工作者經常只注意那些可感受、可操作的具體個案或策略，對後設部份（即策略背後的基本假設與立場）缺乏興趣。如在討論《蘋果日報》時，受訪者論述便充滿彩色編排、狗仔跟拍等策略，卻不曾主動談論這些策略代表新聞定義如何改變等後設問題。因此，一旦受訪者只談具體策略且站在既有立場思考問題時，整段論述便經常只有批評。或者，即便部份受訪者體認到既有常規的束縛，但也因未曾質疑其背後假設，以致頂多只是微幅修改常規而難有較大突破。 在這裡，或可大膽挪用典範概念（Kuhn, 1970）解釋這種停滯與微幅調整。我們發現，如同常態時期的科學家習慣站在既有典範進行理論補綴工作，較難有重大突破。當大部份受訪者習慣既有立場，不願回到後設角度思考甚至顛覆原有常規時，似乎也同樣只能微幅調整現有工作方式。面對報社所提出的增加新聞可看性要求，便很容易只是站在純淨新聞傳統典範修補原來做法，如藝文版面想要更強調事件衝突點、旅遊路線則要求多提供即時新聞。不過如果回到後設層次換個想法，也許純淨新聞典範並不適合這兩類新聞，藝文新聞可以是專題式深度論述，旅遊新聞可以包含更多遊記心情。而這種改變或許更有創新力，因為以不同典範定義工作會產生十分不同的工作策略（Ekström, 2000; Meijer, 2003）。 三、個人與組織共謀的自我控制整體來看，在常規帶來的束縛與停滯中，我們似乎觀察到一種個人在組織場域內的自我控制。這種在個人自願配合下所進行的控制，讓工作者透過校準後的常規，與組織共謀控制了自己，不自覺跟隨組織預期節奏前進。接下來我們便陳述這種個人、常規與組織間的互動關係，以總結本節觀察，並藉此回應傳統有關組織控制的憂慮，做為接續思索逃逸常規可能方式的基礎。 （一）傳統的組織控制觀點從表面來看，這種控制的確迎合了傳統媒介研究的陳述方式（Breed, 1955; Gallagher, 1982; Sigelman, 1973），即組織會透過不同機制控制個人，並影響新聞工作自主。不過，傳統研究對控制的看法使其在解釋這種憂慮時似乎有著一定侷限。 簡單來說，過去有關組織控制的傳播研究經常傳達由組織向個人進行的線性控制關係。如研究者討論代表組織的老闆如何透過下條子、調線與開除等方式影響新聞工作者，而新聞工作者又該如何利用工會等方式反抗（何榮幸，1996；蘇善村，1995）。在這過程中，組織總在進行控制，而新聞工作者則處於被控制狀態，整體呈現單向且對立的控制關係。 不過我們長期觀察常規發現，控制的確可以來自組織蓄意安排，但控制關係卻不容易清楚陳述，至少不只是組織控制個人這種單向對立關係。好比前述常規校準過程中，指導老師會向實習記者修正靠攏，認同中輟生新聞不應與受刑人歸為一類的主張。很多時候，成功控制需要新聞工作者自願加入，或者根本是受訪者自己習慣了特定寫作常規，進而自我束縛與控制，以為報社要他（她）在每件事情上都批評特定政治人物，但實際上組織並沒有這種意圖。 因此我們認為，以往研究描述的組織控制應只是一種極端型式，顯示組織在特定關切之處會刻意生產或嚴厲執行某些規則，直接展現控制行動。但除此之外，組織內還存有其他控制關係，且不只是組織對個人施力，個人經常也會涉入控制行為，連同組織共同施力控制自己。例如，特別在意分數的實習記者不必組織施力便會在分數牽制下嚴格自我控制，每週準時開會與繳稿、用力感覺指導老師要什麼；反之，不在意分數的實習記者則可配合組織控制死角給予自己更多我行我素的自由度。這種狀態顯示我們需要重新理解控制關係，而校準概念便展現另種理解組織控制的途徑；控制不一定是單向對立，也可以互動共謀。 （二）常規、校準與控制我們主張，組織內的很多控制是由組織與個人共謀完成，不該全都歸咎於組織，而常規在其間扮演重要角色。或者說，常規在透過校準過程嫁接起個人與組織的同時，也成為重要控制機制。 從訪談觀察來看，當大多數實習同學仍有分數考量，而線上工作者還想保住工作之際，便可能進入這種共謀控制關係。他（她）們會於形成常規時主動納入組織考量，隨後因習慣這些常規而不願改變，使組織成份一直微妙地隨著平淡節奏持續影響個人，形成自願配合的共謀控制型式。反過來說，組織也可以透過常規校準過程，以一種類似Foucault（1977／1979）的規訓精神，細膩地將組織要求放入常規，然後在新聞工作者自願配合下控制個人作為。 只是進一步觀察，由於如前所述，校準目標可能是個人對組織的某些想像，而非組織真實或企圖提供的目標。因此準確地說，有時候參與共謀控制的是新聞工作者與他（她）自己的想像，而非新聞工作者與組織的真實目標。如某位實習記者以為《生命力》喜歡悲情寫作方式，而用力揣摩與沿用，但卻不一定是指導老師所要。受訪線上工作者也會猜想報社的政治傾向，從而建構一套印證自己觀點的精彩論述，一再運用於大小新聞事件。但事實上，組織規範並沒有這麼細膩綿密，老闆與主管也不想在所有事件上展現自己的政治喜好。 這種依照自己想像形成常規，然後抱怨組織管太多的氣氛，展現部份受訪者的某種誇張自我規訓：先是依照不必要或過了頭的想像建構常規工作方式，然後在平淡節奏中習慣了想像，以為組織要他（她）們這麼做，因而長期控制了自己的工作方式。不過，雖然這裡運用「想像」一詞，並不代表所有想像都毫無根據，報社的確具有政治立場，也的確會在重大政治事件上進行控制，只是密度沒有那麼高。 總結來說，當個人在平淡節奏受常規束縛時，也意味著與組織共謀控制自己，讓自己受制於組織設定的節奏，自願接受規訓。因此，控制力量不但更為持續，同時也成為一種自願甚至是「自我迫害」的過程。很多時候是個人想的太過綿密，鉅細靡遺地綁住自己，放棄改變與挑戰的可能，然後回頭歸咎組織。不過，這不表示個人在常規控制中完全喪失所謂的能動性（Bourdieu, 1980／1990; Fontana, 1984; Giddens, 1984; Smith, 1984），只是因為大部份人還是喜歡跟著平淡節奏，所以常規穩定下來便形成長期自我控制，不再力圖改變。 肆、平淡的新聞工作常規樣貌之二：工作熱情的消逝平淡節奏構成新聞工作的常規樣貌，不過除了工作能力的束縛與停滯，常規樣貌的另一面標示著工作熱情的消逝。特別是在努力維持專業價值的當代，這種工作熱情消逝形成一種新聞工作的整體氛圍，從根本阻礙了個人自我超越意志。當工作意義隨平淡節奏逐漸簡化，留下濃厚謀生成份，我們似乎很難期待受訪者繼續追求新聞專業。當然再次地，我們陳述熱情消逝現象，卻不否認仍有些新聞工作者終其一生保持相當熱情。 一、常規與工作熱情消逝我們在訪談中不只發現常規侷限受訪者的新聞採寫方式，更經常感受到某種工作熱情消逝後的整體無力氛圍。或者，即便在言談間我們容易察覺受訪者對於工作技巧的自信，卻難以感受他（她）們的工作熱情。 部份受訪者陳述著「新聞只是一種工作」的基調，只在意如何熟練甚至偷懶地繳出每天新聞稿；或是只求做好上級交辦事情，不會獨漏新聞被長官責備。再或者，受訪者陳述自己無奈於沒有別的技能，反正工作就是這樣，能夠領到薪水維持現狀即可。這些消極想法用平淡語調說出，難以傳達任何熱情，被動心境亦反映受訪者對工作感到無聊提不起勁。 工作熱情消逝可能來自常規平淡節奏的作用，在受訪者熟稔採寫相關常規後逐步醞釀出無力的氛圍。訪談中，有些受訪者依稀可以回憶入行當初的熱情與抱負，而部份正入行的實習記者也有著某些憧憬，想像記者是正義化身、工作精彩刺激。只是在處理過大小新聞事件或學校實習訓練後，常規無情地展現新聞工作重覆且平淡的一面，直接衝擊實習記者原來的想像，導致不是選擇接受現實，逆來順受地適應《生命力》每週工作，便是在這個地方選擇未來不再從事新聞工作，將重心轉移到輔系或準備投考研究所。 而線上工作者同樣遭遇常規帶來的「墮性」，甚至因更頻繁地重覆相同常規而產生嚴重異化（Erikson, 1990）。類似Cohen與Taylor（1992）的觀察，當部份受刑人摸索完監獄內的各項生活瑣事後，每天依照常規重覆作息的方式讓他（她）們變得異常消極被動，喪失生活與自我意義，面對依舊長久的刑期只求一天捱過一天。對部份停穩在平淡節奏的受訪者而言，面對未來依舊長久的新聞工作生涯似乎也有相似心境，不再追問工作與自我的意義，沒有熱情，只是繼續做著，再加上其他現實因素耗損，生活更是顯得力不從心。兩位自認喜歡才進入新聞業的受訪者便表示，工作十多年後，現在雖然可以掌握節奏輕鬆工作，但工作帶來的刺激以及自己投入的時間與熱情都大不如以前，而小孩與家庭更是瓜分或取代有關新聞專業的承諾。因此，他（她）們在訪談中隱約表露虧欠感，談論找尋新出口或重新點火的方法，雖然同樣有些力不從心。 此外，我們更發現有群包含實習記者在內的年輕受訪者，承認自己對新聞工作沒有熱情，甚至沒有一般的工作熱情，工作承諾度低，進入新聞工作或新聞系通常有著陰錯陽差的成份；反過來說，不離開往往是因為不知自己還能做什麼。或如某些受訪者所說，有機會便會跳到更賺錢的行業。 因此，當新聞工作者進入平淡節奏或開始時就沒有熱情，工作本身的意義便不再重要。身處這種無力氛圍，部份受訪者選擇沉默，只是一天天過日子；部份受訪者自認無法改變什麼，也提不起勁去改變，但又有些不甘，所以選擇犬儒式地嘲諷；或者他（她）們依然需要找些快樂，只是快樂通常來自工作周邊。如在SARS疫情發生之際，新聞跑無聊了，又不能不跑，就試著與同業一起拿官員開玩笑。某些《生命力》實習記者學期末偶爾出現的快樂與亢奮，往往是訪問到名人、拿別人作品開玩笑或和同學在開會後聚餐。這些快樂固然可以紓解常規帶來的無聊（Taylor & Bain, 2003），但終究是短暫的，時間一到，還是得回線上採訪不知何時結束的新聞。 二、新聞工作集體性的作用工作熱情消逝連同工作意義的轉換直接衝擊新聞工作，讓新聞從理想志業逐漸轉變成維持生計的普通工作。但即便做為普通工作，工作者似乎也還是應該從中建立個人工作意義，而非沉浸於平淡無力的氛圍。不過我們發現，新聞工作的集體性讓熱情消逝問題變得更棘手，指向一種個人性在集體中消失的問題（Jaspers, 1957; Patka, 1962）：個人類似被機構化，只會隨著集體節奏走，不只專業意義耗損，很多受訪者根本無法意識到自己與工作的意義。 這種集體性發生於三個層次。首先是最基本的組織層次。由於新聞工作發生在媒介組織場域，因此常規校準過程也同步將個人機構化，約束個別記者的跑新聞方式。受訪者都清楚知道各自路線與角色分工，用報社希望方式處理新聞，無需太多個人意見與想法，或有意見也要設法壓抑下來，按照主管說法做事。一旦大家都有此體會，便會用類似方式選擇新聞、選取採訪對象與寫作新聞。在個人必須依靠組織生存的條件下，由組織集體性取代個人差異，長久下來看不到個人風格、看不到熱情，工作只需照組織安排做即可。 其次，集體性亦發生在產業層次。由於同業間經常學習彼此處理新聞方式，或者記者普遍害怕被獨漏新聞，在安全第一的工作心態下，新聞同業經常使用類似常規展現集體性，同樣壓縮了個人工作方式與意義。如同某位受訪者描述，這些常規是種集體自保策略與默契：大家用相同方式處理新聞、集體採訪、跟相同事件、找相同消息來源。如果出錯，是大家都錯；當大家都錯，就不是大問題。 最後，新聞專業論述本身亦是集體性來源，它塑造了許多集體標準，然後透過學校教育等機制發揮影響力（Soloski, 1989），類似進行整個產業機構化的動作，導致個人性逐漸消失。因此有些諷刺地，理論上新聞專業論述應具有平衡組織與同業不當影響個人工作方式的力量，指引新聞工作持續做為專業。只是當它愈是成功，愈可能回頭成為規訓力量（紀慧君，2002），把個人放入更大的集體層次。一旦諸如平衡報導等原則成為儀式化行為，這些論述便像提供了一套演出劇本（Goffman, 1959），讓受訪者可以長期不問原因或不問個人意義地集體跟隨，忘記應有的新聞工作熱情，離新聞專業期待似乎也愈來愈遙遠。 總結來說，新聞工作集體性讓受訪者生活於某種想像共同體，配合平淡節奏作用，讓求取安全且經機構化的成員停滯於平淡節奏，用帶有集體默契的常規從事工作，不再凸顯自己。個人逐漸消失在集體之中（Whyte, 1956），不再有熱情，沒有超越現狀的意願與意志，更讓工作者忘記工作應該具有屬於個人的意義，可以有自己意見、創意與做法，而不只是例行公事或為謀生而已。 三、看到工作中的熱情前節討論工作熱情消逝，並不代表本研究苛責這種現象，因為在競爭的實踐世界若能順著常規平靜工作，也是種福氣。但如果線上工作者不甘平靜與平淡，無論是對新聞專業仍有期待，或有意願突破新聞工作的常規樣貌進行自我超越，重新看到熱情便有其必要。 不過我們發現往往事與願違。部份受訪者雖表達了工作瓶頸與無力感，但只要談到自我超越，卻經常只有回校讀書這類增加知識能力的策略。或者，在強調知識與理性邏輯的當代社會，受訪者把自我超越當成知識問題，只強調理性分析能力的重要，以為如此就能突破常規的平淡節奏，在訪談中不曾主動深談過熱情，看不到、也小覷熱情在自我超越中的重要。因此，當新聞工作者隨平淡節奏停在那裡，常規便像受訪者為自己設下的緊箍咒，愈是熟練與完整，也就愈容易仰賴它們，從而看不到工作熱情的價值。 在這種狀態下，我們主張借助尼采觀點（Nietzsche, 1968／雷菘生譯，2000；陳鼓應，1992），重新找回長久以來因過度重視理性而被壓抑的酒神式原始、單純熱情情慾。不過這裡得先說明，本研究並不反對知識與理性分析，或將理性與熱情兩者截然二分，本文大部份篇幅便正是理性分析的結果，只是本研究主張同時看重熱情，而非以為理性邏輯可以解決包含自我超越在內的所有問題。何況所謂理性邏輯對現象的解釋分析，無論是科學研究者或常人，都很可能只是語言建構與語藝而已（Gergen & Semin, 1990；朱元鴻，2000）。 我們主張，想要突破常規帶來的平淡節奏與氛圍，也許並不在埋首於理性分析，提出多麼縝密的策略與規劃；缺乏熱情，許多策略通常只能帶來短暫興奮，如同受訪者換線之後，還是會回到常規狀態。新聞工作者應該如同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Nietzsche, 1968／雷菘生譯，2000），靠著簡單且勇敢的熱情支持，積極面對眾人質疑與各種權威，敢於挑戰現狀。如果我們願意容忍傳記式文獻多少帶有的誇張成份，也可以發現是熱情引領畢卡索不斷超越，不斷出現不同的藝術嘗試（Gardner, 1993／林佩芝譯，1997），不像一般「畫匠」一樣，在學會某種畫法後就停滯不前。或者再如尼采所提，理性讓人虛弱沒有自我超意志（Nietzsche, 1956／周國平譯，2000），當受訪者同於一般人習慣理性，過多的理性分析反會讓他（她）們畏首畏尾，擔心報社不喜歡、長官有意見而不敢嘗試新手法。 只是論述至此，本研究雖然強調透過找回酒神式熱情以因應新聞工作平淡無力的常規樣貌，但這種酒神熱情終究是單純、原始的，是存在於每個人身上且各自不同的赤子本能，並不適合從科學分析的角度加以理解，而過度理性分析也會破壞其單純本質，弔詭地掉回原先想要擺脫的理性分析陷阱。因此，不同於其他研究以及本研究前面對常規的各種分析，這裡試圖保留較大讀者詮釋空間，避免提出過多策略。3 然而為了回應找回工作熱情的問題，這裡還是提出簡單卻重要的一步，即提醒每人心中都有各自不同單純、赤子式熱情，只是長久以來被理性壓抑住。因此，有自我超越意願的人或許可以回頭再次感受當初引領自己入行，但已消失的原始熱情。或在當下平淡節奏中，找尋新的自我認同和屬於自己的工作意義，讓新聞工作不再只是為了謀生，也不再任由前文提及的集體性替個人決定工作方式與意義。透過這種個人工作意義的追尋與建立，也許能夠重新促動新的、為自己而做的工作熱情。不過除此之外，更多與更好找回熱情的方式則應由個人自由發揮，也許對某些人來說，找回工作熱情只是一念之間的轉換。 再進一步，找回熱情需要勇敢嘗試，經常只是「敢」與「不敢」的問題。如同一位受訪者因為記者做久感覺膩了，便試著改做編譯，敢在不同路線間轉換。事實上，只要不在意被別人視為瘋癲，敢拋棄他人評價，許多地方其實都留有突破可能，也都能建立屬於自己的工作意義。或者想要瘋癲也沒那麼難，只是工作久了，很容易僵在理性與新聞工作集體性中，過分在意安全，忘記熱情、大膽、創意、狂放這些人性本質。 也因此，新聞工作者應該敢於挑戰集體認定的新聞定義與工作常規，勇敢對抗自己的墮性與集體壓力，敢於釋放原始熱情，然後熱情地進行各種自我超越的嘗試。不過，這不代表我們主張反智，只是主張對於停滯或即將停滯的人來說（包含本文作者），熱情可能先於知識，或至少應該同時發生。 伍、結論本研究透過理論反思與真實情境觀察，重新整理了新聞工作的常規樣貌。研究發現，常規把新聞工作者從混亂、亢奮中帶離，卻又將之帶入長期平淡生活，停滯其中，失去熱情；這是一般新聞專業論述觀看不到，屬於實踐層次的工作樣貌。不過除指出這種平淡沉悶，讓學術與實務工作者正視常規影響外，本研究最後試圖提出一些觀察線索，以利進一步思索超越常規平淡節奏的可能。 一、兩種慣用策略的侷限從訪談觀察內容來看，受訪者面對常規的策略大致僅限於「順從」與「離開」兩種。但因這兩種策略各自有其消極性格與侷限，以致最後往往還是把受訪者帶回常規平淡節奏。 我們發現，部份受訪者似乎早已習慣甚至喜歡常規的平淡生活，每天沒有怨言地順從常規做事，然後在接受訪談時反過來勸研究者，「反正工作就是如此」，要研究者習慣。不過，並非所有採用順從策略者都是如此甘之如飴，順從也會以另種型式出現，其間夾雜著犬儒式抱怨。 部份受訪者在選擇順從常規做事之際，便常帶著各式牢騷，或消極零星地對自己發些小脾氣，如索性不出席某個記者會。只是這些近年組織研究關注的游擊式抗拒策略（Fleming & Spicer, 2003; Noon & Blyton, 1997; Rodrigues & Collinson, 1995），在以組織為對抗對象時的確可以產生對抗效果，不過一旦對抗的是作用於自己身上的常規，這些策略通常下不了重手，只有發洩情緒功能。做完小動作後往往掉入更為犬儒式的惡性循環，還是沒有熱情，還是得順從常規做事。 除「順從」外，「離開」是另種慣用策略。部份受訪者會用「重新點火」、「重新找出口」表達想改變的心情。部份人會進而付諸行動，嘗試藉由離開當下（如跳槽或回學校讀書），重新點燃新鮮感。只是我們發現，換工作無法換掉平淡節奏宿命。跳槽者在享受新鮮感的同時，還是本能地找尋節奏，很快又在新組織內感到無聊。選擇回校讀書的受訪者在興奮緊張地度過第一學期後，同樣也會找到兼顧工作與讀書的節奏，然後懷疑為何要把自己搞得這麼忙，甚至只想快些畢業，逃出當初自願進入的「監獄」（指學校）。因此，離開現狀並不代表就此脫離平淡生活的無奈，一旦新常規出現，還是回到平淡節奏中。 二、挑戰與改變常規本身在這種狀態下，我們主張積極直接地面對常規設下的平淡節奏。本研究提出兩個方向，首先建議實務工作者透過後設分析經常性地重新定義工作，大膽挑戰與變化既有工作方式。其次，本研究提議回到學術研究層次，重寫新聞理論論述，回應與展現工作熱情的價值。 就第一種方向而言，我們主張，實務工作者應該養成後設分析的習慣，經常反思常規背後的結構，重新定義工作，再大膽發展與變換各種工作可能性（Argyris & Schon, 1978）。只是如前所述，大部份受訪者似乎缺少後設思考習慣，以致經常困在既有立場，無法有效改變常規，最後只能選擇順從或離開。 不過即便如此，一位工作十多年的記者還是展露了這種能力，先是透過後設分析指出，幾年前因為台灣政治氛圍與客觀性原則影響，記者很容易掉入各打五十大板的新聞評論寫作結構，隨後他再用自己方式重新定義新聞評論，寫出令其他受訪者欣羨的評論報導，不但有著特殊切入點，寫作方式也更為輕快戲謔。當然，在這種寫作方式定型後，這位受訪者似乎也得小心陷入自己設下的常規結構，因為後設分析的反思習性需要不斷培育，才能保持變動的可能性。 另外，改變還需配合放棄個人珍視的安全感，如前述受訪者當初未因同儕與主管批評放棄改變的可能。我們同意工作中總存在許多現實限制（Gardner, Csikszentmihalyi, & Damon, 2001），讓受訪者無法隨心所欲地變換工作方式，只是我們也主張，若受訪者過度在意這些限制便易認定現行工作方式是最佳策略，不敢想像其他可能，以為任何改變都將違反現實限制而不可行。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自我超越的改變需要組織配合，而習於安全穩定的組織可能不願、不鼓勵甚至反對個人調整工作常規。只是本研究主張，常規可以改變與挑戰，如果個人可以適度地不在意現實限制，不被過度綑綁，從後設角度重新定義工作，創意便可能出現。透過更換當下工作常規，讓平淡節奏重新活潑起來，否則平淡節奏很容易產生停滯與熱情消逝。 三、重新書寫新聞理論論述的提議我們主張的第二個思考方向屬於學術工作者的反思，提議透過重新書寫新聞理論論述回應實務情境中的常規樣貌，並展現熱情價值，藉此提醒實務工作者在常規生活中發現熱情情慾。 回顧新聞理論傳統論述可以發現，如何增加新聞工作者知識能力與專業倫理是兩個重要課題。基本上，我們認同有關專家知識的研究討論（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張文強、陳順孝，2002），因為知識有助新聞工作者自我超越。但從本研究分析來看，自我超越更需要熱情，否則「順著常規工作」只會讓受訪者停穩於平淡節奏，缺乏熱情，不問工作意義，此時給予再多知識恐也無法有效促動其超越意志。 其次，傳統訴諸理性建立的專業倫理論述亦很少討論熱情問題。基本上，我們不否認這套論述的確衍生某種道德信仰式的熱情想像，部份受訪者入行時便有成為專業新聞人的殷切期待。只是再次如前所述，當新聞工作者在實踐世界落入常規宿命，這些間接衍生的熱情想像往往禁不起常規生活的反覆磨損，逐漸消失在平淡節奏中。或者說，過去新聞專業論述建構了帶有道德成份的豐富知識，卻因為沒有給足熱情支撐，所以衍生的熱情想像總是無法持久，禁不起常規平淡生活考驗。甚至因為過度規訓的關係，反使新聞工作者變得更為馴服，缺少力圖改變的創意與熱情。 在這種狀態下，如果我們同意熱情會影響常規工作與自我超越，便得注意擅長理性分析的學術工作經常只從知識角度解釋新聞工作種種問題，提出的理論論述往往忽略熱情成份。如果我們同意學術世界還是具有某種影響實務世界的力量，面對平淡節奏的事實，學術工作者便不能再滿足於過去所建構的純淨世界。因此我們提議，新聞學術工作應該發動一次小型革命，重新書寫新聞理論，看重「熱情」這種帶有藝術家特質的東西，然後期待可以回頭透過學校教育等不同方式，重新影響受過去專業論述規訓的實務工作者，共同發現常規生活的熱情情慾，找尋屬於個人的工作意義。 只是容許本研究再次提醒，重寫新論述時，熱情情慾可以是其中一個章節，但熱情情慾可能禁不起過多理性分析，以免又弔詭地落回理性分析的陷阱。而嚴謹的科學文字可能也不適用於書寫熱情，也許尼采用以描寫熱情的文學筆觸更能說明熱情情慾。 註釋1 本文為國科會計劃《新聞媒介組織內的工作常規與新聞工作：一個從知識與組織角度的重新探討》的部份研究結果，計劃編號：NSC 91-2412-H-030-006。 2 在本文中，「常規」指涉的是採寫工作中有關找尋、判斷、採訪與寫作等方法，當然，以上各項可再細分，如採訪常規中包含不同類型的問問題方式等。不過常規本身並非本文論述焦點，本文真正想要探討的是熟稔這些常規後會為新聞工作帶來怎樣平淡的「常規樣貌」。我們主張採寫相關常規不只帶來工作技巧僵化問題（所以也不應只是從工作技巧角度狹義地進行解釋），更會衍生出一種從事新聞工作時的平淡氛圍，形成本研究所欲討論的「常規樣貌」。因此，本文從採寫相關常規的形成開始談起，再進一步論述常規樣貌的兩個構面，即在平淡無力氛圍中的工作能力停滯與工作熱情消失。 3 就本文未對找回熱情策略多做著墨的原因，有以下三項解釋。首先，本文傾向採用尼采對於熱情的看法（Nietzsche, 1968／雷菘生譯，2000；陳鼓應，1992），這種熱情情慾似乎不需要、也不適合從傳統理性角度加以理解與過度分析。本文若做過多策略描述，在讀者著力於複製或反駁本文所提策略時，反而可能困於這些文字論述；或者想多了，反容易畏首畏尾，忘卻本文原想提醒熱情情慾的原始、單純性格。其次，雖然我們同意部份類型研究具有提出具體建議與策略的需求，但此原則似乎並非所有研究之必要條件。例如Foucault似乎便著力於權力規訓本質的描繪，對於因應策略部份未有太多著墨，因此，由於本研究同樣是企圖點出與描繪新聞工作常規樣貌，且配合前項原因，我們在熱情消失部份保留較多空間，讓讀者自行因時因地發展找回熱情的方式。最後應與個人能力有關，以致作者無法或未能對解決熱情消失這個大哉問提出更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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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routinization of journalists’ daily work, as such routinization has been found to restrain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and hinder journalists from self improve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formation of journalistic routinization is a complex process. It involves fine-tuning between individual journalist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Routinization helps professionals establish an order out of chao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brings in monotony and boredom of daily work. Keywords: routine, routinization, media organization, competence, pa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