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處：84期,頁163-203)

電視談話性節目研究—
來賓、議題結構及閱聽人特質分析

盛治仁

《摘要》

本研究以電視談話性節目之內容分析、製作人訪談與閱聽眾電話問卷調查等研究法，分析2002年北高市長選舉前後此類節目之議題與來賓資料。結果發現：立委與記者是談話性節目的主力；且節目中偏好討論選舉與政黨議題，忽略政府效能與內政等政策議題。此外，政治知識較低、政治興趣高、親民黨認同者及男性較常叩應；政治知識較高、政治興趣高、常與人討論政治、對總統施政不滿意、認同親民黨與年長者較常收視談話性節目。本研究最後針對研究結果進行分析討論，並對未來研究提出具體的可行方向與建議。

關鍵詞：叩應節目、叩應經驗、來賓結構、談話性節目、閱聽人特質

壹、前言

根據「廣電人市場研究」的調查顯示，電視台的政論談話及叩應節目已逐漸成為「綜藝」、「戲劇」與「新聞」三大主流類型外的「第四主流」。自2003年10月20日至24日的周一至周五，每晚5時至12時的無線及有線台共12個政論談話及叩應現場節目，不包含重播的次數，總共累積了全台約860萬人次收看，僅次於所有電視台黃金時段之戲劇節目總收視人數的1,400萬，真可謂「台灣奇蹟」（陳孝凡，2003年11月3日）。單是10月28日一天，這些談話性節目累積接觸20歲以上具投票權利的觀眾數目就有約540萬人，直追三大主流節目類型之後。

電視談話性節目於開播初期被視為直接民主、互動民主及審議民主等概念的具體實踐，這樣的公共論壇也被社會賦予相當的期許，希望能夠對優質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正面的功能（Herbst, 1995; Page & Tannenbaum, 1996）。更有學者以電子市鎮會議（electronic town meeting）及電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的概念，來形容這種透過互動電子傳播系統來教育選民的機制（Becker, 1978; Grosswiler, 1998）。

然而這樣的理想與期許，卻在談話性節目風行數年後大為降低。部分談話性節目不管是對爭議議題的設定或討論對話的方式，都曾被評為有製造社會衝突對立之嫌，有時甚至被冠上「社會亂源」的封號（江子芽，2001）。社會大眾對談話性節目的評價究竟為何？這些節目討論的題目與來賓邀請有無固定模式？會參與談話性節目討論的閱聽眾，其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政治態度及其社會人口學特質為何？都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課題。作者一方面希望瞭解談話性節目在邀請來賓與設定議題方面的運作邏輯，並與過去的研究結果做比較；另方面則欲剖析觀眾及叩應民眾的政治態度與人口背景資料。由於政治人物及候選人可以跳過中介的新聞記者，透過談話性節目直接與選民溝通，此類節目的政治影響，尤其在選舉期間，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新新聞」及「另類媒介」（Graber, 1997; Lemert, Elliott, Rosenberg, & Bernstein, 1996；彭芸，2001）。這個新興現象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並思考談話性節目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民眾在電子媒體上討論公共議題，早在1930年代的美國就存在於當時的廣播節目中（Munson, 1993），但是電子媒體討論公共議題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則在1990年代後逐漸達到高峰。舉例而言，在1992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獨立參選人裴洛（Ross Perot）在Larry King Live節目中宣佈參選；老布希也在柯林頓頻上談話性節目的壓力下，最終不情願地參加了該節目（Rosenthal, 1992）。對於這種現象，媒體與學界都有許多評論與研究（Kolbert, 1993; Weber, 1992; Armstrong & Rubin, 1989; Avery, Ellis, & Glover, 1978; Gumpert & Cathcart, 1982）。根據時代鏡研究中心（Times Mirror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1993）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美國廣播談話性節目聽眾之基本變項與全美人口母體差異不大，只有共和黨支持者固定收聽的比例高於民主黨支持者的差異。可惜的是，這些研究多聚焦在人口變項上的差異，對民眾叩應時的心理狀態分析較為缺乏（Herbst, 1995）。Herbst同時也指出，學界對於談話性節目自我篩選的抽樣方式不以為然，對節目本身的品質評價也不高，甚至視其為危險或不理性的討論平台，因而寧願選擇以民意調查作為研究時的主要工具，但政治傳播研究學者仍希望了解（至少是部分）民眾討論政治的方式。故此，我們必須針對談話性節目運作的邏輯進行實證研究。

貳、文獻檢閱及研究問題

一、文獻檢閱

民主政治不能只有一群選擇領導人卻不關心政治的消極市民，因此Page（1996）於《審議民主何在？現代民主中的大眾傳播》（Who Deliberate? Mass Media in Modern Democracy）一書中，探討公共討論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沒有公共討論就沒有民主政治不但是Page的研究主軸，也是許多民主理論與民意學者的共同體認（Blumer, 1946; Thompson, 1970）。故政治談話性節目作為一個公共討論平台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學界進行更深層次的探索。

如前所述，談話性及叩應節目在美國直到1990年初期才成為政治傳播的新媒介（Davis & Owen, 1998）。與過去的主流媒體節目相比，政治叩應節目在本質上有顯著的差別（Graber, 1997; Neuman, 1991, 1998），但在民意形成的過程當中，卻提供了選民更高的參與性，並成為美國民意的重要載具（a significant vehicle of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Glynn, Herbst, O’Keefe, & Shapiro, 1999: xii），美國學術界也對此一新節目型態及其影響展開多面向的討論。由於談話性節目涵蓋的範圍很廣，娛樂、生活、八卦、綜藝及政治等皆在其內，有時會造成界定上的困難（Tolson, 2001; Timberg & Erler, 2002），因此本文將焦點放在政治性談話節目的相關討論上。以下分別從談話性節目的規範性評價、閱聽人的特質分析、收視（聽）談話性節目對閱聽人的影響、對特定節目的個案研究及談話性節目對實際政治運作之影響等面向，進行相關文獻探討。

（一）談話性節目的規範性評價

在評價談話性節目方面，Barker（2002）指出，政治性廣播談話性節目與網路及其他新傳播管道皆與傳統新聞媒介不同，因為它們（前者）不強調公正客觀與平衡報導，主要功能在其娛樂性與說服力，且其影響力逐漸擴大，對於民主政治多元意見的市場機制有相當大的幫助。但亦有學者以較負面的態度看待談話性節目，認為這股熱潮對國家整體及新聞界都不利，可能會使美國回到早期媒體都有黨派立場的情況（Kurtz, 1997）。另有研究指出這些以記者為主要來賓評論時事的談話性節目，是許多社會問題的亂源，因為這些討論無法促進健康的政治辯論，反而讓政治成為娛樂事業，製造了更多的混亂（Hirsch, 1991）。

（二）談話性節目的閱聽人

在閱聽人特質部分，McKenzie（2000）統計：在賓州一個小城鎮裡，每天有21個不同的談話性節目（包括娛樂性、政治性、新聞性及話題性四類）；如計算重播次數，則有62個節目。他從四個層次來研究電視談話性節目，發現這些節目在「稱讚與責備」、「表演藝術」、「道德譴責」與「旁觀及直接參與」等面向上，都讓觀眾能藉著手中的遙控器達到主動參與的感覺。美國學界對於哪些人消費這些談話性節目則有不同的看法，例如Rehm（1995）的研究發現政治談話性廣播節目的收聽者政治知識較高，Kurtz（1997）則指出電視談話性節目的收視群主要為政治知識較低的觀眾。相對來說，多數的實證研究認為談話性節目的消費頻率與政治知識的高低有正面的關連性（Bennett, 1998; Hollander, 1994, 1996; Owen, 1996; Mondak, 2001），但也有研究用較多的自變項建構出消費頻率與政治知識無關的統計模型（Bennett, 2002）。

Barker（1998）的研究明確指出，整體來說，收聽政治性廣播的閱聽人偏向保守意識型態，政治知識明顯偏高，且具有較強烈的政黨認同。Hofstetter與Gianos（1997）利用美國聖地牙哥的調查資料分析則發現，在控制教育程度、年齡及媒體消費習慣等變項後，較常聽政治性廣播節目的聽眾具有社經地位較高、社會化過程較完全、對政治議題也比較有興趣等特質。還有研究以實證資料指出，積極的聽眾（包括叩應及會在聽完節目後採取實際行動的聽眾）不管是收聽偏向哪一種意識型態的節目，都有較高的政治知識；而一般只收聽保守意識型態談話節目的聽眾則常會有錯誤的政治資訊（Hofstetter, Barker, Smith, Zari, & Ingrassia, 1999）。Lee與Cappella（1998）則發現在1996年的總統選舉初選時，收聽保守派及自由派廣播的閱聽人，明顯地分別偏向共和及民主兩黨。還有學者從結構性因素去探討為何美國多數收聽率較高的廣播節目較具保守派的意識型態（Mayer, 2004）。

（三）談話性節目對閱聽人的影響

另有許多研究將焦點放在談話性節目對閱聽人的多方面影響上。例如有研究指出收視政治談話性節目的閱聽人，在政治參與上向政治人物直接反映意見的比例較高（Pan & Kosicki, 1997）、較常參與其他的政治活動（Hofstetter, 1998）、也會對政治人物的議題立場認知產生較大程度的扭曲（Cappella & Jamieson, 1997; Hofstetter et al., 1999）。其他研究則指出，收視政治談話性節目會造成對政治機構較低的信任感（Pfau, Moy, Robert, Szabo, Lin, & Zhang, 1998）、會影響閱聽人對候選人的偏好（Barker, 1999）及對自身議題的立場（Barker & Knight, 2000; Traugott et al., 1996）。這些結果顯示：收視談話性節目對閱聽人可能有相當多層面的影響，可持續追蹤研究。

以上研究多半只指出變項間的關連性，而非明確的因果關係，故另有學者以連續樣本訪問的設計，測量收聽政治性廣播叩應節目對聽眾的影響，結果發現其對政治態度之影響相當有限，且原有政治態度會影響後續認知（Yanovitzky & Cappella, 2001）。Barker（2002）則以美國保守派的談話性節目主持人Rush Limbaugh為個案研究的對象，探討其影響力及影響方式。Limbaugh的節目在650個電台都能收聽到，據估計每週接觸到的聽眾約在1,500萬到2,500萬人之間。Barker發現Limbaugh經常使用框架（framing）效果去突出某些在聽眾記憶中既存的想法，使得即使具備高度政治成熟度（high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的聽眾，也在不知不覺中被影響。後續還有研究對Limbaugh的修辭方式做細部的內文分析，發現他以保守主義復辟運動的教父自居，用嘲諷、恐嚇或悲憤等修辭企圖使聽眾認同其論點中意涵的象徵性價值（symbolic values）與資本主義優越地位，Limbaugh也因而成為獨具吸引力的保守派名嘴（Appel, 2003）。另有針對此節目閱聽人長期觀察的研究發現，Limbaugh在節目中所強調的議題會對選民產生態度上的影響，且其忠實聽眾明顯對前美國總統獨立候選人裴洛（Ross Perot）有較負面的印象。也有研究發現，從1994到1996期間，如果Limbuagh以負面觀點詮釋議題，對選民會造成影響；但若以正面方式陳述議題，則無明顯影響（Barker & Knight, 2000）。

（四）談話性節目對政治運作的影響

此外，有學者將對談話性節目的研究重心，放在其對實際政治運作的影響上。有研究指出，談話性節目及有線電視的興起，改變了過去總統可以利用電視接觸大量選民的做法（Baum & Kernell, 1999）；亦有個案研究探討談話性廣播節目在1992年如何影響檢查總長在國會的任命案，使得被提名人Zoe Baird在多數主流媒體的看好與支持下，依舊中箭落馬（Page & Tannenbaum, 1996）。由上可知，美國學界固然對談話性節目的褒貶不一，對閱聽人特質及該媒介對閱聽人的態度影響亦有不同的研究結論，但卻投入了相當的心力於相關研究上。

（五）國內相關研究

反觀國內，僅有少數研究以談話性節目作為主題。楊意菁（2004）從杜威、哈伯瑪斯與鄂蘭等學者的論點出發，討論民意在規範面上應具備的公共意涵，並藉以檢驗電視談話性節目的表現。她以2001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選舉期間）及2001年2月1日至3月31日（非選舉期間）兩時段之【2100全民開講】節目作為個案研究，從民意公眾、公共領域及批判溝通與論證三個層次，探討談話性節目所呈現的民意公共性意涵。這份研究同時蒐集了2001年立委／縣市長選舉與非選舉期間【2100全民開講】節目的議題屬性和來賓名單做分析，並摘錄所蒐集的部分節目內容進行討論，說明該節目的論述與溝通方式及場景。楊意菁的研究結果發現，【2100全民開講】討論的公共議題不夠多元，僅有形式化與公平的假象，且該節目以二元對立模式製造衝突的論述與緊張的場景，缺乏深度理性的討論與批判。該研究最後並建議未來應該增加多元議題的探討，並擴大公共參與討論的來賓與屬性。此一研究結論對台灣的電視談話性節目進行批判與解讀，提供我們對談話性節目極佳的反思，但由於所蒐集的節目資訊僅限制於當時最有影響力節目的個案研究。²在時空環境已改變的情況下，後續研究有必要擴大到其他性質相近的節目，並以更複雜深入的議題及來賓身份分類方式，來驗證探討談話性節目運作的邏輯。

彭芸（2001）則以1998年的三合一選舉為例，對政治談話性節目做了系統性的分析。此研究對政治傳播的形式、互動論證民主及公共論壇等相關問題，分別從直接民主、公共領域、傳播科技與數位民主等面向，做了詳盡的文獻與理論探討（見第一、二章）。此研究也針對選舉投票前兩個月的談話性節目議題、來賓身分職稱及出現次數、主持人出現頻率等面向進行內容分析，並以問卷分別調查及比較立法委員與新聞記者對談話性節目的評價，評價面向包括綜合性、對節目主持人、對製作單位、對節目來賓及對民眾叩應等。此研究亦對幾位節目主持人進行訪談，以了解其對自我角色定位、節目製作流程、觀眾叩應與談話節目對民主之貢獻等問題的看法。彭芸的研究對政治談話性節目做了深入及多面向的分析，但留下一些可延伸探索的面向。首先，彭芸分析了主持人、立法委員與記者對談話性節目的看法，以及閱聽人收看電視及叩應的經驗；在閱聽人的分析部分，彭芸將重心放在選舉參與、投票對象以及選後信心等層次的影響，本文則試圖進一步分析一般民眾談話性節目的收視習慣、對節目的看法、政治態度、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及其社會人口特質。本研究也希望分析會參與電話叩應的民眾，與一般收視觀眾及不看談話性節目的觀眾有無特質上的差異？

本研究的另外一項重點，在於整理受邀參與談話節目的來賓結構與討論的議題內容。由彭芸（2001: 121）的研究中可看出，於1998年兩個月期間參加談話性節目的來賓有相當程度的重複性；在議題部分，市長選舉佔了壓倒性的比例（69.3%），與居次的兩岸關係（7.4%）及其後的立委選舉（5.1%）落差甚大，其他議題則都沒有超過三個百分點。本研究則欲蒐集與分析2002年北高市長選舉前後各三個月所有帶狀談話性節目的來賓結構與主要議題，以探討資訊來源對資訊內容的可能影響。媒體在報導新聞或尋求消息來源時本有相當的一致性，並有需要互相確認同業的做法，以避免自己遺漏重要新聞（Crouse, 1972; Sigal, 1973）。在這樣的運作邏輯下，政治事務的討論成為特定菁英的特權，而非多元地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中（Herman & Chomsky, 1988）。

二、研究問題

從以上國內外文獻檢閱可知，學界對談話性節目的研究若從理論層次來看，可以討論談話性節目在民主政治運作所扮演的角色。例如最近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成為學界關注的一個研究課題，我們便可深入探討談話性節目在審議式民主中可能扮演的正負面角色；另外，談話性節目的存在，究竟是多提供一個有意義的討論平台，或是增加更多社會紛擾的來源，都是在規範性的層次上可深入辯論的議題。在實際的運作層次上，談話性節目的收視群究竟具備哪些社會人口學特質及政治態度？有無代表性？皆值得研究。談話性節目對閱聽人的態度究竟有無影響，也是爭論的焦點之一，尤其是會遇到分析媒體效果時，容易建立關連性但不容易釐清因果關係的問題。我們也可對單一具備影響力的談話性節目做深入的個案研究，探討主持風格及其對閱聽人的影響方式與程度。我們還可分別從單一節目的個案研究或通盤角度，來檢驗談話性節目在實際政治運作上所發揮的影響力。換言之，從以上討論中，我們發現有許多層面可以切入談話性節目的研究。由於此一主題在台灣的相關研究中相當缺乏，在無法完整觸及或深入探討許多重要問題的前提下，本文依舊希望先針對其中若干重要面向，進行初探性的研究。

具體來說，本文欲回答的研究問題有下：第一，目前台灣談話性節目的來賓結構，以及此結構在選舉前後的穩定性與差異性為何？這裡的來賓結構包括職務身份、黨派分佈以及個人重複性等面向；第二，談話性節目在談論的主題上著重哪些議題？分佈情形如何？選前選後有無變化？第三，有無叩應經驗的閱聽人在社會人口學特質及政治態度上有無差異？第四，經常與不常收視談話性節目的選民，在社會人口學特質及政治態度上的差異？

參、研究方法

一、分析樣本

本研究主要分兩部分，第一部份針對談話性節目的來賓結構做分析。作者蒐集了2002年北高市長選舉前後各三個月內所有帶狀談話性節目的討論主題與來賓名單，這些節目包括【絲絲入蔻】、【大家來審判】、【新聞誰最大】、【文茜小妹大】、【2100全民開講】、【頭家來開講】、【驚爆新聞眼】、【新聞夜總會】以及【新聞駭客】等。作者希望從來賓的身份、政黨傾向、出席頻率以及討論議題等面向，分析來賓的結構與議題的取向，並與過去研究進行比較。此外，由於談話性節目製作單位運作的邏輯，會直接影響到最後呈現的來賓邀訪模式及議題設定結果，作者也與相關製作單位人員進行訪談，³以提供上述分析數據的詮釋參考。

第二部分資料來自作者委託TVBS民意調查中心所進行的電話民調訪問，訪問時間為2003年7月11日至14日，成功樣本數為1,077人，⁴在95% 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為正負三個百分點。抽樣方法是以台灣地區20歲以上的男女為母體，採用電話號碼後四碼隨機抽樣、任意成人法抽取訪問樣本。所有資料並依母體地區、性別及年齡結構進行統計加權處理。調查內容主要針對受訪者收看或收聽談話性節目的頻率，與有無叩應經驗等，並分別以談話性節目的收視及叩應習慣作為自變項及依變項，來分析收視談話性節目的影響及影響收視習慣的因素。

二、電話問卷設計

在問卷設計的目標上，作者希望研究叩應及收視談話性節目的觀眾在人口特徵、政治知識、政治興趣、政治信任、民主價值、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傾向等政治態度上和其他受訪者的異同。在題目的具體設計與用字上，則參考政治學界過去十數年來的大型學術性面訪問卷，例如現在的TEDS（Taiwan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urvey，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及之前的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與台大調查研究室等單位所進行的大規模選後面訪調查資料。

於人口特徵部分，我們測量受訪者的性別、省籍、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區等基本資料。其中，在政治知識部分，選民被問及知不知道國民黨主席、副總統、縣市長及立委任期等問題；在政治興趣部分，則問及受訪者對政治有無興趣、平常會否與他人討論政治問題等；在政治信任部分，問卷測量政黨利益、官員操守、政策流程、首長談話及司法公正等面向共6題（Cronbach’s alpha = .84）；民主價值的測量則包括領袖與法律的相對重要性、觀念自由散佈、想法一致、議會牽制與獨立審判等5個題目（Cronbach’s alpha = .806）；政治效能感則分別測量選民的內在效能及外部效能（共5題，Cronbach’s alpha = .81）；政治傾向則詢問對陳水扁總統的施政滿意度、總統選舉支持對象、政黨認同、統獨傾向及中國人／台灣人認同等。這些問題設計的背後都有其理論基礎及實務運用，也都是目前政治學界在操作化這些概念時常用的做法。

舉例來說，有關民主價值的測量部分，是由胡佛（1992）提出的民主價值指標發展而來，題目中包含了平等權、自主權、自由權、多元權及制衡權等不同面向的價值。另外在政治信任（Miller, 1974; Citrin, 1974; Abramson & Aldrich, 1982; Citrin & Green, 1986; Rosenstone & Hansen, 1993; Hetherington, 1998; Citrin & Muste, 1999；林嘉誠，1980；周進發，1986；陳義彥，1993；陳陸輝，2001）以及政治效能感（Campbell, Gurin, & Miller, 1954; Olsen, 1969; Converse, 1972; Watts, 1973; Norris, 1996；張卿卿，2002）等概念的選擇與操作化過程，皆延續既有的相關文獻及理論架構進行。

肆、談話性節目的內容分析

一、來賓結構

我們根據2002年北高市長選舉前後各三個月的資料，發現若分別從身份與政黨屬性來看，不同身份的來賓共有4,205人次，其中身份類別最多的為立法委員，共有1,570人次，占總數的37.3%，顯示立委還是上談話性節目的主力；而媒體記者則以21.9% 的比例居於第二；其後則分別為政治評論家、專業人士、民間社團代表等其他無政黨身份者、學者專家、各政黨代表、政府官員、議員以及競選總部代表與候選人（詳見表一）。

在來賓的政黨分佈上，以無黨籍最多，共有2,141人次，佔50.9%，但因無黨籍除了政治人物之外，還包括學者專家、媒體記者、政治評論者、民間社團、政府官員及其他身份，因此佔最大比例並不令人意外，且無黨籍在此為外在身份而非意味其立場中立。至於來賓身份有明確政黨屬性者則集中在三大黨，其中以民進黨籍人士最多（16.1%），而後依序為親民黨（13.3%）及國民黨（12.9%）；台灣團結聯盟（5.5%）與新黨（1.1%）的參與比例明顯較低。此一結果顯示：談話性節目的政黨比例尚屬平均。加總來看，泛藍（國親新）代表參加談話性節目的總比例高於泛綠（民進黨加台聯），約為27.3% 比21.6%。

若將來賓身分及所屬政黨結合來看（見表二），我們發現在談話性節目中出現頻率高者依序為媒體記者（21.9%）、民進黨立委（12.6%）、政治評論家（10.5%）、親民黨立委（10.1%）、國民黨立委（9.8%）、學者專家（9.6%）、台聯黨立委（4.5%）、親民黨政黨代表（2.9%）、專業人士（2.6%）及無黨籍之政府官員（2.2%）。其中媒體記者、政治評論家與學者專家等非政黨代表人士，合計42.0%，與各政黨立委及政黨代表的總和45.6% 相當接近。這個數據顯示：非政黨人士在談話性節目的比重，與政黨人士幾乎不相上下。

至於個別來賓參與談話性節目之次數，統計結果列於表三。為求表格的簡潔，出現次數少於30次的來賓未於此列出。綜合來看，來賓的重複性相當高，參與次數前36位的來賓即佔所有參與人次的50%，顯示這個言論平台的多元性仍有很大的加強空間。

另外，我們還比較選舉前後來賓結構的差異（見表四），結果發現選前與選後的來賓結構幾乎完全沒有改變，依序都是媒體記者、民進黨立委、政治評論家與親民黨立委等。這顯示談話性節目的運作邏輯似乎並未受到選舉因素太大的影響，在邀請來賓的考量上具有相當穩定的運作模式。

二、節目主題

在主題部分，有時一個節目會討論多項主題，故累計共有2,125筆資料（見表五）。編碼方式由作者及兩位研究助理共同分類，對於少數較不明顯、有歧異的主題，則經討論後決定。⁵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最常被談話性節目討論的主題為選舉，共有531筆，所佔比例為25%，也就是每四個討論主題中，就有一個與選舉相關。其中總統選舉（12.7%）是最常被討論的話題，其次是台北市長選舉（7.2%）與高雄市長選舉（5.1%）。

第二類經常被討論者則是政黨方面的議題（16%, N = 341），包括政黨事務、政黨之間的鬥爭或政治人物間的互動等面向。其中政黨關係或政黨鬥爭（9.7%）包括清查黨產、黑金政黨等；而政治人物間的互動（6.3%）則如扁連（陳水扁與連戰）會、扁李（陳水扁與李登輝）關係等。

談話性節目經常討論的第三類主題為一般時事（15.6%, N = 332），包括對新瑞都、國安密帳等弊案的討論（8.3%），對八卦新聞如薛凱莉事件、涂醒哲性騷擾疑雲或第一家庭等相關議題（5.9%）以及教育關係（1.4%）等討論。第四類常討論的主題為經濟（10.1%, N = 214），包括與核四相關議題（6%）及政府經濟政策（4.1%）等。第五類主題則是政府效能問題（7.8%, N = 166），舉凡政府的施政滿意度、執政能力、改革魄力等，都是討論的內容。

談話性節目會討論的第六類主題為內政（7.4%, N = 155），包括教育政策（1.8%）、社會秩序如檳榔西施的管理、警政與治安等議題（1.7%）、司法如查賄或蘇建和案等議題（1.6%）、醫療如健保（1.2%）、城鄉建設與差距（0.8%）、環保政策如限用塑膠袋等相關議題（0.1%）。第七類為兩岸、外交與國防議題（7.0%, N = 149），包括兩岸（6.3%）、外交（2.0%）與國防（1.6%）等。第八類主題則與省籍族群或國家認同有關（3.6%, N = 77）。最後一類則是綜合一些較難分類的議題，將其歸類為「其他」（7.5%, N = 160），如國際新聞、競選廣告、媒體事務或個別人物專訪等。

我們也比較了選前與選後的主題差異，結果列於表六。其中發現：無論在北高市長選前或選後，選舉議題都是比例最高的主題。選前三個月的選舉議題佔24.1% 尚可預期，但選後三個月的選舉議題還佔26.1%，顯示談話性節目確實環繞在選舉話題中。一次選舉的結束意味著另一場選舉的開始，總統選舉在北高市長選後即刻成為主要的談論主題。在其他議題部分，選前的比重依序是時事類（16.7%）、政黨關係與互動（16.5%）、經濟（11.3%）、政府效能（7.7%）、兩岸外交國防（6.6%）、內政（6.1%）及省籍、族群或國家認同（3.6%）等。選後議題的比重除了經濟與政府效能議題的比例互換外，在選舉議題之後依序是政黨關係與互動（15.5%）、時事類（14.2%）、內政（8.8%）、經濟（8.5%）、政府效能（8%）、兩岸外交國防（7.5%）、及省籍、族群或國家認同（3.7%）。雖然談話性節目在選前選後的議題排名略有出入，但這些節目對於實質的經濟、內政或政府效能等問題的討論比例並不高，對兩岸、外交、國防及省籍、族群或國家認同等，選前或選後的比例都是最低的。這些數據顯示：談話性節目著重政治的跑馬賽層面，喜歡討論選舉勝負，卻忽略公共政策的重要討論。若欲提供實踐公共論壇的空間，這可能是談話性節目最值得檢討與省思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