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處：85期,頁71-109)

兩岸三地報紙災難事件報導研究
—以臺灣921地震報導為例

柯惠新、劉來、朱川燕、陳洲、南雋

《摘要》

本文以內容分析法分析中國大陸、香港與臺灣三地六份報紙於臺灣921地震期間對地震及與地震有關之報導。研究發現：若以相對報導量衡量，則三地報紙之變化趨勢具有一致性；若以絕對報導量比較，則三地報紙變化差異很大，且對臺灣921地震的關注點與報導形式也隨時間有異，但三地報紙的變化規律並不一致。究應採用什麼指標來研究新聞媒體對災難事件的關注變化，本文提出了思考。

關鍵詞：地震報導、災難、危機傳播、內容分析

壹、研究緣起

1999年的臺灣921大地震曾經引起兩岸三地之媒體共同關注，相關報導占有大量報紙版面。兩岸三地都是華人社會，有著共同文化血脈與日益密切的政治、經濟、社會聯繫，若一地出現災難或重大新聞事件，往往立刻引起另外兩地社會與媒體高度關注。因此，九二一大地震提供了一次對相近文化背景、不同媒體管理機制、不同輿論機制之災難報導進行比較、研究的好機會。相關研究曾對臺灣921地震的報導進行內容分析，但研究範圍多侷限於臺灣一地，兩岸三地媒體報導之系統比較與分析則付之闕如。基於此點，本研究小組於2000年²成立後，即於同年末在香港與臺灣同行協助下，針對兩岸三地的六份報紙進行了抽樣內容分析，期待研究成果可豐富兩岸三地對災難報導的研觀察與瞭解。

簡單來說，本研究嘗試比較三地媒體對同一災難事件的報導，藉以揭示差異並分析產生差異的可能原因。分析重點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兩岸三地報紙對臺灣地震的報導量隨時間推移如何變化？

（二）      兩岸三地報紙對臺灣地震的報導關注點是否有所差異？若有，這些差異如何展現？

（三）      兩岸三地報紙對臺灣地震的重視程度是否有所差異？若有，又是如何展現？

我們另也關注，究竟何種報導角度與報導量方屬合適？媒體何時減少報導量較為恰當？以何種方式轉移關注點更能收到較佳的危機傳播效果？若能發現災難報導在報導量、報導主題、報導方式上的變化規律，對於新聞實務也應有參考價值，並能協助政府正確認識媒體在災難中之角色與作用，為「危機傳播」（crisis communication）提供決策依據。

貳、文獻綜述

「災難是一個發生於特定時空的社會事件，對社會或該社會的某一自足（self-sufficient）區域造成嚴重損壞，招致人員及物質損失，以致社會結構瓦解，無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臧國仁、鍾蔚文，2000: 145）。

西方學者將災難分為兩類，一類是天災（natural disasters），包括地震、水災、暴風雨、雪崩、旱災與泥石流等；另一則是人禍（technological disasters），如墜機、爆炸、戰爭與核能輻射外洩等。這些災難有些可以預測（如颱風、戰爭），有些則事發突然難以事先掌握，如地震、墜機等事件（蘇蘅，2000）。然而無論何種災難，其所造成的嚴重損害不僅破壞社會結構，也增加公眾對環境的不確定感，易於引起恐慌和混亂。為了減少災後恐慌及混亂並避免損失，危機傳播研究正日益受到各國政府與學者的重視。

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將危機傳播定義為：個體、群體與機構之間交換資訊與看法的相互作用過程。³ 媒體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危機傳播文獻中已有相當多討論（Kreps, 1979; Nigg, 1982; Yankelovich, 1991），主要重點為：媒體是災難發生後形成公眾認知的重要資訊來源，在災難發生各個階段皆發揮傳播資訊的重要作用，可概括分為告知（awareness）、預報（prediction）、影響（impact）與結果（aftermath）等。媒體且為公眾及時提供有用且真實的資訊是媒體最主要的作用，其如何描繪危機及災難的可能後果，影響公眾的看法及其受新聞影響而產生的行為。

然而危機傳播研究者也注意到，媒體在災難發生後所扮演的角色有時未必符合危機傳播管理者（政府或社會組織）的期待。畢竟新聞記者並非教育者，教育大眾也不是新聞記者的基本角色，因此，媒體常粗略地報導某件事，對議題處理的複雜過程鮮有助益。對危機傳播的研究者而言，戲劇性似乎才是新聞報導的支柱，這種風格與真正的危機傳播關係並不緊密。換言之，媒體傾向於凸顯當下的關注點、不確定性與衝突，鮮少質疑任何消息來源的正確性，且對所有消息來源等量齊觀。媒體在危機事件的報導角色甚至可被視為是「不加判斷」，提供資訊給公眾之前幾乎沒有技術上的精確度分析，此乃因媒體報導較易受到罕見、新奇與商業發展的新聞價值驅使，而非對危機之即時評估。在這些研究基礎上，危機傳播研究者指出，若欲發揮媒體在危機傳播中的正面作用，則應根據媒體特性制定相應策略（Chartier & Gabler, 2001）。

蘇蘅（2000）曾對臺灣八大媒體組織的臺灣921地震報導運作機制進行深入探討，也提到媒體與政府的互動問題。她認為，救災中浮現的政府與媒體相互指責情況原因常出於「政府似不瞭解不同媒體的特性，也不清楚媒體競爭新聞、求好心切的本質，更忽略作為社會神經網路的媒體，在災變中必須與社會脈動緊密相合，從頭到尾關注政府及各界的救災行動，並持續對後續龐大資源的配置保持高度警覺，才能發揮看門作用」（p. 160）。

因此，媒體如何報導災難事件？有何規律？這些問題不僅為新聞研究者所關注，也能幫助政府與各種組織瞭解媒體特性，為危機傳播中的公關策劃提供決策依據。

中國大陸對災難報導的研究可說是仍處於起步階段，專著研究僅散見於一些相關新聞學書籍中。例如，顧理平（2002）所著《社會新聞採寫藝術》中有一章專論「災禍新聞採訪」，杜駿飛與胡翼青（2001）所著《深度報導原理》中則有小部分涉及「深度災難報導」，而新聞傳播學各類學術期刊（如《現代傳播》、《中國記者》、《新聞愛好者》、《新聞分析稿》）有關災難報導的討論文章不足百篇，主要可分成以下兩類，且其中第一類佔絕大部分：

（一）      經驗性地總結或對某次災難報導加以評論，內容多從具體的災難事件著眼，分析該災難事件的媒體報導經驗與報導手法，如〈從98抗洪⁴報導談災害新聞的採訪與寫作〉（劉勁松、劉偉，1998: 18-19）與《人民日報》編輯部（1998）的〈為抗洪鬥爭提供強有力的輿論支援—人民日報抗洪搶險宣傳報導總結〉等；

（二）      從具體新聞實務與報導機制角度探討如何報導與管理災難報導，如〈關於災難新聞報導的角度選擇〉（欒軼玫，1997）、〈抗洪救災攝影採訪得失談〉（周朝榮，1999）、〈關於重大自然災害深度報導的思考〉（曹麗坤、程秋，2000）、〈試論九十年代中國災難報導機制〉（劉一平，2001）以及〈從「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國災害報導觀念變化分析〉（孫發友，2001）等。

上述這些研究都較為具體，從採訪、角度選擇等微觀層面著手。此外，有相當數量的研究另從人文主義、新聞美學、新聞心理學、政治傳播學等角度審視災難報導。在一些傳播學的學術網站也尚有一些評論涉及災難報導，包括網友評論，雖非正式論文卻仍有深度。

中國大陸較為系統地針對災難報導所進行之研究有三項，分別是武漢大學張勇（1999）的碩士論文《當代中國災害報導研究》、廣西大學張述亞（2002）的碩士論文《災難新聞報導初探》、中國人民大學鄧利平（2001）的博士論文《負面新聞資訊傳播的多維視野》。在前兩篇論文中，作者們經由分析、比較中國古代與近代的一些災難報導，總體勾勒出災難報導之發展脈絡在大陸缺乏相關具體理論支持的現狀，但仍對災難報導的實務提出具有價值的建議。至於第三篇論文則把研究視野置於比災難報導更廣闊的負面新聞資訊中，運用新聞學、傳播學、政治學、倫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等多學科原理深入探討負面新聞資訊傳播的歷史與政治影響、倫理道德、大眾審美間的關係，並另涉及負面新聞資訊的內涵、特徵與傳播功能。

以上這些論文主要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從微觀到宏觀角度探討災難報導之媒體角色與表現，絕大部分針對媒體的報導方式進行研究，所依據的理論主要是新聞實務經驗與報導原則，較少以西方大眾傳播相關理論為研究架構，也未以危機傳播角度分析災難報導。

西方學者對於災難報導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視野開闊，研究方法也較多元，既有質性也有量化研究。以一個報導手法方面的研究為例，同樣是研究如何報導災難，大陸常從質性的描述與經驗總結出發，而John McClure, Michael W. Allen與Frank Walkey（2001）三位心理學者則採實驗法研究新聞報導中有關地震破壞原因的資訊對受眾的影響。其實驗結果發現，不同資訊方式影響受眾對地震破壞的歸因，此一結果不僅對記者的災難報導手法具有參考價值，且對政府與社會團體的防災教育與危機傳播也提供具體建議。此外，更多災難報導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此乃因內容分析不僅準確回答「媒體如何報導災難」等問題，且能揭示媒體進行災難報導的規律。

早在1950年代，美國學者就用內容分析法研究報紙如何報導颶風為德州所帶來的災難（Moore & Williams, 1958）、Nimmo與Combs（1985）曾分析美國三大電視網如何報導災難事件、日本學者Oda（1996）也分析過阪神大地震的報導內容。美國傳播學者Singer與Endreny（1993）的研究則將內容分析法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前人基礎上對災難報導進行清晰定義與全面分類，根據災難類型而將災難報導分為七類，並從媒體凸顯與忽視的災難類型、災難發生的地理位置、有關災難的資訊、譴責、災難報導的消息來源、媒體報導災難的準確性等層面，對災難報導進行全面且深入的比較探究。Singer與Endreny從15種媒體在1984年的報導中抽樣四個月，並由四種媒體在1960年的報導中抽樣四周，以對其中的災難報導進行內容分析。其主要發現有：（一）媒體通常不會在某一災難事件發生前報導有關的預警消息，災難發生後相關報導量往往在短時間內大幅減少，表示媒體通常不太關注災難引發的安全問題是否已徹底解決（pp. 22-23）；（二）將近一半的災難報導沒有涉及有關災難的指責與責任，而指責的形式則與災難的類型有關（p. 108）；（三）災難報導引用最多的消息來源是政府官員（p. 130）。

Singer與Endreny（1993）的發現為後續研究留下了可資延伸的模式，而臺灣一些災難報導研究與結果似也與其研究發現類似。例如，在報導量的研究上，陳鳳如（2001）分析臺灣921大地震的報導情況，發現地震發生後第一周的報導量比第二周的報導量多。胡幼偉與陳嘉彰（2002）分析2001年之颱風報導形態時，也發現在颱風遠颺兩周後，媒體就不再關注颱風引發的各項安全議題；上述不同研究的相似結果，似乎顯現了媒體災難報導的一些普遍規律。

雖然有關災難報導的研究論文較為常見，但使用內容分析法研究臺灣921地震報導的論文卻仍較少。前述陳鳳如（2001: 82-84）分析《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央日報》四報對921大地震的報導情況，除了報導量外，其主要研究發現有：（一）報導量的變化可能與災難延續時間、災難嚴重性、死傷人數與財物損失有關，而非媒體因素；（二）報導方式以一般報導與照片為主，報導主題主要為「救援及善後行動」及「災因與傷亡損失等檢討」，在「防災及宣導活動」的報導量較少；報導主角以政府當局及社會各界人士為主；報導偏向以中立為多，其次為正面報導，負面報導很少；（三）九成以上的報導「無責怪對象」，而責怪對象以中央政府為多；（四）消息來源以「報社或記者本身」所佔比例較高，其次是「政府官員」與「民間團體」，而專家學者的專業意見較不受重視。最後，該研究發現，災難報導之內容係以與「人」有關者為重點。

有趣的是，陳鳳如（2001）有關責怪對象與消息來源的研究發現與Singer與Endreny（1993）有所差異，這種差異究竟來自研究範圍之不同（陳鳳如研究的是地震報導，而Singer與Endreny研究對象包括地震報導在內的災難報導），還是來自抽樣分析的差異，顯然需要更多災難報導的內容分析才能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所採用的不是中國大陸災難報導研究常用的質性研究模式，而是以內容分析法比較中國大陸、香港與臺灣兩岸三地報紙於921地震報導上的異同，希望藉由量的分析對不同新聞體制下的兩岸三地媒體報導能有較為客觀、準確的異同比較，藉此彰顯災難報導背後的新聞規律。

基於比較需要，本研究採用與美國Singer與Endreny（1993）及臺灣陳鳳如（2001）等類似的分析框架，同樣關注媒體災難報導量的變化，但在報導量的分析上，本研究提出了「相對報導量」此一新的指標。我們認為，報導數量的絕對值不利於不同地域或不同種類的媒體間的比較，更無法衡量同一媒體上的重要性排序。例如，臺灣與香港報紙都是「厚報」，每天出刊都在40版以上，香港《東方日報》更經常突破100版。大陸《人民日報》卻是「薄報」，每天最多不過12版，從每日報導新聞則數來看，《人民日報》也比臺灣、香港的報紙少得多。因此，僅用每日各媒體報導災難事件的絕對則數加以比較關注程度並不妥當。若採相對報導量，則可避免因各媒體報導容量之不同所帶來的影響。所謂相對報導量，即指任一媒體之報導則數佔當天所有新聞報導則數之比例，其數值反映了某議題在該媒體當天所有議題中之比重。

因此，本研究將同時檢視絕對報導量與相對報導量，其操作性定義如下：

絕對報導量：一定時期內之某目標媒體相關新聞報導則數之總和。

相對報導量：一定時期內之某目標媒體相關新聞報導則數佔該媒體同時期所有報導則數之百分比。

本研究將觀察重點放在災難報導相對報導量的變化，並綜合分析量的變化與媒體對災難的關注點和關注度的變化，試圖描繪媒體災難報導的變化過程及其規律。由於災難報導往往是電視與報紙的影響較大，考慮研究具體實施之難易度，本研究乃選擇報紙進行分析。

參、研究方法

一、分析樣本

（一）時間段的選取

本研究以1999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一個月的報紙作為分析時間範圍，包括地震前一周與地震後三周，可以比對震前與震後的報導。另外，此期間正逢華人傳統節日中秋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臺灣的雙十節，可同時考量節日報導是否亦受地震報導的影響。

（二）報紙的選取

由於三地報紙種類繁多，考量各方面之條件限制，我們決定在三地各選兩份具有代表性且發行量大的綜合性日報，分別是：大陸的《人民日報》與《北京青年報》、臺灣的《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張毓麟，2003）、香港的《東方日報》與《明報》（人民網，2003）；香港和臺灣兩地報紙的選擇曾諮詢過港臺新聞學專業的相關教授與學生，這六份報紙的基本情況如下：

1.  《人民日報》：中國大陸第一大黨報，日發行量超過一千萬份；

2.  《北京青年報》：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官辦都市性報紙之一，日發行量約65萬（2000年資料）；

3.  香港《明報》：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報紙，有人將它比喻成香港的《泰晤士報》，日發行量約十餘萬份，讀者對象包括大學與中學生在內的知識階層；

4.  《東方日報》：香港日發行量最高的兩家報紙之一，約為30餘萬份；

5.  《中國時報》：臺灣傳統兩大報系之一，⁵日發行量超過一百萬份；

6.  《自由時報》：臺灣發行量最大的三家報紙之一，日發行量超過一百萬份；

本研究總樣本有六種報紙，每種報紙分析30天，故共分析180期報紙。

（三）版面的選取

由於報紙版面眾多，本研究關注的地震報導基本上集中於各報的硬性新聞版面（如要聞版、綜合新聞版、國際新聞版、社會新聞版等）。限於時間與人力，本研究並未納入軟性版面如副刊、消費、家庭、醫藥、休閒、電腦、電影、房地產等。

二、類目的建構

在分析內容的類目建構上，本研究參考王石番（1991）《傳播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證》中有關報紙內容分析的方法，以及翁秀琪（1993）《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的研究實例〈傳播內容與社會價值變遷—以報紙對勞工運動的報導為例〉，並考慮本次與未來研究的需要，分析類目包括報導量、關注點及重視程度三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一）報導量

1.  災難報導量：每份報紙每日災難報導的則數。

2.  所有報導量：每份報紙每日所有新聞報導的則數。

（二）報導的關注點

1.  報導主角：包括「黨政官員、機構」、「社會團體、學術機構、工商企業」、「媒體」、「國際組織」、「救災者」、「災情」、「受災者及家屬」、「一般個人」以及「其他」等項。

2.  報導主題：包括「災情」、「受災感受」、「慰問與救災」、「大陸、香港援助與活動」、「重建」、「原因與影響」、「海外救援與評論」、「批評」以及「其他」等項。

（三）報導的重視程度

1.  版面編排：包括「上」、「中」、「下」、「特殊編排（如全版、半版與通欄）⁶」

2.  報導型式：包括「純淨新聞」、「特寫」、「評論」以及「其他」等項。

三、信度檢驗

在確定分析類目後，本研究的六名編碼員針對同樣的30篇報導進行兩次前測編碼，其中第二次前測乃根據第一次前測結果經調整部分類目後進行，六名編碼員的平均相互同意度為 .853。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以時間為軸，分析大陸、香港、臺灣兩岸三地報紙對臺灣921地震報導的報導量、關注點、關注度等隨時間變化的情況，資料分析結果如下：

一、兩岸三地報紙對921臺灣地震的報導量

由絕對報導量來看，大陸與香港關於台灣地震的報導量在短期內銳減。臺灣報紙關於地震之報導量雖也隨時間變化降低，但降幅較小，以相對報導量觀之，這種銳減情形則較不明顯，各報在地震發生後的一段時間內都有一個相對報導量保持平穩的時期，三地媒體的變化規律較為一致。

Singer與Endreny（1993）指出，新聞媒體對災難事件的報導數量會在短時間內銳減，但他們認為「這並不表示災難引發的安全問題已解決，而是因為災難事件沒有更新的進展，新聞媒體就將時段或版面騰出，以報導更具新聞價值的事件，或追逐更新鮮的新聞話題。這種對災難新聞的處理方式，已成為一種常見的報導模式」（pp. 22-23）。胡幼偉與陳嘉彰（2002）及陳鳳如（2001）等研究者也發現，災難事件發生一段時間後相關的報導量會減少。兩岸三地的報紙對921臺灣地震的報導是否也有類似表現呢？本研究對兩岸三地報紙對921地震的報導量進行了分析。

上述Singer等研究者的發現，乃針對媒體每日報導災難事件的新聞則數而來。本研究同樣也對六份報紙每日報導地震的新聞則數，即絕對報導量進行分析，此結果見圖一。

圖一：兩岸三地921報紙地震絕對報導量之變化

從三地報紙報導量的變化來看，大陸與香港關於台灣地震的報導量的確在短期內銳減：大陸兩份報紙的地震報導在9月25日減到5則以下，香港兩份報紙的相關報導在9月24日降到20則以下，9月29日則降到10則以下。臺灣報紙關於地震新聞的報導量雖然也隨時間變化降低，但降幅較小。三地報紙地震報導量的差異可能與接近性有關：地震發生在臺灣，因此臺灣媒體更加關注，報導量高居不下，量的下降也較為緩慢。

若以相對報導量來比較各媒體對921地震的關注度，如圖二可看出，地震發生後的次日到三周後，臺灣報紙中地震新聞佔所有報導的比例遠高於香港與大陸的報紙，同樣說明由於接近性的緣故，臺灣報紙對於地震的關注度比香港和大陸為高。

圖二：兩岸三地報紙921地震相對報導量之比較

以絕對報導量進行比較時發現，大陸與香港報紙的報導量的確出現如Singer與Endreny（1993）所提到的短期內銳減情形；但若以相對報導量比較，這種銳減則不顯著。各報在地震發生後都有一個相對報導量平穩的時期，顯示媒體的關注度並未迅速減低。臺灣兩份報紙有關地震的相對報導量從9月30日（即地震發生後第11天）開始減少，直到10月15日（即地震發生三周後）兩報仍有40% 的新聞與地震相關。香港兩份報紙關於地震的相對報導量從9月28日開始減少，大陸《人民日報》關於地震的相對報導量由9月27日開始減少，《北京青年報》則由9月25日開始下降，俱都顯示雖然接近性使臺灣報紙對地震之報導量⁷與香港、大陸報紙對地震的報導量出現較大差異，但關注度隨時間所發生的變化規律卻具一致性。

絕對報導量和相對報導量間的差異，從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前述Singer與Endreny（1993）的論點，即災難新聞之絕對報導量經歷一段時間後會有銳減的情形。而從相對報導量來看，媒體議題的變化雖較緩慢，仍持續保持對該事件的關注，尤以災難發生地的媒體最為明顯。從危機傳播角度來看，這也說明在災難發生地的媒體往往需要更多時間進行危機傳播中的持續報導溝通以掌握議題建構權力；相較之下，非災難發生地的媒體對災難事件的關注持續性則低。

二、兩岸三地報紙對921地震的關注點

三地報紙對地震的報導主題主要集中於「慰問與救災」，臺灣媒體較為關注「黨政官員、機構」，大陸媒體較為關注「社會團體、學術機構」，香港媒體較為關注「受災者及其家屬」，並存在報導主角與主題較多現象。三地報紙不同主題的報導量都隨時間發展而有變化，但三地變化趨勢不同，且關注點均在第二周發生較大的變化。

兩岸三地報紙提供何種資訊給讀者？報導哪些人或事？這些人或事的哪些方面是媒體報導所關注的？本研究從報導主角與主題兩個層面針對三地報紙的地震報導進行分析。

由報導內容觀之，大陸報紙最常以「社會團體、學術機構」為報導主角（47.1%），而臺灣（78.0%）與香港（72.4%）報紙則多以「黨政官員、機構」為報導對象。此外，香港報紙的地震報導有44.3% 以「受害者及其家屬」為報導主角，而大陸與臺灣此一類目的報導比例僅及香港的一半左右（分別為22.1% 與21.6%）。從合計百分比來看，香港報紙地震報導之各種主角所佔比例為207.6%，這說明香港報紙中的地震報導常有兩個以上的關注點，此是否意味著香港媒體在「與其他各個可靠的資訊來源協調配合，以爭取多元聲音與多方支持」之方面表現較佳？值得進一步觀察。大陸媒體由於政治背景等原因，對臺灣黨政官員報導有侷限，故使大陸新聞中的主角略顯集中和單調（詳見表一）。

表一：兩岸三地報紙921地震報導主角之比較（%）

註：括弧內的數字為類目編碼的次數。由於一篇報導中的主角有時會多於一個，此題編碼時允許編碼員為一則新聞編多個碼，故合計之列百分比超過100%。

多主角的報導是否也伴隨著多主題呢？以下對三地報紙地震報導的主題加以比較。

從表二可看出，香港報紙各類主題佔地震報導的次數百分比合計為225.5%，顯示香港報紙平均每個地震報導有2.25個主題。偏重報導主角與主題的現象究竟是香港報紙對臺灣地震報導所表現的特點，還是對所有新聞報導的共同特色？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索。

表二：兩岸三地報紙921地震報導主題之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