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出處：85期,頁183-189) 【書評】
媒體的問題，公共解決！—讀McChesney 管中祥
作者： Robert W. McChesney 譯者： 羅世宏、魏玓、馮建三、唐士哲、林麗雲、王菲菲、王賀白 合譯 出版日期： 2005年 出 版 社：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本書視媒體問題為政治問題，須透過「政治」解決。為確保資訊的多元再現及平等流動，作者除重申國家應負起媒體「管制」的重責大任，更關懷如何在傳媒體制中實踐民主的課題。作者強調媒體政策制定過程中，公眾參與的重要性，認為透過公民參與的政策論辯，以及各種方案的提出、評價和思考，我們制定出來的媒體政策和媒體體系就更能促進公共福祉…。 媒體和政府應該保持著什麼樣的關係，不僅是新聞學理關心的課題，同時也是近廿年來台灣從威權政體轉型到民主社會未曾間斷的爭議性話題。 「寧要媒體，不要政府」，大概是這幾年最常被人拿來討論新聞自由、媒體與政府關係的一段話。不論是執政者的自我宣示，或在野黨對政府的批評，都是他們用來說嘴的重要依據。 這句話出自於美國開國元勛傑佛遜寫給朋友卡林頓（Carrington）的信件。不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McChesney卻在《問題媒體》這本書中指出，大部分人都只引用了「寧要媒體，不要政府」經典名句，卻漏掉後頭更重要的文字。其實，信件接續寫道：「但我必須說明的，我的意思是，每個人都可以收到這些報紙，也要能讀這些報紙。」McChesney指出，這段話點出了消極的保護報業系統（言論自由）並不足夠，相反的，必須積極使更多公共論述讓更多公民知道；公民有權知道多樣的聲音，因為這是民主的核心價值。 McChesney的說法，其實拉大了政府與媒體關係的討論面向，不再只侷限政府是否及如何打壓新聞自由的爭議，還包括媒體制度如何保障資訊多樣且平等的流動。因此，政府、媒體、公民三者該保持什麼樣的關係，如何在傳媒體制中實踐民主，便成了《問題媒體》的重要題旨。 為了討論此一課題，《問題媒體》在第二、三章重新檢視了新聞專業意理，以及政治與商業力量如何在傳統新聞專業的意識型態下攻城掠地。McChesney指出，雖然新聞媒體被期待必須作為監督掌權者的看門狗、在謊言充斥的資訊中挖掘真相，並成為不同意見與立場充分表達的中介，但由於這些專業意理存在著——一、將官方消息視為正當且重要的新聞來源；二、對於社會議題未能置於更大的意識型態脈絡討論；以及三、傳統的新聞專業挾帶了媒體老闆及廣告主的企業目標及與價值觀——等重大缺陷，使得專業信條的理想與現實形成重大落差，也導致新聞媒體臣服於政商力量的控制。 接著，McChesney又拉高視野，透過實例對新自由主義宣稱的迷思進行批判，在第四、五章分別討論了本地相當熟悉的廣告控制及媒體壟斷議題，從歷史分析及產業現實清楚地指出新自由主義下政商合謀的問題。 新自由主義者經常強調，在追逐利潤的競爭壓力驅動下，商業媒體能給予「人們他們所想要的」（give people what they want），人們可以透過市場表達自我的需求與意志。不過，McChesney批評，這只是媒體企業包藏禍心的口號，真正的目的其實是要政府解除管制，以獲取更大的政商利益。 進一步來看，新自由主義的主倡者Friedman（1962；轉引自McChesney, 1999: 148）強調營利是民主的本質，任何一個推行反市場政策的政府就是反民主，因此在政府「干預」經濟盡可能少的情況下，社會運作才可能最佳。這種管制原則也同樣的應用在媒體規範上（McChensney,1999: 6），亦即，媒介自由化後，不但能因經濟效率促成經濟之外的可欲目標——提昇多樣的意見市場、展現新聞專業主義、防止政治力量控制——也能讓閱聽眾有多樣的選擇，為人們的政治及社會生活帶來各種好處。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不只美國傳媒近幾年的發展不若新自由主義所聲稱的美好，從台灣的經驗觀照，也存在同樣的問題。解除戒嚴以來，新聞已不再受國家檢查，但以前受到國家壓制的市場在能量解放之後，卻反過來壓抑財力較弱的新生聲音，嚴重背離民主理想，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與資本相互滲透，關係愈形錯綜複雜（李金銓，2004: 36）。這種複雜且相互滲透的情勢，除了政治與商業力量交錯外，原本新自由主義所讚揚的專業主義、免除國家控制、多元選擇等理念也面臨嚴格檢驗（管中祥、張時健，2004）。換句話說，媒介自由化後，造成了「媒體越大，民主越少」的現象，媒體集中化所帶來的媒介內容商業化，傷害的不只是產業與專業，更是對民主與文化的負面影響（McChesney, 1999: 22-24） 面對這種結構與意識型態的問題，McChesney在第六、七章提出兩條解決路徑，重新檢視及釐清政府、媒體與公民的關係。首先，他強調媒體管制的意涵、過程與重要性，另一則是透過更大的、集體的公民力量進行媒體改革。 對McChesney而言，媒體問題從來就是個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就必須透過政治解決。所謂的「政治問題」具有兩個重要意涵，一是媒體在民主政治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媒體問題所關乎的就不只單純是「媒體」的問題，更是「政治」的問題。其次，媒體亂象的根本原因並非僅是媒體本身，更涉及到人們設計用來控制、導引和規範媒體的各種政策、結構、補助及制度。換句話說，國家的「手」從來沒有離開過媒體，即使是解除管制政策，也必須透過政府的「手」修改法令，才能營造一個資本家滿意的媒體環境。 但問題是，政府是不是只能站在公民的對立面，與媒體資本家站在一起？我們（公民）要政府作什麼才能落實媒體的民主精神？ McChesney在書中引用Anthony Kennedy法官對於「管制」的看法，提出他對媒體政策的想像。Anthony Kennedy強調，「管制的主要目的在於確保公眾有不同的消息來源」，這樣的說法呼應了McChesney在本書開頭所強調的，須透過積極的作為讓公眾有權聽聞多種聲音，這是民主的核心要求。因此，為了解決媒體商業壟斷所造成問題，同時強化公共媒體體質，並建構一個廣大與多樣的媒體部門，McChesney再次重申國家不該離棄「管制」的重要責任。 《問題媒體》除了提醒我們應該打破將媒體商業化、集中化視為是理所當然的迷思，重新回歸媒體作為民主、多元對話的公共領域外，本書也提供了媒體改革運動的樂觀視野與經驗（Killmeier, 2005: 372）。事實上，McChesney對於媒體是民主基礎的主張，並不僅止於建造一個多元再現的媒體政策，還包括媒體政策制定過程中，公眾參與的重要性。他強調，透過公民參與的政策論辯，以及各種方案的提出、評價和思考，我們制定出來的媒體政策和媒體體系就更能促進公共福祉。 但問題是，公民真能參與傳播政策的制定過程嗎？既有的政商聯合體真願意主動釋放政治權力，讓公民共同參與嗎？McChesney在書中藉由他於2003年親身參與媒體改革的經驗，告訴我們問題的答案。 2003年，FCC打算修法放寬全國性媒介所有權的限制，McChesney用「高牆」來形容這次修法的「密室」特色。「高牆」內，財大勢大的媒體業者長久以來便已透過金權影響FCC的運作。McChesney引用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調查指出，FCC受財團箝制日益嚴重，從1995至2000年期間，Fox、NBC與Viacom等大型媒體集團總共提供FCC員工1,460人次全額免費的旅遊招待，而FCC共和黨籍主席Michael Powell，更接受了美金84,921元，44次的旅行招待；FCC官員與業者之間為所有權解禁的「密商」超過70次。 眼看著FCC就要成為媒體資本家的禁臠，「高牆」外的公民卻意圖推倒「高牆」，阻止這次政府與資本家的共謀行動，不僅透過各種媒體運動組織、媒體工會、消費者團體、及宗教團體發聲抗議，資深媒體人也透過遊說、抗議、及訴訟等方式反對這項解禁政策。這段期間，FCC也收到了數千封抗議信，這些反對聲浪終於阻擋了再度放寬媒體所有權管制的政策。不過，美國的媒改團體並沒有因此而志得意滿。2003年11月，媒改團體乘勝追擊，召開第一屆「全國媒體改造會議」，共有兩千多人參加，讓公民參與、媒體改造有了進一步落實的可能。 媒體與民主是McChesney關心的重要議題。他強調，一旦媒介系統遭到壟斷而無法使各類資訊平等再現，將對民主政治形成極大的影響，特別是高度商業化的媒體環境更會造成人們對公共事務的疏離。其後果將就如同McChesney在《問題媒體》中引用傑佛遜寫給卡琳頓的信所指出的：「如果有朝一日，他們（人民）不再注意公共事務，你、我、國會、州議會、所有法官及州長，都可能變成野狼。」而這正是另一個極權主義的開始，也是對本地關心媒體與民主人士的重要提醒。 參考書目Killmeier, M. A. (2005). Book review.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9, 369-373. McChesney, R. W. (1999).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李金銓（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出版社。 管中祥、張時健（2004）。〈戰後媒體反對運動〉，《台灣史料研究》，24: 2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