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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處：87期,頁51-96) 歷史記憶的回復、延續與斷裂：
媒介懷舊所建構的「古早台灣」圖像 李依倩
《摘要》
關鍵詞：懷舊、集體記憶、常民歷史、歷史延續、後現代主義 壹、前言二十世紀始於未來性的烏托邦幻想，卻終於回顧性的懷舊風潮。全球性之「懷舊風」在二十一世紀初繼續蔓延，成為當代文化的重要主題。在台灣，報章雜誌、文集、攝影展、網路個人新聞台、拍賣網站、電視劇、電影、廣告、流行音樂、歷史文物展、消費商品、餐飲空間、觀光旅遊、企業博物館均爭相呈現中外各年代的懷舊圖像，尤以五○至八○年代之「古早」台灣最受青睞。 ｢懷舊｣（nostalgia）一詞原是十七世紀瑞士醫生Johannes Hofer為了描述在外征戰士兵思鄉成疾，組合兩個希臘字根nostos（返鄉）及algia（憧憬）而成（Boym, 2001；洛楓，1995；張英進，2001），此後一直被視為某種帶有失眠、焦慮、厭食、心悸、甚至輕微精神失常的疾病。十九世紀時，因應現代化過程社會變動所引發的人類心理反應，懷舊衍生新義，代表了對已消失事物或過往黃金時代的眷戀（Frijda, 1994；廖炳惠，2003）。此後，懷舊不僅是對家園的渴切懷想，更是因遷徙及時光飛逝所導致之失落與眷戀。簡而言之，懷舊原指懷鄉所致的嚴重憂鬱，當代則常被用來形容希冀重返記憶中美好往日的感傷渴望。 社會學家Davis（1979）將懷舊含意分為三類：第一類對過去抱持愉悅回憶而對現在微有反感；雖惋惜過去的消逝，但亦知重返舊日並無可能。第二類之重點在於個體的經驗分析，指懷舊者檢視回憶內容的正確性與適切性，對過去與現在有所關連性思考，有意瞭解個體之過去經驗及現在對其（過去）之感覺如何得以幫助當下的自我瞭解。第三類更具分析性，試圖省思懷舊行為的重要性，找出懷舊理由及懷舊經驗對自身的意義。 為了應用上述分類於媒介懷舊之分析，本研究將由個體推展至群體，修正其為內容、主體、與社會省思等層次：第一層檢視媒介懷舊文本中包括前述悅古厭今情愫的各項再現策略與論述框架，第二層討論媒介懷舊與正式歷史如何交映，思索其過往圖像的適切與其建構之邏輯，第三層探討當代媒介懷舊的根源、意義與啟示。 貳、理論、問題與文本一、懷舊的框架Silverstone（1993／陳玉箴譯，2003）指出，記憶不僅是媒體內容成立的先決條件，也是媒體塑造出的產物。媒介懷舊看似以記憶回顧過往，然其所反映者並非某一歷史時代的「真實」。Halbwachs（1950/1992）即曾提醒我們，社會群體常基於當下需要而建構用以決定並尋回記憶的框架，甚至不惜扭曲記憶以配合框架。Silversone呼應此一觀點，認為人們為了當下的此刻而決定過去的歷史，為了未來的記憶決定對當前的描述（p. 181）。由於過去與現在的框架多所不容，我們對過去的想像必定不完美且不完整（Halbwachs, 1950/1992: 50）。 簡而言之，個人記憶為其賴以生存之社會所架構，其對過去的看法常立基於當下需要。同理，媒介懷舊所呈現的過去亦是根據當下社會情境而將過去素材透過媒介邏輯加以篩選、編排而成。與其強調這些選擇性重構的懷舊既不完美亦不完整，不如視之為某種看待過去的特殊觀點，據此回顧過往，必定歷經系統性的收納與排除、強調與忽略。然而本研究雖將媒介懷舊視為論述建構的產物，卻無意否定客觀史實的存在，只不過正如Jameson（1991: 25）所言，當代文化生產無法重建曾為實存的過往，只能在柏拉圖洞穴的牆上描繪自己的心靈影像。 儘管如此，我們仍需將媒介懷舊的年代圖像與公認的正式「歷史」交互對照，一方面觀察媒介透過何種再現策略與論述框架對過往進行選擇性重構，而其中又有哪些力量在運作與競逐，另一方面也藉此梳理出懷舊得以興起的社會文化脈絡。 二、印刷媒介與懷舊記憶根據Stanford（1994／劉世安譯，2001）的說法，人們建立歷史性的方式有三：首先經由自身或父祖輩之記憶，儘管其常非確鑿且有時空限制而不易構成歷史知識，然仍能使人覺察一些異於當下的往昔經驗的確曾經存在。其次，人們從學校教育獲得有關往昔的正式知識。其雖較為井然有序、連貫可靠、涵蓋較大時空範圍並提供較為清晰之解釋，但相對於鮮活的個人記憶卻猶顯得枯燥乏味，常在校園生活結束後遺忘。最後卻也最缺乏系統性的歷史性獲取方式，則為來自四面八方的生活資訊，如史家著述、導覽指南、展品目錄、電影、電視、小說等。 二十世紀既是歷史衰微的時代，卻也是充斥過多種歷史版本的時代（Baudrillard, 1981/1994; Jameson, 1991; Silverstone, 1993／陳玉箴譯，2003）。眾多恢復歷史記憶的努力散見各處，但最常被用來述說歷史過往、生產懷舊的文本莫過於大眾傳播媒介。得力於傳播科技的強大資訊處理、複製、儲存、傳遞與互動能力，懷舊約莫於二十世紀晚期得將常民記憶不斷循環再製並廣為傳佈，不但為當代提供撫慰與娛樂，也成為大眾獲取歷史感的主要來源。 對此Silverstone（1993／陳玉箴譯，2003: 193）指出，歷史之大敘事並未遺失，只是在媒體的螢幕上改以日常生活為基礎重新建構；對Jameson而言，這種媒介歷史的傳佈流行係屬嶄新歷史狀況。他還語帶批判地指出（1991: 25），在這個時代，大寫歷史（History）不幸地只能透過歷史的流行影像與擬仿物始能追尋。 總之，大眾媒介近年來負起再現歷史的任務，成為建構當代記憶的關鍵。本研究因此聚焦於媒介懷舊文本，檢視其論述框架與再現策略，試圖發掘交織其間的歷史文化脈絡。然而有關本土懷舊的大眾媒介文本形式繁多且數量可觀，本研究主要係以古早台灣作為懷舊主題的書籍與雜誌為分析對象。 在當代主要傳播形式中，如果電視提供窺視世界的窗戶而網路連結使用者與世界（Brody, 1999: 136-138），向來被視為記憶延伸的書籍則最能讓我們回望過往。隨著書寫的發明，只存在於記憶領域的文本首先移轉到手稿中，再隨印刷科技的發展進入大量精確複製的書籍，不但可供私人隨身攜帶、反覆閱讀，更能讓人沈浸其中，凝思懷想。書籍因此常被稱為是記憶的捕捉者、劇場，或是個體記憶的延伸；易言之，書籍被視為記憶的科技。文本之意念、思想如能與故事及書籍的物質性結合，常帶給讀者一種「記憶安穩地儲存其中」的感覺。 因此，當代眾多媒介形式中，書籍或許最能達成懷舊任務，協助人們透過記憶與想像回望過去，喚起重返舊日的感傷渴望。而雜誌在此或可視為是印刷媒介光譜上的另一書籍形式，其銷售規模或許更廣也更貼近時代脈動，但其時效也相對較短。 三、研究問題與文本選擇概括而論，本研究針對書籍雜誌等印刷媒介懷舊文本探索下列問題：我們在媒介中懷什麼舊？如何懷舊？為什麼懷舊？本研究檢視媒介懷舊文本之再現策略與論述框架，透過媒介懷舊與正式歷史的交映進一步思索前者對當代個體與群體的功能與意義，最後深入探討近年本土懷舊藉以生成的社會文化脈絡，並對整體媒介懷舊加以省思。 本研究綜覽九○年代以降書報雜誌的懷舊專題，其中既有三、四○年代上海懷舊，也有二○至八○年代西洋懷舊，然而最受歡迎的莫過於所謂「古早」台灣──通常指戰後三十年間台灣本土常民生活，以五○至八○年代為主，但上可溯及日據甚至清末，下則延至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懷舊題旨除少數須從書刊內文判讀外，通常由書名或篇名即可察知：如《懷舊商品情報誌：童年古早味》（尖端出版社，2003）、《懷舊－復古餐廳、酒吧、柑仔店》（劉文雯等，2003）、〈懷舊正流行 老店展新生〉（《7-WATCH 情報誌：探索小城故事》，2004）、〈大台北懷舊地圖〉（藍麗華等，2003）。 此外，懷舊書刊有時候係將「懷念」、「老」、「古早」、「台灣」等關鍵字排列組合而成書名，如：《台灣老字號》（張尊楨，2004）、《老台灣柑仔店》（蕭學仁，2003）、《台灣懷舊之旅：古早台灣人的生活紀實》（黃金財，1998）。 本研究既未試圖也無法窮盡近十年來以本土懷舊為主題的所有書刊篇章，但所選文本均有其普及程度或文化指標性。根據行政院新聞局近兩年出版年鑑的國內雜誌銷售指標（鄭錦祥，2004；楊雪紅，2005），本研究檢視國內七大類雜誌中最為暢銷的生活休閒類。另據幾項主要通路（如連鎖書店與便利超商）之銷售排行榜，本研究引為主要例證之一的《Here》雜誌常居該類前一、二名，在不分類月刊銷售榜亦居前十五名以內。圖書部分，本研究所檢視者多出自國內主要圖書銷售指標的金石堂排行榜前十五大出版社（如尖端、時報、遠流、圓神等），個別銷量雖不可得，但上述指標及眾多圖書目錄（實體通路、網路書店、圖書館等）俱已顯示其普及性與可得性。 此外，本研究引為主要例證的幾本書籍及其作者亦屢獲評論界肯定，如《老台灣柑仔店》（2003）作者蕭學仁為長期從事台灣文物蒐集及影像紀錄的知名古董民藝工作者，曾出版多本台灣古早常民文物著作。《老台灣柑仔店》為其代表作之一，曾登上2003年誠品書店生活風格類年度暢銷榜，並獲選2003年博客來網路書店生活風格類年度百大推薦書。此外，《台灣世紀回味：文化流轉》（2002）之總策劃人莊永明為公認史料蒐集最豐的台灣文史專家，曾出版相關書籍十餘本，並獲多項出版與文化獎項肯定。 整體而言，本研究檢視之書籍多為近十年內出版，雜誌則以近三年內出版者為主。前者量少且內容較不因短期趨勢牽引而有劇烈變化，後者量多且緊貼時代潮流而變化快速，年代愈近者愈能反映當前社會情境與文化意識。另外，由於本土懷舊的常民導向，雜誌多屬生活娛樂類型。 與其他媒介形式相較，無論書籍或雜誌皆具下列特色並有利於本研究檢視：文本持久穩定、文圖比率均衡、提供足夠篇幅以供懷舊情愫開展。最後，這些大眾性質書刊許多具有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論者所言之齊一性與標準化產品特徵，因此本研究分析舉證時毋須列舉所有相似例證，僅以其中最完整、最具代表性與系統性的數本作為重點。 參、歷史失憶與常民追憶此一章節將分析懷舊文本內容並梳理交織其間的社會文化脈絡，首先藉媒介對特定世代的召喚說明當代懷舊的歷史情境及從中衍生的動機與慾望，其後將分析懷舊記憶的特質並置入歷史脈絡以挖掘其潛在的文化企圖與政治目的，探索媒介如何介入其間加以運作，最後並點出上述過程所隱含的問題。 一、懷舊的世代召喚與基本背景往日似乎總帶有美好的光暈。正如Halbwachs（1950/1992）所言，雖然我們可能不希望過去完整重現，但幾乎所有人都同意，黃金時代在世界的初起而非結束之時；某種「回顧性的海市蜃樓」（retrospective mirage）彷彿存在於過去，「今日」相形失色（p. 48）。 過往的黃金時代可能存在於政治社會劇變前。正如西洋近代史所示，劇變後的動盪不安與發展停滯易使民眾緬懷看似穩定、強大與正常的美好舊日（Boym, 2001）。在台灣，2003年短暫掀起的一波帶有政黨色彩的懷念蔣經國風潮即具此種意味，係將對經濟衰退與政治紛爭的不滿轉化為對經濟起飛、政局穩定的威權統治之「緬懷」。 若依Halbwachs（1950/1992）的看法，黃金時代亦可能係人生最美妙之兒童與青少年時期。從文本來看，當代本土對過去的眷戀多帶有此種性質。書刊或網路活動名稱與作者介紹俱已顯示，主要懷舊世代多為所謂的五、六年級生（上可及四年級，下可延伸至七年級）：《五年級青春紀念冊》（Mimiko, 2002）、《五年級同學會》（Mimiko等，2001）、《時光紀念冊：五六七年級的物件紀事》（張曼娟，歐陽林，王蘭芬，陳雪，谷淑娟，孫梓評，2003）、《尋找台灣古早味──5年級與6年級生的記憶探險》（eBay台灣，2002）。書刊內文亦召喚著此世代的讀者：「四五年級生大概都還記得……」、「五、六年級生小時後玩的各種火砲……」（蕭學仁，2003: 4, 80）。相關報導亦同：「看看這股懷舊趨勢，許多相關產品都出自五、六○年代的流行時尚；而在這一時期主導流行的，正是『四年級』與『五年級』生」（張夢瑞，2003）。1 「五、六年級生」生於1961至1980年間，現年約二十五至四十五歲，懷舊所聚焦的五○至八○年代多為其兒童與青少年時期，即Halbwachs（1950/1992）所謂的人生黃金時代。雖然對這段時光的懷舊也可能純因該年代距今猶近：「記憶尚新，回想起來就特別親切」（蕭學仁，2003: 5），或如李天鐸（1996）對八○年代台灣懷舊電影的看法：創作者受限年齡與閱歷，只能從己身成長經驗找尋素材以回顧往昔社會的種種（轉引自李振亞，2001）。 至於四年級以前的世代，本為Halbwachs（1950/1992）所認為的主要懷舊世代──年長者雖已不再是社會活躍份子，卻因擁有較多經歷與閒暇而被社會賦予守護傳統、保存過往的任務。然而，台灣的特殊歷史情境卻使上述期待難以落實。亦如Boym（2001）所言，對某群體而言過去愈是痛苦、失落愈是嚴重，則該群體愈不願輕易回首，尋根與懷舊的任務只能交給後代子孫。 子孫輩的五、六年級生不僅較無歷史包袱，成長過程亦有若干情境有利於懷舊情愫的萌生。首先，此世代成長於媒介高度發展期。具有強大紀錄、複製與傳佈能力的媒介科技一方面使過往得以透過符號形式永久留並供人不時回味，同時也賦予個人書寫記憶、集結同好、令懷舊蔚為風潮的機會。 其次，此世代數度歷經認同危機，使回顧過往以尋求心靈依歸的主觀需求較為迫切。從青春期邁向成年期的1980年代，此世代遭遇以解嚴為里程碑的政治社會變動，因而未能如在國民黨體制下接受完整制式教育的戰後世代般地內化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藉以建立主體位置及定位所屬世代。此外，五、六年級在世紀更迭之際尋求成就導向的社會認同時，卻遭受連年經濟衰退與停滯的干擾挫折，也強化了回首童年樂園的懷舊需求與慾望。 最後，當代懷舊的濃厚商業性質亦形塑其世代召喚。Appadurai（1996）曾指出，懷舊訴求已是當代行銷的一項重要特色：廣告業者習於從歷史過往中獲取靈感，有時甚至不需仰賴真切的失落就能在消費者身上喚起想像性的懷舊情愫。在台灣，消費正是懷舊盛行的關鍵之一，如何榮幸（2002年6月2日）即曾指出，商品化為「五年級」懷舊的主因之一：在當下各種元素都已被轉化為商品且陸續失去吸引力後，歷史書寫與世代現象適時提供了新的懷舊主題與消費方向。 成長於經濟起飛時期的五、六年級較具消費、享樂與物質主義傾向，而這一波透過媒介與行銷廣為傳佈的懷舊風潮，也常將此世代鎖定為目標市場並獲得廣大迴響，如2003年統一超商「喚醒最初的感動滋味」網路行銷以五年級集體回憶與鄉愁為訴求，吸引200萬人次上網，將懷舊袋裝零食的銷售量提高46%，其後各大連鎖超商陸續跟進，推出一波波的懷舊商品。2 至此，世代召喚將媒介懷舊初步安置於歷史時間軸上，並粗略地描繪出懷舊所藉以生成的基本條件，包括媒介的、人類心理的與社會發展的。隨後，本研究將進一步分析懷舊文本，並以更寬廣更深入的視野梳理其歷史脈絡。 二、懷舊的歷史追憶（一）懷舊的常民史觀七、八○年代，許多歷史學家質疑，以社會科學方法寫作的歷史全無活人面貌，使得眾多「個人」消失在統一進程的大敘事中，遂將關注焦點投向微觀史、文化史以及日常史等面向（Jenkins, 1995／江政寬譯，2000；Iggers, 1997／楊豫譯，2003；王晴佳、古偉瀛，2000），3 研究主題從上層與權貴人物轉向下層人士或被剝削者持續而穩定的日常生活，歷史因此成為包含許多「個人」具體生活經歷的多層次流動（Iggers, 1997／楊豫譯，2003）。 初步檢視下，媒介懷舊中的古早台灣彷若上述常民史觀的通俗體現，眾多日常瑣物灑落在書刊所回顧的過往中：巧克力牙膏、涼煙糖、抽抽樂、彈珠汽水、小沙包、ㄤ仔標、王哥柳哥QQ軟糖、森永牛奶糖、吹泡泡、棒棒糖（張夢瑞，2003）。在《台灣古董雜貨珍藏圖鑑》（王思迅、吳志鴻、胡宏明，2004）中，作者回顧了1900年左右到1970年代間台灣各種生活用品至少五百件：肥皂、襪子、胃腸藥、蚊香、香水、化妝品、糖果餅乾、奶粉、調味料、飲料、電話機等，出版社並在封底強調這不僅是懷舊，而是時代記憶的延伸：「透過這些物件，我們看到常民生活的豐富力量，以及樸拙的生活美感」。而在《台灣世紀回味：文化流轉》，莊永明（2002）同樣利用地圖、證書、攝影照片、明信片、郵票、畫作、物件、宣傳品等常民物件呈現二十世紀台灣的多種面向。 透過常民文物回顧台灣過往、抒發懷舊情愫的做法，除了呼應近代史學典範與歷史意識的變遷，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台灣近年隨著政治社會變動而來的史觀轉變。懷舊所回望的五○至八○年代正是國民黨施行威權體制的時期──除以黨政軍控制維持中央政府運作、利用制度性做法維繫其統治，並透過教育及傳播等手段以中原文化為國族認同的唯一基礎。「台灣」臣屬於大中國論述之下，其語言書寫、文學藝術等滋養本土意識的形式皆遭壓抑扭曲，導致文化自卑、歷史疏離與傳統喪失。 解嚴後，社會開始進行文化主體的重構，試圖療癒支配台灣社會長達四十餘年的歷史失憶症（陳芳明，2002），不再接受威權時期強加的國族認同與歷史解釋，重新檢視台灣過往，積極追求歷史真相的還原與集體記憶的恢復，並重整文化資產，試圖尋回原鄉情感（王振寰，2002；陳芳明，2002）。 本土意識從1980年代萌發，解嚴後躍居政治社會舞台前景，自1990年代中期，本土論述更形勃興，大有取代既有敘事之勢。今日所見的古早台灣懷舊風潮，從九○年代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初期，可視為上述文化主體重構與歷史記憶恢復之延伸與體現，部分媒介文本甚至將此種企圖與自覺清晰呈現。如莊永明（2002, 2005）以豐富常民文物回顧台灣百年歷史時，指出台灣史以往多受政治影響，不是為執政者服務就是受其戕害，偏頗失真且過於嚴肅。實則可供檢驗歷史之「史料」不應限於政府文書、官方檔案，因執政者常以「統治者」為歷史主角而排除庶民，並基於政治立場而選擇性保存「史料」，繼而影響「史觀」。 莊永明在二十多年田野調查中看到不少正史外的歷史真相，深感「探討歷史時，若能以不同的角度多方檢視、以人民的本位來看歷史發展，才是活的史觀」（2003）。他主張今日不應再透過統治者為中心的史觀對台灣史概括詮釋，而應以常民立場解讀歷史才能更加趨近真相。無所不在、無所不有的生活「痕跡」（如證書、收據、郵票、車票、發票、照片、入場券、電影本事、明信片等）皆可是史料。這些食衣住行育樂方面的小事物，「累積起來都是活生生的歷史」，可讓大眾「體驗讀歷史的百般趣味與溫度」。透過斑駁瑣碎的生活物件書寫以民為主的歷史，方可凸顯台灣人民的主體性，還原歷史的整體脈絡（莊永明，2003, 2005）。 其他懷舊文本或許立場未曾表達得如此強烈，但某種程度也都自覺地提議以常民角度從事懷舊性歷史書寫與記憶建構。例如，《老台灣柑仔店》的作者蕭學仁（2003）即曾說明其作品是「以生活化的角度切入台灣文化趣味」，強調「懷舊主義的盛行，也提供許多事物重生的契機，喚起公部門對常民文化的重視，保存常民生活的點滴，讓歷史更具寫實」（頁26-27），而書中受訪的鐵牌收藏家吳志鴻亦表示，其收藏品「反映早期台灣庶民生活文化，這種豐富的歷史感是最吸引他的地方……」（頁192）。 某些書刊在透過常民文物懷舊憶往之際，亦表達其延續歷史記憶、建構本土認同、喚起原鄉情感的情愫或企圖。如黃金財（1998: 4）曾對台灣的土地與文化流露出深厚的情感：「我長於淳樸的鄉下，對於流傳已久的民俗活動，特別有一份深沉的眷戀和嚮往。……那些吸引著年幼心靈的古老行業和民俗技藝，永遠是那麼親切，陪伴著我們成長，也帶給我們無限的懷念與滿足」。 有些懷舊文本則在惋歎戒嚴時期歷史紀錄的匱乏之餘，強調過往遺跡對延續本土歷史記憶的重要性： 早年台灣由於實施戒嚴，關於鐵道、車站，甚至糖廠等設施皆禁止攝影。因為如此，這些運作近百年，橫跨兩個國度，日本殖民地與國民政府的龐大產業，未能留下詳盡的圖像紀錄，更別提其他形式的繪畫或創作了。甚至今天市面上所出現的，全是日本人於建廠時所留下的黑白檔案照片。……鐵道公園雖只提供民眾一個簡單的休閒場所，但其中所包含對過往的記憶，提醒，教導後輩對當地歷史的認識有著重大意義（李長明，2004: 12, 148）。 更有些文本主張懷舊蘊含的本土認同與歷史連續感才足以建構出獨特的主體性，先前曾提及的蕭學仁（2003）之《老台灣柑仔店》可引為代表：「懷舊復古不應該只是一種流行、一種時髦；它應該是一種新的認知、一種新的觀念，它是從母體孕育出的一種新生命；就像歐美藝術大師從自己的生活文化中汲取養分，也唯有確認和這塊土地的親情，才能產生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頁27）。 （二）懷舊的歷史抗拒懷舊除了以積極正面手法回顧台灣過往，也對戒嚴時期本土歷史文化所受到的壓抑扭曲隱含批判，透過符號化、邊緣化、瑣碎化、裝飾化等手法，以生活化的歷史記憶抗拒先前之官方歷史敘事。 首先，媒介懷舊文本甚少直接批判戒嚴體制，卻以溫情口吻介紹常民文物時看似輕描淡寫地帶上一筆。如介紹老收音機或老唱片時如此記述：「民國42-49年間實施收音機普查，委由保安司令部配合憲兵、警察、電信人員挨家挨戶做地毯式檢查，對無收音機執照或過期未換照者，均移送軍法機關或法院，有照者則年收三十元收聽費」、「……1960年代後，國民政府推行國語政策，台語歌曲被定位為方言歌曲，使得台語歌曲開始沒落，本土的國語歌曲……透過廣播流行，而成為音樂主流。」、「1980年代後，台語歌曲……重新找回了另一個春天，……年輕歌手可以用台語唱出完全沒有『台灣味』的台灣歌曲」（蕭學仁，2003: 161-164）。其筆調雖未對歷史傷害正面直擊，但淡漠冷靜的語調和作為懷舊文本基調的依戀與緬懷對比之下，其疏離與異質格外凸顯反而更能構成批判與諷刺。 另外，懷舊文本利用眾多常民瑣物建構時代圖像之際，也將當時官方敘事邊緣化與符號化，看似不經意地填充在某些角落，作為常民文物的半幽默、半嘲弄的裝飾與註解。如介紹愛國獎券時，對其字樣附加以下評註：「……愛國的同時還要教育國民，須遵守國民生活規範……」（蕭學仁，2003: 23），或是「這些香菸在艱苦的時代，排解了男人心中的苦悶。享受之餘，不要忘了煙盒上的提醒『增產報國、反共抗俄』！」（頁38）。而介紹1970年代C.A.F. 鐵皮戰鬥機時則補上一句：「在那個時代裡，當然要貼上中華民國國徽才能算是完整的作品……」（頁72）。此處正如邵毓娟（2003）對王童以生活細節堆砌影像敘事的懷舊電影《紅柿子》之評論：生活實際面的小歷史不斷的顯影而質疑了大歷史的空洞符號性。 對官方敘事的符號化亦可見於「歷史人物」之今昔有別，如以往國民教育與官方歷史所頌揚的帝王將相英雄豪傑，在懷舊文本中被各種常民文物取代。在eBay所舉辦的《尋找臺灣古早味》活動中，一千六百多名網友票選出的最具古早味明星商品排名第一的是「古代菜櫥」，其次是大同寶寶、諸葛四郎漫畫、愛國獎券與科學小飛俠（張夢瑞，2003）。而大同寶寶佔有一席之地，是因為它貼近日常生活、反映時代狀況、承載了濃厚的庶民情感：「從民國58年開始，凡購買大同公司產品一萬元以上，即可獲贈大同寶寶。在物資缺乏的年代，這個可愛娃娃可能是家裡唯一的擺飾品，大同寶寶常站在電視機或電冰箱上最搶眼的位子，跟著家人一起生活……」（蕭學仁，2003: 103）、「……在標榜愛用國貨的那個時代裡，大同寶寶實在帶給太多人快樂的童年回憶……」（蕭學仁，2003: 106）、「大同公司隨貨贈送的大同寶寶，陪伴許多人走過歡笑與悲傷的日子」（張夢瑞，2003）。 在常民文物躍居記憶舞台前景的同時，先前官方敘事中的英雄豪傑倒也並非無跡可覓，如「先總統蔣公」就不時穿插出現於懷舊文本，只不過並非以教科書或政宣內容中一身豐功偉業的民族救星之姿，而是曾林立於公共場所的銅像身影。「蔣公」遂以銅像型態而與大同寶寶、諸葛四郎等並列於懷舊清單，其政治符號的性質從未如此清晰，但其地位也從未如此邊緣化。 整體來看，以往大歷史所關照的內政外交政權遞嬗等國家大事若非不見蹤影，就是附著在瑣碎懷舊物件及隨之而來的片段感懷間。如以台灣的經濟發展作為小豬撲滿與玩具保險箱的註腳：「童年時代大人養大豬，小孩養小豬，響應政府號召『一日一圓』儲蓄運動。1960年代開始，每年都超過GNP 30% 高儲蓄率，奠定了台灣經濟基礎，人人變成『有錢人』」（蕭學仁，2003: 18）。而美援時期此一台美關係重要階段，若非以麵粉袋內褲上「中美合作」這個刻板印象化的符號指涉，就是利用其他常民文物如基隆港邊的一塊酒吧招牌勾勒出一個昏朦曖昧的五○年代場景：「當時協防台灣的美國第七艦隊大兵，夜夜穿梭在燈紅酒綠的港邊街頭，寫下了時代滄桑的一頁……」（p. 61）。 至於政權遞嬗的部分，懷舊文本將傳統歷史敘述模式主客易位，先前無足輕重的常民記憶與瑣碎物件是中心，而曾為歷史重心的政治變遷則是註腳。〈懷舊正流行 老店展新生〉（2004）一文中，中美斷交只不過是救國團「青年戰鬥訓練」更名為「青年自強活動」的轉折點，而1987年的解嚴則只在提及國語歌曲市場的欣欣向榮時帶上一筆。在《懷舊－復古餐廳、酒吧、柑仔店》中，民國四十四年台海的戰雲密佈則成為「各國及共匪軍用飛機標誌圖」的圖說（劉文雯等，2003）。而政權從日本移轉至國府這種先前官方敘事中普天同慶的國族榮耀，《老台灣柑仔店》是透過光復初期改由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許可的寄藥包文字方向呈現不一說明，並補上一句：「當時要改變日據時代中文自右至左的書寫方式，還真不容易」（蕭學仁，2003: 122）。 （三）懷舊文物的歷史任務懷舊書寫重構台灣過往與文化主體的策略，其實從先前提及之酒吧招牌即可窺見，亦即透過常民事物追憶過往之際對其賦予名義上的歷史見證之責。另如從日據時代就屹立於平溪郵局前的「郵筒」，也被書寫為見證該地五十多年的歷史（藍麗華等，2003: 62）。自台灣光復開業至今的「公園號酸梅湯」也「見證了台北五十多年來的變遷」（頁61），北埔老街的斑駁磚瓦則「附著過往歷史的紀錄」（〈懷舊正流行 老店展新生〉，2004: 63）。若非見證地方史，則紀錄個別的產業史：祖傳四代的瑞成寢飾總匯「見證台灣百年寢具發展」（藍麗華等，2003: 54），「記錄糕餅史」的則是三協成餅店的糕餅博物館（頁49）。而黑松企業博物館將企業八十年來的變化與整體台灣的大事紀對照，讓觀者隨著企業發展窺見台灣社會的演變與歷史記憶（林鴻麟，2002年12月）。 懷舊文物的歷史任務有時還包括書寫與敘述：三峽老街中醫中藥鋪元春行「陪著老街寫歷史」（藍麗華等，2003: 46）、淡水紅毛城透過「巍巍城堡訴盡戰事紛亂」（頁49），原為「圓山別館」的台北故事館則「紀錄著台北的城市歷史」（〈懷舊正流行 老店展新生〉，2004: 30）。《老台灣柑仔店》中，掛在商店門口的「瓶蓋形狀的黑松鐵製招牌」或「台灣省菸酒公賣局『菸酒』廣告鐵牌」述說著古早年代，並帶領我們「走一趟台灣近代生活文化史之旅」（蕭學仁，2003: 50）。 常民文物甚至也負責延續情感或傳統文化：深坑豆腐店透過「一塊豆腐 繁衍三代感情」（藍麗華等，2003: 50）、日據時代郵筒在五十多年間「往來遞送了多少平溪人的鄉愁」（頁62）、百年老店郭元益「傳承傳統糕餅文化」、基隆廟口的連珍糕餅則「……將百年的製餅技藝和糕餅精華更精緻化，讓新一代人不會遺忘中國的米食糕點」（頁55）。 懷舊文本中歷史見證人人有責，連寺廟也義不容辭，彷彿士林慈諴宮或金山老街慈護宮這些「建廟百餘年來一直是當地居民的信仰重地」且帶動地方發展的廟宇（藍麗華等，2003: 58）比數度更迭的政權更為穩固持久與可靠，也更能用來見證地方歷史。媒介懷舊以常民事物所「見證」的眾多小歷史構成過往年代，至於「中華民族淵遠流長，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之類的長篇史詩類國族神話則無跡可覓。 三、媒介編排與常民懷舊懷舊的常民導向之動機、功能與目標已如前所述，然而媒介在此並非單純的展示平台或載具，而是以平面美學的形式參與其中。 常民懷舊的媒介文本大多有共通的版面特色：圖文並茂，但文字精簡而圖片豐富，且文字常附屬於圖片（尤其是作為圖片之輔助說明）。一般而言，文字多為陳述、感懷而少敘事，常以拼貼方式將彼此間無必然關係的文字影像構成鬆散整體，愈是大眾與消費娛樂導向的書刊，上述特色愈為明顯。 莊永明（2002）之《台灣世紀回味：文化流轉》編輯體例證實了上述看法，並可套用於其他懷舊文本。該書為使廣大讀者以趣味方式輕鬆回味「富有溫度」的過去，運用了下列編排手法：開章頁、導言、圖文單元、拼貼、歷史照相簿。開章篇名頁以跨頁大圖導入主題，並將大小不等的多幅影像古今並陳，對照出時光流轉。在文字導言後，接著進入各單元，每個單元佔一個圖文整合的跨頁，依時代脈絡透過素材和文字邊欄呈現單元內容。版面視覺重心是有趣或重要的歷史影像，搭配文字以說明主圖內涵並傳達影像背景與相關訊息，同時也以精簡文字析論每一跨頁主題，或依年代順序撰寫，或分別呈現主題各切面。此外，該書佐以數幅與主題相關的配圖或昔日生活中曾出現的物件，呈現該主題的多種面貌以供讀者再三回味。若是與主題相關但之前尚未收納的各式圖像，就以跨主題、多樣並陳的拼貼手法呈現。 上述編輯體例不單呈現了印刷媒介平面編輯的美學觀與再現技巧，更令我們思考是否引導或強化了媒介懷舊的某些內容暨意識型態傾向？此種內容與形式的相互作用對記憶書寫與歷史論述所產生的影響，可藉史學家White（1973／劉世安譯，1999）的觀點加以思索。White分析十九世紀歷史學家及歷史哲學家的著作，認為歷史在文字表達策略及作法上與文學家殊無二致。他主張只要歷史寫作是以一般語言文字表述，再怎麼「科學化」都無法擺脫修辭與文學的面向，其性質因此類同於「虛構」（fiction）。 White（1987）否定了歷史據實報導的想法，認為敘事有其書寫法則，採用某種敘事形式其實就是採納了對事件該如何組織的特定觀點。他進一步以「形式的內容」此一概念，強調史學研究及表述過程中所使用的風格技巧（尤其是比喻及模型等「形式」）對「內容」（content）極具影響，並指出歷史寫作的形式和內容無法分割：歷史學家決定寫作形式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所要描述的內容。 對媒介懷舊此種當代流行性歷史記憶書寫而言，內容及其形式構成實亦無法明確分割；兩者相互依存，沒有絕對從屬關係。換言之，本文前引之懷舊文本採取圖片重於文字、描述重於敘事、拼貼重於一體成形的策略，並非單純因為媒介懷舊的常民導向或是「為使大眾輕鬆回顧台灣過往」，亦非因採用上述編輯美學與技巧而導致懷舊的常民生活化或是歷史記憶的趣味化與瑣碎化。媒介懷舊實則是常民生活寫史意圖、大眾消費娛樂前提、多元拼貼手法的總和，也是形式與內容相互強化下共同產製而出的結果。就算消費娛樂導向及與其有所關聯的平面編輯手法的重要性未能與其他因素等量齊觀，但至少媒介並非只是服膺於懷舊需求，而是發揮了一定的框架型塑力量，既強化常民懷舊中原有的某些傾向，也可能引導其至某些矛盾方向，呈現出既繽紛又瑣碎、既整體又斷裂、既去中心又有同質化危險的過往圖像。 四、省思媒介懷舊透過常民微觀的本土記憶試圖貼近歷史真相、重現台灣過往，以便發展出切合當下需要的國族認同與文化主體性。 然而，上述企圖在懷舊風潮的推波助瀾下被大量複製、無限上綱與過度膨脹。常民記憶的細緻繁瑣在平面媒介的編輯美學下不但凸顯強化，甚至趨近於拼貼斷裂。去脈絡化而瑣碎零散的常民物件充其量只是虛有其表的「歷史見證」，而當代懷舊者卻藉由這樣既聾且啞又缺乏行動力的「證人」，一方面試圖抗拒先前官方歷史敘事，另一方面卻一廂情願地為原本就瀰漫懷舊情愫的所謂過去再染上一層崇高神聖的光暈，使之可能成為取代舊有大敘事的新興主流論述。 常民事物一旦被標定為屬於「過去」，歷史見證與書寫的任務就隨之而來，彷彿其他有意識、有自覺的見證人不是故去就是無言──或是在戒嚴時期封口，或是在跨國資本主義的流行文化場域中找不到發言位置。然而除了「見證」與「訴說」這些空洞名詞外，媒介懷舊從未試圖說明這些物件究竟站在什麼位置、見證了什麼歷史；其所見聞無人知曉，其所書寫之史一片空白。常民文物即使戴上新的桂冠，卻瘖啞沉默一如往昔，甚至在瑣碎化、神聖化與戀物化之後，其緘默更加無可撼動。懷舊所推出且擁戴的這個新史家既聾又盲又啞，睜著空洞的雙眼、緊抿著永不開啟的雙唇－難道這就是當代歷史見證與敘述者的形象？ 肆、懷舊中的歷史延續與斷裂一、歷史斷裂與懷舊的延續神話西方後現代論述於八○年代引介至台灣，在文學界隨之引起風潮。雖然引進的是簡化、片面、去歷史脈絡的版本，然而正如廖炳惠（2002）所述，在後殖民遲遲未能實現的台灣，這種版本的後現代思維某種程度也已融入了社會實踐。劉紀蕙（1998）也指出，雖然當時的台灣缺乏與後現代主義相對應的政治經濟基礎，但1987年的解嚴及其前後的政經發展、文化活動、價值轉變亦醞釀出社會實踐中後現代性質的展演。且八○年代台灣開始朝後工業、全球化與晚期／跨國資本主義的方向加速發展，至九○年代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服務業蓬勃、傳播活動興盛、科學技術取得主導性地位、消費市場暢旺、消費力與消費主義均昂揚，還有資訊、金融與人員等大量且迅速的跨界流通……。 與其說上述發展代表台灣全面後現代化，不如說台灣處於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相互重疊與推移之間，但這亦顯示台灣文化與社會實踐上的後現代展演不全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結果。在台灣的脈絡下，後現代論述與實踐在物質與精神層面均有與之相對應的本地基礎。 台灣在解嚴後歷經政治、社會與文化等領域的種種變遷，經濟上也急遽全球化與資本化，導致當下生活與過往歷史逐漸斷裂，公眾與個人均面臨後現代式歷史危機。 在個體層次，晚期資本主義帶來排山倒海的短暫性與變動性、立即性與可拋性，人們每天受到眾多新刺激的襲擊，無法維持稍具穩定性的連續感，導致退縮與逃避（Harvey, 1989）。眾人紛紛步上懷舊之途，從失落的過往召喚熟悉影像，在瞬息萬變的社會步調下「懷念」似較單純、親切的古早社會。許多懷舊文本表達出此種集體願望：《老台灣柑仔店》的作者感謝懷舊潮撫慰了不安的心靈，並感嘆「在不確定的未來，只有過去是可以咀嚼玩味的」（2003: 13）。《懷舊──復古餐廳、酒吧、柑仔店》亦同：「懷舊是一種記憶，……在追昔往日的過程中，我們感動於複雜的現實世界裡，還有一個角落可以擺放清新……」；「愈是處於世紀末的不安年代，懷舊的念頭就愈為熾烈」；「……在台北這個忙碌匆促的繁華都會，老街的存在更讓人感覺溫馨親切……」（劉文雯等，2003: 6-7）。 在公眾層次，台灣從九○年代開始日趨都市化、而都市日趨全球化。林文淇（2001: 279）對九○年代都市電影的觀察其實貼近當下真實：「過去的歷史逐漸消失，生活的空間慢慢陌生。……全球化都市的發展將歷史遠遠拋在身後，抽象的都市空間更加深歷史的斷裂」。上述斷裂所帶來的變幻無常之下，當下與過往的連續性愈來愈難以維持。 對歷史斷裂的體認與抗拒常見於眾多懷舊文本，如《台灣懷舊之旅》作者黃金財即曾指出：「隨著時代潮流的演變，新一代思潮流風所及，任何事物都是善變的……。一些古典的傳統習俗，甚具特色的地方民藝及特產文化，均逐漸在消失之中，湮沒在歷史的洪流」（1998: 4）。而《老台灣柑仔店》作者蕭學仁拍攝到可作為五○年代基隆酒吧文化歷史象徵之美琪酒吧招牌不到一週後，卻發現招牌被無故污損塗毀，因而「深感遺憾與惋惜」（2003: 61）。 《糖廠、鐵道、五分車》的作者（李長明，2004: 154）也有類似經驗：「在籌畫這本書的過程當中，類似如此的體驗就不斷的衝擊著我；猶記不久前還在的車站怎麼不見了，或明明記得某地應有一股軌道的，卻再怎麼也尋找不到。這才猛然領悟，台灣的糖廠與糖鐵，正以一種比記憶消褪還快的速度在消失之中」。 李長明強調，台灣在過去幾十年間的飛快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腳步下，已將許多蘊含歷史價值與常民記憶的事物以「進步」名義犧牲；被拆除或拋棄的不只是物件與場景，民眾的集體記憶也隨之喪失。但也就是這一份遺憾與警覺，促使作者投身於相關文物的紀錄與回顧，因為「縱然默默祈望糖鐵的消失能稍稍的減緩，但時代的洪流畢竟無法阻擋，充其量也只能盡力捉住些許記憶的尾巴」（頁20）。 在遺跡崩毀、記憶凋零之刻，部分社會反應傾向於在接受歷史消失的事實之餘，加緊為過往做歷史性與懷舊性的紀錄與回顧。但另一部份則彷彿是要抗拒時代的進程，不擇手段地建構歷史延續的神話，因而構成了當代媒介懷舊文本的一大重心。 懷舊的歷史延續通常仰賴有數十或上百年歷史的某些事物，有歷久不衰的，也有苟延殘喘的，其中以食衣住行育樂之類的常民物品居多。許多雖仍應用於當代生活，卻頗有Jameson（1991）「對當下懷舊」之風地被提前貼上「古早」標記。 以〈大台北懷舊地圖〉（藍麗華等，2003）為例，透過常民物件及其產業來建構歷史延續神話的方式有幾種。首先是用各種說法強調其淵源長久，如以計年方式描繪四十多年前就已開業的楊記花生玉米冰、五十年前的平溪郵筒、華西街蚵仔麵線、美觀園日本料理、公園號酸梅湯。或是成立已有數十年的大陸書店到八十年的黑松沙士，甚至是上百年的郭元益老店、乾元參藥行、連珍糕餅、慈護宮。有的則以「世代傳承」展現歷史延續：如源起三代的深坑豆腐店、粿之家、李鵠餅店；祖傳四代的瑞成寢飾總匯、李亭香餅店、張老店福州老餅、金興麻粩；甚至有綿延五代的郭合記士林名刀。 另有歷史延續是以年代與世代綜合表示，如瑞成寢飾總匯：「手工彈被祖傳四代 見證台灣百年寢具發展」（頁54）、「郭合記士林名刀；百年製刀工藝傳承五代；遵循古法製成 堅韌耐用」（頁52）、｢張老店：福州老餅歷經四代傳承，老祖先的味道百年不變｣（頁41）。還有些則追溯起源，如華西街兩喜號魷魚羹創立於民國十年、迪化街六安堂參藥行是清道光年間在福建泉州創立。 從產業來看，本土懷舊所回顧的時光約莫五十年到一百年，少則三代、多不過五代。其歷史延續的長度和傳統國族敘事中的數千年有極大落差，在常民性外又為當前媒介懷舊的本土文化建構企圖再添一筆。 懷舊的歷史延續有時也透過「物件保用年限」衡量。在此所指並非脫離原時代生活情境與應用功能但以良好品相保存至今的古早文物，4而是經營至今的老行業當下實用導向的新製品；前者為歷史文化書籍紀錄與追憶的重心，後者為消費娛樂情報誌的重點。兩者並非壁壘分明，有時交錯運用，如懷舊主題餐廳透過前者塑造氛圍，以後者提供實際消費。後者的「年紀」雖然比不上前者，但相較於當今其他產品，其抗拒時間的消磨能力常被凸顯，最低下限是多個一兩天也行。如粿之家傳統糕點「……即使多放個一兩天，外皮依舊香Q，風味不失」（藍麗華等，2003: 40）。有的則可保用長達十年，如瑞成寢飾以祖傳方式彈打而成的棉被：「棉性與保暖效果更佳，至少可用十年」（頁54）。也有的僅是概略描述其耐久性，如郭合記士林名刀的刀具「遵循古法製成，堅韌耐用」（頁52）。 抵抗時間消磨的能耐不僅在於個別產品，更重要的是整體的歷久彌新：「專業經營數十年如一日」的大陸書店（頁61）；「獨特手法傳承三代，湯鮮料好美味始終如一」的兩喜號魷魚羹（頁43）；「自台灣光復開業至今，……老闆用心熬煮的酸甜滋味仍然五十年口味不變」的公園號酸梅湯等（頁61）。這些老行業長久延續之因，主要在於能夠在標榜求新求變的當代拒絕隨波逐流，堅持「老祖宗」的配方與做法。 在此，歷史延續的關鍵在於守護某種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優良傳統，正如《台灣老字號小吃》（見張芳玲，2003: 6-7）所指出： 在這種你不改變就等著被淘汰的時代，卻有無數台灣小吃因為數十年不變，在傳宗接代的過程中，想辦法保持原樣，而越來越紅，這簡直是奇蹟……。如果你真的了解老字號，你會發現最不想改變的人就是他們，這是他們最珍貴的一點，也是成功的原因。……找家老字號去捧捧場吧，見識一下什麼叫做不願意改變的堅持。 類似主張在懷舊文本中反覆出現：打從日據時期就開始經營的深坑豆腐店，至今仍堅持以傳統鹽滷方式純手工製作出既能「延續古早味」且「最有深坑特色」的豆腐（藍麗華等，2003: 50）；楊記花生玉米冰為了維持長久以來的一貫品質並維護傳統冰品的風味，「四十多年來不僅口味、作法不變，就連原料進貨地點也不變」；金興麻粩則是「遵循祖先傳承下來的製法，完全不依賴機器而堅持以手工來製餅，……即使走過數個世代，細緻的口感同樣受到歡迎」（頁55）。 這些懷舊品項能抗拒時間消磨而構成歷史延續，文本中強調主要因素為：從古延續至今的傳統生產型態有別於資本主義的大量機械複製，注重手工製作、真材實料、遵循古法、慢工細活、小規模、家族傳承、立足地方等。如李亭香餅店「家族同心經營祖業，……堅持純手工並依循古法製餅，保留漢餅的傳統風味」；李甘香麻油店則是「嚴選原料依循古法煉造，品質香純細致屢獲肯定」（藍麗華等，2003: 39）；而乾元參藥行「百年來始終秉持著『貨真價實』的經營理念，所有藥材的挑選與處理均非常嚴謹，因此也贏得許多主顧的信賴」（頁39）。某些案例甚至直言傳統手藝優於機械複製，如林田桶店「……精湛的手工細膩紮實，質感細緻絕非機器量產的成品所能比擬」（頁61）。 二、懷舊中的今昔二元對立歷史延續的神話建構仰賴於將「過去」美化與神聖化，但這往往意味著區隔過去與現在，並對現在做某種程度的批判或醜化，造成兩者論述性間的二元對立，在懷舊文本中比比皆是。 例如，用來建構歷史延續的古早產業或物件，其抗拒時間之消磨能力不僅來自傳統生產模式，更得力於濃厚鄉土人情：華西街蚵仔麵線因自行研發調配食材與配料而擁有獨家風味，同時還附加「老闆親切的笑容」（藍麗華等，2003: 47）。平溪老街芋圓店既因用料實在而嚐得出芋香，又有「總是以親切笑容招呼客人的老闆娘」（頁62）。 此處所述之「人情味」不僅是個別懷舊物件或產業的特色，而是整體懷舊的主要訴求。正如《老台灣柑仔店》（蕭學仁，2003: 5）對讀者的邀請：「不論你是哪個世代的人，只要喜歡，就請進入這個交織著夢幻與寫實的回憶樂園，一起感受『那個時代』的溫情時光！」。然而以人情味美化過去之際，二元化的今昔對比也隨之浮現：《老台灣柑仔店》中描述，童年時街頭巷尾的柑仔店老闆每次都喊：「大頭，你今日那ㄟ沒去上課？你厝有人客來？」。作者從這種熱絡的招呼得到安全感，並多少因而將柑仔店視為「童年得到許多快樂的一個生活空間」（頁34）。然而在濃濃的懷舊氛圍下，作者卻不忘惋歎：「現在的便利商店，雖然應有盡有、24小時開放，可惜從前那股濃濃的人情味也消失不見了」（頁4）。 不只是柑仔店，許多過往事物都在歷史延續的神話建構中籠罩著神聖美好的榮光，如古早的琺瑯材質廣告鐵牌雖然飽經歲月風霜，但依然維持良好品相－「圖案、字體浮突，色彩分明飽和」。相形之下，近代許多質材單薄的噴漆式鐵牌反而「顏色容易剝落，幾年下來就有一點殘敗頹廢了」（頁52）。 今昔對比與對立從瑣碎的個別事物不斷累積，直至社會整體的變遷與斷裂： ……這一覺睡了40年，醒來時空已完全的變遷，很不情願的起了床。……走上街道，已經不再是我童年的樂園，人潮洶湧，汽車、機車亂竄。……曾幾何時，童年的樂園變戰場，快樂天堂變成危險場所，換來的代價是『社會進步』，曾經眷戀的一草一木變得無動於衷；童年的街道，孩子們的快樂天堂，只能在記憶中憑弔……（蕭學仁，2003: 178-179）。 在現代化的街頭，五花八門的招牌讓你目不暇給，爭奇鬥艷，強迫你的視覺，阻礙你的動線，誇大而冰冷，不禁讓人思考商業的繁榮是否帶給人們更多的尊重，令人懷念起那種富有秩序又別具風格的舊時代廣告招牌（蕭學仁，2003: 50）。 至此，「過去」經由美化而他者化，「現在」卻和過去形成二元對立而遭醜化，也殊途同歸地他者化了。雙重他者化的情況下，閱聽眾陷於似無出路的兩難之境──美化與神聖化的過去遙不可及，現在卻又醜陋得令人疏離與逃避。 為了凸顯古早的美好而將今昔置於論述性二元對立中，對立的形成有時是不言可喻或暗含諷刺，有時卻蘊含著強烈的不滿及批判。美化的過去投射出一個醜化的現在，兩者間既不相容也無法銜接。今昔雙重他者化之下，負有建構歷史延續之責的懷舊彷彿事先安裝了內爆裝置，到頭來反而造成歷史再度斷裂，神話也在建構完成的那一刻瞬間崩毀。 在此之前，若能回過頭對懷舊的今昔對比詳加審視，不難發現此種對立與他者化的虛幻不實。文本中雖對過往傳統與溫情極盡美化，但仍含有某些足以推翻今昔對立的早期資本化跡象。像是《台灣古董雜貨珍藏圖鑑》（王思迅、吳志鴻、胡宏明，2004）在封底就清楚說明，該書所蒐集之1900年至1970年左右的懷舊常民物品如肥皂、襪子、胃腸藥、蚊香等約五百件，全是樸素的「工業化生活用品」，而這些各有品牌的物件（如資生堂、森永、黑松、愛美斯等）曾經「不斷用大眾宣傳廣告打動我們的心」。 許多懷舊事物並非大眾生活用品，而是促銷商品用的看板或口號，像「勾起三十年前回憶」的「黑矸仔裝豆油」廣告看板或是「一家烤肉萬家香」這句數十年後「許多人都還能琅琅上口」的經典口號（蕭學仁，2003: 47）。 忽視早期資本化的古早溫情迷思，亦可見於對日治至五０年代左右民間醫藥服務的評論：「看圖識藥」的包裝設計被解讀為藥廠對早期民眾多不識字的「體諒」，而因應當時醫療資源有限、就醫不易而發展出的「寄藥包」送藥到府服務（及事後付款與致贈禮物等措施）也被譽為充分傳達了「那個時代的人情味……」（頁120-121）。 不可否認，這些作法有其特殊歷史情境及貢獻，亦毋須指出民眾自行服藥的風險。但從另種角度來看，上述服務絕非只是懷舊情愫下所感受到的單純人情味，而是不折不扣的商業銷售手段。 整體看來，在懷舊氛圍下難免對古早台灣依戀孺慕而批判所謂工業化、資本化、現代化、都市化的當代，然而今昔兩者在表面的斷裂下其實存有某種程度的交流重疊，並非全然互斥不容。正如前述文本例證所示，所謂「古早台灣」其實已受到現代化與資本化等影響，卻在懷舊建構歷史延續神話並抗拒跨國資本主義的過程中遭受忽視與壓抑。 三、多元歧異的歷史脈絡懷舊透過古早鄉土想像所建構的歷史延續中含有另項神話，5也就是傳統族群認同所高度仰賴的某個單一共同起源──大部分懷舊文本在呈現過往或召喚讀者上都將此視為理所當然，但其中其實交織著多重分歧的脈絡。 首先，大部分懷舊事物的起源及傳承被籠統地歸屬於整體「台灣」或台灣某地，如周記肉粥店令人懷念的「傳統台式小吃」（藍麗華等，2003: 44），或柯記刨冰「屬於台灣的甜湯刨冰」（頁57）；經營三十多年的廟口綜合冰城被譽為「台灣冰品演進最佳代表」（頁58），而「古早味十足」的華西街米糕粥所堅持的是「北港古早甜湯製法」（頁45）。 眾多懷舊事物雖冠上台灣或台灣某地名號，但文本極少確立其本土性與原生性。不少事物起於日據時代，如基隆廟口的天一香肉羹順從日據時代傳承至今（藍麗華等，2003: 57）、深坑豆腐店「在日據時期因為配給黃豆制度」而開始做生意（頁50）；某些老字號則承襲日本手藝，如美觀園日本料理的第一代師傅「曾跟隨日本人學習」（頁53）、王記天婦羅前代老闆則曾和日本師傅學做過魚丸，後來才改做天婦羅（頁57）。 有時候，媒介懷舊透過實際或想像中的日式觀點進一步確立其在「本土」懷舊中的歷史地位，也就是用前殖民者的眼光回望自身，透過想像中之尊貴與高尚的他者凝視將自身過往神聖化，但實是一種自我異國化與他者化，此點可見於「曾得到當時日本政府舉辦的油品比賽優勝」的迪化街李甘香蔴油店，以及「曾被日本媒體譽為台灣國寶」的林田桶店（藍麗華等，2003: 61）。而建於民國四十八年的金泉浴池，因位於自日據時代便有日本人在該地興建溫泉別館的金山地區，即誇稱能提供「回味日據時期」的「皇室貴族享受」（頁58）。 前曾論及，本土懷舊的常民記憶有助於喚起原鄉情感，建立以本土為基礎的主體意識，並隱隱批判先前獨尊中原文化的歷史敘事。但正如王振寰（2002: 6）所言：「撇開各項歷史解釋的紛擾，……要堅持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中原文化毫無瓜葛則太誇張也毫無歷史根據。在長遠的歷史發展中，閩南漢人的移民，已經將中國文化傳統深植於台灣文化和社會發展的脈絡裡」。 即使是標榜斯人斯土的懷舊文本，中原文化對台灣常民經驗的影響仍是無可逃避與割捨，這在探索懷舊事物的發展脈絡時尤其明顯。不少老字號是清末民初創設於大陸地區，如迪化街的六安堂參藥行「清道光年間在福建泉州創立」、湯姆西服公司「1916年成立於上海霞飛路」，而博愛路上則有眾多大陸遷台之布莊、西服店、餐廳等共同營造出「古早氛圍」（藍麗華等，2003: 60）。許多老字號遷徙至台仍延續傳統，如張老店福州老餅歷經四代傳承仍維持老祖先的原味（藍麗華等，2003: 41），有些則在遷台後融入本地風味，如同樣源起福州的刑記鐤邊趖將福州米食結合基隆海鮮，創造出獨樹一格的小吃（頁57）。 這並非本文稍前所標榜的那種抗拒歲月消蝕、將時間凝結於某一原點後從此固定的歷史延續，而是歷經遷徙與變革，容許延續與斷裂、傳統與創新的交織並存。正如興建於乾隆34年（西元1769年）且經歷多次毀損與重建，如今尚帶有「中國建築雕刻之美」的清水祖師廟所代表的含意所在（頁47）。 在起源與傳承多元歧異的情況下，懷舊不再只是固著於抽象、單一的「本土」，有時也負起延續傳統「中國」文化的責任，如基隆廟口的連珍糕餅「將百年的製餅技藝和糕餅精華更精緻化，讓新一代人不會遺忘中國的米食糕點」（藍麗華等，2003: 55），曾向福州人學藝的郭家筆墨莊則透過「文房四寶專業製造研究發揚傳統民族嶄新風貌」（頁60）。 除了這種含糊籠統的「中國」，有時候懷舊所召喚的讀者定位清楚、區隔分明、且明顯有別於主流懷舊所訴求的「土生土長」台灣人，如上海隆記菜館「以道地的浙江美味擄獲許多饕客的心，也滿足許多異鄉客的思鄉之情……」。先前論及的「透過尊貴高尚的他者目光美化過往但亦自我他者化」的情況，在此亦清晰可見：從事「中國服裝飾品專業批發」的嘉濱中國服行「散發濃濃的中國味，也是許多國外觀光客到華西街夜市買紀念品時的必經之處」（頁45）。 若要論及歷史脈絡的多元歧異，被冠上「浪漫多情的東方威尼斯」的稱號而多少被異國化的淡水老街提供極佳例證：「因位於河口要衝，自十七世紀初，便成為西方強權國家建立東、西航運的中繼站，先後有明、清、荷蘭、西班牙和英國人等在此建立軍事據點與各國傳統建築，這些歷史遺跡也造就了現今這個異國風味與台灣本土文化夾雜的淡水小鎮」（頁49）。 總之，數世紀以來在島上幾番更迭的殖民勢力為台灣留下複雜與多樣的影響，既充實了懷舊的內涵，使之形式繽紛、訴求多元，卻又揭露出懷舊所試圖建構的那種美好、純真、單一的歷史延續實是壓抑多元、歧異與斷裂的神話。 伍、結論與省思一、歷史分裂與記憶偏倚在當代媒介的平台上，有關昔日台灣的敘事與影像俯拾皆是，而人們也藉此理解、記憶與想像過去的歲月。不可否認，歷史與記憶具有強大的社會功能，而當代媒介身為記憶的主要守護者之一，以論述方式保留了舊時光所留下的遺產（Samuel, 1994: 235；轉引自Silverstone, 1993／陳玉箴譯，2003: 192）。媒介將眾多歷史記憶片段篩選編排，構成過往的敘事與圖像，對人們歷史認知的形成發揮重要影響。 近年來，不少傳播研究者將注意力投向台灣近代歷史記憶的議題，並針對電影或新聞媒介內容進行探索。其中，電影研究多聚焦於殖民與後殖民議題，透過作者論式評析或文學批評式閱讀，分析電影如何透過符號與結構、形式與風格呈現年代或事件的歷史圖像，並對既有國族論述與文化認同造成影響（例如：林文淇，1994, 1995, 2001；齊隆壬，1996；廖金鳳，1997；陳儒修，1997；李振亞，2001）。另一方面，新聞研究則多從集體記憶理論出發，透過對文本、論述與社會歷史脈絡的分析，探討新聞媒介運用哪些策略機制建構出有關時代、事件或人物的集體記憶，並思考媒體與國家間在各階段之不同權力關係對記憶建構所造成的影響（例如：林元輝，1998；葉斯逸，1998；葉怡君，2000；翁秀琪；2001；夏春祥，2003）。 上述兩類研究所探討之主要媒介形式分別為文字與影音，其分析或著重美學與形式或強調議題與論述，重心或環繞國族論述與身分認同，或集中於政治權力與媒介角色。然而，其所共同關懷之對象則頗為一致，即處於特定歷史脈絡下的媒介如何運用素材與方法建構歷史記憶，造成社會影響。 本文延續此一共同關懷，檢視媒介懷舊文本的再現策略與論述框架，不時將之與所謂「正史」交映並梳理出懷舊潮所生成的社會文化脈絡，發現當代台灣懷舊慾望起於解嚴後對先前歷史失憶之反彈，再與八、九○年代後工業社會情境所滋生之公私領域歷史危機交會，並在消費娛樂導向大眾媒介的形塑下，試圖使用有別於先前官方敘事的常民事物來恢復集體記憶、重構文化主體性，以療癒戒嚴時期的歷史失憶與文化壓抑，並抗拒跨國資本主義下的主體崩解與歷史斷裂。 然而，本文所呈現的媒介歷史建構有別於先前研究：媒介性質從文化菁英或政治主流轉向商業流行暨大眾娛樂；歷史主體從二二八、美麗島事件、白色恐怖、連橫等大時代、大事件、大人物轉為常民生活、市井小民以及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的瑣碎物件；歷史記憶的調性從悲情傷痛轉為溫情歡娛；文本所召喚的主體，從特定時空下的籠統整體轉為社會變遷與商業行銷切割出來的特定世代。 上述區別既源自研究者關注焦點的差異，也反映了當代歷史圖像的分裂與記憶性質的偏倚。同為解嚴後的歷史記憶恢復，一端是對二二八等傷痛冤屈的正面遭遇與真相追求，另端卻是懷舊以漂白過的歷史和除罪化的記憶提供輕盈無負擔的娛樂消費。 當代媒介懷舊雖有濃厚常民性質，但常民記憶並非全為懷舊想像中的歡娛甜美。張炎憲在《基隆雨港二二八》（1994）中透過對受難者心路歷程的調查與紀錄還原歷史情境時顯示，歷史記憶的整體既包括庶民生活與人生境遇，也含有仇恨與恐懼、苦難與創傷。然而，媒介懷舊並未面對記憶的整體，而是以重返美好舊日的感傷渴望為基調，再透過平面編輯美學對過往進行消費娛樂導向的選擇性重構，系統性地壓抑排除各種歷史歧異與傷痛，並將常民記憶與經驗加以美化和神聖化，邀請預設的懷舊世代以憐愛渴慕的情緒沈浸其中。 歷史圖像分裂與記憶性質偏倚的根源，或可追溯到戒嚴體制下媒介歷史再現的特殊發展脈絡。如廖炳惠（2001）所述，戒嚴時期公共領域遭黨國媒體與官方意識型態左右，充斥著持續複製官方意識形態的同質化傳播內容；歷史記憶的公共論述則為大眾娛樂型態的武俠劇與宮廷秘史等歷史虛構所佔據。長久下來，大眾迷失在近便的聲光色影中，遺忘現實、安於現狀、不思批判。時至今日，媒介常民懷舊雖對舊有國族敘事隱含譏評且不乏重構本土歷史圖像的意圖，但其娛樂、虛擬、耽溺與逃避的基調其實也延續了先前歷史再現的特質。 歷史情境所造成的特殊媒介發展脈絡，對當今懷舊的影響不僅是上述的歷史迷醉。林麗雲（2000）曾指出，民營報業在威權政體下和官方維持多重矛盾的「保護主與侍從」關係，被迫在政治與經濟邏輯之間尋求平衡。而夏春祥（2003）則透過二二八事件新聞論述的文本分析揭示出台灣社會的「結構性失憶」：官方對二二八事件的探討長期壓抑禁止，新聞媒介亦在政治力介入下持續複製官方意識型態；長久下來，民眾的回顧意願以及可供瞭解的資源與框架遂一併失落。 上述機制的運作至今依然可見：媒介懷舊對常民過往進行選擇性重構時，不僅基於商業考量，更複製新興主流意識形態，系統性地壓抑與其相違的歷史歧異，並在懷舊氣氛瀰漫的當下，以結構性的失憶與追憶切割歷史圖像，導致記憶性質的偏倚。易言之，對於缺乏近便且適切的探索框架暨理解資源的歷史材料，媒介將之擱置、排除或僅做有限處理。至於常民溫情懷舊，則套用先前歷史再現、當今媒介美學及跨國資本主義所提供的形式結構，再加以複製和繁衍。 依循上述模式持續產出的懷舊文本，因而可謂是常民化、物件導向、溫情訴求、美化與歷史延續性的，雖有重構主體認同、凝塑集體記憶、保存歷史文化等潛能，但也可能導致族群、世代、情感或敘事的多重斷裂。 斷裂來自於美化與神聖化。正如馬傑偉（1999）所指出，當美學化、他者化、本質化的過去成為社群的公眾面貌時，可使特定世代重獲歸屬感而締造內部凝聚，但也可能引發世代間的疏離。若如本土懷舊般地在建構延續神話時壓抑歷史記憶的多元歧異，可能導致的不僅是世代而甚至是族群分裂。 斷裂來自於去脈絡化的物件導向。迎合政經主流意識形態的懷舊雖賦予常民物件歷史見證、文化傳承、情感表達的任務，卻疏於耙梳事物的歷史脈絡並思考其潛在社會影響，因而無法超越郭力昕（2003）所指出之當代台灣的慣性集體遺忘，亦即面對問題時習於恣意進行成見式評斷，無法深究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以從記憶與經驗的分析中總結認識。 斷裂亦來自於透過慾望與想像將過去虛擬為「一座充滿失落幻影的主題公園」。我們一旦沉溺其中，以新認同修補舊失落，以終極歸屬感彌補對歷史根源與延續的渴望，往往會遺忘真正的過去，與他人分道揚鑣而不再相互瞭解（Boym, 2001: xiii）。 二、媒介歷史論述所面臨的挑戰懷舊向我們揭示出常民記憶所構成的美好往昔，並展現歷史延續、社會凝聚、文化保存的潛能，但也暴露了媒介歷史論述的公共功能不彰、當代歷史記憶的分裂與偏倚，促使我們思考媒介與當代主要權力結構的關係。 媒介與政治力關係向來密切，在壓抑、屈從與抗拒的輪迴下與其互動。但近來市場經濟力卻有後來居上之勢，包括懷舊主要平台之平面出版在內的台灣傳媒，其資本密集、利潤導向與集團化趨勢日漸加深。然而，身為當代歷史記憶主要保存者與敘述者的媒介，尚不及思索如何擺脫身為政治侍從或營利工具的命運，就必須面臨政治與經濟力量匯流的新興課題：當代台灣為避免在全球化潮流與後現代歷史斷裂中湮滅，遂以符合當下政治主流的國族歷史敘事加以抗拒，同時卻在面臨彼岸的政經威脅時，又以歷史記憶作為文化資本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尋求穩固的位置。 面臨上述政經匯流下，歷史記憶的轉化可在當前政府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中初步窺見：在這個運用文化積累創造高附加價值的知識經濟產業中，歷史記憶透過創意設計轉化為產品的核心內容，帶給消費者愉悅的文化體驗。以2001年創設於台中的「香蕉新樂園」為例，此一懷舊消費空間以室內商店街型態重現五○年代古早台灣，成功地結合了常民文物展示與餐飲服務，甫營業兩年即吸引五十萬來客人次、創造上億元年營業額，不但帶動懷舊複合式餐飲的風潮，更被視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典範。在「香蕉新樂園」透過創意行銷將昔日台灣產業化的過程中，歷史記憶成為產業背景，老街模擬成為創意產品，古早文物的蒐集與擺設成為創意產出機制，文物保存與常民文物的認知提升則被視為產業效益（何醒邦，2004）。 媒介面對此種政經複合體系當有幾種可能發展：或是成為多功能資訊平台從事報導與宣傳、討論與建議，或是成為體系內實質運作的一環──這也正是文化創意產業計畫中所預設的目標，即以廣播、影視及出版媒介為其文化展演設施子產業的發展基地。 然而，媒介不只是複製、傳佈與強化政經力量的工具，而是公共領域的重要環節。當代媒介懷舊也顯示歷史記憶不只是文化資本或國家合法性基礎，也是個體自我認知與社會群體溝通省思的寶貴資源。 至此，媒介所應當思考的並非依循既有架構持續產製懷舊記憶，而是進行內部的自我切割與辯證。在迎合政經需求的傾向強化擴張之際，分化衍生出與之抗衡的反作用力：在宣傳報導之餘持續監督批判，以顛覆、質疑對創造與想像進行試鍊激發，以拆解和還原介入拼貼與符號化、資本化的進程，並在主流勢力盤據公共領域時為眾多邊緣與離散的聲音提供抒發、集結與對話的空間。 換句話說，社會透過懷舊回顧過往之際，媒介應當反身回顧自我，以內在辯證維持自立與自新的張力，力求在當代政經壓力下仍能保有自主空間及批判能力。如此，我們才能開始想像某種似乎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在那裡，各種觀點與型態的歷史書寫相互競爭，促使我們正視個體或群體、世代或族群間普遍與特殊、共通與分歧的歷史脈絡，並在滿足基本社會需求之餘尚能成為大眾策略性擷取挪用的公共資源，一方面對個人提供有利於在全球化複雜網路與異質空間中穿梭的機動性主體位置，另方面容許公眾在紛然羅列的多元論述間進行詮釋與論辯、交流與競爭，以開展出更豐富多元的歷史圖像。 註釋1 「年級」一詞源自網路明日報之個人新聞台，本為將凝聚同世代者以進行集體懷舊的符號，但隨即為主流媒體挪用，成為流行論述中探討當代社會文化的關鍵詞，甚至轉化為廣告行銷或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工具，帶有濃厚的都會中產階級意識形態。儘管「年級」尚不足以充分界定、描述與詮釋某一歷史世代，但身為眾多懷舊文本的主要訴求，仍不失為了解懷舊族群的一項基礎。
2 活動網址位於： 3 微觀史（micro-history）為史學流派之一，主張以微小規模（如小鄉鎮或小人物）研究過往，並透過細緻的資料耙梳、富含細節的敘述以及深入的分析重構歷史，可參見Levi（2001）。常民史即為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史學，此流派關注一般民眾常規性的生活經驗，冀望從瑣碎的生活細節中梳理出有意義的歷史脈絡，可參見Iggers, 1997／楊豫譯，2003。 4 品相為收藏界術語，指物件的品質與外觀。 5 「神話」即羅蘭巴特（Barthes, 1957/1972）之「myth」，意指一種建構於既存符號鍊上的第二秩序符號系統。根據Barthes，既存的符號鍊被神話擷取為素材後，不論其先前性質如何均可轉化為同質性語言，只具有該神話系統下的純粹表意功能。正如懷舊文本中，眾多常民事物不論其實質內涵或多元歧異，在歷史延續神話下均化約為本土文化傳承的象徵。 參考書目eBay台灣（2002）。《尋找台灣古早味－5年級與6年級生的記憶探險》。取自http://pages.tw.ebay.com/active/2002_taiwan.html Mimiko（2002）。《五年級青春紀念冊》。台北：圓神。 Mimiko等（2001）。《五年級同學會》。台北：圓神。 王思迅、吳志鴻、胡宏明（2004）。《台灣古董雜貨珍藏圖鑑》。台北：果實出版。 王晴佳、古偉瀛（2000）。《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巨流。 王振寰（2002）。〈台灣的威權體制與民主轉型〉，王振寰（編），《台灣社會》，頁21-56。台北：巨流。 江政寬譯（2000）。《後現代歷史學：從卡耳和艾爾頓到羅逖和懷特》。台北：麥田。（原書Jenkins, K. [1995].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尖端編輯部（2003）。《懷舊商品情報誌：童年古早味》。台北：尖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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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examines texts featuring nostalgia for the native “old” Taiwan in books and magazines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analyzes their strategi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discursive frameworks, and contextualizes nostalgia within the larger circumstance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The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 current nostalgic impulse can be viewed as a conjunction of reactions against historical amnesia as a result of Taiwan’s previous martial law and the threat of a postmodern historical crisis. Building upon pop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nostalgia in print media resists the former official discourse on history,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a new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provides the myth of continuity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threat of postmodern fragmentation. However, though they reproduce dominant ideologies and are shaped by print media’s aesthetic, nostalgia texts tend to over-glorify the past and systematically suppress historical diversities and traumas. This
may result in further fragmentation and alienation in society’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Keywords: nostalgia, collective memory, popular history, historical continuity, postmoder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