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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聞記者成為名嘴： 林富美
《摘要》
關鍵詞：名聲基礎、專業自主、異化勞動、商品化 壹、前言台灣記者新聞報導從不署名到署名，實與政府解嚴與開放報禁後促使言論市場走向開放競爭有關。回顧戒嚴時期之一般新聞報導皆未署名，只在撰述特稿或專題報導時才會掛上記者姓名。解嚴及報禁開放後言論環境較過去自由，媒體生態走向競爭，署名報導讓記者直接面對讀者。此舉除了提升其聲望外，新聞組織亦可藉此讓記者對消息來源負責，不但方便市場檢驗，更有利於媒體組織進行同業、同線間的「比報」考核，強化新聞競爭。 因而署名報導讓新聞版面儼然成為成就記者「名聲」的重要舞台，也大幅提高記者透過「產品現身」累積個人專業資產的可能性。即便是新人，若能不斷隨著大篇幅報導「露名」，其知名度與聲望幾均立可提昇。 更重要的是，此專業資產能形塑記者的專屬「類型」，強化職能差異，有利記者建立類如「品牌」的職業聲望。當記者跳槽、轉業時，該專業資產更是工作職等、薪酬條件等議價的必要象徵資本與籌碼，使得知名新聞人物跳槽機會總較一般記者為多，而知名度高的資深記者也較新人更易受邀成為談話性節目來賓。 一些新聞工作者更常將「上【電視談話性】節目」視為是開展名聲勞動價值的另一平台，知名度高者常進而成為談話性節目主持人甚至代言各種商業產品。直言之，這些談話性節目如今幾已成為資深新聞工作者「勞動行情」保固、加分與試探轉換跑道的可能選項。 「成功」案例總是令人起而效尤。如美國著名脫口秀（talk show）女王Oprah Winfrey當年放棄主播生涯轉而主持節目多年後擁有億萬美元身價，儘管毀譽參半，但名利雙收卻是事實，2005年更高居《富比世》雜誌公布「百位名人權力排行榜」（Celebrity 100）榜首（顏伶如，2005）。 在台灣，也有記者轉行主持談話性節目後年薪高達千萬以上。不少知名新聞工作者在衡量自我生涯規劃與收入後選擇離開所屬媒體，或當個自由媒體工作者，或跨足談話性節目變成「名嘴」。 值得觀察的是，當收益成為專業勞動之競逐標的，名聲經濟因而形塑新聞場域的「生存心態」（habitus），1則類似「明星體系」（the star system）之中介、包裝、行銷等商品操作手法顯將同樣複製於新聞專業勞動，致使新聞工作者與藝人界線漸趨模糊，如此一來反覆穿梭於各場域的新聞工作者無疑被視為「明星」（Negus, 1992, 2004; Hesmondhalgh, 2002）。 設若「明星」被化約為新聞專業勞動之「成功」象徵，其所操作的物化勞動商品運作模式將使商業價值等同於專業價值。植基於專業識別的名聲表徵在轉業、跨業之全方位勞動商品規劃下，最終恐將成為終結記者專業生涯的一刀雙刃。 是以媒體匯流固能提供更多名聲行銷可能場域，能捧紅更多「名嘴」，卻也可能混淆過去新聞場域專業與名聲的發生先後次序，不但離散新聞人對本業的固守，且加速撕裂市場名聲與職業專業關係純度，更易使新聞職場之互動趨於複雜與曖昧；由此觀之，名聲之於新聞工作者的「勞動價值」顯已超越傳統「專業價值」的論述。 本文旨在藉由記者變成名嘴的實證調查探討以下問題： 一、當名聲成為商品後，曝光率強的談話性節目如何影響新聞工作者對勞動機會與勞動酬償之可能想像； 二、新聞工作者如何就談話性節目的產製現實及交互於結構中的生存心態選擇其場域定位，並透過差異化掌握、建構其場域論述的位置及觀點； 三、在生存心態、場域、資本的交織結構下，不同類型新聞工作者轉換跑道之機會與謀求發展脈絡為何？其間市場反應之影響力若何？ 四、當名聲強化勞動者場域的權力競爭並有利於其經濟資本的轉換時，專業勞動的本質與內涵變化為何，其對文化專業勞動的影響為何？ 貳、名聲、專業與勞動商品化為回應以上研究問題，本節將以名聲、專業與勞動商品化等相關理論文獻為討論基礎。整體分析脈絡分為三部分：一是藉由勞動商品化及文化勞動何以商品化之論述基礎提呈專業勞動之商品化問題，二是就資本主義理性選擇的基礎檢視產業匯流下的工作轉換與生產關係的改變，藉此討論其對過往新聞專業研究的衝擊，釐清為何本文認為當記者變成名嘴，其勞動本質已從新聞專業的個別化勞動變成近於個人化的文化約聘勞動。第三，本文亦將就Bourdieu的「場域」、「資本」與「生存心態」等理論概念說明「署名報導」對名聲、專業與勞動商品化的影響。 一、專業勞動之商品化（一）勞動商品化商品化（commodification）一詞過去常指依商品形式塑造社會關係的歷程，亦即將物在市場體系所呈現的交換關係轉移到社會人際互動關係。 Marx（1975）認為，勞動力之商品化係與資本主義發展及工業關係的產製型態有關。簡言之，工業關係的集體生產作業形式模糊了個別工人對生產組織或產品的貢獻，使勞工過去藉由勞動尋求認同與人際互動的社會關係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藉由工作換取工資的本質。雖然勞工對其勞動力仍有支配權，但除了勞動力外實無其它商品可賣，工人將如商品（物）般地在市場體系呈現交換關係。 而當工人的勞動力轉換成工資且資本家的活動轉換成資本，雙方一起進入生產行列以便實現生產活動的意義。此時勞資生產過程關係不再是最初的物質需求滿足，更不是相互肯定的主體關係，而是受制於資本累積的動力，此即資本邏輯。 一旦工人與資本家的互動關係依此資本邏輯設定，則生產活動必須轉化成客觀的量化形式才能計算出工資、成本與剩餘，且工資與資本也進一步轉化成貨幣形式的工具意義。 從工人與資本家的活動關係轉為工資與資本的生產關係，再進一步成為貨幣形式的計算關係，其所代表的意義是：工人與資本家同時成為可交換商品，按工資差異在交換體系中分別與不特定工人或資本建立生產關係。而當勞動變成了商品，其使用價值被附屬於交換價值，則此商品的交換價值乃奠基在與其他物品交換的「價格」。此時金錢是衡量所有商品價值的唯一方法，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隨即轉移成理性的市場交易；價格決定了個人的價值，而個人則被視為是「物體」。 因此，個人與其他人的聯繫關係成為私有財產價值的產生方式，勞動交換價值（如能力展現）及最初真實（如透過勞動取得之社會認同及社會關係）不復存在，「異化勞動」（alienated labor）於焉發生（李培元，1997；袁廷棟，1988；張正修，2001；Sowell, 1985／蔡伸章譯，1993）。 （二）文化勞動問題有異於一般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生產方式，文化工作者擁有的專業知識、人脈、個人聲望皆為勞動者個人特徵，屬基本生產工具而難如一般勞工被剝奪與異化（林富美，2003, 2004）。一般產業受雇勞工或不關心產品風格、造型或特色，僅在乎薪資、工作條件及付出心力。相較之下，文化商品的創作靈感源於勞動者的內在需求，傑出作品之想像力與熱情常超越理性、常規，且商品的價值與文化工作者個人所擁有的專業知識、職能及社會聲望息息相關，故勞動者多以作品自傲。為保有作品創新所締造的商品價值，文化勞動在產製中常被允許擁有專業自主。 但這種專業自主仍需面對如下挑戰：其一，在產製過程中無法確定文化工作者之內在想像能否成功地提煉成創作概念，進而轉化成外在具體創作品。況且，文化勞動者也可能因對作品創作過程投入過深，堅持專業自主致使其忽略市場說服力及消費者反應。此外，文化勞動涉及腦力活動，創意成本與創意產出間常找不到有意義的經濟關係，管理者很難透過制式化流程評量最終勞動產出，導致其勞動價值難以量化。其三，這種無法量化的勞動價值涉及一套「符號意義」生產歷程。一旦文化成為商品，其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關係可以擺佈、控制與建構，符號體系的「意義流動」本質反映了文化勞動所需面臨的市場不確定問題（Caves, 2000; McCracken, 1988）。 而在傳統文化生產過程中，創作幾就等同於生產。文化一旦成為產業，其產製勢必透過專業分工之整合來執行並大幅度提高非創作部分，著重文化產品的再加工、複製、企劃、行銷，整個生產結構涉及團隊型組織的運作（林芳玫，1994；Becker, 1982; DiMaggio, 1977; Hirsch, 1990）。 為減低市場不確定因素，文化產製過程會進行風險控管，每項領域都加入仲介商負責檢選文化勞動者，依據個別目標作出適切選擇；社會學家將這些仲介商稱為「守門人」（或經紀人；Caves, 2000）。簡言之，守門是整個文化產業的重要一環：經紀人為了辨識文化勞動及其作品之優劣，常將文化勞動者分類排序為「A、B名單」以方便依不同需要進行篩選、剔除與推薦。該名單既決定了文化勞動的等級，也決定了勞動產製及其作品的價格，更決定了人際互動的範疇與參與勞動產製的機會。 顯然這些名單的象徵價值有利於「文化價值階層體系」（hierarchy of culture value）的形塑，也方便「明星體系」的建構。而立基於明星體系的產銷策略一方面有助於文化市場的獲利，另方面則能強化經紀人（公司）、製作單位生產權力關係，使生產方式所需的組織效率得以維持（Friedman, 1977; Ryan, 1991）。 對文化勞動者而言，排名機制等同於經濟概念中的「差異租值」（differential rent），即愈大牌（即愈具知名度）的文化勞動者愈能擁有較多市場交換價值，有利於爭取勞動市場的產製機會（Caves, 2000）。對這些文化勞動者來說，創意產品的市場反應彷如考試後等著考官給分，其結果常與成敗畫上等號。是以依靠販賣勞動力方能生存的文化勞動者必需面臨能否將創意具象上市的勞動窘境，也常需忍受市場評鑑的排行壓力並維持與守門中介的權力關係。 文化工作者的勞動特質及文化產業為減低市場不確定因素所建構的守門中介與排名機制，使有關文化工作者專業的探討較不在意「何謂」及「是否」專業的問題，卻常就結構與行動者間「能否」專業進行論辯。如結構主義者認為，文化工作者一旦成為受雇階級，其產製即受制於文化產業結構；在生存競爭前提下，文化生產充其量僅是政經結構的反映（Garnham, 1990; Golding & Murdock, 2000; Mie’ge, 1989; Mosco, 1995）。 另如文化互動者主張，創意作品不僅是文本或物件，更是社會條件形塑之一組實踐行動（practices），無法脫離其所處社會條件（Williams, 1980）；社會結構既是中介也是結果（Giddens, 1984）。受限於此既有生產結構條件，文化勞動主體（如記者）並非隨心所欲地進行產製──其創作過程雖可發揮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生產結果又將回過頭來形成行動條件，其間充滿動態的互動過程。 為解釋此一複雜動態特性，Bourdieu（1991, 1993）曾提出「生存心態」、「場域」（field）與「資本」（capital）等概念。他認為，文化勞動者進行創作時，對於類型、題材、呈現方式等定位選擇存有許多可能性。在此選擇過程中，一方面根據根植於其成長歷程所形成的「生存心態」進行經驗性評估，另方面也須根據當時他在文化場域所處位置進行策略性規畫，選擇場域中最有利的定位。 以作家、藝術家或知識份子為例，受場域結構性的框限及場域中不同行動者所擁有的資本差異，這種定位過程充滿了不同力量交互的權力鬥爭，各方均設法在這樣的產製結構中謀求生存與開展。通常他們會先選擇場域中的可能定位以為憑藉，然後透過製造差異與變化來建構自己的位置及觀點。因此，整個互動過程像是玩一場遊戲，彼此心照不宣，默默接受遊戲內在各種限制與可能性（Bourdieu, 1989, 1993）。 這種創作者刻意製造差異與變化以及尋找定位的鬥爭過程，是場域形成結構的遊戲規則，也是場域產生變化過程的動力所在。其間，改變的動力與歷史情境習習相關，透過當時歷史文化的社會條件始能決定哪些是可能選擇，或什麼是根本不可能的選擇（Bourdieu, 1993）。 此外，場域裡的變化亦取決於行動者（文化勞動者）的利益考量，引導他們選擇更創新、開放或安全、保守的可能性。不過Bourdieu（1993）強調，無論場域提供的行動自主性有多大，這種類型定位與產製權力鬥爭的結果從未完全獨立於場域的外在因素（如市場反應）。是故即使創新需要而使文化勞動者在產製生產關係中賦予較多創作自由，但若對市場反應缺乏相對自主性，則純粹專業價值的創作自由依然不易達到。故就文化產製場域來說，文化勞動者的專業自主涉及場域內外不同行動者之資本與權力鬥爭，屬動態過程。 因此，有關文化專業勞動的探討，本文並不全然同意前述結構主義立場或文化互動取向，傾向支持Bourdieu之生存心態與資本動態交互於場域結構的說法。本文認為，Bourdieu之生存心態係個人無意識內化社會結構的結果，也是社會結構與實際行動間的媒介，透過這種主觀的經驗習性從而決定了個人的行動和反應。換言之，生存心態是社會行動主體實際行動的衍生原則（進行結構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同時也受社會環境的結構條件所形塑（已結構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 然而生存心態雖是機構與社會環境所構造，但猶非宿命之論。由於它是歷史產物，且其開放性質的習性易受經驗影響，個體能透過意識的覺醒操縱自己的應對策略，增強或修正其結構。 故就方法論而言，Bourdieu（1991）的生存心態觀念一方面脫離了結構主義典範，另方面亦未受到陳腐的主體或意識哲學牽絆。在結構──生存心態──實行的邏輯中，社會行動主體乃在生活客觀條件下經社會化過程而獲得生存心態，實際表現出的社會行為便反映主要結構要素，而人們也在行動中再製社會原有結構。 以此觀之，生存心態是生活客觀結構與激勵結構間的辯證關係軌跡，社會行動主體透過生存心態得以實現其策略，而這些策略製造了客觀結構，此些結構也支配了個體的策略。生存心態超越了結構和個體間的人為對立，而將焦點放在結構與構造生存心態的經驗習性間辯證關係，化解了主觀與客觀的矛盾（邱天助，2002）。 二、從新聞勞動到文化勞動（一）新聞專業的探討社會大眾對新聞媒體角色的特殊期待與需要，使「專業」問題一向是探討新聞勞動職業角色與工作處境的普遍價值與關懷。結構功能學派認為，新聞此一職業之社會功能與服務遠較其它職業類別更為重要，工作所需的知識體系與心智活動也較複雜，故其職業成員常需經過長期訓練方足以勝任。 為確保新聞專業職業的順暢運作及功能發揮，從業人員必需擁有一套養成知識體系，並應給予他們相當程度的工作自主權以發揮專業效能。另為吸引優秀新人進入此一職業類別，社會理應提供更大誘因如薪資報酬與較高社會地位與聲望等。在此，新聞專業的特質與內涵顯是立基於社會結構性的功能與需要，其存在乃是為了滿足社會的平衡與穩定（劉駿州、臧國仁，1993；羅文輝，1997；Nayman, 1973）。 權力學派則認為，新聞組織屬開放系統，新聞專業性的表現乃政治過程，涉及新聞工作者在產製環境中的權力互動。為化解產製中互動關係的不確定性與緊張，訴諸於職業權威應是重要途徑，故新聞專業性可透過媒體組織的政策、制度與慣例（convention or routine practices）是否符合職業團體專業工作標準加以衡量。在此，專業性是透過職業團體所認定的「專業特質」（如知識、職能、自主空間、規範遵守等）表現，其目的在於維持產製支配權力與地位（羅文輝，1997；錢玉芬，1998）。 而現象學研究取向者則認為「專業」並非通則化概念，因其涉及不同社會情境與國家意識，主張應進入個別專業群體以了解一般成員如何應用與理解「專業」這個字彙且透過何種日常活動完成工作。整體而言，此一理論取向解決了不同歷史文化制度下的媒體組織對於有關新聞專業的內涵與指涉始終缺乏共識與定論的窘境，賦予「新聞專業」社會情境與職業條件多元內涵，預留新聞專業面對社會變遷更寬廣及更彈性的詮釋空間（羅文輝，1997；錢玉芬，1998；Dingwall, 1983, 1976; Rueschemeye, 1964）。 但是立基於專業內涵與指涉的研究取向終究只解決了新聞工作者「為何」專業及「何謂」新聞專業的問題，卻對新聞工作者居處產製關係中「是否」與「能否」專業及自主權力支配性與實踐力的可行性與空間著墨不多。當傳播成為產業且新聞成為商品而市場獲利成為媒體存在的當然理由時，新聞工作者「為何」專業及「何謂」新聞專業的本質必然發生改變。 （二）理性選擇下的新聞工作轉換與角色變遷Drucker認為（Drucker, 1993／傅振焜譯，1994），就產業整合分工來看，知識工作者不同於一般按表操課讓機器決定工作內容及工作方式的工廠工人，在於他能自行掌握「生產工具」（如知識及職能）並對自身職涯的發展有更大彈性與自主空間。 但若知識工作者所處組織無法讓他們看到前景與發展，便易產生轉換工作念頭，因其所需乃是能夠尊重其專業並促使專業持續成長的工作環境（陳怡靜，2001）；這種衡量專業自主空間及職涯發展的特質也使知識工作者之組織忠誠度相對較低。 同樣問題當然也發生在以知識專業職能為生產工具的新聞工作者身上。其近幾年來所面臨的難題除了前述專業自主之權力業已產生質變外，工作權的保障更是問題重重。為保住飯碗並維繫勞動生涯，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內容與職業角色均變得多元，如電視主播兼負責製作、記者兼拉廣告並促銷報份、資深記者上節目接通告等開展多元職能情況所在多是；要當個終身新聞記者已屬不易。為因應職場產製結構變遷及多元職能的開展，過往加諸於新聞工作者之專業性內涵不但更為多元與彈性外，新聞專業勞動的生產關係與勞務聘雇用的關係也已發生顯著轉變。 Ryan（1991）曾依文化產業產製分工的雇用關係及文化勞動者對特定生產工具的掌控、創意過程的控制及原創性等要項而將文化勞動者之生產關係分為約聘（contracted artists）及專業（professional creatives）兩類，前者如電影編劇、導演、演員，其生產關係是由公司掌控之一般性創作條件，而創作者在合約中享有創意擁有權，至於創意之再生產則交由公司。因此，合約中的工資並非專指購買文化創意工作者的勞動力，而是對文化創意工作者的聲譽、才氣等市場價值的評估。Ryan（1991）即曾將這種深具個人勞動價值以提供創意商品的文化約聘者歸類為「個人化的勞動」（personalized labor）。 至於專業文化創意生產者，係指那些具有固定職位、薪資之幕後無名工作者，其工作安排與產製模式乃建立於一套科層化管理機制，其工作性質偏向技藝與技術之一般性創意生產勞動，無需特殊才華與天賦，待遇則常依工會與企業協定之最低標準衡量而非以個人勞動價值來加以衡量，係被Ryan歸類為「個別化的勞動」（personified labor）。 Ryan（1991）認為，以創意勞動為主之新聞記者雖具「勞動」特質（如報導或評論時會署名），但從合約角度觀察，其較自由撰稿人與明星主播受到較多科層組織限制，屬於「個別化的勞動」。 在台灣，新聞勞動者因受勞基法保障，其產製過程係透過層層守門過程完成。就雇用關係來看，這些新聞工作者與多採外包委任依案議價且受雇狀態並未轉化成固定薪資給付，勞動條件也較不受國家法律保障的文化勞動者不同。但當新聞工作者變成名嘴，就談話性節目的產製現實來看，其勞動特質是以提供即時專業知識與經驗的個人化勞動，勞動價值又與工作者本身知名度、聲譽、才氣之市場價值有關，勞動條件與工作性質則幾已近於個人化的約聘文化勞動。 三、署名報導對新聞專業勞動的影響如前所述，Bourdieu（1991, 1993）認為文化工作者常依其擁有的資本基礎與生存心態選擇有利於己的定位，並透過製造差異與變化來建構自己的位置及觀點。雖說經濟資本乃文化、社會、象徵等資本的根基，也是其它資本鬥爭轉換的標的，但受限於個人天生所處階級差異，經濟資本之擁有往往最具先天條件與限制。而文化資本的獲得決定於教育、社會階級和環境陶養，是長期投資的結果，並非短期可達。社會資本係借助於社會關係網絡而掌握的資源或財富，由社會關係組成且須長期累積。象徵資本則建立於社會理解與認知，包含個人如何表現自己、談話能力、名氣及地位。 總體而言，本文認為在建構勞動差異的場域、資本鬥爭過程中，透過媒體傳播，象徵資本的取得、改變與建構空間最大。而名聲作為勞動價值的象徵，既能辨識出文化工作者之專業天份與技巧，也是重要象徵資本（Ryan, 1991）。如署名報導不但提高了新聞工作者透過新聞作品「現身」及累積名聲的機會，有利新聞工作者建立品牌並擴展其個人勞務市場，有趣的是這種透過「產品現身」累積的象徵資本，其核心價值的擁有歸於勞動者個人，既難以複製更無法藉由模仿取得。 但這種透過社會認知與理解之交錯關係而展現勢力的資本，卻充滿建構過程，產品能否上市是「現身」的先決條件，上市後的行銷與宣傳更關乎名聲累積的寬廣與速度。而透過市場排行榜或獲獎之認證，即能力捧行業中的「明星」成為超級大明星之文化工作者。該象徵資本有利於其它資本的轉化，進而助其擠身社會顯貴，市場反應在此扮演隱晦性控制機制。 原因是當文化勞動所生產的文化商品無法「上市」，則名聲再高、能力再強，其名聲終將被遺忘而淪為「過氣」。故雖說大牌記者會因累積的名聲基礎而在新聞報導上擁有較大專業自主空間，但在這之前為了累積名聲基礎反而迎合媒體組織的產製要求與管理規範，影響記者的獨立自主性。在市場為大的生存心態及意義產製的權力互動過程中，以名聲為基礎的勞動特質反倒成為形塑新聞專業勞動商品化的有利機制。 換言之，在「專業」與「名聲」相關領域，Bourdieu（1991, 1993）的資本論一方面解決了過往權力、結構功能與現象學派對新聞「專業」內涵莫終一是的詮釋問題，賦予專業一詞更為豐富、動態的內涵，而其透過場域生存心態概念之說明，能更充分解釋從新聞專業到專業文化勞動者的動態發展及結構性框限。 本文認為，在有關名聲資本與場域生存心態交互之專業勞動商品化的動態歷程中，電子媒體的產製場域似較平面媒體明顯，原因是電視媒體累積名聲效果遠較平面媒體快速，透過電視聲光視覺效果能立即而明顯的表現勞動者個人穿著打扮、表達技巧與談話能力等象徵資本。對有心累積象徵資本之新聞工作者而言，電視媒體無疑是重要場域。 加上新聞性電視節目製作在文本上講求矛盾與張力，產製流程充滿了緊迫與速思（fast thinking；Bourdieu, 1996／林志明譯，2002）。以談話性座談節目來說，其節目內容的主題、談話結構、順序及時間長短等傳播條件均有運作框架，製作單位為了避免出現無法控制的產製內容與狀況，多會事先提供參與來賓一套交叉論述架構以期減低產製不確定性。而為增加交叉論述的張力，節目主持人有時也會以打斷談話或緊迫盯人等主持技巧，迫使參與來賓接受這種臨場快速反應的考驗。 因此，這些節目的參與來賓表面上看似重要、自由、自主，實仍被產製的必要結構所操縱。當新聞工作者變成名嘴並居處此種場域特質，在生存心態與資本權力的交互過程中，這種以名聲為交換價值所發展出的勞動其理性抉擇特點為何？以下將以新聞工作者變成名嘴的實證資料，回應上述有關名聲、專業與勞動商品化所衍生的問題與影響。 參、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策略本文的研究問題與訪談基礎延續作者於2000至2004年國科會委託研究計畫案之訪問資料：如2000年之計畫旨在探討名聲對於新聞專業自主的影響，2002年著重了解組織與個人如何運用媒體場域進行名聲行銷，其對生產政治與生產共識有何隱晦性影響，2004年資料則在了解名聲、類型在產製常規上的差異。本文所用資料承續前述研究基礎，探討新聞人面臨工作危機時，談話性節目如何提供其轉型與開創可能之勞動酬償的想像，而當記者轉型成為名嘴後又如何受制於產製現實、市場反應及曝光知名的渴望，因而對專業勞動產生影響。 下文之實證分析主要援引2005年7月22日至9月30日針對七位談話性節目主持人與常客（皆出身平面新聞媒體）進行之訪談，所有資料與有關場域定位與權力互動發展的觀察與記錄皆係筆者指導之研究生（曾任談話性節目助理與現為製作人）協助完成。 對於行動主體與場域結構之動態交互歷程分析，Bourdieu曾駁斥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主張所有社會現象應從個體之目的、信仰、行動來解釋的說法，及整體主義（holism）認為社會系統分析無法由其構成部分特質推論，而須以社會系統層面進行分析的看法。在方法論上，他強調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主張透過場域、資本與生存心態的交互建構個體與社會的聯結關係，且個體在此關係中發現自己並決定自己的行動策略（Bourdieu & Wacquant, 1992）。 為了解新聞工作者如何轉型為名嘴並居處談話性節目的產製場域，本文分析生存心態與文本鬥爭交互的動態關係與特質，進而討論其對專業勞動產生的影響。本文並未全然採用傳統質化制式書寫方式（如以鋪陳個案訪談資料進行意義分析）或立基於整體主義建構宏觀性的系統性分析，而是以本文前言所提問題為基礎（見第46-47頁）輔以文獻與實證資料，由研究者進行實證資料（含訪談與觀察記錄）的意義歸納，以提呈結構──生存心態──個體行動邏輯之交互關係與特點，作為實證分析的寫作策略。 當然，關係分析最困難之處在於研究者與其研究主體及場域的熟稔程度。本文限於現實條件無法對談話性節目及其來賓進行長期參與性研究，因此有關結構──生存心態──個體行動邏輯交互之關係與特點分析恐仍難免存有主觀、獨斷的自我偏見。為增加本次研究關係意義分析的信度與效度，研究者除了延續2000-2004年之研究發現以擬定訪談主題與大綱外，另也透過與談話性來賓熟識之研究生協助，以補自身關係的不足。 但限於時間，本次研究並未訪問談話節目之製作單位及不願轉型為名嘴的記者。未來若能納入，當對結構──生存心態──個體行動邏輯交互關係與特點的意義歸納及批駁更形完備。 肆、當新聞工作者成為名嘴本節討論當記者轉型成為名嘴，原植基於專業形象的名聲在「生存心態」及「商品化市場機制」下如何對專業勞動產生影響，且名聲、專業與勞動商品化交織的脈絡與特點為何？ 一、名聲之勞動酬償與勞動機會透過問答及來賓交叉論述以提供觀眾對熱門、爭議或即時性議題之認知參考架構，是談話性電視節目的主要賣點。為維持談話內容的「說服力」，平面媒體資深記者受邀情況相對普遍，談話性節目因而提供資深媒體記者跨足電子媒體平台機會。 然而談話性節目是否影響經常上節目擔任來賓的記者興起轉職念頭，本研究受訪七位媒體工作者雖未正面表示其離職決定之關鍵因素與此有關，但亦未否認該因素確實支持其離開工作崗位。 對談話性節目製作單位來說，這些經常參與節目擔任來賓的知名記者除了擁有服務新聞機構的媒體優勢外，更因其擁有專長知識背景而能提供不同角度解析時勢問題及隱藏於新聞表相下的部分真實，協助民眾了解事件原貌，實廣受觀眾歡迎。 本文綜合訪談資料發現，對資深記者而言，受限於新聞媒體的守門機制，一些內幕性新聞資訊未必能「上報」，電視談話性節目正好提供他們揭露此類資訊的平台，紓解資訊被擋的挫折感。何況用說的比用寫的輕鬆許多，透過電視視覺特性及「爆料」、「揭弊」及「有所本」的論述結構，加上觀眾「扣應」互動，這種立即的成就感也不同於文字報導。 而對觀眾來說，「一問一答」的言說內容除了提供認知理解的參考架構外，透過「扣應」雙向互動仿如身歷其境地參加了民主盛會。而相較於一般新聞報導的淺薄，談話性「夾議夾敘」的文本內容常更讓觀眾有「一窺議題堂奧」的滿足感。 由於談話性節目多為一周五天或五天以上的帶狀性節目，為滿足觀眾對熱門議題的好奇心，各節目主題內容相似且受邀來賓重複性高（曝光率高），知名度可快速累積，故談話性節目儼然成為栽培名嘴的殿堂。 因此，極力爭取曝光以爭取可能勞動機會，恐是不少記者上談話性節目的盤算。本研究受訪七位新聞工作者各自參與電視談話性節目受邀成為來賓的時間與歷程皆有所不同，但卻都一致認為上電視節目是他們大量曝光進而成為名人的主因。 然而只靠通告費賺取收入的來賓少之又少，大多數都能因知名度提昇而有額外收入來源。雖然知名度不直接等於利益來源，但是因此增加賺錢機會卻是不爭事實。 如不少資深記者成為名人後常受邀演講、出書、主持活動、廣告代言，進而被製作人相中跨業當起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談話性節目對資深新聞工作者所發揮的「名聲」成效，更讓不少新聞人看到工作機會，有助於提高勞動報酬的可能想像。 此外，如同藝人在當紅時會盡其所能創造附加價值，因為一旦視為「過氣」則想要轉型再邁向另個高鋒常難上加難，不少資深明星記者運用知名度的勞動價值預作轉型嘗試，上電視談話性節目恰可提供此一機會平台，又以平面媒體記者最多。 對於記者上電視談話節目的頻率愈來愈高，個別記者所屬單位面對此狀況反應不一，有的明文禁止，如《聯合報》、《蘋果日報》；有的需要事先口頭報備，如中央社、《大成報》（已停刊）；而《中國時報》以自家電視台如中天電視台為擔任來賓優先考量，《自由時報》及東森新聞報則採信任制度，尊重記者自身判斷。 另些報社雖未明確限制記者上電視談話節目，多數採取不禁止也不鼓勵態度，如《時報週刊》。但若這些節目討論之議題過於敏感或易造成所屬單位管理及人員調度困擾時，記者會被警告適可而止，甚或懲處禁上節目。 經常上電視的名嘴記者面臨所屬單位壓力時，有些選擇回歸工作崗位，謝絕媒體邀約或採偶爾偷跑方式上節目。但也有不少知名媒體工作者衡量自我生涯規劃與收入後選擇離開所屬媒體，自此當個「自由媒體工作者」。 二、場域的定位與風險但從訪談結果觀之，並非所有媒體記者只要有意願上電視就能成為固定來賓班底，常須兼具「專業程度、口才便給、外型出眾」等條件。就新聞媒體工作者職場轉換過程脈絡分析，如何成為稱職來賓或透過場域定位建立自我品牌形象也相當重要。一位受訪記者即稱，「比如說，我的品牌形象就是專業，講話頭頭是道、言之有物，有不同觀點，在相貌上各方面在記者裡面算是比較OK的。例如，我跟xxx比起來，我在外表上比較有機會，我知道我自己的利基是什麼，我們的談話啊聲音啊外貌啊可能在整個談話性記者來講比較上層的，其實相對而言你就比較有機會了」。 除了這些媒體記者積極建立自我品牌形象外，觀眾常也因其擔任來賓的節目風格而進行歸類，產生特定形象。當節目表現風格強過媒體工作者所塑造之形象時，該媒體工作者之名聲也會隨之改變，進而被觀眾定型。如另位受訪記者就說： 我覺得〈xxx〉是我的高峰期，當然那個是灑狗血，後來也趨於平淡，不過那也讓我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已經被別人定位八卦記者，我就是那個格調的人，那一些其他性質的節目，可能電視台和製作單位都不會找你上節目，所以我是覺得不值得，其實最早我是上xx台的「xxx」節目，那是屬於比較正派的節目，比較不會那樣八卦、灑狗血，不過後來因為來賓開始參差不齊，節目就開始被醜化（註：該記者所稱之媒體組織以xxx代替）。 為預防這種以名聲為基礎的象徵資本在場域中有所風險，新聞媒體工作者轉化跑道、跨業轉行時也會極力保護並進行風險控管。如某受訪者即稱， 除了節目風格外，節目主持人的專業程度往往也是來賓考量是否接受通告的重點，因為好的節目主持人會引導來賓對議題有全盤良性的發揮並適時給予提點補充，對參與來賓有正向加分作用。但如果主持人不夠專業，通常來賓形象容易受到拖累，並可能陷入形象的危機。 但當記者成為名嘴且脫離原本服務媒體後，由於沒有固定收入，在生存心態支配下，這套準則也會改變。即如某受訪記者所說，「一開始是會挑節目、會看節目屬性，畢竟綜藝節目不太適合記者去上，但是後來發現談話性節目起起落落，所以離職之後不得不去上一些綜藝節目」；生存心態交互下的選擇機制表露無疑。 三、議題、類型與機會談話性節目邀談對象多與當下發生之新聞議題類型有關。而近幾年來台灣幾乎年年有選舉，政論性談話節目成為產製主流，政治路線記者受邀機會因而最多，成為「名嘴」機會最大，有些甚至成為製作單位的不成文班底；企圖心強且反應佳者，製作單位還會主動開播新節目延攬其為主持人。 此外，受邀「名嘴」也因專業背景而有不同待遇。一般來說，社會、醫藥、影劇、財經較受新聞事件影響而通告多有變動。政治背景者則較穩定，但也易被設限「鎖死」於某些特定立場節目。 整體觀之，財經背景有較多「副業」發揮空間。而由專業背景所延伸出來的附加價值大小依順序排列分別為：財經、政治、醫藥、影劇、社會。歸納其因，財經專長屬財經可用知識，而政治背景擁有人脈和影響力，醫藥、影劇、社會等背景較屬一般知識領域。 政治與財經路線記者是近年來活躍於談話性節目的兩種專屬類型。由於談話性節目仍保有專業形象且可累積個人知名度，因而最受有意另闢蹊徑、開擴職涯者心儀。但受限於談話性節目意見引導的「菁英」論述特質及市場競爭型態，製作單位邀請名單仍會考慮論述市場的象徵性與實質貢獻度，其間更常涉及政黨取向，因此機會是有，但參考名單更多。 也因此，較少在電視曝光的新聞工作者受邀時多數不在乎車馬費等額外收入，但較關切如何爭取大量曝光以累積名聲，達到自我宣傳行銷之目的。對他們而言，能力、努力與機運都是決定勞動力市場交換價值的重要因素，缺一不可。欠缺知名度則轉型渺茫，遑論提高職場勞動生命週期及確保獲利可能。 政論性節目對累積新聞專業名聲較具正面效應，但在此場域中能秉持中立客觀者寥寥可數。故有新聞工作者試圖跨到非政論性談話性節目作些較貼近民生、財經或綜藝性節目，但其自我定位依舊充滿矛盾：一方面害怕失去「專業」光環，另方面又捨不得增加曝光以試探成名的可能機會。這些穿梭於娛樂、綜藝及說命理談靈異節目的新聞工作者，對其「跑龍套」爭取曝光的調性往往大於上一般政論節目的經驗論述，久了易與「專業」脫節，漸被歸類為如藝人的「表演」性質，也較難再回到新聞性談話節目。 然而成就名聲專業類型的差異所凸顯進軍談話性節目的不同情況，似也說明了記者累積的名聲實與明星藝人之名聲基礎不同。更確切地說，新聞工作者專業名聲之象徵資本建立於資訊、見地、論述等知識性基礎，其專業名聲之象徵資本實與文化資本脫離不了干係。而建立於不同文化資本的名聲基礎連帶影響轉行時的社會資本，最終又影響其勞動價值所能締造的經濟資本。 此點與其他文化勞動者（尤其以表演專業累計名聲之藝人）確有不同。在演藝圈裡演而優則唱、唱而優則演、或轉型為主持人或製作人，外界並不質疑其「專業」，不少藝人甚至可以靠著不同凡響的外表（象徵）建立起超人氣的名聲基礎，穿梭於演藝圈，締造多元的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 四、「專業」，名聲必要的護身符如前述，新聞記者一旦被視為藝人，很難回到新聞性的產製場域，因此新聞記者之名聲行銷很難脫離知性、公益所架構的資本框限。新聞組織對專業名聲的行銷操作一般多透過新聞獎項的取得或化身為活動主持人、公益廣告代言人，在「端莊」、「專業」、「信賴」的形象下略作變身。 而藝人可以靠緋聞或負面報導炒作新聞提升知名度以創造工作機會，新聞工作者卻無法揚棄專業，進行類如藝人的大膽負面行銷策略。因為知名記者一旦惹上負面新聞，社會形象迅速崩解，難能全身而退；不是從幕前轉往幕後，就是連工作也都難保。也因此，維持專業形象是新聞工作者穿梭於媒體場域累積名聲的框線，逾越此界則往往被迫必須離開新聞場域。 當然，近年也不乏以新聞場域當做跳板而志在轉型者，多半趁著人氣火旺順勢轉型，但一旦失去新聞專業光環，閱聽大眾很快以「藝人」視之；何況新聞專業與藝人專業並不相同，轉換中之名聲累加效果有限。這也是為何一些穿梭於談話性節目的資深新聞工作者雖然有意朝向電子轉型，但多數不敢只求曝光而不計利害，對於可能損及新聞專業形象之節目多半審慎應對，不敢冒然急進。 此外，如前述部分媒體管制旗下新聞工作者甚嚴，在現實收入及考量職涯發展後有人選擇離職；而一旦離職，過去擁有之專業資產隨時間遞減。從訪談資料可以發現，為了保有繼續受邀上節目的優勢及異於藝人的特殊屬性，儘管這些人都已離開原有記者工作崗位，但仍盡可能與媒體（尤其是平面報紙或雜誌）保持「關聯」，如兼差或在媒體開闢個人專欄，甚至投稿民意論壇，以保有「媒體人」的身份，藉以持續與訊息來源保持聯絡，讓觀眾不會有脫離本業的印象。對長期擔任談話性來賓者來說，延續記者頭銜所帶來的社會公信力更能保有言論可信度，持續其在螢光幕曝光的優勢。 也因此，「新聞專業」的光環成了新聞工作者轉型成「名嘴」時無法離棄的象徵性符號，專業名聲基礎成為新聞工作者穿梭於媒體場域並蓄保其新聞場域勞動職涯的護身符。但作為職場護身符的「專業」其價值與社會關係顯已背離本衷，這一點容稍後再行說明。 五、政脈、名脈與錢脈就國內記者縱橫談話性節目晉身「名嘴」、主持人的常規分析，專業職能並非必要條件，因為上場論述的重點與立場多數仍須放在製作單位的產製框架觀之。製作單位為確保言之有物，常會提供與談者詳細資料與交叉論述取向，受訪者不乏是受編派的「表演者」，因而上相、具代表性、會說話才是製作單位的考量要素。而在政論性談話節目中，政黨色彩更是重點；能言善道、不太難看、又能激起該節目目標群眾共鳴者往往最受歡迎。 也因此，上談話性節目的名嘴不乏跑線經驗豐富、政治關係良好者。這些人政脈基礎相當，且適時能扮演議題「打手」或是引領言論取向的「行銷」高手，受邀上場機會特多。在選情緊繃時，更能臨危授命開闢新節目當起主持人。 如果押對寶，在「政治正確」前導下這些記者往往能續作節目；若有收視率的加持，則行情更看好。廣告主會看上其高知名度請其代言，書商也會極力邀請出書，政脈、名脈引領錢脈，此成功類型最被意圖轉型者欣羨。 由此觀之，在政治氛圍多變的台灣，為求不在場域消失，的確有不少「名嘴」不斷地進行政治色彩的自我修正，迎合主流政治氛圍。但在藍綠對決不相上下的言論市場中，除高知名度的明星級主持人外，續作節目或依此光環累賺進大把鈔票者誠然不多。 即使如此，在國內欠缺提供資深新聞工作者永續工作場域及裁員、優退頻傳的勞動市場，轉型已是很多資深新聞人保有工作機會的勞動宿命。如此為求人脈、名脈、甚至試圖發展錢脈的事例，反映了台灣新聞專業職涯被漠視後的生存心態；而向政治傾斜的攀梯作法，更驗證政治立場及經濟現實稀釋及支配新聞專業的隱晦性作用。 六、「好」來賓名單有趣的是，對製作單位而言，這些配合度高又能帶動議題高潮情節者，是製作單位心目中的「好」來賓。透過合作愉快糾結的「人情」，則是維持上節目優勢、創造場域機會的善緣。 另方面，一周多天的強力曝光迅速帶來知名度提升，也會成為「深喉嚨」提供內幕消息的對象，為製作單位引進更多勁爆性的議題高潮，終而形成來賓名聲反應→觀眾回饋爆料資訊→帶動節目產製素材→提高收視率→再遞造參與來賓名聲→又有助節目產製等場域循環機制。 然而製作單位的「好來賓」名單守門機制，間接離異多元參與及多元論述的政論性談話本質。在來賓的「名聲」基礎與製作單位「好製作」及「收視長紅」的市場機制下，雙方建立聚焦的生產共識。此外，老是同一批人出席的節目產製無疑也發揮了類似檢查的守門機制，形成隱而不顯的封閉效應。但對參與節目的「名嘴」來說，名聲基礎在此卻異化成收編記者獨立自主性的利器，應驗了Friedman（1977）所稱，產製常規與市場績效能制約勞動自主的說法。 記者變「名嘴」縱然不是出於主動，然當其成為常客，仍會不自覺地內化節目產製常規，使新聞工作者服膺於製作單位之生產權力關係，功利性地選擇合宜的「表意正確」以維持產製組織生產效率，使新聞工作者喪失應有的堅持與自主（Curran, 1977）。 七、名聲經濟如前節所述，文化產業的營收獲益涉及文化勞動者之名聲與市場反應，經營者因此常會預估該勞動者所能創造的市場商機。文化勞動者的酬勞也因而常在總營收確認之前先行議定，每個文化勞動者在協商勞動報酬上之差異很大。 知名新聞工作者握有較大薪資談判權力，其勞動契約可以獨立於組織體制個別約定；談話性節目酬勞也是如此。認真工作不一定獲得對等報酬，報酬來自於外在評價，外在評價所建立的名聲直接影響薪酬的報償。 以目前製作單位發給記者的通告費用（或稱「車馬費」）來說，價錢落差頗大，從電視台員工價或接受廣播電台訪談的一小時500元、上電視宣傳打書的1,350元、甚至因特殊目的而另行商議價錢的都有。但一般而言，目前記者上談話性節目的來賓車馬費行情為一集3,000元，部分較有知名度者則調整至5,000元。 但只靠通告費賺取收入的來賓少之又少，大多數都能因知名度提昇而有額外收入來源；顯示雖然知名度不直接等於利益來源，卻可藉此增加賺錢機會。 整體而言，透過產品現身，電子媒體的談話性節目成就了記者傳播「文化生產」的最佳條件。經由電視、廣播、報紙專欄、書籍、演講等各領域的交流滲透廣泛影響閱聽眾，進而成為主持人或廣告代言人，與企業產生共棲共生交叉效應。擁有高知名度的新聞明星不僅演講邀約不斷，也逐漸成為書商極力爭取出書的對象；有些甚至被電視製作人看中成為電視或廣播節目主持人，隨後接受廣告代言並賺進大把鈔票。收視率較高之政論性主持人一集酬勞在3至7萬元之間，一周五集計，年薪可達千萬元。 對出版社來說，其切入策略點是在作品的市場效應與消費潛力，選擇作者常依既有印象和知名度，知名與銷售量兩者往往呈正相關。而對新聞記者來說，出書是建立信用與聲譽的很好方法，出書後的專業與曝光度也會刺激銷售。因此部分記者正可利用曝光度接近業界人士，而接近也可帶來額外收入，如代言或演講，甚至做生意如開公關公司，因為有知名度就更容易拿到案子。 至於是否需要類如「明星」的經紀中介，本研究邀訪的七位訪談者看法兩極，贊同和反對者皆有。業已簽訂經紀約的媒體工作者約3-4人，且其經紀人亦為記者轉業。簽約之因除原就熟識外，低成數的佣金及能幫忙處理合約問題並爭取更好待遇亦是考量因素。至於不主張有經紀人者，其理由不外認為「經紀人抽成都抽很重」、「機會與收入不穩定，對工作環境沒信心」、或認為「自己可以搞定」。 八、市場與專業的困頓由於談話性節目特別強調來賓對節目設定議題之詮釋與分析能力，其所提供訊息內容常須較一般報章雜誌內容詳細深入，才能使節目更有賣點，來賓的專業能力顯與節目成功與否有重要關聯。 如一位受訪者即言，「因為我長期當來賓，那我就會知道這個節目的成功與否，主持人只佔了一成、兩成，如果知名度夠大，大概五成吧，像我們這種中等的大約兩成，可是其他的三成可能是製作單位，後製強不強，另外五成則是來賓」。 本研究也發現，談話性節目的來賓邀請主要是以節目播出後收視率的結果及現場談話氣氛或角色設定為取決標準，以致來賓提供的內容與臨場表現能否符合製作單位需求常也是下一次通告機會有無之關鍵。 此外，政論性座談節目一般多接受觀眾「扣應」，即使製作單位過濾一些「扣應部隊」，市場反應仍屬立即而直接。透過交叉論述的座談方式能否滿足觀眾對議題的好奇心並達成引領議題解讀的框架，在在面臨市場檢驗機制。 但當勞動品質之衡量涉及了收視率、排行、銷售量、票房、人氣指數等市場反應，此些由市場產生的商品衡量機制非但控制專業勞動，更將專業勞動價值物化成市場交換價值。因而當記者轉場成為談話性節目的座上賓後，其市場交換價值除了初期賴以憑恃的專業外，由於電視傳播市場特性能擴大其交換價值，成就其為名嘴的條件尚包含口才、台風、臨場反應力、受觀眾喜愛度等，專業內涵與原初記者角色所需已大不相同。而透過「量化」的市場反應及金錢報酬對名聲的收編機制，也會使原應視為公共論述的談話性節目其社會關係被抽離成為形塑「名人」勞動商品價值的殿堂。 九、本節小結爭取曝光以爭取可能的勞動機會與報酬，一向是記者勤上談話性節目成為名嘴的主因。企圖轉換跑道的新聞工作者常就其所擁有的資本基礎與生存心態而在談話性節目中選擇有利於己的定位，建立在場域中的位置、觀點與形象，並對可能影響形象的節目類型進行風險控管。 但這種控管並非絕對，對於選擇離開原有的工作又乏專職收入為後盾的新聞工作者，上哪一類的節目其實充滿權宜之變。為求生存，穿梭於非新聞性節目的新聞工作者一旦被視為藝人，很難再回到新聞性節目的產製場域。 而受制於談話性節目的產製特性與結構，不同專業類型記者轉換成名嘴的機會並不相同，其間政治與財經路線記者是近年來活躍於談話性節目的兩種專屬類型。一般來說，製作單位會考慮論述市場的象徵性與實質貢獻度來邀請參與來賓，而政論性談話節目也會考量受訪來賓之政黨與言論取向。因此在政治氛圍多變的台灣，為求不在場域中消失，的確有不少「名嘴」不斷進行政治色彩的自我修正，迎合主流政治氛圍。這種受制於市場反應、工作機會與勞動酬償的勞動處境，凸顯了以名聲為基礎之專業工作者勞動商品化的問題與窘境。 伍、結論與討論一、市場經濟下的場域變身秀與生存心態談話性節目的賣點在於提供閱聽人「一窺究竟」又「共襄盛舉」的收視特質，而為應付整周多天開播的產製壓力，主題多數追逐當天發燒新聞。如何養成收視群的持續收視習慣以讓觀眾產生「欲罷不能」的「連續劇」接收儀式，這些節目製作單位強化論述文本之衝突、懸疑、語破天驚、詼諧逗趣等元素早已是「必勝」產製絕技。受邀來賓透過主持人編派發言與交叉論述的引導，成了一台爭取觀眾「不要走開，馬上回來」的戲碼。因此，參與電視談話性節目的「名嘴」很難不配合製作單位的「企製」，故其自主性充其量仍是在製作單位所允許的規範下進行。 由此觀之，當專業人員關注的焦點在於自身利益而非為共同社會進步而努力，名聲、形象等象徵資本的營造即改建立於勞動所得的實質獲利（Campbell, 1981）；此時的專業人員與一般以追求營利為目的之商業組織團體並無兩樣。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個別專業行動者為爭取表現空間，常會透過場域制約（conditioning）建立其生存心態。常見的情況是透過權力大小的認知圖像找到自己可能定位，透過差異化來建構位置及觀點，達到異於他人的區隔性效果，以防堵可能的資源分享，甚至有些「資深新聞人」為爭取上節目機會而會「大方」告知製作單位哪個立場缺他就補那個立場。檢視各類型「名嘴」，不但言論缺乏一致之情況所在多有，而為了爭取新節目開播，價值關懷或政治認同轉向者也屬常見。 因而熟知生存心態的媒體工作者在此已化身為洞察情勢的「戰略家」，講究策略技巧並參與遊戲規則，因為「變身」已不是問題，闖出名堂更關乎現實。為配合上相、能言善道、爆料等收視要素及言之有物、立場鮮明等製作與市場期待，新聞工作者常會接受製作單位的內容論述及角色編派；如此一來，新聞工作者儼然成為表演的「藝人」。 藝人與新聞工作者最大差異在於前者之角色功能多變，專業職能可隨不同腳本需要而化身、入戲、詮釋，以善盡「表演」功能；但新聞工作專業職能原在於客觀、公正報導而非「表演」。一旦新聞工作者隨著場域需要彈性調整不同角色功能，甚至「變身」、「扮演」被編派角色時，其文化勞動的本質已與藝人無異。 而類如明星的勞動商品圈操作，如主持、廣告代言及出版等事宜，也會使「名聲」成為可拼貼的「符號」，反覆穿梭於不同表演場域。在此記者／藝人分類已不再重要，對於企盼「出人頭地」、「功成名就」、「收入滿滿」的新聞工作者來說，在意的或許是如何練就一套以名聲為基礎，以有效出售自我勞動商品的煉金術。 二、隱晦但關鍵的經濟作用力延續上節所述，顯然當專業職能被商品化後就不再是非關利益的東西，而是各種「利益符碼」的集結，必須依附商業價值，而商業價值由市場決定，因而真、善、美這些無法量化的價值在消費社會裡都須面臨「金錢收益」之經濟價值標準的重新評估；「專業勞動價值」在此則已轉換成市場交換「價格」的衡量（Caves, 2000; DiMaggio, 1977）。 對傳統僅能販賣勞動力謀生的文化勞動者而言，這種透過市場決定勞動商品的好壞並讓文化勞動徹底轉換成貨幣形式的工具意義，尤須面臨如何在勞動商品市場流通與出售，否則就沒有交換價值或僅能屈從於市場的生產價值，使得文化勞動之商品化異化本質已難以避免。 藉由記者變成名嘴的場域互動，名聲「經濟」確實發揮了關鍵但隱晦的作用力，應證了Bourdieu & Wacquant（1992）之指陳，即各種資本彼此轉換的過程常被隱藏，因此以經濟為基礎的依賴關係和宰制才能在道德、魅力或績效體制面具下被掩飾與支撐。對於習於穿梭於電視談話節目的新聞工作者而言，顯然場域中權力主張之最終目的仍在於經濟資本的轉換。 三、專業勞動的質變從民主社會奠基於多元意見的角度觀之，本文固然無意抹殺政論性談話節目建構市民論述之功，但以菁英論述為基軸開放觀眾表述意見又能作為累積名聲之談話性場域而言，本研究從文獻探索及實地訪談多位記者名嘴後發現，在生存心態及商品化的市場機制下則的確已對新聞專業勞動產生影響。 本文認為，當名聲與專業共同放在勞雇關係的框架下，勞雇雙方都將成為市場交換的工具，市場價值理性無疑勢將駕凌新聞專業始初的社會價值與名聲象徵內涵。專業文化資本與象徵名聲資本這些原本看似相繫相生的勞動資產，透過產製場域的自我規馴後勢必拱手將僅存的相對自主退讓、矮化成特許自主，導致支撐專業名聲地位之社會價值與論道精神終將退位；故以名聲為基礎的理性抉擇將使名聲的專業基礎產生質變。 當文化遇上經濟，交互於文化勞動者與文化產製的互動結構易使文化勞動者的衝突從過去「行動者—結構」之專業自主探討加入了更具體之經濟價值意涵。而這些衝突內涵的改變，亦易使過去探討專業研究之取向無法停留在「為何」專業及「何謂」專業的結構功能基礎。透過本研究可知，當「是否」及「能否」專業已是現實窘境時，「場域」、「生存心態」與「資本」等概念有助理解文化勞動的場域鬥爭轉換為內容產製的權力鬥爭之歷程，及市場權力對勞動酬償差異化的影響，這點對於了解文化勞動者如何根據文化場域所處位置選擇最有利的問題格外有其意義。該選擇與轉變說明了文化勞動價值實是協商或交流的過程，如何取得文化勞動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共識則涉及個別的勞動者的處境、定位與產製的現實。 記者的名聲基礎與名嘴的名聲基礎縱然在專業內涵上已大不相同，但就現實面或就產製結構的需要與特點來說，本文同意其間並非二元對立，但仍認為有關文化勞動專業問題的探討理應加入名聲此一象徵資本的發展性誘因。有關媒體中介對象徵資本的影響及專業權力改變尤亦值得深入探討；在媒體匯流及跨媒體勞動更形頻繁的當今，這些問題亦顯重要。本次研究限於切入角度及案例類型未能深入細究，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探尋。 此外，多角化專業競爭更促使經紀中介角色崛起。新聞工作者簽定經紀約數量雖然不多，且常將其當成是勞動市場工作機會的避險策略，但當跨媒體平台成為趨勢，專業勞動穿梭於不同表演場域的情況增多，更多新聞人從專職勞動成為約聘勞動，則新聞人如藝人透過經紀中介的情況難說不會成為常態。 本文認為，此類經紀中介的崛起已使文化勞動者與產製結構的關係更趨複雜與多層次。換言之，當文化資本遇上經濟，市場、勞動酬償交互的複雜關係易使文化勞動之能動性與限制，從過去「行動者──產製結構」之專業自主角度轉移成「行動者──中介者──產製單位」間所協議建立的勞動契約關係。本次研究因受個案類型限制並未著墨，但該問題值得關心文化勞動問題者共襄盛舉，期能對影響文化勞動者權益的制度性思維提供更具體的政策性建議。 註釋1 生存心態（habitus）、場域（field）、資本（capital）皆為Bourdieu理論的核心概念。生存心態一詞原義乃表「生存方式」，但也有譯成「習癖」或「習性」，後來另有「體格」、「氣質」、「性格」、「性情」、「稟性」等衍生意義。對Bourdieu來說，生存心態係個人無意識內化社會結構的結果，也是社會結構與實際行動間的媒介，透過這種主觀的經驗習性，個人的行動反應從而得以決定。「場域」則是一個交織各種力量與位置（positions）關係的社會空間，而資本包含四種類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象徵資本與社會資本，其中經濟資本係指可立即、直接轉換成金錢的財產；文化資本指語言、意義、思考、行為模式、價值與教養，常透過教育資歷的形式表現；社會資本借助於所佔據的持續社會關係網絡所掌握的資源或財富；象徵資本是對社會世界的理解、認知、甚至指稱、界定的能力，包含名望、地位、權威及穿著、打扮及談吐等能力。本文在第51-52頁進一步說明生存心態、場域與資本的互動關係。 參考書目李培元（1997）。《政治商品化理論》。台北：揚智。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 林志明譯（2002）。《布赫迪厄論電視》。台北：麥田。（原書：Bourdieu, Pierr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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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ext aims at exploring how the professional labor of newsmen-/newswomen-turned critics, whose fame is based on their professional reputations,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mechanisms of survival habitus and commodification. This analysis finds that fame, a vital labor capital of newsmen/women, would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labor payment and job opportunity. Once the focus of concern targets on self-interest rather than a common progress of society, symbolic capitals such as fame and image would relay their foundations on a concern with labor income.
Keywords: name-based, professional autonomy, alienated labor, commodif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