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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養的「賦權」作用： 陸曄、郭中實 《摘要》 媒介素養關注以「賦權」為特徵的參與行為。本研究主要探討人際溝通能力、媒介使用與媒介參與意向之間的關係，同時檢驗媒介知識、媒介參與功效意識作為中介是否分別影響或者改變著這對關係。通過對600個北京市民的隨機面訪發現，媒介知識與媒介參與功效意識有關，和媒介參與意向並未形成顯著關係；媒介新聞內容使用和人際溝通總體上都顯著正向預測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和媒介參與意向，但媒介參與功效意識作為中介變量顯著減弱甚至消除了這些影響。 關鍵詞：人際溝通、媒介知識、媒介素養、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媒介參與意向 《全文》 壹、研究緣起媒介參與之於媒介素養的重要性，無論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還是社會運動的目標都日益突顯。在媒介素養運動的實踐者眼中，媒介素養教育所提供的分析、評價和創造多元媒介信息的框架，不僅為公衆建立起有關媒介社會角色的認知和理解，而且為培育民主社會公民所必備的質疑和自我表達的基本能力創造了條件（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 2005）。媒介素養並非僅僅教導公衆理解媒介信息如何生產，它與現實有何不同，更強調如何使受衆成為具有行動能力的現代社會的「積極貢獻者」（李月蓮，2002；陸曄，2006；Heins & Cho, 2003）。 與此相同，媒介素養的學術研究理念，亦從源自精英文化脈絡、保護公衆免遭不良媒介信息侵害的對抗和免疫式的媒介素養觀，轉變為對媒介的質疑和批判性思考，並進一步拓展到以公衆媒介參與為核心的研究範式（Barton & Hamilton, 1998; Buckingham, 2003; Masterman, 1998）。這種以賦權（empowerment）為主要特徵的參與式社區行動範式主要探討公衆如何介入媒介內容生產以及如何通過自我表達促成健康的媒介社區（陳世敏，2005）。這類研究問題得到媒介素養學者青睞的原因之一是媒介參與可以讓受衆「利用」媒介特點來維護個人權益、服務社會，從而體現出自身的社會影響力和社會資源動員能力。 然而媒介參與是什麽，決定一個人媒介參與態度和行為的主要因素是什麽，學者們衆說紛紜。如果我們將媒介參與看作是結果，那麽各種自變量對這個層面衆多的因變量的影響路徑是複雜的，很難找到一對沒有中介（mediator）的、簡單的刺激－反應關係。 媒介素養研究者日趨關注類似的理論問題，並且逐漸開始將無法直接觀察到的個體認知概念納入核心研究位置（Potter, 2004）。人的態度、思想、價值觀、知識等的形成是有源頭的，一經形成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正是因為認知直接或間接地作用於行為，由此引發出很多研究問題和有趣的研究假設。沿襲這個思路，本研究將重點探討三組概念之間的關係及其理論根據。第一組（自變量）反映個性（personality）和固有習慣，主要觀察個體某些「先天」及早期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在人與人交往溝通方面的特點，同時也觀察個體長期養成的媒介使用習慣；第二組是中介（mediator）概念，以認知結構中與媒介素養密切相關的媒介知識和媒介參與功效意識為主；最後一組（因變量）是個體的媒介參與行為意向。我們希望研究發現無論對於進一步深入確立媒介素養各維度之間的理論關係，還是出於具體考量媒介素養運動效果的目的，都具有一定意義。 貳、概念闡釋「媒介素養」內涵複雜、外延廣泛，包含了個體從認識媒介、使用媒介到參與媒介的各種批判性反思、理解和行動能力（張志安、沈國麟，2004）。但是將媒介素養研究的著眼點放到認知層面還是近幾年的事。一些研究開始關注兒童在世界觀形成過程中對媒介，尤其是電視內容的影響是否有意識以及是否敏感（Greenberg, Rampoldi-Hnilo & Hofschire, 2000），另外一些研究探討媒介內容如何影響認同（identification）、角色追隨（role modeling）以及勸服效果（如Slater & Rouner, 2002），研究所涉及的均屬認知層面的問題。我們對認知的研究集中在四個維度：人際溝通、媒介知識、媒介功效意識和媒介參與行為意向。最近有關兒童和青少年參與的研究已經建立起其中一些維度的關係，如兒童和青少年參與能力較多取決於通過媒介瞭解社會政治事務能力的高低，以及有否同伴、家人一同討論思考（卜衛，2001；突破機構，2004）。本研究視人際溝通能力為對媒介素養產生影響的一個維度，可以通過媒介知識這一中介變量達到媒介參與。近期在中國大陸的一個研究發現，普通公衆獲取的媒介專業知識越多，其對媒介進行反思和批判的認知內涵也越豐富（謝靜，2006）。另一個中介變量是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在當今中國，以都市報為代表的大衆化媒介越來越體現出連接市民日常生活和國家政治領域方面的特殊功效，預示著中國「公民政治參與方式的變化，以及新聞傳媒政治功能的演變和強化」（孫瑋，2006: 173-179）。媒介參與行為意向是本研究的終極因變量，是代表個體媒介素養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下面我們逐一結合相關文獻對主要概念進行界定，並探討其間的理論關係。 一、媒介參與行為意向如前所述，公衆主動通過參與媒介表達自我進而參與社會是媒介素養運動的重要目標。有學者在研究中國社區政治時注意到參與概念與西方的不同特徵，即參與的目的「不在於實現社會平等，而在於解決和改善人們的切身日常問題和生活問題」，且為「在靠近政治的區域進行參與做出了準備」（Heberer／魯路譯，2005: 17-24）。這一點恰好暗合中國公衆進行媒介參與的動機和意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真正有過媒介參與行為的公衆比例是相當低的。最近一項關於上海大學生媒介素養狀況的調查（劉佳，2006）顯示，在文化程度高於普通市民、且媒介參與行為總體活躍的大學生群體中，大約只有14.5% 的人打過熱線電話；12.1% 的人點過歌；10.2% 投過稿。因此我們的研究不直接涉及行為，而用媒介參與行為意向取而代之。 作為個體認知層面的一個維度，行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s），顧名思義，並非行為本身，無法直接觀察，為實證研究增加了難度和挑戰性。但是對於社會心理學者來說，行為意向很重要的一個理論價值在於它非常接近行為，對行為的解釋力最強（Fishbein & Ajzen, 1975）。過往對行為意向的各種研究儘管出發點不同，卻都對個人是否扮演行為自主發起者（initiator）的角色感興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處在認知末端的行為意向，其變化牽一髮動全身，涉及到許多認知層面。社會心理學中一個為人熟知的預測個體行為的範式，理性行為理論（Ajzen & Fishbein, 1980）就是把研究的焦點放在行為意向上。在一項研究小學生如何看待酗酒問題的媒介素養實驗中，Austin與Johnson（1997）發現經過媒介素養培訓的小學生對於未來行為（delayed behavior），即是否會酗酒的意向，顯著小於沒有經過培訓的同齡人。2這個實驗結果被後續很多研究引用，作為說明行為意向與實際行為不可分割的依據。 本研究關注的媒介參與意向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化定義：公衆是否有意願利用各種方式自主發起行動對媒介內容施加影響。我們研究的重點不是參與行為在媒介內容上產生的結果，而是剖析媒介參與意向與什麽個性相關以及中介條件是什麽。即使局限在這樣相對狹窄的範圍中，媒介參與概念的內涵依然相當複雜。從行為動因來說，有獲取個人利益和服務公衆利益之分；從方式來說，有直接（如在熱線電話表達意見或短信投票）或間接的介入（如提供新聞線索）；從類別上，有對娛樂性媒介內容的參與（如，投票選秀）和對新聞與社會公共事務性媒介內容的參與（如，投訴社會不公）。我們所要觀察的媒介參與是公衆出於任何目的自覺的行為，所涉及的是社會性而非娛樂性的領域。因此，參與電臺猜獎節目、點播歌曲、給選秀節目選手投票等等，不在我們研究之列。 基於以上考慮，我們在操作上將媒介參與行為意向定義為個人通過直接求助媒介來實現某種改變自身或社會現狀的意願，而不是對某熱點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或看法。由於普通受衆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無緣無故地聯繫媒介，所以發生這種行為需要一個前提，一件具體的「導火索」事件。比如購買到假冒僞劣產品與商家交涉未果，不得以求助媒介以維護個人利益；或者看到正在施工的道路沒有明顯的警醒標誌，擔心路人遭遇不測希望通過媒介提醒有關部門解決，以此服務社會等等。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碰到同樣的情況或問題都會採取行動，甚至產生行動意向，那麽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究竟有多大，為什麽會有這些差異，這些差異與個體性格和媒介使用、媒介認知等變量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是值得研究的理論問題。 二、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如果說行為意向是最接近實際行為的內在心理指標，那麽對行為是否能夠帶來預期結果的判斷，或者說功效意識，則是最接近行為意向的心理指標。理性行為理論（Ajzen & Fishbein, 1980）認為，行為意向這個內在的認知趨向是由個體對行為的態度和經過內化了的主觀性規範兩種心理共同決定的。個體行為態度指的就是個人對某個行為有可能導致的後果對自己有利與否的看法。放到媒介參與行為意向中來看，個人對於參與媒介最直接的結果「估算」就是要衡量借助或求助媒介是否有效，也就是媒介參與功效意識。估算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拉開了求助無效認知和實際參與行為間的距離。因此功效意識與媒介參與非但順理成章地呈正相關，而且功效意識作為參與意向的必要條件會與其它導致媒介參與的因素一起分化受衆。 媒介功效意識（media efficacy）是從Bandura（1977）自我功效意識（self-efficacy）的經典研究中剝離出來的一種「情景化」心態，特指個人對自己是否有能力主動採取行動向媒介表達意見和想法並因此成功操縱媒介內容的判斷。從這個意義上看，個體自我的媒介功效意識與參與意向的概念含義差別並不那麽明顯。根據Converse（1972）的說法，內在功效意識（internal efficacy）通常伴隨著外在功效意識（external efficacy），即僅僅對自己能力的判斷並不足以引致行為，還需要對行為的對象是否會積極響應配合，以及個人是否信任行為對象等進行判斷之後，才能形成相對完整的行為基礎。具體來說，給媒介打電話表達意見或反映社會不公的人，一方面有做這件事情的內在心理動機，並對自己這樣做的能力有信心，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對媒介會採納刊登甚至採取其它配合行動（如，發起捐款活動、通報上級領導等）有信心。由於媒介在中國大陸具有接近和代表權力中心的特殊地位，所以可以說外在媒介功效意識遠比內在功效意識更能影響行為意向，甚至決定後者。 我們在研究中賦予媒介功效意識中介作用，這一點需要額外加以說明。從社會心理學理論看，媒介使用或人際溝通雖是直接的信息攝取途徑，但獲得的信息往往局限於具體時空（Markus & Zajonc, 1985），是儲存於短期記憶中的事件記憶（event memory），停留在大腦淺層（見Hastie & Carlston, 1980）；而媒介參與行為意向則是較深層的信息再建構，是大腦經由抽象提煉後脫離了具體時空的深層反應，是一種概念化記憶（conceptual memory）。由於後者通過與個人頭腦中的已有知識互動而形成，故事件記憶並不會自動導致概念化記憶，同樣的事件亦會在不同人的頭腦中產生不同的抽象提煉。如，頻繁的媒介使用或積極的人際溝通並不一定促成個體強烈的媒介參與意識，它更需要受衆對有關媒介信息進行再建構的意願和能力。在涵化理論研究中，美國學者Hawkins與Pingree（1981）從認知心理學角度觀察受衆攝取公共事務信息和建構社會現實看法之間的關係，提出了著名的兩階段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模式。他們認為涵化效果不是自含（embedded）在信息裏，信息在經過第一階段的大腦學習後，還必須滿足第二階段的再建構（re-construction）這一必要條件，才能形成知識並產生效果。這裏所謂「知識」指的是具體的媒介內容（如，某暴力電視劇）與受衆頭腦中的已有認知和觀念互動，再建構而後形成的抽象的、更廣泛和超越具體媒介內容的看法（如，過高估計所居住社區的犯罪率）。而「效果」則是在此知識基礎上產生的政策及社會控制效應（如，支持死刑、支持增設警力等）。很明顯，兩個階段所需的認知努力（mental effort）不同。這一理論成果對我們的研究框架有重要借鑒意義。如果說媒介使用和人際溝通對媒介參與意向發生作用，那麽媒介功效意識就是對信息再建構的內在機制，其理論位置屬中介變量（有關綜述可參見Morrell, 2003）。在受衆使用媒介獲取信息的過程中，認知建構具有將信息轉化成為功效意識的潛力，而功效意識進而引向行為。 三、媒介使用和媒介相關知識以往政治傳播的實證研究表明，閱讀報紙和收看電視在受衆政治和社會公共事務認知方面產生的效果是有本質差別的（例如，Iyengar, 1991）。媒介素養倡導者們相信不同形態的媒介使用對社會參與行為的影響不同（Mihailidis & Hiebert, 2005）。使用什麽樣的媒介、程度如何等究竟會對個體的媒介參與發揮什麽作用？如果那些多讀報的人和多看電視的人在媒介參與意向測量上能夠有所區別，那麽，這些媒介使用形態是否會通過一些中介變量比如媒介知識發揮作用？ 媒介知識是媒介素養概念內涵的核心（Hobbs & Frost, 2003）。多數現有的政治傳播研究對知識的探究集中在公衆事務或時事知識方面，而在媒介素養領域，越來越多的學者喜歡用「知識結構」（Potter, 2004; Wulff, 1997）來整合這個概念的定義。在這些研究中，媒介知識濃縮為三方面：內容，生產過程，效果，其中前兩項最重要，而媒介知識結構被賦予了包括認知、情感、審美和道德在內的豐富內涵（詳細闡述見Potter, 2004）。其中，除認知層面屬於對「硬」事實的瞭解，可以說具有相對客觀的標準答案之外，其餘均由個人主觀判斷主導，因人而異，無所謂正誤。半世紀前Hyman與Sheatsley（1958）發現，那群政治知識的「一無所知者」（know-nothing）往往缺乏政治參與熱情，而Delli Carpini與Keeter（1996）的研究表明，那些政治知識通曉者同時也是積極和理性的政治參與者。我們的研究集中分析有關認知層面的媒介知識，以期通過有關媒介內容和媒介生產這些自帶標準答案的問題，尋找與媒介參與關係中類似上述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之間的關聯性。 與時事知識類似，媒介知識屬於表層的、直接與內容相對應的認知。儘管媒介本身並沒有自覺提供有關媒介內容、生產、效果等全面知識的義務，但是仍有相當多的媒介知識是包含在一般性媒介內容當中的。比如，在中國大陸風行一時的電視選秀節目「超級女聲」其製作費全部是由某品牌牛奶商贊助的這一事實，可以很容易通過看電視或讀報獲得。從這個意義上看，媒介知識也是媒介使用的結果，對媒介知識的瞭解可以從媒介內容接觸中來，進而影響行為。最近的一項媒介素養研究發現閱讀報紙新聞比收看電視新聞更能夠預測媒介知識，而媒介知識同時與政治功效意識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郭中實、周葆華、陸曄，2006）。在此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檢測媒介使用、媒介知識和媒介參與之間的關係。 此外，媒介素養很多研究專門探究受衆媒介知識的維度、來源、差別及效果，但相關文獻中極少有視媒介知識為中介變量的實證研究。近幾年在中國大陸開展的幾次被冠以媒介素養調查的研究都停留在媒介使用的表層，以及對所謂媒介批判能力的主觀評價（如張開、吳敏蘇，2004；鮑海波、楊潔、王喜嚴，2004），均未涉及媒介知識的維度。而知識問題在美國政治傳播研究中卻一直是熱門話題，從早期Lazarsfeld、Berelson與Gaudet（1944）對小社區選民的研究到近期Scheufele、Nisbet、Brossard與Nisbet（2004）的全國樣本調查，大都沿襲著這樣一個邏輯思維傳統，即一個人的時事知識源於媒介，同時作用於行為，前有媒介內容，後有效果行為，知識居中，理論位置非常明確。既然受衆在時事知識上的差別可以造成政治行為的斷層（gaps），也就是說公衆的媒介使用對公衆政治參與的直接作用經過時事知識的過濾發生了顯著變化（Eveland & Scheufele, 2000），那麽將媒介知識作為中介變量來考察媒介參與也同樣至關重要。 四、人際溝通人際溝通是十分龐大的概念，日常生活中人與人溝通的內在規律形式多變，直接或間接地與認知、行為的各個層面發生互動，本研究所關注的媒介知識和參與意向只是與人際溝通關係中的一小部分。不同的研究對人際溝通的理論位置、前因後果提出不同的解釋模式。近幾年，人際溝通在政治傳播研究中再度成為新的熱點，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所謂美國「威斯康辛學派」在過去五、六年中將人際溝通變量置於民主社會以及公民素養大框架下的研究範式。該範式認為人際溝通網絡令個人接觸到各種不同的觀點，與他人談論公共事務時遇到的不同意見會「迫使」個人重新思考和定義自己在社會問題上的立場，從而間接達到促進社會民主意識和培育公民素養等更宏大的目標（McKuen, 1990; McLeod, Scheufele, & Moy, 1999）。在具體的操作化定義上，這些研究主要觀察的是溝通模式中三個指標之間的區別。第一，人際溝通網絡的大小（直接測量受訪者平時與多少親朋好友聊天，間接測量個人聊天欲望的強弱）；第二，人際溝通網絡的多元性（直接測量談論公共事務時對方的立場、觀點、背景是否與受訪者相同，間接測量受訪者的心理寬容度）；第三，人際溝通網絡的認知後果，即與人聊天，尤其是和那些持不同觀點的人交談，是否令受訪者反思（直接測量談話內容，間接測量理性思辨過程）。上述研究發現，朋友圈子大、背景各異、思辨程度高的人際溝通模式要比其相反情形更有助於社區政治參與。 在探討人際溝通概念內部結構的同時，包括「威斯康辛學派」在內的很多學者同時也看重這個概念的外部結構，即它的理論位置和作用（Huckfeldt & Sprague, 1995; Leighley, 1990; McLeod, Scheufele, Moy, Horowitz, Holbert, Zhang, Zubric & Zubric, 1999）。這些研究發現當人際溝通關係以最具體的聊天形式表現出來時有利於增加信任、知識，是引導公民素養行為十分重要的先決條件。以往的研究結論確信人際資源有助於增強而非阻礙媒介信息傳遞（Chaffee, 1982）。Huckfeldt與Sprague（1995）的研究特別指出人際溝通行為不單是受性格特徵驅使，更重要的是這個行為所反映出的一個人與周圍其它人的思維互動和相互獲取知識的關係。不難看出，人際溝通具有一定的先天、或者說個人早期社會化形成的特質，同時對行為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Scheufele, Nisbet, Brossard & Nisbet, 2004）。 就形式而言，研究發現多元化的社會圈子（network heterogeneity）及思辨式人際溝通（reflective integration）對於傳統社區參與行為（procivic actions；如：給媒介寫信打電話、捐款、投票等）具有特別強的貢獻（Leighley, 1990; Scheufele, Hardy, Brossard, Waismel-Manor, & Nisbet, 2006）。尤其是思辨式溝通，有研究者認為它是促進個人民主參與最有效的前提之一（McKuen, 1990），其理由在於，當與他人對話發生觀點衝突時，思辨式溝通實際上是對話一方在自己頭腦裏進行自我勸服（mental rehearsal）的第二次對話過程，據此接納、排斥、妥協以至產生新意見（Levine & Russo, 1995; McPhee, Smith, & Ferguson, 1963），其結果是強化了個人的頭腦複雜度和參與意識的豐富內涵（Cappella, Price & Nir, 2002; Gastil & Dillard, 1999; Huckfeldt, Mendez, & Osborn, 2004）。如此看來，思辨式的人際溝通會會產生積極、有選擇使用媒介的動力，因為獲取更多知識，建立更大的「觀點庫」（argumentative repertoire），無疑是增加自身辨析能力以更有效說服對方甚至說服自己的一個有益途徑（Scheufele et al., 2006）。與此相符，一項有關上海青少年媒介素養的個案研究顯示，家庭內部溝通模式對於青少年媒介使用和媒介選擇具有重要影響（陸曄、黃東亮、周葆華，2006）。 頗有一些近期的研究專門探討媒介使用、人際溝通、行為意向的因果排序問題，占主導地位的想法認為，當概念化定義將人際溝通視其為個體性格的產物時（如，外向健談型），它就應該在理論模式中擺在媒介使用之前，但當它被定義為受媒介使用刺激而產生的後果時（如，新聞事件引發的對話），就自然應該置於媒介使用之後。其次，人際溝通的動機（如，在辯論中獲勝的心態）乃至發生人際溝通的（正式或非正式）場所均獨立於媒介使用，所以大多數研究在理論框架中喜歡把媒介使用作為人際溝通與政治參與中間的變量（Nisbet, Moy, & Scheufele, 2003; Scheufele, Nisbet, & Brossard, 2003）。 在以上文獻綜述與概念及其關係探討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首先，媒介參與功效意識是否決定媒介參與意向？ 其次，不同的媒介使用習慣與人際溝通形式是否會對媒介知識、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及媒介參與意向產生不同的影響？ 再次，在人際溝通及媒介使用分別與媒介參與意向的關係中，媒介知識和媒介參與功效意識是否起到中介作用？ 這三個研究問題涉及三組不同的關係，但均帶有「因果」指向，也就是說，按時間順序，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在先，參與行為意向在後；而媒介使用及人際溝通均發生在媒介知識、功效意識和參與意向之前。如此考量有兩個主要理由：一方面，主要「原因」變量（即：人際溝通和媒介使用習慣）在個體成長過程中形成得比較早，具有某種穩定性；相對而言，主要「結果」變量更容易發生變化，其中有些變化方差是我們理論模式中自變量變化的結果，當然也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需要在設計和分析時加以控制。另一方面，無論從理論還是現實生活角度來看，媒介參與作為行為或行為意向不大可能發生在媒介使用、人際溝通方式甚至媒介知識之前。相反，媒介使用習慣、人際溝通方式、媒介知識以及媒介參與功效意識作為行為意向的必要前提，為行為做出顯著貢獻是不難理解的。當然，在理論上，它們之間的關係可以互為因果（nonrecursive），比如，媒介使用增強了功效意識，而強化了的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反過來又有可能作用於受衆對媒介內容的選擇。我們的概念化定義採納了過往研究的主要理論路徑。 參、研究方法一、樣本我們的研究選擇北京作為樣本地點來收取數據，檢驗理論假設，這樣做出於兩個考慮。一個是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有著中央和地方兩極媒介機構，有一系列在全國範圍內頗有影響的新聞和社會公共事務類專欄和節目；另一個是北京市民總體上的公共事務關注度和社會參與意識比較高。作為一個更大的媒介素養項目的一部分，北京的數據今後還可以用來同社會參與意識相對低的內陸地區（如，我們另一個樣本地區西安）進行比較。 整個樣本調查於2006年10月上旬執行。調查採用分層隨機樣本方法，根據北京市的人口統計資料，我們在北京市區轄下的八個區按照人口比例先隨機抽取共四十個街道，再從每個街道隨機抽出一個居委會。訪員在居委會保存的居民戶籍檔案中，採用系統隨機樣本方式，抽出15戶樣本家庭，然後按照「最近生日法」從每戶家庭選出一個18歲以上的被訪者。經過培訓的40名碩士研究生訪員最終成功入戶面訪了600個樣本，按照AAPOR公式計算，成功率為85.71%。 樣本的人口學描述統計包括被訪者的年齡（出生年份測量；M ＝ 50歲；18歲－86歲）、性別（男女比例為46：54）、教育程度（從「小學以下」到「研究生以上」，按升序排列；M ＝ 高中畢業）、家庭平均月收入（從人民幣1,000元開始，以3,000元為組距升序排列直至10,000元；M ＝ 1,000-3,000元）和本地居住年限（M ＝ 40；最少為一年，最多為83年）。 二、測量（一）人際溝通能力：（參見表一）這組變量代表的是個體在早期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個性特徵及溝通習慣。我們的問卷在設計時採用現有研究驗證的問題（McLeod Scheufele, Moy, Horowitz, Holbert, Zhang, Zubric & Zubric, 1999），並在措辭上稍加修改，使其更加符合中國大陸的特殊情景。我們主要測試三個人際溝通層面，分別由三個因子構成（總方差Total R2：52.67%），為更接近現實，我們採用主成分斜交轉軸因子分析、因子特徵值大於1（以下因子分析相同）。每個因子含有三個問題，每個問題都用5級Likert量表測量（1表示對該說法「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一是附和型（我討厭跟那些與我背景不同的人交談、我大多數的朋友都跟我背景相似、大多數關於政治的爭論令人不愉快；信度係數Cronbachα為0.66），這一類受訪者人際溝通網絡的多元性比較低，只喜歡與那些附和自己意見的人談話，由於缺乏足夠的心理寬容度，因此互動能力弱，缺乏理性反思，對於不同意見十分抵觸；二是健談型（我很善於和那些與我看法不同的人交朋友、我喜歡跟朋友分享我最私密的感受、我可以和任何人談論政治；信度係數為0.70），這類受訪者喜愛與各種各樣的人交談，人際網絡圈子很大，寬容性很高，不抵觸不同意見，但是卻缺乏互動和反思，是最為缺乏理性的人際溝通者；三是思辨型（其它人的觀點常常引起我思考、我經常和同事朋友家人談論社會熱門話題、我喜歡在爭論社會問題時說服對方；信度係數為0.73），這一類受訪者主動關注社會問題，與他人溝通的欲望比較強，其人際溝通網絡的認知後果中包含了自我反思的部分，具有較強的互動能力和理性思辨能力。綜合來看，我們發現的三種人區別清晰，其分類與上述過往研究高度一致，因此可以說，我們的數據驗證了：(1)人際溝通即使在我們所關注的比較狹窄的範圍裏亦非單維度（unidimensional）概念；(2)三個理論因子的結構清晰，沒有相互負載（cross-loading）。除了思辨型與健談型顯著正相關（Pearson r = .28, p < .001）外，其餘因子之間的相關係數均低於 .10，且不顯著。至於三個理論因子作為自變量是否能對上述研究問題中的因變量產生不同效果有待分析驗證。 表一：人際溝通因子分析
（二）媒介使用：在這裏我們重點分析三個變量：報紙新聞關注度和電視新聞關注度都分別由三個問題構成（本地新聞、國內新聞和國際新聞的必讀／必看程度，均用5級量表測量，1表示「非常低」，5表示「非常高」；報紙新聞關注的信度係數為0.74；電視新聞關注的信度係數略高，為0.77）。媒介娛樂關注度由兩個問題組成（報紙娛樂版必讀程度、電視娛樂節目必看程度，用5級量表測量，1表示「必讀／看程度低」，5表示「必讀／看程度高」；信度係數為0.60）。 （三）媒介知識：這是一組有標準答案的問題，關涉的是有關媒介知識當中比較客觀的認知部分，也是我們研究中很重要的中介變量，編碼時1表示答案正確；0表示答案不正確。問題包括：明星常被媒介報道是因為他們對社會貢獻大、明星代言廣告是因為喜歡該產品、新聞報道能否刊出記者擁有絕對主導權、電臺音樂排行榜的歌曲都是聽衆最喜歡的、所有新聞報道都是經過編輯記者選擇的、西方電視劇裏面包含了製作人的價值觀、超級女聲的製作經費完全由贊助商承擔以及中國媒介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國家撥款。從問卷內容上看，這組問題具有明顯的內在連續性。為防止出現套路回答（response set），我們刻意在設計中讓問題答案指向不一。分析時採用了疊加法（additive scale），將八個問題變成了一個「媒介知識量表」（信度係數為0.74）。 （四）媒介參與：這組變量有兩個層次不同的因子（參見表二，總方差：60.08%）。一是媒介參與意向，基於我們將媒介參與意向界定為公衆主動求助媒介謀求自身和社會現狀改變的意願，在這裏我們針對三個日常生活中經常可能遇到的「導火索」進行提問，用於概括這一意向（發現身邊看不慣的事情會向媒介反映、買到假冒僞劣商品會向媒介投訴、在街上看到交通事故會主動給媒介打電話；信度係數為0.63）。二是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同樣是三個問題，兩個與上述因子的「導火索」問題一致，一個代表普遍意義上的媒介參與行為，但是測量的重點不在公衆求助媒介或參與媒介的主觀意願，而在公衆對求助媒介和參與媒介的結果的估算，也就是說，當這些「導火索」問題被人們向媒介反映後，受訪者對其能否得到有效解決的心理預期，以及對一般意義上媒介參與的價值判斷（向媒介反映看不慣的事情會得到解決、買到假冒僞劣商品向媒介投訴很有效、積極參與報紙徵文或電臺討論很有意義；信度係數為0.68）。每個問題都用5級量表測量（1表示對該說法「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從表二可以看到，兩個因子的負載清晰乾淨，沒有交叉，說明這兩個含義緊密相關但理論定義明顯不同的概念，其區分程度在操作化層面得到了印證。 表二：媒介參與意向與功效意識因子分析
肆、數據分析結果一、人際溝通、媒介使用與媒介知識、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在表三預測人際溝通和媒介使用對媒介知識影響的部分我們注意到，人際溝通類別中的附和型和思辨型與媒介知識有顯著關係，在控制了人口學變量之後顯現出這兩類溝通模式在獲取媒介知識上的明確差異。寬容度比較低、抵觸不同意見的附和型人際溝通模式與媒介知識之間顯著負相關，而在人際溝通中能夠接受多元意見、具有較強互動和反思能力的思辨型，對媒介知識有顯著正向貢獻。那些寬容性很高，卻最為缺乏理性的健談型則沒有顯現出與媒介知識的關係。這一點與政治參與研究中有關人際溝通和政治知識關係上的人群劃分類似，個體的媒介知識認知在與人際溝通三種模式的關係中，表現出明顯的區分效度。 表三：OLS回歸分析：預測媒介知識和媒介功效意識（N ＝ 600）
注：表內所有自變量的回歸係數均控制了人口學變量。 * p < .05; ** p < .01; *** p < .001 下同。 在媒介使用變量組中，對新聞的關注和媒介知識的關係符合我們的預期。在控制了包括教育水平在內的人口學變量之後，無論關注報紙新聞還是電視新聞都明顯有助於獲取媒介知識，而且關注報紙新聞較之關注電視新聞，在增加公衆媒介知識方面的貢獻略大。受衆對媒介娛樂的關注則與媒介知識的攝取無關。 在各自變量與媒介參與功效意識的關係上，顯然，媒介知識的多寡與媒介參與功效意識的強弱呈現出顯著的正向關係；每一種人際溝通模式也都對這一因變量有正向貢獻，尤其人際溝通圈子比較大的兩類，無論是缺乏理性的健談型還是高度理性的思辨型，都與功效意識顯著正相關，也就是說，無論何種人際溝通類別，總的來說人際溝通能力越強的人，對媒介參與功效意識的估算結果就越樂觀。而媒介使用變量組中，只有電視新聞關注度正向預測媒介參與功效意識。這個結果與電視媒介在批評報導和關注民生方面強大的影響力有關。 二、 媒介知識、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媒介參與意向：直接與中介作用表四中的終極因變量是媒介參與意向，自變量分為兩類，一類屬於外生或外衍變量（exogenous variable），包括人際溝通形式和媒介使用，我們的研究只關心它們的後果而不分析它們的前因；另一類是內衍變量，包括媒介知識和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對於第二種變量，我們不但分析它們的前因和後果，更加關注它們是否在外生變量對終極變量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我們為中介變量的判斷設立了三個標準。第一個標準是理論標準，我們在概念化部分闡釋了媒介功效意識和媒介知識對於媒介參與意向直接和間接影響的理論根據。在操作層面的兩個判斷標準，一個是外生變量與終極變量的關係必須顯著，另一個是中介變量的介入必須顯著減弱或消除外生變量對終極變量的影響。 表四：OLS回歸分析：預測媒介參與意向：媒介知識和媒介功效意識的直接與中介作用（N ＝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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