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處：50期,頁97-124)

議題設定理論之發展：

從領域遷徙、理論延展到理論整合

蔡美瑛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Reexamining the Agenda-Setting Research: Research Direction, Theoretical Expansion and Integr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ritical development and new trends in agenda-setting research. The discussion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highlights the main themes of the paper. The second part reviews the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and illustrates the new trends of agenda -setting process:intellectual migration, new research venu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reas.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new trends in agenda-stting research--media agenda-setting, and how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is integrated into the mainstreamagenda-setting research.

The fourth part of this paper deals with new research venus in agenda setting research:framing, problem situation and priming. Finally, to map out several ways about the intergration of research areas,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of how various directions can be integrated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agenda-setting.

壹、前言

議題設定研究從被提出來至今已逾廿年，其基本假設在八○年代前獲得眾多研究的討論和闡述。根據Rogers,Dearing和Bregman(1993)等人的搜羅，有關議題設定研究的報告，已經累積達兩百廿三篇，而這些文章發表的高峰時期分別是1977,1981,1987和1991年。當前議題設定研究的豐碩成果，一方面代表後繼研究者將先鋒者所開拓的領域更進一步加以耕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傳播這個學門的逐漸成熟(McCombs&Shaw, 1993)。

自從1972年McCombs和Shaw的研究結果支持了議題設定說的假設之後，後繼眾多學者進一步的探究，不但開展了議題設定理論的研究面向，也使得大眾傳播媒介在閱聽人認知方面的效果得到肯定。然而，數百篇研究報告的投入雖顯現此研究取向領域寬闊，同時卻也反映了理論架構未臻完備，龐雜的實證研究與研究結果的分歧不一，使得此研究範疇亦有過於紛擾的情況。

其實，自從Rogers和Dearing (1988)等人倡議對「議題設定」說的探究，應從原先狹隘的「媒介議題(media agenda)設定了公眾議題(public agenda)」，擴展至全方位的「議題設定過程」(agenda setting process)。亦即，將媒介議題、公眾議題、政策議題(policy agenda)三者的互動歷程，視為一完整的議題設定過程。並且重視媒介議題設定(media agenda setting)、公眾議題設定(public agenda setting)、政策議題設定(policy agenda setting)等取向(見圖一)。我們可以發現現在在議題設定研究中頗受矚目的媒介議題研究、框架(framing)、預示作用(priming)等研究取向，就是朝著Rogers and Dearing (1988; 1993)所說的，把媒介議題、政策議題、公眾議題的互動過程，更加深入地探討(1)。

固然，對於議題設定研究領域的擴展，學者或持贊同之態度(例如McCombs & Shaw,1993)，或認為此已不屬議題設定說的範疇(例如Kosicki,1993 ;Severin & Dearing,1988)。但是我們已無法否認，在九○年代來回顧和展望「議題設定說」，是必須提及這些較新的看法和取向的。以下，本文首先重點式回顧議題設定研究在七○、八○年代的研究成果，接著依McCombs等學者的看法提出展望，並依照媒介議題研究與領域之遷徙、議題設定說的延展(包括新聞框架、問題情境、預示預示)，以及理論整合的期許等部分，分別加以論述。

圖一：議題設定過程

資料來源：Rogers & Dearing(1988)

貳、回顧與展望

學者們大多同意「議題設定說」的直接源起來自於Cohen在1963年所提出的，大部分的時候報紙的力量並不在於叫人們去想什麼(what to think)，而是極成功地告訴讀者可以想些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Cohen, 1963)。更早的源起可歸溯至Lippman在1922年談〈民意〉時，即已提出媒介在形成人們對公共事務認知和人們瞭解外在世界經驗的重要性(Rogerset al., 1993; Severin & Tankard, 1988)。更重要的是，我們在談到議題設定說的興起時，必須將之置於整個傳播「效果研究」的發展過程來看，議題設定說代表著傳播研究從「有限效果模式」邁向「中度效果模式」的里程碑(2)。

1972年McCombs和Shaw (1972)所提出的實證研究報告，支持了議題設定說的假設，也就是媒體對論題報導量的多寡和安排的版面位置，會影響公眾對議題重要性的認知。這樣的成果很快地就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Siune& Borre, 1975; Shaw & McCombs,1977; Williams & Larsen,1977)。不過，McCombs和Shaw的第一個議題設定(ChapelHill)研究，在變項概念化定義、資料的整體或個人層次分析、效果的次序、時間延宕(time lag)等問題上，都未釐清(Becker, 1982)(3)，並且忽略了「議題設定過程」(agenda setting process)的探討。

針對議題設定假設中因果方向的問題(也就是究竟是媒介議題影響了公眾議題，還是公眾議題影響了媒介議題)，1977年Shaw和McCombs(1977)又發表了Charlotte研究的成果，此次是以小樣本連續訪問法和內容分析法配合，研究結果支持了議題設定假設中的因果關係(4)。七○年代後期，學者們除了致力於議題設定研究中因果關係的確認外，也開始尋求議題設定過程中的中介變項──條件情況(contingentconditions)的影響。McCombs(1981)和Shaw等(1977)都承認「議題設定並不是在所有時間，對所有的人，在所有主題上都能產生一普遍性的影響。」(5)

在條件情況方面的研究，大致可依下列數點來作區分：

1. 主題的條件情況

例如研究主題的抽象與具體(concrete and abstract)對議題設定效果的影響(Yagadaand Dozior, 1990)，研究政治之外的話題，例如研究ＡＩＤＳ話題的議題設定效果(Dearing,1989)，或研究公共服務廣告的議題設定效果(Schmeling & Wortring,1976)。此外，尚有研究探討國家性或地方性的主題之差別(Palmagreen & Clarke, 1977)、論題是否與候選人相關(Shapiro & Williams,1986)，Weaver對於候選人形象議題的探討(Severin & Tankard, 1988)。還有論題的切身性(obstructive)與否的效果(Zucker,1978;Sohn, 1984)。

在這部分，過去的研究發現在具體的議題上，有較強烈的議題設定效果；對政治外的話題，如AIDS的報導和廣告，也都會產生議題設定效果。至於國家性或地方性主題之研究，則發現全國性議題有顯著的影響，地方性議題則沒有什麼效果(Palmagreen&Clarke, 1977)。當論題與候選人直接、顯著的相關時，會有較大議題設定效果；非切身性的議題有較顯著的議題設定效果(Zucker,1978)。此外，在主題上議題設定研究不再侷限於某項或某幾項政治論題上(Rogers & Dearing, 1988; McCombs & Shaw,1993)，而被擴展到更廣泛的領域，即媒介對某些候選人或候選人特質特別強調的議題設定效果。

2. 媒介的條件情況

例如不同媒介傳達的資訊，是否有不同的議題設定效果(Heeter et al., 1989)。Heeter等人用現代電傳視訊為媒體，研究該新式媒介的議題設定效果，結果發現電傳視訊的使用者和傳統媒體的使用者一樣，受媒體議題的影響。

此外，McGuire ( 1985), Iyengar (1985)等人則發現，來源可信度會影響議題設定效果，例如對美國人民而言，電視新聞報導是最可靠的媒介消息來源(參見Swanson,1988; Iyengar, 1988)。

3. 個人的條件情狀

例如個人特質(暴露於媒介程度、使用媒介動機)對議題設定效果的影響(Hill,1985)，研究結果顯示，高媒介使用及尋求資訊的動機，會提高議題設定效果。此外，比較受矚目的是「導引需求」(need for orientation)(McCombs & Weaver, 1973; Swanson, 1988)，「導引需求」是由兩個因素所組成，一是主題與個人的相關性，另一是主題的不確定性，這兩個因素交互作用產生不同層次的「導引需求」。「導引需求」被認為是一種功利性的認知動機，源自於人們需要熟悉其環境，努力建構其世界，並有足夠的資訊足以導正他自己(McCombs & Weaver, 1973)，例如McLeod等學者在1974年發現，對於興趣低又不確定的選民來說，議題設定有最大效果(參見Swanson,1988)。至今，學者們認為高或適度的導引需求會有較佳的議題設定效果(McCombs &Weaver, 1973; Weaver, 1978; Swanson, 1988)。

此外，有些學者致力於研究心理層次的中介變項，例如抗衡／屈服(counterargument/yielding)、情意的激發(arousal of affect)等。「抗衡」意指個人對某新聞論題的注重程度，或自己可以得到的資訊，與媒體的論題重要性相衝突時，議題設定的效果較弱(Behr& Iyengar, 1985; Iyengar et al, 1982)。至於「情意」(affect)的研究，則發現當媒體的報導引起了個人情意上的反應時，可以產生極大的議題設定效果(Iyengar,1985)，因為情意可以影響個人對某個新聞論題的認知。而電視媒體則可能是一個極有效的議題設定媒體，因為它可以讓人們「感覺」(feel)新聞論題(Iyengar,1988)。

除了因果關係、條件情狀的研究外，1981年McCombs等人對於議題設定的回顧，可以說是傳播學者反省批判議題設定研究的重要年代。McCombs不但將媒介議題和公眾論題深入地區，也提出了探討議題設定研究的策略問題，他依一組議題／單一議題，及公眾集體資料／個人資料，整理出研究議題設定的四種方法。其分類圖示如下：

圖二議題設定研究分類圖

	公眾集體資料	公眾個人資料
一組議題	第一類研究	第二類研究
單一議題	第三類研究	第四類研究

資料來源：McCombs(1981)

八○年代初，McCombs等人對於議題設定研究進一步的理析，除使各類型的議題設定研究概念更清晰外，也掀起了另一波對議題設定研究的熱潮。不過，將議題設定研究的基本架構加以擴展，把政策議題設定研究、媒介議題設定研究、公眾議題設定研究整合為一完整的「議題設定過程」(agenda setting process)，當屬Rogers和Dearing(1988)的功勞，他們並且探究「議題建構」(agenda building)的概念及過程。因議題建構之漸受重視，使得學者們開始注意媒體如何與社會中其他組織互動，以創造大眾所關心的論題，主題又是如何源起的？媒介如何報導事件成為議題？(Lang& Lang, 1983;Weaver & Elliott, 1985; Kanervo & Kanervo,1989; Mathes et al, 1991)

回顧過去對於「議題建構」的研究，學者對於此一詞彙所指涉的研究取向，並沒有如議題設定那樣明確的定義，Rogers和Dearing(1988)將議題建構定義為「媒介議題、公眾議題及其他因素，如何影響政策議題之過程」。Lang和Lang則把議題建構定義為一比議題設定更複雜的影響過程，可區分成數個相聯結的步驟，重視媒介和政治環境的互動。媒介對於政治事件的報導，除了因強調程度不同影響到民眾的注重程度外；媒介會將論題框架出來，給予某種強調或標籤，媒介和其他利益團體之影響也在其間發揮作用，這整個過程使得事件能夠成為議題(Lang& Lang, 1983; Severin &Tankard, 1988)。其他學者的研究中或有不同之看法，不過大抵都認為，議題建構乃是一比傳統議題設定更複雜的概念，擴及媒介議題、政策議題、公眾議題三者交互影響的繁複層面。

Rogers和Dearing對於議題設定研究的整合工作和其對「議題建構」的理析，對於後來的研究有相當的影響。例如，Rogers和Dearing(1988)的文章廣泛地被引用(Rogers& Dearing, 1993)，媒介議題設定研究日漸受重視(McCombs & Shaw, 1993)，乃至於學者們對媒介中議題溢散效果(spill-over effect)的研究(Mathes et al., 1991)，以及九○年代議題設定研究在範圍上的延伸，都顯受這種議題設定研究整合、擴展觀點的影響。

以上重點式回顧了議題設定研究的發展歷程，那麼，展望未來，議題設定研究在這樣的基礎上，還有什麼更新的發展呢？以下引述McCombs和Shaw (1993)及Rogers和Dearing (1993)等人的若干看法，並取其精要，作為本文的立論基礎。

如前所述及，議題設定研究在七○、八○乃至於九○年代初期，在研究報告的發表上，不斷呈現豐富成果。七○年代到八○年代議題設定的發展大致可分成四期如下(McCombs & Shaw, 1993)：

1. 基本的議題設定研究(basic agenda-setting)
2. 條件情況的探究(contingent condition)
3. 新領域(例如候選人的特質之研究、整體性的評估)(new domain)
4. 重視媒介議題(media agenda)

基本上，這四個階段和筆者上述所作之回顧是相呼應的(6)，議題設定研究從驗證基本假設到探究各種中介變項，乃至於從不同的議題設定效果角度來看此理論，接著便是最新的發展，對於媒介議題研究的重視，也就是以往研究者鮮問及「媒介議題是如何形成的？誰設定了媒介議題？」。現在，這類問題也成了議題設定研究者關懷的面向。上述四個階段雖略有時序性，但並不表示後一階段形成後，即取代了前一階段的研究，其實，現在這四個階段是並行的，各有相關研究不斷在進行著。

展望未來，議題設定研究的發展有許多重點，首先是理論整合，亦即，議題設定研究是否能與傳播研究中其他次領域進行整合，例如和新聞傳佈、守門人研究或沈默螺旋理論等。至於議題設定研究的新方向則是「預示作用」和「框架」(包括新聞框架和認知框架)研究，對議題設定研究提供了創新的角度和方法(McCombs& Shaw, 1993)。

此外，Rogers和Dearing (1993)認為，議題設定研究的基本假設在八○年代已獲完整之探討。展望未來，下列幾個面向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1. 探究媒介議題與政策議題的設定過程，以及媒介議題、政策議題、公眾議題三者如何交互影響。基本上，這部分乃承襲Rogers和Dearing(1988)八○年代後期的倡議，將媒介議題、政策議題、公眾議題三者作一統整和瞭解，產生一統合性的研究取向，以便對議題設定影響社會的過程有一理論性的解析。
2. 應重視對於真實世界指標的探析(real world indicator)。Rogers和Dearing( 1988)指出，過去的研究發現媒介議題與真實世界中該議題的重要性並不相同。 然而媒介議題與公眾議題則有較趨同的情形(Funkhorser, 1973)。但也有研究者發現(Mackuen,1981)，如果將真實世界指標納入考量，則媒介議題對公眾議題並沒有顯著影響，所以要論斷媒介議題對公眾議題的影響，必須先納入真實世界的指標，結果才會得到真正的支持。
3. 應探析議題設定過程中，個人層次之認知過程。議題設定研究發展至今，學者們更進一步運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究個人層次的認知過程，以及此認知過程的結果，如何影響個人對事件、議題的認知、態度和行為。例如Iyengar等人(1987;1991)的「預示作用」實驗研究就是十分重要的的新面向。此外Edelstein(1993)對於個人認知框架(基模)與新聞框架雙方面的探究，也探討了個人層次的認知過程。
4. 對公眾議題的測量應更加正確。Rogers和Dearing (1993)及Edelstein(1993)都曾提出批判或質疑，他們認為調查研究中問題的型式、問法都會影響閱聽人評估議題的重要性。Edelstein更是提出了另一效標變項─問題情境(problem situation)來代替一般議題設定研究中，對於公眾議題顯著程度或重要程度的測量。這可以顯示出，議題設定研究在探究公眾對某一議題重要性、顯著、關注，及知曉程度等方面的測量，不論就概念或操作上都須要更進一步思考。

參、媒介議題研究與領域的遷徙

從前面的文獻討論，可以發現議題設定研究不論就其理論概念的源起(McCombs & Shaw, 1972; 1977; 1981)，或者就其原先研究方法上來說(內容分析法及調查法)，都是屬於實證量化的研究典範，並且，也是延續傳播主流典範對於效果研究的傳統，只是議題設定研究強調的是閱聽人在認知方面的效果。

然而，自從議題設定的研究領域不斷地擴展，強調媒介議題、政策議題、公眾議題三者的互動；探討媒介議題設定，重視媒介與其他社會機構交互作用下，對議題設定過程的影響(Rogers & Dearing, 1988; Swanson, 1988)。學者們開始呼籲，從不同研究傳統的觀點來探究議題設定說(McCombs& Shaw, 1993; Swanson, 1988)，許多學者也嘗試從非主流傳播研究之立場，來解釋議題設定過程(McLUSKIE,1992; Meyers,1992)。使得媒介議題研究不但在研究範圍上豐富開展，在理論方面似也可注入其他傳統的觀點。

原先，議題設定研究只是探討媒介對論題的報導強調，如何影響到公眾認知該議題的重要性，此時並未考慮到媒介議題的內容如何被設定？不論一開始的理論架構是對媒介角色採一種被動中立的看法，或者是「存而不論」(Kosicki, 1993)，這樣的看法在八○年代、九○年代都有了顯著的轉變。McCombs和Shaw (1993)、Rogers和 Dearing(1993)、Kosicki (1993)咸認為，探討媒介議題如何塑成，是目前較新的研究取向。

在此取向下，學者們研究的是：媒介議題內容為何？是不是擁護了威權者的利益？媒介與消息來源或其他社會機構的互動或權力關係如何？是不是會因而影響到媒介議題內容的型塑？凡此種種問題，並非主流傳播實證學派所關懷，或能夠回答的。由於媒介議題設定(media agenda setting)的探究，使得研究者引介主流典範外的理論觀點來解釋(Meyers,1992; McLUSKIE, 1992)，或者建議應從理論領域遷徙的觀點來看媒介議題設定研究(McLUSKIE,1992)。

換句話說，當議題設定研究的關注面從公眾議題設定(public agendasetting，指以公眾議題為依變項之研究)轉到媒介議題設定研究(media agenda setting，指以媒介議題為依變項的研究)，學者們開始問截然不同的問題─誰設定了媒介議題？媒介議題如何被型塑？媒介議題的內容結構為何？因這些不同的研究主題而開展了另一新的領域。於是在理論和方法上，媒介議題設定研究比傳統議題設定研究更為寬闊，並且可以吸收實證量化傳統外的知識基礎。

以下以Weiss(1992)及Reiss(1991)的研究報告，以及學者們對這兩篇研究報告的評論，來回應上述論點。Weiss(1992)的研究中，是以媒介議題設定為其理論架構，提出了所謂的「論據分析」(argumentation analysis)，以便分析媒介議題內容的論據結構。作者研究的是德國公共廣播系統和商業廣播系統是否能共存的爭議論題，其研究成果大致是：德國的報紙媒體在此爭議性論題上，產生了諾爾紐曼沈默螺旋理論中的媒介現象，即一致性(consonance)。並且，媒介所呈現的公眾論爭有刻板化的情況，公眾討論被侷限於少數的論據上(實際上有關此爭論性議論題的討論應該可相當廣泛)，而且環繞此論題的辯爭有被極端化的現象。

此外，該研究發現，德國自由派的報紙偏向於支持公共廣播制度、反對商業廣播系統，並對支持商業廣播系統的論據有負面評估。相反的，德國保守的全國性報紙或地方性報紙，則傾向於反對公共廣播系統、支持商業廣播體制，或者是對於傾向公共廣播體制的論據，有負面評估；對於傾向商業廣播體制的論據，有正面之評估。基本上，論據分析突破議題設定研究中原本用以分析媒介內容的內容分析。不再只是注重媒介對某個事件、論題的報導量多寡或版面位置，而是更深入媒介文本的內涵，探究新聞報導中對議題的塑造，以及媒介內容之偏倚，並進一步探討不同立場的媒介對議題塑造的影響。

Meyer(1992)對此文的評論是，報紙媒體上的論據有價值取向，只呈現與報紙立場相符之論據。而且報紙論題的產製是刻板化的、不是客觀的，媒介扮演「再製」(reproduction)的角色，意圖維持既存的價值體系，而不是改變它。Weiss的研究固然應用論據分析發現了上述情況，但此研究缺乏理論的架構，因此 Meyer 引介Giddens(1971, 1972, 1984)的結構理論來作為此研究的理論架構，並且指出，結構理論有助於了解議題設定過程。從美國、歐洲智識遷徙的逆流中來看，議題設定研究不只要作方法上的創新，還要考慮議題設定過程中，媒介及公眾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公眾會淪落到被媒介左右的無力境地，要如何安排社會組織才能改變此情形？媒介機構應如何配合，以解決這些問題(McLUSKIE, 1992)。

Reese(1991)的研究也是探討媒介議題設定，不過其重點在於：究竟是什麼力量設定了媒介議題？並且將之整合入一個權力平衡架構中。研究者視「權力」為一系列變動的關係，避免將媒介或消息來源的權力看成是靜態的。因為，社會中有權者雖可掌控媒體，但在某些情況下，媒體也可行使自己的權力。

Reese指出，媒介議題設定研究，吸汲了政治、經濟、社會、心理，乃至於人類學等各學門的觀點，傾向於探究規範化(normative)和意識型態(ideological)的問題：例如，媒介議題內容中被反映的是誰的價值？鎮壓了誰的看法？在議題中會呈現那些價值？而傳統的民主多元模式，遮蔽了普遍存在的權力關係，未將它們列為研究主旨。既然承認權力關係的存在，就必須找出權力在媒介─社會關係中的運作方式(Reese,1991)。探究媒介議題設定，使理論和方法觀點上更為開啟，考量廣泛的文化、機構、組織的力量。

由上面的討論，可以發現媒介議題研究(media agenda setting)的重點和傳統議題設定研究在理論、觀點上，甚至於方法上，都有所歧異，究竟議題設定研究該不該擴展的如此廣泛？該不該有這樣的理論領域遷徙呢？顯然地，Meyer及McLUSKIE(1992)是持贊成的觀點，Becker(1991)則持反對之論，認為這樣的理論範圍擴展或理論領域遷徙，對傳統議題設定研究無所俾益。

總之，媒介議題設定研究，引介了非主流傳播研究的立論基礎或理論架構，形成企圖突破實證量化典範限制的鉅觀取向，強調媒介與社會其他機構間的關係，所採納的理論觀點也可能來自各個範疇，這或許可稱之為智識領域的遷徙(intellectual migration)，不再定於一尊。

肆、議題設定研究理論的擴展

八○、九○年代的議題設定研究的擴展，其中最受矚目的當屬「框架」和「預示作用」研究。「框架」一詞定義並不十分明確，大抵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是指涉媒介新聞內容的媒介新聞報導框架，另一則是常和認知基模(schema)概念混用的認知框架。大抵上，多數研究探討的是新聞框架或認知基模研究，較少從兩方面同時著手(陳韻如，1993；Edelstein,1993)。以下第一部分先探討新聞框架的研究，第二部分則探討Edelstein的「問題情境」理論，這是結合了新聞框架和認知框架兩個部分的取向，第三部分介紹以Iyengar等人為主的「預示作用」實驗研究。

一、框架(framing)

如前所述及的，議題設定說的一大敗筆在於，未能與特定的新聞工作理論聯結。多年來對於媒介議題設定效果的研究，都不考慮媒介設定議題究竟是有意圖或無意圖的，媒介的角色究竟是被動的中立性觀察者，還是具有主動建構議題，引導政治或社會改革的功能呢？到底議題設定是媒介真正運作的效果，還是真實世界的效果(媒介只是通路而已)？凡此種種，都是過去議題設定研究的疏忽之處(Kosicki,1993)。

其實，研究新聞工作可以藉此了解特定的論題是如何被媒介「框架」(frame) 出來，並且提供給公眾。如果引介新聞學的觀點，議題設定過程中，媒介並不是反映真實之鏡，而是依照媒介的工作方式、規範，主動地將原始素材建構成可用的新聞。

Tankard (1991)曾指出，「框架」一詞目前被廣泛使用，而且定義不清，不同領域的學者曾對它提出各種不同的定義，因此它的實質範圍常和各種相近概念重疊，例如「架構」(framework)、「基模」(schema)，「意識型態」(ideology)…等等(引自張甄薇，1992)，回顧McCombs和Shaw(1993)及Kosicki (1993)的看法，是比較偏向和媒介議題相關的「媒介框架」(media frame)，所以以下所談，是以媒介框架為主。

「框架」(framing)一詞受Goffman (1974)「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的影 響甚多，討論的是對於世界經驗的組織方式。Goffman指出，框架是個人對事件或資訊的「設定、感知、辨識和標示」(locate, perceive, idenity, and lable)的工具 。Gitlin (1980) 檢視 CBS 對學生運動報導的研究中，對媒介框架運用至大眾傳播研究也有所介紹。他指出，媒介在報導學生運動時，會選擇不同的框架策略，來呈現此社會運動，例如瑣碎化(trivialization)、極端化(polarization)、強調內部歧見(emphasis on internal dissention)、邊際化(marginalization)、貶抑遊行人數(disparagement)、貶抑運動的影響力(disparagement of the movement's effectiveness)等等。

將框架(framing)的觀念引入議題設定研究之後，研究者們開始重視媒介如何將議題、論題的特質「框架」出來，並且影響了民意或民眾的行為。例如Herman and Chomsky提出了「宣傳模式」(propanganda model)，一反過去把媒體視為中立、公正的觀點，注意到美國的新聞媒介在處理外國新聞事件時，傾向於集中在某些地區的某些論題上，因此新聞中的宣傳或意識型態面向是不可忽略的。Herman和Chomsky(1988)以美國對尼加拉瓜的報導做為研究對象，研究成果支持了其宣傳架構的觀點。Semetko等人(1991)研究1984年美國大選及1983年英國的選舉，以探究不同媒介系統對選舉訊息的處理。他們發現媒介守門人不只是過濾選擇資訊，它們還會建構訊息，強調某些論題的某些面向。

誠如Kosicki (1993)所指出的，「框架」可以被廣泛釋義，它可以被想成一種基模型式，或像腳本(scripts)、原型(prototype)、類別(category)等等。它可引導我們用特定的方式來了解論題，並且引導新聞工作以及閱聽人對媒介內容內容的分析。因研究者對於框架解釋的(對於各種框架概念的解釋可參見張甄薇，1992)不同，使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觀點將框架套用到議題設定研究上，來探究媒介新聞工作的規律，對議題產生的影響。也可以從閱聽人認知方面出發來解釋閱聽人對媒介內容的反應。

以上介紹的大抵是新聞框架的研究，下一小節中Edlestein (1993)所提出的「問題情境」研究取向，也是框架研究之一(McCombs& Shaw, 1993)，不過是從新聞媒介框架和閱聽人認知框架兩方面出發，建立了一個有系統且嶄新的取向，所以以下特別提出來介紹。

二、問題情境(problem situation)

議題設定理論原先的要旨在於，「大眾媒介不能叫人們想什麼(what to think )，卻能告訴人們可以想些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因此，"think about"成了該理論中重要的效標變項(criterion variable)。通常，議題設定的實證研究，都是用「顯著性區別」為依變項，也就是媒介對某一論題報導的強調程度，會影響到民眾對該議題顯著性和重要程度的評估。

不過，這樣的效標變項近來受到學者們的批評，因為，所謂的"think about" 在各議題設定研究中，皆有不同之定義，例如「顯著性的區別」可以用顯(salience)、知曉(awareness)、注意(attention)及關注(concern)來定義，學者們也依其研究而有含混的使用。但是，這些依變項，並無法說明媒介讓人們「想些什麼」(Edelstein,1993)。往往，議題設定研究的「議題」是由研究者定義、操作化後決定的，而不是民眾。在求媒介議題和民眾議題一致性的時候，也只考慮其重要程度的相關性，未考慮其內容，如何能稱媒介議題與民眾議題相符呢(Kosicki,1993)？

Edelstein (1993)提出了「問題情境」(problem situation)取向，就是針對議 題設定研究未釐清媒介內容與議題內容這一部分的缺失，此取向之考量雖自1989(Edelstein,1989)年起即陸續發展，但明晰陳述整體架構的當屬1993的研究報告，完整地探析媒介新聞處理和民眾的認知框架兩個層面。

所謂「問題情境」，不再遵循傳統上進行議題設定研究時，將新聞話題分類的做法，而是用新聞的「意義的結構」(meaningful construction)來界定民眾「想些什麼」(think about)。所以，McCombs(1989)把Edelstein提出的這樣一個概念，認定為應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問題」，另一部分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步驟」。

Edelstein等人(1989; 1993)把問題情境界定如下：問題是指事件可以被型塑成需要(need)、剝奪(deprivation)、阻礙(blocking)、衝突(conflict)和不確定(uncertainty)等不同的情況。對於各類問題，則可以依其本質用五個步驟來解決，這五個步驟分別是：程序上的(procedural)、定義上的(defining)、情狀的(conditional)、完成的(completed)、評估的(evaluative)。一旦個人意識到某一種問題情況的存在，就可以用一個或多個步驟去解決此問題。

由上述的問題和解決步驟，我們可以歸納出一５×５的矩陣，使用在議題設定研究的效標變項時，這些問題和步驟就是所謂的"think about"，當新聞報導呈現某論題時，藉著對媒介報導和閱聽人的觀察，可以比較媒介和閱聽人在想這些事件時，其問題思考面向和解決步驟有何異同，當然也可藉此建立兩者間的因果關係。以下將Edelstein的看法，用簡圖表達如下：

媒介呈現的問題和解決步驟 問題＼步驟

	程序	定義	情況	完成	評估
需要
剝奪
阻礙
衝突
不確定

閱聽人認為的問題情況和解決步驟 問題＼步驟題

	程序	定義	情況	完成	評估
需要
剝奪
阻礙
衝突
不確定

圖三：問題情境取向圖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述簡圖，可以用一例說明，例如千島湖事件初期，被媒介定義為不確定的問題，並用某些步驟來解決，例如旅行社人員已前往大陸了解情況等。如果閱聽人想的問題情境和媒介呈現的一致，那麼才能說他們想的問題一樣。同樣的，如果媒介呈現的解決步驟和閱聽人認知的相同，才能說他們想的步驟是一樣的。

上述「問題情境」取向符合認知導向的基礎，並且能改正議題設定理論在概念和方法上的缺憾，使得效標變項所談的，不只是媒介議題和公眾議題之間簡單的符和，而是相同的思考。「問題情境」取向研究有下列的優點(Edelstein, 1993)：

1. 問題情境是可觀察的。

問題情境運用一製碼／譯碼的過程來將新聞轉換成問題和解決步驟，而不是考慮它們的主題。不論是問題或是解決步驟都呈現了新聞的動態，並且兩者都符合效度和信度之要求。Edelstein(1991)研究德國統合問題時，發現用問題和解決步驟來登錄，比傳統的主題歸類方式有較佳的信度。

2. 問題情境能夠指陳意義的等同。

當媒介和閱聽人在某個新聞上，認知到相同的問題或解決步驟時，議題設定才達成，反之，則沒有達成。

3. 問題情境使我們從主題分類轉變到問題本身。

傳統上議題設定研究強調主題的歸類，但是不同的研究者對同一報導會有不同的主題歸類。所以，如果運用「問題情境」的區分，就可以不管新聞的主題，而是描述某一新聞的問題情境，及其解決步驟。

4. 問題情境符合科學構念之要求。

科學的構念要求簡化，用最簡要型式來解釋愈複雜的現象。把新聞用問題情境來歸類，是用一５×５的矩陣，對相關的假設作更細微的觀測。

5. 問題情境是系統性的構念。

問題情境中的問題和解決步驟是系統性的思考，兩者彼此相關互動，不斷演衍而生，研究者必須追蹤閱聽人在此過程中每個步驟的想法。

6. 問題情境和傳統的效果研究相關聯。

問題情境雖應用於議題設定研究裡，探析閱聽人如何「使用」媒介的內容，以框架出閱聽人的議題。在某個層面上來講，和使用與滿足理論，強調閱聽人主動使用媒介的情況，不無相關之處。

有關「問題情境」這個取向的研究，Edelstein(1989)等人曾經分析，媒介對問題的報導和不同閱聽人認知的差異性。另外，在德國統一的議題上，他們發現媒介很少強調衝突及不確定性，相反地，強調解決步驟，減少了此議題潛在的經濟、社會衝突，使相關政治過程能順利進行(Edelstein,1991)。

由以上的探究可以知悉，「問題情境」這樣一個以議題的內容導向、問題導向的取向，還是相當創新的取向。並且在此觀點中，同時考慮到閱聽人和媒介議題兩個部分，探討的不只是媒介和閱聽人重視的議題是否一致，也研析它們兩者設定的問題和解決步驟是否相同。

不過，這樣一個新取向，仍有許多問題存在。首先，「問題情境」取向把媒介、閱聽人看問題的情況，和解決步驟塑造成一５×５的矩陣，對於有規律性、有新聞專業的新聞媒介來說，這五個問題和五個解決步驟可能較好區分，但對閱聽人來說，這５×５的矩陣是否即足以代表閱聽人的解讀和媒介使用呢？此外，這個研究觀點在實證研究上仍是不足的，只有部分觀點經過實證分析(Edelstein, 1989; 1991)，雖提出完整細緻架構(Edelstein, 1993)，但對整個架構的實證仍可說是付之闕如。

「問題情境」研究是否能像「預示作用」(priming)觀點一樣，廣泛受到議題設定研究者的矚目，恐怕仍待進一步實證研究結果的累積。

三、預示作用(priming)

許多議題設定研究者，對於Iyengar及Kinder (1987, 1988)用實驗法來檢證議題設定效果，有相當正面的評價(McCombs & Shaw, 1993; Rogers & Dearing, 1993;Kosicki, 1993)。他們大都認為這是用更微觀的取向，在個人層次驗證議題設定研究，相當具創新性。

其實，「預示作用」(priming)是八○年代後期即被提出的議題設定效果。Iyengar和Kinder(1987)用實驗法實證議題設定假設，不但支持了媒介議題的優先順序，會影響美國民眾評定全國性論題上的優先順序。也發現在議題設定過程中，有「預示作用」(priming)的效果存在，也就是媒介對某些議題的強調會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於政府、總統、政治及候選人的評判標準。

Iyengar和Kinder (1988)表示，電視對於美國總統表現的新聞報導，不只會提高受眾對於這些議題的認知，也會影響了受眾對總統表現的評估(Rogers & Dearing, 1988)。換句話說，議題設定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影響個人評估政治領導人物或選擇總統候選人。例如新聞報導候選人對經濟的立場，在經濟這個論題被媒體突顯時，不只會影響閱聽人認為此論題重要，也會影響到選民的投票。政客們熟知這個道理，無不盡其所能地控制媒介網絡，以親近好消息、遠離壞消息，以便從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中獲致利益(Iyengar & Kinder, 1988)。

Fiske和Taylor對「預示作用」(priming)所提出的定義是：「先前情境對(新)資訊解釋及追憶時的效果。」(the effects of prior context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trieval of information)。Iyengar和Kinder運用這個觀念，認為資訊預示(priming)使得大眾潛在的政治評估改變，當人們面對複雜的社會現象時，無法把所有他們知道的都納入考量。此時，透過「預示作用」，電視新聞可以為民眾設定政治判斷的標準，或者影響到下政治決策(Rogers & Dearing, 1988;Iyengar & Kinder,1987)。

Rogers和Dearing (1988)認為，就廣義來說，資訊預示(priming)意指媒介論題及媒介語義內容都會影響公眾的態度，實際上媒介在突顯某一事件或論題時，並不是不偏不倚的，而是有其正面或負面的價值。經由正、負面的語意內容之偏倚，媒介報導某一論題可能也包括了它們的意念。所以，不論是「框架」或「預示作用」，其實都重視新聞報導的意義，對於閱聽人認知歷程的影響。預示作用偏向從人們記憶、資訊處理的層面去解釋議題設定的效果。

美國1980年的總統選舉，因媒介在選前突顯了伊朗人質事件，造成閱聽人不但注意到此議題，也影響了選民對卡特產生較負面的評價。而根據Iyengar他們的實驗研究，探究受試者評估卡特一般政績表現，和他在國防、污染、通貨膨脹三論題表現上的關聯。結果發現，當某一論題(例如通貨膨脹)被強調時，民眾評估候選人在此論題上的表現，和候選人一般政績表現間呈高度相關(Severin & Tankard, p. 273)。

從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原先，McCombs和Shaw提出「議題設定說」時，只是一個相當簡單的架構，本來其重視的效果是在閱聽人的認知層面，想要了解媒介所強調的，是不是也是公眾所認為重要的議題。但是晚近對於議題設定效果的推演，已經漸移到態度、行為層次。尤其是Iyengar和Kinder的實驗研究，不但支持了媒介議題對民眾議題優先順序的影響，透過「預示作用」(priming )的功能，還可以影響到人們的政治態度及行為。無怪乎McCombs和Shaw(1993) 大聲疾呼，議題設定研究之未來將不限於探討「媒介能告訴人們可以想些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從「框架」研究及「預示作用」，我們得知媒介也能告訴人們如何去想(How to thinkabout)，甚至於，進一步左右了民眾對候選人的整體評估和態度，乃至於影響選民決策。所以，議題設定的未來展望是，探討「媒介能叫人們想什麼」(what to think)。

伍、理論整合

研究領域的整合也是議題設定理論未來發展的重點，本文在此並非介紹議題設定理論與特定理論之整合，而是延續McCombs和Shaw(1993)的觀點，探討未來議題設定說可以和那些理論作一整合。

從前面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自從納入媒介議題研究、政策議題研究之後，議題設定研究的領域變成相當寬廣，研究者不再侷限於過去強調的媒介議題如何影響公眾議題重要性評估的簡單架構，開始探究複雜的媒介內容如何形成？誰設定了媒介議題等問題？甚至於探討媒介議題內容和公眾議題內容是否一致(如「問題情境」)。可見，Rogers和Dearing(1988)的文章提出廣泛「議題設定過程」(agenda setting process)架構，其整合性、廣泛性，使得後繼研究者能從更寬闊的角度來從事議題設定研究，也使議題設定研究能和傳播研究領域中其他理論作整合。

McCombs和Shaw (1993)認為，探討「誰設定了媒介議題？」這個問題使得議題設定研究能和其他社會科學、傳播，以及新聞學的次領域進行聯結。首先，就新聞的社會學來說，議題設定研究可以與其聯結，探討影響每日新聞議題建構的形塑過程。例如Shoemaker和Reese(1991)的研究就把媒介規律、組織社會學，以及意識形態納入議題設定研究中。其實這一部分，如果和本文所談的理論領域的遷徙聯結來看，可以發現議題設定研究不僅可以闡述到媒介議題的內容，更可進一步探究媒介內容的形塑過程，以及媒介運作和社會其他組織間的權力運作關係，議題設定研究可以跨出量化實證傳統，兼容並蓄，吸納許多其他傳統的立場。

其次，議題設定研究也可以和新聞傳佈(news diffusion)與兩級傳播理論研究結合(McCombs& Shaw, 1993; Severin & Tankard, 1988)，探討新聞議題傳散的過程(請參見國內研究者許傳陽(1992)碩士論文中對議題傳散之探討)。

此外，在民意範疇下，議題設定研究應可與其他民意相關理論作整合，其間比較可行的，似乎是沈默螺旋理論。Donsbach曾指出，沈默螺旋理論得證的基本條件之一是必須是爭論性的議題(Donsbach,1987，此處引自翁秀琪1992 )。顯然探究沈默螺旋理論也必須注意到議題的性質或內容，當媒介突顯某些爭議性議題時，不但會影響民眾對此議題的注意程度(議題設定)，也會影響到民意和意見表達(沈默螺旋)。

Salmon和Rucinski (1988)曾將議題設定理論和沈默螺旋理論加以整合，並且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議題的性質和閱聽人是否會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之意願具密切相關，但是，卻未能支持沈默螺旋理論中，意見氣候會影響公眾公開發表自己意見意願的假設。國內研究者呂弘毅(1992)的碩士論文探討「時事議題與民意形成之關聯性研究」，其中也認為民意理論中的沈默螺旋論、議題設定說等變項紛擾眾多，民意現象又很複雜，似不宜以單一理論來探究，而有初步的整合之意。

議題設定研究或許真如Iyengar和Kinder (1987)所言，是一個暗喻(metaphor )。目前的議題設定研究發展確實是可和許多新聞學、傳播次領域、民意領域的理論相互整合聯結，因為其發展已納入了更多變項，進入了更廣泛的思考空間。不過，在進行理論整合及理論聯結的過程中，仍會回到前述的兩難之境─如果議題設定研究不斷廣泛擴展，那還會是議題設定研究嗎？還能保持原來理論的嚴謹性嗎？但反過來看，如果因為和其他理論的聯結，而能提供更完整的研究架構，能夠使此理論從紛擾的實證研究，邁向理論整合建構之境，也的確是研究者應自許的。

陸、結論

總之，不論是理論領域的遷徙、框架或預示作用研究，其實都是補充了過去議題設定研究的疏忽之處。例如對議題內容置之不論，或是對於媒介議題設定過程也置之不論，未能展現媒介與其他社會機構間的權力運作等。

媒介議題設定研究，使學者們得以吸納不同理論取向的看法。在框架研究概念加入後，學者們開始探討媒介議題的細緻內容，也開始探究媒介工作對議題塑成的影響等，不再只是探查媒介議題和民眾議題優先順序間的相關性。在閱聽人方面，除了探究閱聽人對媒介內容的反應，也強調議題設定過程對閱聽人認知歷程的影響。

而且Iyengar和Kinder的實驗方法及「預示作用」的研究，在八○年代後期，開創了議題設定研究的新契機，其成果備獲肯定。然而，值得研究者考量的是，Iyengar和Kinder的研究應用實驗法，雖可求得內在效度，但是能否概推到廣泛複雜的真實情境中呢？其次，「預示作用」、框架研究，究竟應置於議題設定研究下，還是如學者們所言(Kosicki,1993; Severin & Tankard, 1988)，不該將「議題設定說」過於擴展，以至於讓它廣泛到幾無邊界？此外，預示作用、框架與基模理論(schema theory)雖偏重不同，在某些觀念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如何在議題設定研究中，理析這些觀念似乎是必要的。

此外，就方法上來看，議題設定研究也突破理論源起時的窠臼(內容分析及調查法)，就更微觀層次，應用實驗方法來探究議題設定假設(Iyengar & Kinder, 1987)，或針對單一議題的長期性研究，運用多重方法的研究，乃至於因果結構模式的建構等(Rogers & Dearing, 1993; Kosicki, 1993)。就媒介內容分析方面，也從重視議題歸類，到論據分析(Weiss,1992)、框架研究、問題情境(Edelstein, 1991)的分析等。

從積極面來看，新的研究擴展了議題設定說的視野，不論對媒介議題產製或媒介效果都有了不同的看法，這應是其貢獻。不過，就另一方面而言，新研究取向其實可以有它自己的領域，或自成完整理論，目前眾說紛擾、定義不清的情形應力求避免，否則議題設定理論在引取新的研究概念時，也會落入定位不清的侷限中。如果以傳播理論建構的立場來看，一個好的理論除了具備邏輯上的一致性、與已接受事實一致、可測性之外，尚必須具簡單化、簡潔及與相關理論相符的特質(Infante et al., 1993)。以此觀之，議題設定理論過於延展在某些層面來說，並不適宜。以上即為本文對於議題設定研究簡要的回顧、新研究取向的介紹，以及對於研究領域擴展適宜性的討論。綜觀以上，未來議題設定研究之擴展，宜注意下列數點：

1. 對過去累積的眾多實徵研究，進行後設分析(meta-analysis)。

   傳統的文獻回顧方式有敘述性評論法和統計結果顯著性計數法兩種，但皆有其缺點。後設分析法是運用計量分析技巧，整合某個領域內的現有現象，給予再分析，以尋求一般性結論的技術(林邦傑，1987;Hunter & Schmidt, 1990)，可以彌補上述兩種方法的缺點。運用後設分析可增進研究發現的推論性和解釋，以便對大量累積的實徵研究，理析出較明確的研究成果。

2. 進行理論取向的探索，而非浮濫的實徵研究。

   Rogers和Dearing (1988)強調議題設定研究努力的方向，應進行理論取向之研討，取代以往那些匆促、甚且隨便的實證研究。他們除了建議要對個人層次議題設定的認知過程加以瞭解，及用長期性研究代替短期的研究外，並將媒介議題、公眾議題、政策議題三者匯整，產生一統整性取向，以促進對議題設定過程有一理論性了解。Rogers和Dearing (1993; 1988)廣泛搜羅議題設定研究文獻，依各個取向加以分類、整理、回顧、討論，以理析理論上的方向和問題，的確是用實證研究外的方式，提供了議題設定研究領域相當寶貴的建言。

3. 對八○、九○年代新的研究取向汰蕪存菁，取其可行且貢獻大者，納入議題設定理論中，並進行理論之整合和修正。至於可自成另一理論或體系者，應令其自成一體系，以免蕪蔓龐雜，難以窺見理論真貌，亦失卻其簡潔性。

註釋

2. McCombs和Shaw的議題設定說，原只是探究媒介議題對公眾議題影響的一個簡單架構，但是，實際上，對於「議題」的研究其實在許多學門都可發現其蹤跡，尤其是政治學、社會學等。所以，傳播領域中單以「公眾議題」為依變項的「議題設定說」實難涵蓋對於議題研究的全貌和成果，因此，將傳播研究中的議題設定說加以擴展，把議題研究的其他面向，例如媒介議題(media agenda)、政策議題(policy agenda)納入議題設定理論，使之能有豐富的全貌，是Rogers和 Dearing (1988)文章的主旨，他們也認為此擴展具整合之功能(Rogers & Dearing , 1993)。 
3. 就媒介效果研究的發展歷程來看，從早期媒介效果萬能論時期的「魔彈說」，到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媒介效果有限模式」，其研究結果都無法使學者滿意。六○年代中期之後，學者們開始探究媒介效果研究的方向是否正確，傳播研究效果不再侷限在受眾的態度、行為改變，而以許多不同的研究面向來看大眾傳播效果，「中度效果模式」因之展開，對於媒介效果，更有價值的主題是：人們可以從大眾媒介中學到什麼？議題設定研究與認知心理學的發展結合，成了這些年來研究的重點(Severin& Tankard, 1988)。 
4. 即便是Becker (1982)也同意，要求McCombs和Shaw在1972年所提的報告中，就完全注意到上述幾點問題，並不公平。實際上，早期議題設定基本假設的實證研究，都和McCombs和Shaw的研究一樣，有所限制。許多研究亦無法得證議題設定的效果(Gadjiala& Becker, 1983; Stevenon & Thomas, 1979)。 
5. 此次的研究仍有可議之處，首先是交叉延宕相關中，第一段時間的公眾議題和第二段時間的公眾議題幾乎沒有什麼改變，此外，電視方面的資料分析未能得到支持(Becker,1982; Severin, & Tankard, 1988)。不過，Siuue和Borre (1975) 的研究即已初步得證議題設定研究的因果關係。
6. Shaw在1977年時，即已指出議題設定過程中的重要變項，這些變項可以分為大眾傳播媒體和閱聽人兩方面來看，在媒介方面影響議題設定過程的有事件／論題；新聞選擇／新聞價值；新聞媒介類型；新聞種類；強調程度。而在受眾方面的重要影響因素則是個人的興趣、知識；導引需求(need for orientation)；接近大眾傳播媒體；接近他人等變項。綜合了媒體的守門行為和受眾的選擇性過程，而共同地影響了個人的社會知識和社會行為(可參見廖淑伶，1992)。不過，這些條件情狀的研究，並非基於明確的理論，仍只是對議題設定說基本假設的驗證(Swanson, 1988)。
7. 本文中將McCombs和Shaw (1993)所區分出來的「新領域」這階段，併入了條件情況中，對主題條件情況介紹中的一例。對於議題設定研究的發展過程，各研究者在進行文獻回顧時所採的分法和偏重或有不同，例如Rogers和Dearing (1988)是把議題研究區分成議題設定和議題建構兩大傳統，然後再進行回顧。其中也談到了議題設定研究把原先侷限於政治論題、事件的主題加以延展。筆者認為不論是廣告、候選人特質(形象)、整體性政治評估議題設定效果，似乎都可以視為是議題設定主題上的一種擴展，Severin和Tankard (1988)也把候選人形象議題的研究視為是議題設定研究主題上更廣泛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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