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處：57期,頁91-126)

批判語言學、在地權力觀和新聞文本分析：

宋楚瑜辭官事件中李宋會的新聞分析

翁秀琪

中文摘要

本文回顧批判語言學的緣起，綜合批判語言學的觀點，比較批判語言學和傳統社會語言學不同之處，介紹批判語言學的文本分析五大法則，反省及批評批判語言學權力觀的不足，並企圖建立所謂的「在地的」權力觀。

另外，本文也藉助批判語言學所發展出來的文本分析原則，輔以作者綜合各家權力分析而得的在地權力觀，主要針對自由時報對於李宋會的新聞做三層次的分析。首先做單純的文本分析，以批判語言學的文本分析策略揭示文本所顯示出來的權力觀，其次進一步從文本的訊息中捕捉記者和其所處理的消息來源之間的權力關係，最後則從社會結構、歷史情境等角度剖析新聞文本與外在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這樣做，一者用以展示批判語言學在新聞文本分析上的運用，再者在於凸顯語言在建構社會真實上的力量，三者用以檢驗本文綜合所得的「在地權力觀」在分析新聞文本上的可行性。

語言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在新聞記者看似中立的報導中，往往隱藏了太多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讀者只有在充分掌握了「批判的語言警覺性」以後，才能洞視在文本中到處流竄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

語言是人類在思考及展現社會真實時必須使用的工具。沒有語言，人類即無法思考，更不能呈現（或再現）社會真實。問題是，語言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但是人類卻經常必須使用語言來呈現社會真實（例如歷史學家和新聞記者的工作）。人類究竟該如何來解決此一兩難的困境呢？

由於二十世紀以來「語言學的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 (1) 使得語言研究在各個領域都受到重視，而以語言研究為重心的文本分析在近年來更逐漸成為社會科學中被重視的方法，它在主要的理論和方法層次上也在逐漸形成共識。批判的論域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Norman Fairclough曾經區分類型（genre）、論域（discourse）和敘事（narrative）這三個在文本分析中重要的概念。 (2) Fairclough同時進一步指出，將文本分析作為社會科學中分析的策略有其理論的、方法的、歷史的及政治的理由（Fairclough, 1992a）。 理論上的理由在於許多關懷社會結構面（macro）的社會學家（如Giddens）也同時關注微觀（micro）的社會行動面，視社會結構為社會行動的限制和資源。文本是社會結構的一種重要形式，因此必須加以分析。同時語言通常被視為中立的，因此忽略了語言在製造、再生產及改變社會結構上所產生的社會及意識形態「工作」（work）。社會科學家應透過文本分析來揭示語言在進行社會和意識形態「工作」時的精確機制和樣態。 方法上的理由乃是因為文本中充滿了社會關係結構和過程的證據，透過文本分析，研究者可以更精確地掌握宏觀的社會結構關係和微觀的社會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 歷史的理由則在於文本是觀察社會過程、運動、差異的敏感溫度計，文本分析可以找出社會變遷的重要指標。Fairclough批評Foucault未能以具體的文本為觀察社會的章本，且未能據此加入相互文本的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因此在探討論域的歷史變遷時未能竟其功（Fairclough, 1992b）。論域分析必須同時關注文本和文本的脈絡，而相互文本的分析則可以作為文本及其脈絡之間的連結。為了適切地進行相互文本分析，研究者必須努力對於歷史上重要時段的社會和人類學研究有所瞭解，蒐集並分析文本樣本，並積極瞭解這些樣本在生產時和詮釋時的社會和認知層面。 至於文本分析的終極目標在於批判，則具有政治上的意涵。語言是社會控制和宰制的工具。因此文本分析作為批判論域分析的一部份，它可以成為建立「批判的語言警覺性」（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的重要「政治資源」，並成為語言教育中重要的一環（Fairclough, 1992a）。 批判的論域分析是文本分析中重要的一支，(3) 它主要運用批判語言學及相互文本分析的策略來分析文本。本文旨在介紹批判語言學的緣起、它對於語言的觀點、它在新聞文本分析上所發展出來的方法；更重要的，本文藉反省批判語言學家對於意識形態和權力的觀點，企圖綜合出一套「在地的」權力觀，並藉助批判語言學所發展出來的文本分析的方法，以最近報紙對於宋楚瑜請辭省長事件報導為例加以分析，一者用以展示批判語言學在新聞文本分析上的運用，再者在於凸顯語言在建構社會真實上的力量，三者用以檢驗本文綜合所得的「在地權力觀」在分析新聞文本上的可行性。

英文摘要

Critical Linguistic, Local Power Concept and Text Analysis of News

Shieu-chi Weng

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linguistic, pinpoints the key point of view of it and furthermore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cial linguistic and critical linguistic. It also introduces the five most important rules of critical linguistic in analyzing text and tries to form a so-called local power concept , with it the author analyzed three newspaper reports during the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in Taiwan.
Language is never value-free. In the so-called "neutral", "objective" reporting of journalists, there are idologies and power relations to be revealed.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to enhance the "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 of the newspaper readers.

壹、批判語言學的緣起

批判語言學是一九七○年代在英國的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由Fowler, Hodge,Kress等人所創。它的基礎是Halliday所發展出來的系統語言學理論（systemetic linguistics），又稱功能語言學理論（functional linguistics）。此派的語言學理論視語言有三種功能（Halliday, 1975; Fowler and Kress, 1979; Fairclough, 1992 ）：

  1. 語言的認知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語言在此的功能可再現世界。
  2. 語言的人際關係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認為語言可導致社會關係和社會認同，視文本為語言使用者（言者和寫者）從既存的語言系統中選擇不同的語彙和文法來表達的一個場域。論域因此被視為意識形態過程和語言學過程的結合，而且這兩種關係中有一種絕對的關係。
  3. 語言的文本功能（textual function），指的是語言和外在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批判的論域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學者（如Norman Fairclough）更將之引申為相互文本的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含括了文本間分析與文本與外在社會結構的分析（詳參Fairclough, 1992a, 1995）。

此外，Halliday的語言觀有三大特色：1. 語言具有特殊的功能；2. 語言使用者從所有的形式或過程中所做的選擇是重要且系統性的；3. 形式與內容的關係非任意的或傳統（約定俗成）的，形式指向（signifies）內容（Fowler and Kress, 1979）。

貳、批判語言學對語言的觀點

批判語言學者認為語言結構與社會結構有關，語言行為（linguistic behavior）會影響非語言層面（包括人類的認知）。他們同時認為語言使用者的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他語言的使用（例如句子的構造，詞彙的選擇等），意識形態會透過語言來中介，因此一些不具批判性的讀者在其社會化的過程中，已被養成一套辨識語言型態意義的敏感度，而且這種辨識語言型態意義的機制是具有強制性的，人們鮮有選擇的機會。同時，語言的結構是與它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位置相連結的（Fowler and Kress, 1979）。
如果語言無法脫離意識形態（二者都植基於社會結構），那麼語言的分析應該是揭示意識形態（運作）過程中「權力」和「控制」來源的有力工具。然而語言本身並非中立的，而是被中立化了。所以使用者必須有深切自我反省的能力。批判語言學反對以下兩種對語言的立場（Fowler and Kress, 1979）：
  1. 認為「意義」可以與「形式」分離。批判語言學者的研究發現所有的語彙、語言形式和語言過程均有其特殊意義。
  2. 認為「文法」是一套人們透過「初級社會化」過程習得之結構，而否定了語言的社會性。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N. Chomsky，他視人類的語言能力為一種「生理的共通性」（biological universal），是所有語言的源頭，因而提出「理想的語言能力 vs. 敗壞的語言表現」這種極端的想法。
隸屬前引「功能語言學派」的Dell Hymes便極力批評Chomsky的語言能力說，認為所有合理的語言能力理論必須是一個溝通能力的理論。而這種溝通能力是人與人之間有差異的，而非如Chomsky所說的每個人都等值具備的。人們的角色，在社會系統中的位置，都會影響他們的語言能力。

參、批判語言學和傳統的社會語言學不同之處

傳統的社會語言學似乎假設每個語言社群均有一個存在於社會過程之前的文法。社會語言學認為：兒童習得語言，學習在社會系絡中使用它。而這些社會和語言的連結多半是任意的，而語言學家的責任就是去找出這些連結。
批判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不同之處在於後者認為只有社會能影響語言，而前者認為語言也能影響社會，主張社會和語言之間乃是一種辯證的關係，而非單向的因果關係。Fowler和Kress（1979）指出社會語言學最令人佩服的部份叫做語言的「關聯性」（correlational），它指涉的是：在適當的傳播系絡中，適切的語言和寫作形式會經常發生。但是從批判語言學家對語言的立場來看社會語言學所發現到的許多語言用法上的差異，乃是來自於語言使用者權力或地位上的差異。批判語言學者批評在社會語言學中，不平等被中性化為「差異」，因此文獻中充滿了「適當的」、「典型的」、「正常的」這類的語彙。另外，批判語言學者也質疑社會語言學家認為語言是用者可以「自由選擇」語言的觀點。他們認為社會語言學家（如Chomsky等）所謂的語言能力，其實是社會強加於使用者身上的，因此，每一次當他們說話或書寫時，都會受到社會規範的獎懲，故而所謂的「自由選擇」並不存在。
批判語言學家認為當他們每一次檢視社會與語言之間的「關係」時，它絕非中立的。因此，他們綜合出以下七點對語言的的觀點（Fowler and Kress, 1979:194-195）：
  1. 社會組織的形式影響語言的結構和使用。
  2. 這種影響是決定性的；社會結構X強制語言A的使用。
  3. 語言使用的過程可能是下意識的，或如果語言使用者知道情況，他即無法抗拒。
  4. 社會結構出現在語言的所有部份，不限於人稱代名詞或禮貌語之使用。
  5. 語言的不同形式不應被視為認知上相同。它們不僅有風格上的效果，也會影響概念的表達及使用。
  6. 社會結構影響語言結構最重要的部份是「權力的不平等」。
  7. 語言不僅傳達權力差異，它也強化了差異。
准此，語言不只是社會過程和結構的「反映」，它同時也形塑了社會過程和結構。因此，批判語言學的主要任務在於去除意識形態的迷障，以有利詮釋。
然而，批判的語言學分析也必須是務實的語言學分析。因此，它必須發展出一套方法，以供後學者使用。批判的語言學者歷經二十餘年的摸索和努力，也確實發展出一套系統地分析語言的策略。

肆、批判語言學的文本分析五大法則

批判語言學者認為從事批判的語言學分析並不需要基礎的語言學知識（Fowler and Kress, 1979:197）。但是，在開始分析時，研究者必須對於分析的文本先提出一個假設，就是該一文本在社會結構中有某種意義。同時研究者在進行分析時必須掌握三個前提。第一個前提是在找出Halliday所提出的語言的三種功能（也就是前引的語言的認知的、人際關係的和文本的功能）。第二個前提是假設語言的使用者在選擇使用語言時是受到系統的限制。第三個前提是假設意義是透過句子的構造來承載及表達的。
批判語言學者所發展出來的分析文本的方法則分為以下五項（Fowler and Kress,1979）：
一、及物（動詞）的規則（the grammar of transitivity）： 指涉的是句子中所呈現出來的事件、狀況、過程及其相關事物；表現出來的意義則是動作、狀態、過程和心理過程。通常以動詞、形容詞出現，在句型的表現上則是主詞＋動詞＋受詞。研究者在這裡可以問的幾個問題是（pp.198-199）：
  1. 行動的影響程度如何？
  2. 行動的結果是什麼？
  3. 行動者的行動是針對自己還是針對別人？
  4. 行動是由行動者或別人所發動的？行動的受益者是誰？
二、語態的規則（the grammar of modality）：指涉的是言 者和聽者之間的人際關係；它牽涉到語言學中的「語用的」和「人際」的層面，呈現了言者與寫者對於自己說話對象的態度，他們和說話對象之間的社會、經濟關係及透過語言來表現的行動。例如我們從「稱謂」（naming convention）中可看出言者與其對象的人際關係。在這部份，人稱代名詞的使用特別值得注意，例如「我」（"I"）的使用有「目擊」的意味，代表真實性。「我們」（"we"）則表示言者同時指稱自己和他人。第二種「我們」的用法則稱為「共同的（法人的）我們」（"corporate we"），這裡的「我們」無法指認，它的意義往往可以轉變成「他們」。另一種「涵括的我們」（"inclusive we"），則代表（表面上）的親密、團結，在新聞評論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語態，例如：「我們應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理想早日實現」。在這裡，「我們」是一種迷思，因為有批判力的讀者馬上會問：究竟是誰被要求做什麼？誰可以做得到？另一種「我們」是在上者對在下者說的，如醫生對病患說，「『我們』今天覺得怎麼樣？」父母對小孩說，「『我們』一起吃完它。」當報紙上使用一種由上而下的，充滿「權力」的「我們」時，讀者應注意。至於另一個代名詞「你」或「你 們」（"you"）可視為「我/我們」（"I/we"）的補充。私人言說情境（例如私人信函）中的「你」（"you"）通常可以被辨認，但公共言說情境中的「你」或「你們」（"you"）則通常無法辨認，例如在競選演說中候選人對台下的選民說「像這麼爛的政黨，『你們』還要把票投給它嗎？」。這句話其實也可以轉換成「像這麼爛的政黨，『我們』還要把票投給它嗎？」其實，在新聞報導中極少使用「你」或「你們」，但廣告詞中常使用。例如目前很紅的一支廣告中就說：「『你』說這個城市沒有禮貌，我覺得『你』亂有思想的。」有時「你」或「你們」可用來指稱任何人。
批判的論域分析者掌握人稱代名詞十分重要，因為它是一個極為精緻的系統。它可以用來表示接近（proximity）vs. 距離（distance）；直接（directness）vs. 間接（indirectness），對於研究者解讀文本中所展現出來的人際關係（含權力關係）有很大的幫助。
另一個可以表現出語言使用者（如記者）及其指涉對象（如消息來源）之間權力關係的還有稱謂。例如報紙在報導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時會寫「遲某」；但在報導英國前首相柴契爾時會寫「柴契爾夫人」，在報導李登輝時會寫「李總統」等都是明顯的例子。從記者稱謂的使用上，我們也可以解讀出記者和消息來源之間的權力關係。
另一個語言的人際結構是語言行動（speech acts）。在這部份，分析者對於命令句的觀察很重要，這種句型常見於廣告詞或俱樂部規則中。在一般的狀況下，命令句的使用是在權力關係極為懸殊時才被允許（例如父母對子女）。當權力懸殊不大時，「距離」和「間接」又出現了，此時語言的使用者會避免命令句的使用而採取陳述句或疑問句。語言使用者的意圖性及其表面呈現出來表達方式之間並非任意的或約定俗成的。
分析語言行動時最須注意的是言者與聽者之間的語言角色關係（究竟是命令者、告知者、質疑者還是被命令者、被告知者、被質疑者）。有些語言的形式是專門用來表現接近和直接的，例如某些助動詞的使用，而當這些助動詞出現時，分析者必須注意它想表達的意義是什麼（是義務、能力、可能性、必要性、還是期待等等）而誰又是權威（誰有主導權）？這些助動詞像「可能」（possibly）、「當然」（certainly）、「必須」（necessarily），都透露了某種程度的權力關係。而動詞「想」（think）、「感覺」（fell）、「要」（want）、「希望」（wish）、「嘗試」（try）、「像」（like）、「似乎」（seem）、「瞭解、認為」（understand）等都會產生「距離」（distancing）效果。因此分析者必須進一步去了解它會導致哪一種的距離或間接性。
另一個必須注意的是時間和地點。分析者從分析時態和地方代名詞，如「此」（this）、「彼」（that）、「這些」（these）、「那些」（those）、「這裡」（here）、「那裡」（there）也可掌握「接近 vs. 距離」、「直接 vs. 間接」之間的線索。
三、轉換（transformation）：指涉的是語言使用者對語言材 料的操控；它最常以兩種類型出現：動詞變名詞（nominalizations）以及主動變被動（passivizations）。批判的語言學家警告我們，當語言的使用者用將原來是過程的東西轉變為用名詞來表達時（這種技巧稱為「動詞變名詞」），或將「主動變被動」這兩種技巧時，可以使行動者和行動者所應負的責任隱而不見。如果說新聞中一再出現這樣的技法的話，就值得去探討隱藏在其後的社會及意識形態意義。(4)
Trew（1979a, 1979b）則對於新聞的過程論域做了很徹底的分析。所謂過程論域指的是從新聞的行動者到新聞報導、不同報導之間、從報導到社論這些不同的過程。他也發現被動式的使用可以使行動者及行動者的責任被消除掉。
四、分類的規則（the grammar of classification）：指涉的是語言的秩序；常用的兩種分析策略是「重新賦予標籤」（relexicalization）和「過度標籤」（overlexicalization）。在重新賦予標籤這種分析策略中，在文本中找尋「新語」（neologism ）是一種方法，另一種方法則是去尋找文本中出現的賦予舊詞新意的詞彙。(5) 而所謂的「過度標籤」則是當語言的使用者用一連串的同義字／詞來表達某種經驗時，批判語言學者的工作就在於找出隱藏在大量使用這些同義字的社會集團之後的意識形態（pp.210-211）。
再者，批判語言學強調分類過程中語言使用者對語彙的選擇。例如有關性別歧視的研究就可以看在報導女人和男人時所使用的字彙有否不同。這種類型的分析如能加上過程及行動者（agencies）參與類型的分析會更深入。
五、論域的一致性、秩序和統一（coherence, order and unity） ：Halliday（1994）指出在英語中達成前後一致性的作法有四： (6) (一)指涉（reference）。最簡單的狀況是同樣的人、事、地、物的一再出現，例如在以下的這則導言中「台灣省長宋楚瑜昨天在省議會宣佈，辭去省長及國民黨中常委。宋楚瑜是在省議會省政總質詢總結報告時，發表四點聲明表示，身為省長，對於國發會有關省的重大改變，不能洞察於先，又不能說服、善處於後，做為政務官理應負起責任。隨後，他話鋒一轉，沈痛表示，已於昨天下午正式向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請辭中央常務委員，同時向行政院連兼院長請辭台灣省省長職務。」（聯合報，1997.1.1:1），其中的宋楚瑜……宋楚瑜……他……就是以「指涉」來達到論域的一致性。(二)省略（ellipsis）。分為1. 子句的省略，其下又有 yes/no 省略（例如：你會唱歌嗎？會.〔我會唱歌〕），和WH省略（例如：你必須先告訴我你是誰。為什麼？〔我必須告訴你我是誰〕）；2. 動詞組（例如：傷口還痛嗎？不會〔痛〕了。）3. 名詞組（例如：來杯果汁吧。──冰箱裡根本沒有〔果汁〕呀。）。(三)連結（conjunction）：一個或幾個子句，或一段很長的文字，多半都需要一些連結，以完整表示出語意。Halliday（1994:310, 328-329）即指出一些達成連結的方法，例如同位格（appostion， 例子：in other words, for example）和解釋說明（clarification，例子：or rather, anyway, actually）；加強語氣（addition，例子：also, neither, however）和翻 轉語氣（variation，例子：on the countrary, otherwise, alternatively）；時空條件的（spatio-temporal，例子：throughout, simultaneously, previously, next, finally, at once, meanwile等）和表示態度的（manner，例子：thus, likewise）；以及表示因果關係及條件的（causal-conditional，例子：因果關係如therefore, consequently, to that end；表示條件的如in that case, otherwise, nevertheless）和表示事物的（matter，例子：in this respect）。(四)語句（彙）的一致性（lexical cohesion）：一個文本的連貫性可以透過語詞（words）的選擇來達成，例如透過語詞的重複使用，透過同義詞的使用，或透過語詞的重新排列組合來達成。因此，Halliday（1994:310）認為語句（彙）的一致性可以透過關鍵字的出現，或一些對於文本有特殊意義的字的出現而達成。
批判語言學家所發展出來的這五種分析策略，(7) 對於我們分析、揭露潛藏在新聞文本中的意識形態及權力關係非常有幫助，以下我們就運用這些分析策略來分析今（1997）年1月9日中國時報、聯合報及自由時報有關台灣省長宋楚瑜辭官事件中的各一則新聞。但是在分析之前，我們還必須對批判語言學對意識形態及權力這兩個重要概念的看法，先進行一些理論性的探討。

伍、批判語言學家對於意識形態和權力的觀點

一、意識形態
前曾述及批判語言學者們認為語言結構與社會結構有關，且語言行為會影響非語言層面（例如認知）。他們同時認為語言使用者的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他語言的使用，意識形態會透過語言來中介，強加在語言使用者的身上。同時，更重要的是，語言結構是與它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位置相「連結」的。語言的使用無法脫離意識形態，且二者均植基於社會結構。他們同時認為，語言的分析應該是揭示意識形態運作過程中「權力」和「控制」來源的有利工具。前又曾論及批判語言學不同於傳統社會語言學之處乃在於，後者認為只有社會能夠影響語言，而前者認為不僅社會可以影響語言的使用，語言的使用也可以進一步影響社會，因此主張社會和語言之間乃是一種辯證的關係。
從以上的說法中，我們至少可以整理出以下幾個重點：
  1. 批判語言學對語言的觀點接近於後結構主義的語言觀，強調（書寫出來的）文本。但也強調語言的物質基礎（語言使用者的社會經濟地位），就這一點而言，批判語言學又是不同於後結構主義中Laclau、Mouffee等學者一支的觀點。(8)
  2. 批判語言學強調社會和語言之間的辯證關係，這點又與現象社會學、知識社會學認為社會真實乃是主體、客體之間的辯證而來的觀點，以及Giddens有關概化（structuration）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見批判語言學者並不贊同單向的因果決定論，而強調動態的辯證。對他們而言，所謂的「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應該是語言與外在社會結構條件（包括階級、性別、種族、文化品味等）相互辯證的結果。但是他們也不忽視歷史經驗事實的存在，此所以批判語言學者均強調相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的分析（Fairclough, 1992a），這是大大修正了結構語言學者及某些後結構語言學者忽略貫時的歷史經驗事實的缺點。
  3. 從批判語言學者強調社會結構和語言間一方面是一種「連結」的關係，又強調語言的意識形態作用而言，似乎其對於意識形態的觀點與Hall的觀點極為類似。Hall結合Gramsci、Laclau、Althusser對於意識形態的看法，企圖提出一個對於意識形態的一般性理論。將意識形態作為複製生產關係及負面的定義丟棄，而將階級鬥爭重新設定為意識形態討論的重心，同時汲取Gramsci「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理論中對於意識形態的洞見，即認為意識形態霸權並非定於一尊，乃必須不斷面臨反對團體對主控的意識形態建構所提出的挑戰與抗爭。Hall 進而將意識形態定義為：「能提供架構的意象（images）、概念與前提，透過這些概念我們可以呈現、註釋、理解及領會社會存在的某種面向」（Larrain，劉美麗、王恩南譯，1994:20）。換言之，Hall是將意識形態視為「定位主體」的過程，引入「構連理論」（articulation theory），希望同時保留階級與階級鬥爭的關鍵性角色，卻又能免於化約的決定論。
  4. 批判語言學者們在分析新聞中的意識形態時，更透露出一種企圖結合現代性理論所強調的共識和後現代、後結構理論所強調的差異的企圖心，這可在Fowler（1991:124）對於批判語言學如何進行新聞中意識形態構連的討論中明顯看出。
  5. 那麼，意識形態的構連，或結構和語言的連結在批判語言學這裡是如何開展的？批判語言學者van Leeuwen認為它們乃是透過排除（deletion）、重新安排（rearrangement）和替換（substitution）這三種主要的語言機制來完成。批判語言學者們在分析意識形態時不同於Hall的作法是，前者直接進入語言的部份，透過系統語言學所提供的語言知識，對潛藏於文本中的意識形態及權力關係加以揭發，而Hall則是透過意義構連的方式來分析，而未直接借用語言學的知識。
二、權力
社會學家對於「權力」有許多不同的定義，批判語言學者們則是獨沽一味，就是心儀於Foucault的權力觀。批判語言學者Norman Fairclough即曾嘗試從Michel Foucault一生不同時期的作品中吸取養分，挹注於TODA（text-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簡稱TODA) (9) 的理論和方法中。
Fairclough認為Foucault的作品對於：論域和權力、社會主體（social subject）對於知識的論域建構，以及論域在社會變遷中的功能這些方面的論域理論很有貢獻，而這些部份正是語言學的論域分析比較弱（沒有處理）的部份。
Fairclough指出Foucault和TODA之間的差異主要在（Fairclough, 1992a:38）：
  1. Foucault在某些階段從事的論域分析是針對一些特定領域的：醫學、心理學、經濟學和文法的研究。而傳統的TODA的研究對象是：對話、教室論域、媒介論域。
  2. TODA關注的是說／寫的語言文本，而Foucault不關注於此，他關注的是「論域的可能性條件」、「形成（論域）的規則」，以及經由上述規則所形成的知識領域。
Fairclough指出當我們要將Foucault的作品帶入TODA時，必須注意Foucault對論域分析的重點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轉變， (10) Fairclough因此回顧Foucault在不同時期的作品，並將重點置於TODA的研究該如何將這些精髓融入自己的分析理論和方法中。
Fairclough認為從Foucult的知識的考古期作品，TODA可以吸收兩個重點（Fairclough,1992a:39）：
  1. 視論域為建構的力量，論域建構了知識、社會主體及其對「自我」、社會關係和概念架構的認知。
  2. 洞視論域及其所在的社會和制度之間的相互依存性。論域永遠和當代的或歷史上先前存在的論域相關。Foucault稱為"interdiscourse"，而Fairclough則稱為"intertextuality"。 (11)
在考古期，Foucault的論域分析是分析「陳述」（statements，法文enounces）。他的分析因此不是語言學的分析，也不是語言的論域。論域分析對Foucault而言不在於關注句子或文法如何可能，而是關注「論域形式」（discursive formations）這種變項如何使得某種「陳述」在某時、某地、某機制情況（institutional conditions）成為可能，而其他的陳述卻不可能。因此，Foucault所關注的在某種程度上和社會語言學者所關注的有些類似，但不同的是Foucault不研究語言文本（language texts）。
而Foucault所謂的「論域形式的規則」包括：(一)客體形式的規則（rules of `objects'）；(二)主體位置和發表形貌的規則（the formation of `enunciative modalities' and `subject popsition'）；(三)概念形式的規則（rules for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四)策略形式的規則（rules for the formation of `strategies'）。這些論域形式的規則是由先前的論域和非論域的因素所構成，而結合這些因素的過程就使得論域成為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Fairclough, 1992a:40-48）。
Foucault對知識與權力的剖析，從知識的考古學進展到到知識的系譜學，在論述內涵上有如下的轉變：在知識的考古學時期「真實」（truth）可被視為一種生產、規範、分配、循環和操作陳述（statements）過程的系統。而到了知識的系譜學時期，「真實」與權力系統有關，可被視為一種真實的「政權」（A `regime' of Truth）。後者比前者多加入了權力的概念。這種觀點可在Foucault的《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9） (12) 一書中看到。Foucault選擇來作為分析的客體均具有「類型」（generic）的特色，例如：採訪、訪談、諮詢，而且都與「檢查」（examination）、「告解」（confession）有關。
Foucault進行分析的兩個主要的與權力相關的技術是「規訓」（discipline），它以檢查'examination'作為主要的技術）和「告解」。這些技術相同的特性是在於對身體的馴服（Foucault稱之為「馴良的」身體[docile boodies]，可以從事現代經濟生產的身體）。而規則則植基於類似監獄的構造、教室的桌椅等，好讓人可以經常地被監視、檢查。
如果檢查是把人變為客體的技術，那麼「告解」就是把人變為主體的技術。Foucautl認為西方人已變為「告解的動物」（a confessing animal）（轉引自Fair-clough, 1992a:53）。
檢查包括醫生的檢查、教育的檢查和各種的訪談（interviews）。告解則包括宗教的告解、醫療論域和各種諮詢（counselling）。這些在西方社會顯著的文化類型（culturally salient genres），特別像是訪問、諮詢（與管理、廣告密切相關），似乎可以在當代的制度和組織中「殖民」（控制）整個論域的秩序（前引書：54）。
綜上所述，Foucult論域分析具有五大特色：
  1. 論域具有建構的力量和本質，論域建構了社會、客體（知識）和社會主體（人）。
  2. 強調相互論域和相互文本的重要性──論域實踐必須從它自己、它和其他論域的關係去了解。
  3. 權力具有論域的特色（本質），當代的生物權力（biopower）（例如檢查和告解）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論域的一種形式。
  4. 論域的政治本質在論域之中、之上都有權力鬥爭。
  5. 社會變遷是論域的本質，因此改變論域實踐是社會變遷中重要的一環。
布西亞也指出，我們可以將Foucault對於權力的分析視為一種「歧視的系譜學」（Genealogy of Discrimination）（朱元鴻等譯，1996:155，註4）。
Fairclough進一步指出Foucault和TODA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並未對於真正的文本做論域的和語言學上的分析。因此，Fairclough認為如能加入真正的文本和語言學上的分析則可補Foucault的不足，但不能將論域分析矮化為只對文本的分析。Fairclough也據此指出TODA須包含三個面向：
  1. 文本的分析。
  2. 對論域中文本的生產和詮釋的分析（包括文本中包含了哪些論域類型，哪些genres，以及他們彼此間是如何連結的）。
  3. 論域「事件」在其社會環境中的社會分析。

Fairclough則早在1989年的著作中談到語言與權力的關係時，就提出了「論域的限制及其結構性效果」（表一）以及語言在運作其結構性效果的三種機制。這三種機制是1.（主體）沒有選擇，必須接受的規範；2. 隱藏式的權力運作（稱為「三令五申」[inculcation]是當權者維持既得利益的作法）；3. 溝通（是主體要求解放，尋求差異性的機制）。

表一：論域的限制及其結構性效果

限制

結構性效果

說明：在這裡我們一方面看到了結構語言學對於批判語言學的影響，另方面也看到了批判語言學者強調「主體」在社會認同建構過程中的相互主體性。

內容

知識／信仰

關係

社會關係

主體

社會認同

（資料來源：Fairclough, 1989:74）

除了Fairclough對於Foucault權力觀念的補充之外，Best/Kellner也指出，Foucault對於權力的分析完全忽略了媒體、消費、時髦風尚、休閒、符號學等當代權力與社會再生產中的關鍵性機制（朱元鴻等譯，1996:156），也完全忽略了權力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朱元鴻等譯，1996:158），確有不足之處。本文則認為Foucault的權力觀不一定適用於在地的新聞文本分析，因此有必要發展一套在地的權力觀。

陸、建構「在地的」權力觀

Foucault的權力觀，很大一部份透過對於西方文化中對於身體馴服（例如檢查[examination]及告解[confession]兩種機制）的觀察而來，在某個層面上，它可以被用來解釋東方文化中權力運作的狀況（例如男性透過對女性「纏足」、「好女人不應拋頭露面」、「男主外、女主內」等身體及空間的操控，而實際將男性的「權力」遂行於女性「身」上）。但是東方文化中有許多權力運作的形式卻是Foucault的權力觀無法解釋而力有未逮之處的，這是本文企圖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人的權力觀，就權力不同的運作場域，以筆者目前看到的文獻(13) 約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政治領域運作模式，又可粗分為𣷣正統模式與𦛨旁門左道模式；二、社會領域運作模式，又可粗分為𣷣權（智）謀模式與𦛨人情模式，而其中的旁門左道模式與權（智）謀模式，實又可視為是介於政治與社會兩個領域之間，今試分別說明如下。
一、政治領域運作模式，主要在於分析政治領域中權力的運作模式。
(一)正統模式，又可分為古代中國權力運作模式和台灣當代權力運作模式兩部份。在古代中國權力運作模式部份，霍存福（1992）提出了一套「權力行使類型理論」，將中國古代帝王制度底下的權力運作區分為皇帝篇、宰相篇和官吏篇。霍存福區分「權力」及「權力行使」，認為兩者之間的差異凸顯了權力的矛盾本質並因而形成了權力運作的不同類型，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古代談論權力關係多以討論領導者為中心，「中國傳統政治智慧的重心，最終是集中在以權力關係為著眼點的、關於領導者的權力行使問題上的」（霍存福，1992:16）。霍存福認為，中國古代人特別注重的領導者的權力行使問題是集中在皇帝、宰相和官長三個主要的權力擁有者身上，因此而衍生了「君道」、「相道」和「官長之道」。「君不可不知『君道』，相不可不知『相道』，官長也不可不知『官長之道』。『道』不是別的，它本身代表著被廣泛認同的權 力行使的理想模式」（前引書：17）。霍存福更因此而發展出權力行使的三種規則，曰「權力『不定數』」，曰權力服從程度係數，曰「權力的『軟硬度』」（前引書：18-23）。
所謂權力「不定數」指的就是由於「職位」與實際「權力行使」間的差異而產生領導者的權力行使呈現範圍或大或小的現象。
「中國人很早就看到了權力『不定數』是個危險的傾向，故一開始就設法為領導者規定一個理論上的權力行使規則：『設官分職，各有司存』（隋書，柳或傳），『分職既定，無所與焉』（晉書，劉頌傳），這個規則，先用於皇帝，再推及至宰相、官長，範圍漸次擴大，由此產生了委任責成型這種權力行使類型理論。與此相對的是躬親庶務型」（霍存福，1992:18）。
而委任責成的根本目的則在於防止躬親庶務下所可能出現的由「親自做」到「獨自做」傾向，造成機構中其他人疏懶、避過、唯上、推諉。
至於權力服從程度係數，指的是掌權者依在下位者服從程度的強弱、大小、久暫、真假，以決定自己應當採取的領導方式。
中國人對於服從一直有著直觀、素樸的理解，很早就探索服從的奧秘，他們非常關注領導者人格形象的塑造，並將它看做是服從的本質，由此產生「操術任使型」與「推誠委任型」、「溫和感化型」與「嚴厲督責型」等不同的權力行使方式（霍存福，1992:20）。
因此而可以衍生出兩種不同本質的領導模式，一者以尊敬、佩服、崇拜作為服從係數，另者則以畏懼、恐懼作為服從係數。要者，權力的行使必須有服從作為前提要件。
最後，權力的「軟硬度」指的則是由於權力充分行使的「硬度」與不充分行使的「軟度」所造成的不同氣氛，及因而產生的治理效果上的差異。
「因此也產生了權力行使的第三個規則：權力必須做適度的行使，禁止領導者或掌權者的肆虐，因為權力往前走半步就會變成淫威。這就是『清靜無為型』和『弘通儒吏型』的主旨」（霍存福，1992:22）。
霍存福的這套權力行使類型用來分析古代君王政治（或尚活在古代君臣、父子意識形態中的現代政治人物），差堪使用，但要用來分析當代台灣政治的運作，就又顯捉襟見肘。因此，這兒必須再引進王振寰對於解嚴以後台灣政治權力運作模式的分析。
王振寰在《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一書（1996）中，分析自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舊權力聯盟瓦解，新權力聯盟（指的是資本家和地方派系勢力的結盟）成為新國家的權力基礎。並對此現象發出警訊。
……在政治轉型中出現的以及逐漸沈澱的民粹威權主義現象，卻使國家機器權力愈來愈集中於行政體系的上層，並透過國族認同的召喚，轉圜經濟發展、官僚體系和制度設計等各種重大政治社會危機。而這將危及民主政治的基礎（王振寰，1996:3）。
換言之，今天台灣的統治階級乃是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這樣的民粹主義來包裝其統治的本質（黑金政治）。台灣近年來一連串的弊案（如：四汴頭案、周人蔘案等）及施政不當（如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都為此一模式提供了最佳分析版本。
(二)旁門左道模式：主要是指李宗吾的「厚黑學」中所顯示出來的中國人權力觀。李宗吾以「厚」、「黑」二字綜括中國人的權力運作本質，雖然有些旁門左道，但不失其精闢獨到之見，實可稱為權力的「真小人模式」。
李宗吾在〈厚黑學〉一篇中寫道：
三國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長，全在心子黑：他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
殺董承伏完，又殺皇后皇子，悍然不顧，並且明目張膽的說：「寧我負人，勿人負我」，心子之黑，真是達到極點了。有了這本事，當然稱為一世之雄。
其次要算劉備，他的特長，全在臉皮厚：他依曹操，依呂布，依劉表，依孫權，依袁紹，東竄西走，寄人籬下，恬不為恥，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國演義的人，更把他寫得維妙維肖，遇到不能解決的事情，對人痛哭一場，立即轉敗為功，所以俗語有云：「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這也是一個有本事的英雄（李宗吾，1938:3-4）。
李宗吾更進而將厚黑學分為三步功夫：一曰「厚如城牆，黑如煤炭」，二曰「厚而硬，黑而亮」，三曰「厚而無形，黑而無色」。更自許：
儒家的中庸，要講到「無聲無臭」方能終止；學佛的人，要到「菩提無樹，明鏡非臺」，才算證果；何況厚黑學是千古不傳之秘，當然要做到「無形無色」，才算止境（李宗吾，1938:9）。
中國權力分析中，李宗吾這支，有點類似黑色喜劇，雖然有點旁門左道，但對於權力中「權術」的分析，可謂鞭辟入裡，姑且名為權力分析的「真小人」觀點。 二、社會領域運作模式 (一)權（智）謀模式：指的是累積中國民間智慧，而在中國古代兵法中予以系統化的三十六計。所謂三十六計係指（尉遲雲，1992）：

第一計

瞞天過海

第二計

圍魏救趙

第三計

借刀殺人

第四計

以逸待勞

第五計

趁火打劫

第六計

聲東擊西

第七計

無中生有

第八計

暗渡陳倉

第九計

隔岸觀火

第十計

笑裡藏刀

第十一計

李代桃僵

第十二計

順手牽羊

第十三計

打草驚蛇

第十四計

借屍還魂

第十五計

調虎離山

第十六計

欲擒故縱

第十七計

拋磚引玉

第十八計

擒賊擒王

第十九計

斧底抽薪

第二十計

混水摸魚

第二十一計

金蟬脫殼

第二十二計

關門捉賊

第二十三計

遠交進攻

第二十四計

假道伐虢

第二十五計

偷樑換柱

第二十六計

指桑罵魂

第二十七計

假痴不癲

第二十八計

上屋抽梯

第二十九計

樹上開花

第三十計

反客為主

第三十一計

美人記

第三十二計

空城計

第三十三計

反間計

第三十四計

苦肉計

第三十五計

連環計

第三十六計

走為上策

這三十六種智謀，是中國人累積與敵人交手經驗淬練而成，是中國人在戰場、商場及各種競爭場域中求取勝利的智謀策略，若以之分析競爭場域中權力的運作，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方法。

(二)人情模式：黃光國（1996:19）指出，運用「人情法則」來影響別人，是中國人的權力遊戲。黃光國認為，「權力」是：「社會交往歷程中，一方以社會道德的說服或群眾的壓力加諸另一方，使其改變態度、動機或行為而表現順從的力量」（黃光國，1996:10）。同時，可以「資源支配者」和「請託者」來看待人情法則中的權力運作關係。在交往的過程中，任何一方都可能在某些時候扮演資源支配者的角色，在其他時候又扮演請託者的角色。黃光國更進一步區分中國社會中的三大類人際關係：情感性關係、工具性關係和混和性關係（前引書：13-19）。 至於「做面子」和「拉關係」則是中國人「人情法則」運作的兩種非常重要的機制。 在中國社會『做面子』是個人炫耀其權力的一種手段，以「面子功夫」影響資源分配者，使其依照自己的意思改變資源分配的方式，則是中國人常玩的一種權力遊戲。……『宴請』和『送禮』是最重要的拉關係手法。「吃人家的口軟，拿人家的手短」，資源支配者接受了別人的宴客或禮物，欠了對方人情，便有回報的義務。宴會愈豐盛，禮物愈貴重，欠負的人情也愈多（黃光國，1996:31-33）。 以下就試著以圖表將上述各類權力觀綜合呈現於表二中。

表二：權力運作領域、權力運作機制與權力（統治）類型

權力運作領域

模式分類

代表人物

權力運作機制

權力(統治)類型

政治領域 正統模式(古代中國) 霍存福 權力不定數 皇帝 躬親庶務型
權力服從程度係數 委任責成型
權力的軟硬度 操術任使型
推誠委任型
宰相 1、不「捨職而阿主」
2、不「與人主爭權柄」
3、宰相之道「貴順」
4、「宰相不親小事」
5、「宰相之職不可分」
6、宰相職在選賢
官吏 長吏躬親型
委務僚佐型
溫和感化型
嚴厲督責型
拘執法吏型
弘通儒吏型
正統模式(現代台灣) 王振寰 資本家、地方派系結盟 民粹威權主義
政治／社會領域 旁門左道模式 李宗吾 厚／黑 厚如城牆，黑如煤炭
厚而硬，黑而亮
厚而無形，黑而無色
權（智）謀模式 中國古代兵法／民間智慧 三十六計 因事致宜，智謀取勝
社會領域 人情模式 黃光國 做面子 情感性關係
拉關係 工具性關係
混合性關係
必須注意的是，上表中的權力運作場域、權力運作機制和權力類型之間，很有可能交互出現，彼此滲透，例如本文中即將分析的個案（宋楚瑜辭官）就可以同時以政治領域中的正統模式（中國古代）、旁門左道模式（厚／黑）、智謀模式（三十六計）及人情模式（情感性關係和混和性關係）來分析。可見上述中國人的權力觀，每一種分析的方法，都只看到權力運作的某一個面貌，我們如能將之結合，收為權力分析策略工具箱中的工具，並依情況而取適當之分析工具，並不執著於一端，庶幾能成就出「在地的」權力觀。

柒、個案分析：宋楚瑜辭官事件中李宋會的新聞分析

本文接下來將針對宋楚瑜辭官事件中李（登輝）宋（楚瑜）會面的新聞，以前述批判語言學的文本分析五原則加以分析，分析重點在於揭露文本中所潛藏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文本分析將分三階段進行：首先從文法及句子結構分析，其次從文本分析中揭露記者與消息來源的權力關係，最後則分析事件的歷史意義。在正式分析前，有必要對李宋會新聞事件的背景先做一些說明。 一、李宋會的事件背景 (14) 1996年12月31日 下午五時四十五分，台灣省長宋楚瑜於列席省議會備詢時公開宣佈，他已將辭職信交專人送達總統府和行政院。宋楚瑜藉此舉對於國發會「凍省」決議表示最嚴重的抗議。 1997年1月1日，李登輝和連戰等高層首長在球場打球及飯局中，話題圍繞宋楚瑜辭官事件。宋楚瑜夫人陳萬水依原定計畫偕兩人的母親赴港度假。 1月2日，林豐正持續和宋楚瑜聯絡。李登輝見連戰、黃昆輝和吳伯雄，初步決定以「不准辭」為因應方案。根據媒體報導，宋楚瑜曾在國發會召開前（12月22日）和李總統長談兩個小時，兩人對凍省在認知上似乎已有差距。宋楚瑜幕僚開始研究如何向省民交代。有人主張請辭獲准後，發表告省民同胞書，有人則不同意，主張以一封公開信向選民尋求支持和諒解。 1月3日，宋楚瑜透過幕僚表示，「准假不准辭」非他本意。晚間十時三十分，林豐正帶著被連戰退回的辭呈，在招待所裡和宋楚瑜長談三個小時。林希望連戰出國前能安排兩人見面。 1月4日，晚間，吳伯雄造訪宋楚瑜，兩人談了一個小時。吳以自己在省長選舉之爭時「退一步海闊天空」勸宋。 1月5日，宋楚瑜的幕僚勸宋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並詢問如果國發會的決議有轉圜，是否可以重新考慮辭職的事。宋不悅地表示，「如果我的辭職是為了換取任何職務，或政策的轉圜，我就人格掃地了」（新新聞，514:21）。宋並告訴幕僚，如果國發會的決策改變，對李登輝是一大傷害，他絕對不做這個事。晚間九時三十分，宋楚瑜在林豐正陪同下自招待所前往連戰官邸拜訪。當晚自香港返國的陳萬水於十時抵達連戰官邸，和連方瑀在另一個房間談話。新聞局長蘇起是連、宋、林之外的第四人，宋楚瑜一再要辭，連戰不准，並說：「辭職不能解決問題。我們是生命共同體，值此創造台灣第二階段經驗的關鍵時刻，必須共同打拼」（新新聞，514:22）。而連方瑀則招待客人吃餛飩。 1月6日，開年第一次省政會議，副省長吳容明代轉宋楚瑜的交代，要省政府人員打起精神和士氣。宋楚瑜方面主動表示希望求見李登輝總統。省議會做成無限期休會、召開省發會等抗議舉措。 1月7日，連戰在寒流中出訪尼加拉瓜，並準備在回程時過境義大利，赴教廷。連戰出國前交代內政部召開緊急會議，對省府縮減和選舉凍結的相關因應措施，確定立委任期四年的政策自本屆始，省議員亦隨同延任一年至八十九（2000）年初和總統改選同時進行。林豐正提醒宋楚瑜次日是李登輝生日。下午，宋楚瑜到台中主持「宋映潭文教基金會」頒獎，致詞時憶及父親宋達，淚如雨下、泣不成聲，夫人陳萬水、親近幕僚黃義交和副秘書長馬傑明亦都垂淚。傍晚，宋回中興新村省長辦公室辭行打包。 1月8日，一早，南投縣長林源朗送來茶葉致意。宋楚瑜一直待在中興新村至下午四時四十分。同時，台北政壇盛傳宋楚瑜要北上向李總統祝壽。國民黨中常會聽取政策會報告，對國發會成果一致讚許。中常委們在副主席李元簇帶領下，向李登輝恭祝「生日快樂福壽安康」，沒有人提宋楚瑜辭職的事。晚間，李登輝和第一家庭到安和路一家餐廳生日聚餐前，總統府接到來自宋楚瑜方面的電話，表示基於李總統過生日不好談辭職的事，希望取消約會，總統府方面仍然希望宋楚瑜依約前往官邸。總統府和國民黨發言系統全員待命。陳萬水在晚間八時三十分左右送一張生日賀卡和盆花到官邸祝壽。黃昆輝於九時三十分準時進入官邸等待，十時三十分宋楚瑜依然沒有出現，於晚間十一時左右和總統府取得聯繫，確定第二天（1月9日）上午李、宋會。 二、選擇新聞文本 本文共選擇三則李宋會的新聞文本，分別是1997年1月9日中國時報、聯合報和自由時報針對李宋會的新聞報導各一則，它們是： 自由時報頭版的「宋楚瑜昨晚爽約 總統枯候三十分鐘」 中國時報頭版的「李宋會 辭官案可明朗」 聯合報頭版的「李宋今會面 省長去留將明朗」 選擇這三則新聞的理由如下：
  1. 李宋會是宋楚瑜辭官事件中極關鍵性的一幕，它的過程曲折，事件本身又交織著政治、人情、謀略、官場冷暖（現形）等權力構成要素，極適合用來分析文本所展現出來的權力關係。
  2. 自由時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三報的立場不同，與李、宋的關係亦不同，因此比較三報對同一事件的新聞報導，適足以凸顯社會結構及外在歷史條件與文本再現新聞事件之間的辯證關係。
  3. 可藉文本分析探討三報記者與事件消息來源之間的權力關係。
同時為了分析及說明上的方便，本文以大標、小標代表新聞的大標題和小標題，以一、二、三代表新聞的段落，而以1,2,3代表行數，以【中】代表中國時報，【聯】代表聯合報，【自】代表自由時報。所以【中一2,3】代表中國時報第一段第二、三兩行，【自五8,9,10】則代表自由時報第五段的第八、九、十等三行，【自大／小標】代表自由時報的大標題和小標題，依此類推。另外，作者在引述原文時，以刮號（ ）表示原文中沒有寫出來但卻有所指者，以符號" "表示將依批判語言學的文本分析原則據以分析的文本部份。 三、分析策略及步驟 本文藉助批判語言學所發展出來的文本分析原則，輔以前述在地的權力觀，將主要針對自由時報對於李宋會的新聞做三層次的分析。首先做單純的文本分析，以批判語言學的文本分析策略揭示文本所顯示出來的權力觀，其次進一步從文本的訊息中捕捉記者和其所處理的消息來源之間的權力關係，最後則從社會結構、歷史情境等角度剖析新聞文本與外在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這樣做，一者用以展示批判語言學在新聞文本分析上的運用，再者在於凸顯語言在建構社會真實上的力量，三者用以檢驗本文綜合所得的「在地權力觀」在分析新聞文本上的可行性。因限於篇幅及時間，本文將主要針對自由時報的新聞作較深入的分析，必要時亦引入部份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分析，但在附錄中仍然附上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的相關新聞，除供讀者參考外，有興趣的讀者也可自己試做分析。 四、文本分析、記者和消息來源之間的權力關係分析、相互文本分析 現在先請讀者閱讀附錄中所附的三則新聞，閱讀的順序建議從自由時報到中國時報到聯合報，或者反過來，從聯合報到中國時報到自由時報，因為這大約是這三則新聞在言論光譜上的位置。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自由時報的新聞。這則由記者黃維助、許聖梅、許淑晴聯合報導的新聞刊載在1997年1月9日自由時報頭版的右上方，它的標題是「宋楚瑜昨晚爽約 總統枯候三十分鐘」，小標是「原先安排昨晚九點會面 但宋透過秘書傳話 臨時取消 李總統定今日上午十一時正式約見宋楚瑜」。從大、小標題中動詞的使用，讀者得到的訊息是：因為宋楚瑜（可能是惡意）的“爽約”，（導致）總統“枯候”三十分鐘，而且原先安排好的會面，宋楚瑜卻透過“秘書傳話”而“臨時取消”（十分沒有禮貌），（然而）李總統（仍然大人不計小人過）定今日上午十一時正式"約見"宋楚瑜。所以，應該為八日晚間李宋會面不成負責的人「顯然」是宋楚瑜。以上刮號（ ）中的文字，記者並沒有寫出來，然而讀者在閱讀時，卻明顯的得到了這樣的訊息。所以，注意文本中沒有說出來、沒有寫出來的東西，的確是揭露文本中所隱藏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的重要策略。我們在這裡使用到的分析方法是及物（動詞）的規則（the grammar of transitivity），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分析看到行動的影響程度和結果（八日的李宋會面不成），行動者（宋楚瑜）的行動（爽約）是針對李登輝而來的，而這個行動的受害者是李登輝（枯候了三十分鐘）。 另外，從標題中稱謂的使用方式，我們也可以看出自由時報的記者和編輯在處理這則新聞時，作為社會行動者和兩位消息來源（李登輝、宋楚瑜）之間的權力關係。台灣省長宋楚瑜在大/小標題中被以「宋楚瑜」和「宋」兩種方式呈現，而總統李登輝則被以「總統」和「李總統」呈現，後者顯然比前者禮貌多了。國發會之後，自由時報的編輯評估宋楚瑜（可能）已失勢、失寵，再加上如果他們對於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和宋楚瑜勢同水火的敵對關係有所瞭解（將在下文中有更進一步的剖析），則在宋楚瑜稱謂的使用上自然就隨便多了。 在第一段的導言中，記者更強調是「因宋楚瑜臨時“斷線”，李登輝在官邸“*候”半個多小時仍不見宋楚瑜蹤影」。又說，「“了解內情的人士”透露，這場宋楚瑜“失約”的李宋會，整個過程轉折“令人費疑猜”」（自一5,6）記者在這裡運用“了解內情的人士”此一隱藏式的消息來源來指責宋楚瑜的失約，緊接著又以較明確的消息來源"總統府官員"指出「經過緊急聯繫安排，才於昨夜十時左右敲定，李總統將在今天上午十一時於總統府約見宋楚瑜」（自一6-8）以凸顯李總統不計前嫌，主動安排再一次的李宋會的善意。我們在這裡使用到的分析策略除了及物（動詞）的規則外，還有語態的規則（the grammar of modality），例如“了解內情的人士”及“總統府官員”這兩個代名詞的使用，一模糊、一明確的對比，模糊者用以指責宋楚瑜的「爽約」，明確者用以確認李總統的「善意」，因此才會「主動」再一次安排與宋楚瑜的會面，這種再現事實的手法凸顯了記者寫作的意圖性。同時，從上述「在地權力觀」中的「人情法則」和「權（智）謀法則」而言，如果這位“瞭解內情的人士”的確存在的話，記者在這裡姑隱其名，是考慮到不要造成這位人士和宋楚瑜之間的緊張關係，進而影響了記者和這位人士之間未來的採訪關係。如果這位人士根本不存在的話，則記者是藉著「引述消息來源」這條新聞寫作的專業規則來修理他們想修理的人（宋楚瑜）的行事風格“令人費疑猜”。至於寫到李總統方面再一次主動安排兩人會面時，記者引用了較明確的消息來源“總統府官員”，一則用以確定善意的一方是李總統，記者這樣寫，從某種角度而言是「做了一個人情」給李總統。從智謀的角度，也可以說前一種手法是在「借刀殺人」（三十六計中的第三計，記者是假借這位「瞭解內情的人士」來修理宋楚瑜），而後一種手法，講得難聽一點也可以說是記者在拍馬屁、在向總統府（的某些人士）輸誠，這裡，厚黑學中的「厚」字，就最能貼切地分析出這種微妙的權力運作了。 記者接下來在第二段中指出「昨天適逢李總統農曆七十五大壽，李總統與家人昨晚前往安和路附近的餐廳舉行壽宴，李總統為趕赴晚上與宋楚瑜會面，“還”提早於八點多結束家庭晚宴返回官邸，“就是要”等候宋楚瑜的到來」（自二10-13）。第三段則繼續鋪陳「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及總統府相關官員與幕僚都前往總統官邸“待命”，但是雙方約定會面的九點時刻已到，仍不見宋楚瑜的蹤影」（自三14,15），第二段中“還”與“就是要”兩個助動詞的使用，凸顯了當晚乃是李登輝總統和第一家庭（歡樂溫馨）的壽宴，李總統“還”特地提早返回官邸（等候宋楚瑜這個晚輩），不僅如此，總統府的秘書長黃昆輝和相關官員與幕僚都前往總統官邸“待命”（為了宋楚瑜的來訪而勞師動眾），然而，到了雙方會面的時間，（居然）「仍不見宋楚瑜的蹤影」（宋楚瑜真是太不應該了）。接下來記者又寫道：「據（誰？）指出，李總統、黃昆輝及總統府幕僚都覺得納悶，為何約定時間已到，宋楚瑜卻未現身，而且連一點訊息都沒有。」（自三15-17）我們在這裡主要是運用語態的規則中對助動詞「還」、「就是要」的掌握來捕捉文本中的權力關係。同時，三位記者仍然以極為模糊的消息來源引述方式「據指出」來指出李總統、黃昆輝和總統府幕僚對於宋楚瑜爽約一事的不滿。在這裡，記者們繼續做人情給李總統，同時把原先就和李總統關係密切的黃昆輝一併拉進來, 也做個人情給他（他也對宋楚瑜的失約不滿，他是和李登輝站在同一戰線上的）。 記者在第四段敘述「……省長官邸在晚間八點多時，曾有兩部廂型車分別從前後門駛離，其中從前門離去的車號WS-568藍色廂型車上坐的“就是”宋楚瑜（記者寫出車號，並以“就是”一詞告訴讀者，這件事是「真」的），從後門離去的廂型車係搭載宋楚瑜夫人陳萬水，她係於晚間八點半到達總統官邸，向大門警衛遞上生日卡片向李總統祝壽即離去，轉赴三商行老闆陳河東娶媳婦宴；同樣依時間推算，如果宋楚瑜係前往總統官邸，“應能”準時抵達，“但結果是斷訊無音訊”（宋楚瑜是「故意」爽約的，真是太不應該了）」。在這裡，我們看到記者會運用一些手法（例如寫出車號，這很具體），表示他們寫出來的東西是「真」的。然後再運用「論域的一致性法則」中的「連結」（conjunction）手法，如本例中的「應能……，但結果是……」來達到他們想達到的目的（即證明宋楚瑜是「故意」失約的）。而且，前面有關車號等既然是「真」的，後面的宋楚瑜「故意失約」，當然也就順理成章的也是「真的」了。 三位記者在第五段中繼續鋪陳李總統方面的善意：「儘管……仍不見宋楚瑜，……李總統“仍是”在官邸等候，於晚間近十時，宋楚瑜“透過秘書人員”（記者暗示宋楚瑜這樣的作法很不禮貌），以『總統生日，不便打擾』為由，“臨時取消”（真是太惡劣了）這場會面，總統“還是”（記者暗示總統的善意，而且「大人不計小人過」）指示幕僚繼續聯絡宋楚瑜，但仍沒有訊息，最後“枯等”至十點多才確定取消會面（宋楚瑜身為晚輩，讓長輩李總統「枯等」多時，十分不禮貌、非常不應該），總統府方面（注意，是總統府方面，而不是李總統。這裡隱約顯示出來的意思是說，李總統本人並沒有責備宋楚瑜，是總統府方面的人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開始責備宋楚瑜）仍是非常不解，為何宋楚瑜“主動求見”又臨時取消，只能以“詭異”兩字來形容。」我們對於這段文字的分析，除了依然可以運用語態原則來處理之外，在綜觀本段與前引各段文字時，也許也可以運用「分類規則」中的「過度標籤」（overlexicalization）原則來分析，以本例而言，記者不斷以「斷線」、「主動求見卻又臨時取消」、「爽約」、「失約」等來指陳宋楚瑜沒有依約前往總統官邸會見李登輝，乃是一種「故意的」、「非常沒有禮貌」的行為。相對的，李總統「舉行壽宴“還”“提早”返回官邸』、「枯候」以後還「繼續聯繫宋楚瑜」、「主動安排」九日的再次會面，凸顯了李總統方面的善意及大度。記者的這個意圖性是前後一致，貫穿全文的。 到了最後一段，記者更藉消息來源之口質疑宋楚瑜辭官的動機。「……官員（哪一位？）指出，宋省長“如辭意堅定”，“大可不必”以臨時爽約的方式來表達（這裡隱約透露出來的意思是說，宋楚瑜的辭職根本是在作秀，並不是真的要辭），這樣做，有點“耍”了大家。」 分析到這兒，我們算是完成了第一階段（文本分析）和第二階段（記者和消息來源之間的權力關係）的分析。必須強調的是，本文旨在揭露流竄於新聞文本中的各種類型的權力關係，因此並不從新聞寫作的觀點來批判這樣一則新聞的寫作方式是否合宜。同時，在分析新聞文本時，受限於個案的特性，我們也未能使用到批判語言學所發展出來的所有規則。 最後，我們要進入第三階段的相互文本性的分析，也就是把具有物質基礎的社會結構和歷史事實含括進來分析。在這裡我們可以探討的是：自由時報和李、宋二人的關係如何？這樣的關係是否影響了自由時報在處理這則新聞時的角度？李、宋二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又是怎麼樣的？元月八日李宋會不成事件又透露出什麼樣的權力關係意涵？ 根據，新新聞週刊514期的分析（pp.27），宋楚瑜和林榮三之間的恩怨始於1992年初的監察院副院長補選時，當時擔任國民黨秘書長的宋楚瑜基於媒體對於林榮三的金牛形象頗多撻伐，因此一直企圖勸退，甚至暗示他如果要選，可能會落選。但最後林榮三執意不退，所以當時國民黨內只好開放競選，而林榮三最後也憑自己的力量當選了副院長。宋、林二人也因而結下了樑子。到了1992年底的二屆監委提名時，當時的院長黃尊秋由於年事過高，所以不被考慮留任，而林榮三也被一併淘汰。林榮三因而成為在位最短的監察院副院長，這筆帳當然也就計在宋楚瑜頭上。「而林榮三恢復單純報人身份以後，自由時報從此對批宋就未曾停過」（新新聞，514:27）。而自由時報是親李登輝的報紙，這在傳播學術界和實務界早已是公認的事實，甚至有人以為自由時報在處理國民黨和李登輝新聞時的作風，是比中央日報還中央日報。此所以自由時報在處理這則八日晚間李宋會新聞的角度會完全不同於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本文因限於篇幅，未能對中時、聯合二報的相關新聞作深入的分析，不過讀者根據附錄中兩報的相關報導應可明顯看出，中國時報的報導重點在於說明宋楚瑜8日晚間未曾赴會的過程和心路歷程，表示最後決定不赴會，主要考慮是不應在李登輝生日的歡樂時刻去碰觸辭職此一「不悅」的話題。至於聯合報的重點則在強調，宋楚瑜希望總統能「成全他」，讓他辭職，而不要「摸摸頭」，同時報導中也分析了宋楚瑜一旦辭職所衍生的「省長補選」的問題該如何解決等。兩報對於宋楚瑜8日晚間未赴會一事，並未作成「故意」的結論，對於宋楚瑜辭職的動機亦未如自由時報的加以質疑）。 三報對於這則新聞的處理有如此大的不同，也許可以說是三報在處理新聞的風格上本來就有所不同，但自由時報對於這則新聞的特殊處理手法，讓人有足夠的理由懷疑：自由時報與李、宋二人之間的關係，確實是造成該報在新聞處理上有如此大差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權力關係的運作上，林榮三是藉著這則新聞做人情給李登輝，拉攏他和李登輝之間的關係，也藉著這則新聞的報導修理宋楚瑜，以報昔日之仇。前述社會領域中的人情關係模式，可以用來解釋自由時報的作法。另外，學術界和實務界一向對於自由時報過於露骨的親李作風很不以為然，但自由時報仍然笑罵由人，是乃發揮了厚黑學中「厚」字的精義。透過上面文本分析的剖析，我們看到這樣的「厚」功，在記者編輯們體認上意後，也具體呈現在他們處理新聞的手法上。 至於李、宋二人的關係，是一種長官與下屬，同時也是「形同父子」（中三17）的關係。中國時報的報導中說：「…內政部長林豐正一早就『暗示』並『預告』，李登輝總統和宋楚瑜『形同父子』，李宋碰面不必『外人』陪，包括他在內。林豐正表示，日前內政部召開會議，處理省政府組織調整事宜時，他即將結果電話告知宋楚瑜。當時他就提醒宋，昨（應為「明」字之誤）天是李總統的生日，還問他：『你要不要北上？』宋表示：『會北上。』但是並未明確表示是否參加李總統的壽宴。」（中三15-23）從這段文字的敘述並綜合我們對宋楚瑜辭官事件的瞭解，宋楚瑜當晚在去與不去之間的心路歷程應該是十分複雜。總統大選期間，宋楚瑜風塵僕僕跑遍全省，立下輔選有功的汗馬功勞。從人情的角度來說，李登輝是欠了宋楚瑜很大的人情，從中國人知恩圖「報」的權力關係運作原則而言，李登輝應該回報宋楚瑜才對（例如提名他做下屆的行政院長），而李登輝不但沒有回報，反而恩將仇報，與民進黨在國發會中達成「凍」省的共識，這在中國的人情法則而言是說不過去的，此所以宋楚瑜一再在各種場合表示「楚瑜情何以堪」。不過人情法則也有例外的時候，而正是在例外時，更可以觀察到權力大小之間的差異：李登輝因為在權力場域中居於權大、優勢的一方，所以他敢於打破人情法則，宋楚瑜處於權小、弱勢的一方，所以他原則上只能發揮厚黑學中的「忍」字功，一旦忍不住（例如居然敢辭職犯上），情況就會對自己很不利，同時也是觸犯了霍存福在分析中國古代「為相之道」時所說的「宰相不與人主爭權柄」與「宰相之道貴順」兩原則（霍存福，1992），弄到最後必須以「請辭待命中」來自找台階下，並不時遭受反對黨省議員的冷嘲熱諷。當然，李登輝和宋楚瑜二人乃活在二十世紀民主自由台灣社會的人，但因為他們二位的意識形態還停留在中國古代官場政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所以用政治領域正統模式中的「中國古代」模式，加上介於政治與社會領域之間的厚黑模式，和社會領域中的人情模式倒頗能掌握二人權力關係的精髓。這也應證了前述所謂在地的權力觀會產生各領域之間相互滲透的說法（請參閱本文「陸、建構『在地的』權力觀」一節）。 宋楚瑜在被李登輝背棄之後，心中想見十分委屈與不平，此所以他在七日下午為紀念自己（親生的而非官場的）父親宋達而成立的「宋映潭文教基金會」頒獎典禮上會痛哭失聲。不巧的是，次日又正好是（自己官場的父親）李總統七十五歲壽誕，是歡樂的事，而自己為了辭職的這件「不悅」的事要與李總統面談，到底是去還是不去呢？這中間的分寸該如何拿捏？宋楚瑜最後決定不去，想必是吃了秤鉈鐵了心了;然而，站在晚輩的立場，而且可能也是不想做得太絕，留一些轉圜的餘地，宋楚瑜還是請自己的太太陳萬水到官邸送了生日卡片。一個看似平凡的決定，一則看似簡單的新聞，其實透露了多少的人情冷暖、官場現形與權力關係。

捌、結論

本文回顧批判語言學的緣起，綜合批判語言學的觀點，比較批判語言學和傳統社會語言學不同之處，介紹批判語言學的文本分析五大法則，反省及批評批判語言學權力觀的不足，並企圖建立所謂的「在地的」權力觀。 另外，本文也藉助批判語言學所發展出來的文本分析原則，輔以作者綜合各家權力分析而得的在地權力觀，主要針對自由時報對於李宋會的新聞做三層次的分析。首先做單純的文本分析，以批判語言學的文本分析策略揭示文本所顯示出來的權力觀，其次進一步從文本的訊息中捕捉記者和其所處理的消息來源之間的權力關係，最後則從社會結構、歷史情境等角度剖析新聞文本與外在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這樣做，一者用以展示批判語言學在新聞文本分析上的運用，再者在於凸顯語言在建構社會真實上的力量，三者用以檢驗本文綜合所得的「在地權力觀」在分析新聞文本上的可行性。惜限於篇幅及時間，本文未能對於同日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的相關新聞做同樣深入的比較分析，不過，就是單從自由時報一則不及千字的新聞分析中，也對於文本中所隱藏的權力關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文力有未迨之處，則是未能針對中文語法的特殊性，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文本分析原則，另本文僅對文本中的權力關係作分析，而對於意識形態則幾乎全未加處理，除了能力之外，實亦限於篇幅。

語言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在新聞記者看似中立的報導中，往往隱藏了太多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讀者只有在充分掌握了「批判的語言警覺性」以後，才能洞視在文本中到處流竄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

 

註釋

  1. 美國哲學家R.M. Rorty在1967年編了一部分析哲學的書叫「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Rorty在書的導言中說：「本書的目的是想提供一些材料來反映最近的一次哲學革命，即語言哲學革命。所謂語言哲學，我指的是這樣一種觀點，它認為哲學問題是一些或者通過改造語言，或者通過對我們目前使用的語言有更多的瞭解而可以得到解決或排除的問題」（轉引自洪漢鼎，1992）。另有人以為語言學轉向乃是指以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符號學理論為基礎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它一般也被視為是結構主義（Best/Kellner原著，朱元鴻等譯，1996:40），乃至之後的後結構主義風潮出現的部份原因。但整體看來，導致整個西方思想界向語言學轉向的最重要人物當屬維根斯坦，他早期的著作「邏輯哲學論」影響了邏輯經驗主義的興起，而後期轉向日常語言的分析，則又影響了分析哲學的進程。一個人影響了兩個哲學流派的發展，這在西洋哲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2. Fairclough指出，類型（genre）是社會所「批准」的語言活動，說話的人（言 者）在其中有一定的位置（例如採訪、電視新聞都是genre）。而論域（discourse） 則是強調某一特定領域知識或經驗的行動（例如馬克思論域、女性主義論域）。至於敘事（narrative）則指社會所「批准」的故事型態（詳參Fairclough, 1992a:215 ）。
  3. 論域分析的幾種取向及傳統包括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分析（linguistic and sociallinguistic analysis），對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語意分析（semiotic analysis），批判語言學及社會語意學（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social semiotics），Van Dijk 的「社會認知」模式（the social cognitive model）和文化類型分析（cultural-generic analysis）。對於這幾個論域分析傳統的介紹，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Norman Fairclough （1995）的第二章。
  4. 批判語言學者Hodge和Kress曾舉了一個倒垃圾的例子來說明這種從主動變被動所可能產生的語言效果。例如家庭中常聽做太太的對丈夫說：「垃圾倒了沒？」（"Has the garbage been emptied?"）這句話其實是從「你倒過垃圾了沒？」（"Have you emptied the garbage?"）先轉換成「你拿垃圾去倒了嗎？」（"Has the garbage been emptied by you?"），再轉換成「垃圾倒了沒？」（"Has the garbage been emptied?"）的。在「你倒過垃圾了沒？」這句話中，行動者和行動的責任都很明確，就是「你」（丈夫）。至於「垃圾倒了沒？」這句話，則並未明確指出誰應該倒垃圾，因此從某種角度看來，這句話的行動者隱而不現，因此責任也無從追究。但是放在家庭這種言說的情境中，做丈夫的聽到太太說這句話時，卻又很明確的知道太太指的該去倒垃圾的人正是自己。從這個簡單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語言使用者在把主動變被動這樣一個簡單的動作中，即可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語言效果。對於語言的轉換效果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Robert Hodge和Gunther Kress在1979年寫的Language as Ideology一書，該書在1993年已出第二版。另可參考Fairclough（1992b），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一書。
  5. 南方朔曾經在一篇名為「因為女童不會說『性騷擾』所以她成為攻擊對象」的文章中指出「語言無法超過語言可以表達的範圍。這也就是說，語言無法超過語言自己，人無法說他根本就不會說的事。」又說：「……適當的語言會被歷史條件所禁錮，它的解放必須依靠新語言的創造，創造新語言也就是創造新思想；創造新思想也只有用新語言。」（南方朔，1996:97）這含括了兩層的意義，其一，許多社會現象其實早已存在，但是因為人類沒有適切的語言詞彙，所以無法言說（例如在「性騷擾」這個詞彙於1976年被發明出來以前，這種現象早已存在，但人們不知該如何去「說」它）。其二，當歷史條件改變時，許多社會現象有了新的、更複雜的內涵，舊詞彙已不足以含括，必須創造新詞來「說」這種現象，例如同樣是儒家思想，但隨著時間及歷史情境的改變，則必須以不同的詞彙來表達不同的內涵，例如：「原始儒」、「漢儒」、「唐儒」、「宋儒」、「清儒」，以及「新儒家」等。
  6. 有關論域的一致性，在Halliday（1994）一書的第九章中有詳盡的介紹。
  7. 在批判語言學家不斷的努力中，有更多的分析策略被發展出來，例如van Leeuwen（1996）就從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s）的觀點發展出一個分析論域中社會行動者的系統網絡（system network），將批判語言學的分析推向一個更細密、更系統化的方向。
  8. 這一派主張論域是所有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基本構成要素。他們是激進的懷疑論者，質疑任何形式的決定論或各種社會實踐的可能性，摒棄任何植基於經濟結構與階級分析的社會決定論，將馬克斯主義貶斥為本質主義、經濟決定論與化約論（J.Larrain，劉美麗、王恩南譯，1994）。
  9. 批判的論域分析學者們又自稱為TODA（text-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 以此有別於其他不從語言文本分析意識形態及權力關係的學者，例如Foucault。
  10. Fairclough認為Foucault的論域分析應區分為以下三個階段，即：(1)早期：可稱為「論域的考古期」（Foucault'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especially 1972）。代表作是1972的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2) 中期：可稱「論域的系譜學」，關注點轉向知識和論域的關係。（1979/1981）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1: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3)晚期：關注點轉向「倫理學」。研究個人如何成為他自己行動的道德主體（moral subject）。
  11. intertextuality語出Kristeva (1986).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Moi (ed.)The Kristeva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23-33。
  12. 本書已有中文譯本由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
  13. 中國人的權力鬥爭史已有數千年，本文企圖處理中國人的權力觀有點自不量力，不過總覺一再引用外國學者所發展出來的權力觀來分析在地現象，經常有搔不著癢處的痛苦，因此不揣簡陋，試圖處理這個問題，權充靶子供行家攻擊，藉收拋磚引玉之效。
  14. 本事件背景係根據1997年1月1日至9日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及新新聞雜誌第514期整理而成。

參考書目

  1. 中文部分

  2.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
  3. 南方朔（1996）：〈因為女童不會說「性騷擾」所以她成為攻擊的對象〉，《新新聞》，1996,12.22-12.28:97-98。
  4. 洪漢鼎（1992）：《語言學的轉向──當代分析哲學的發展》。台北：遠流。
  5. 霍存福（1992）：《權力場──中國政治的智慧》。台北：揚智。
  6. 尉遲雲（1992）：《三十六計──中國人的智謀》。台北：絲路出版社。
  7. 黃光國（1996, 1988初版）：《中國人的權力遊戲》。台北：巨流。
  8. Best, Steven & Kellner, Douglas（1996）：《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朱元鴻等譯。台北：巨流。
  9. Larrain, Jorge（1994）：〈結構主義與阿圖塞主義之崩解〉，劉美麗、王恩南譯。《島嶼邊緣》，12:8-32。
  10. M. Foucault（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台北：桂冠。

  1. 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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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Fairclough, Norman (1992a). Discourse and text: Linguistic and intertextual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3(2):19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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