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處：63期,頁9-33)多元典範衝擊下傳播研究方法的省思：從口述歷史在傳播研究中的應用談起翁秀琪**中文摘要本文從哈柏瑪斯對於人類認知的三種興趣切入，討論傳播研究中不同典範在認識論上的特色及其與歷史的關係，進而引介口述歷史法的特色及其在方法論上的討論，並針對口述歷史法在傳播研究應用中所引發的問題深入評析。 本文最後針對口述歷史法對於新聞傳播學知識與新聞傳播學研究者可能的助益與影響加以評析與討論。 **翁秀琪為政大新聞研究所教授 關鍵字多元典範 本體論 認識論 方法論 口述歷史法 文本有效性 The Use of Oral History Method in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It's Ontological, Episto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Shieu-chi Weng Abstract Habermas based his philosophy of epistemology on the knowledge constitutive interests of human beings. This article took the Habermasian philosophy of epitemology and use it to review the different paradigms in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tried to clarify their conneciton with history. It also tried to reveal all the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using the method of oral histor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discuss their posibble resolutions. Keywords: pluralistic paradigms ontolog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oral history text validity 壹、「多元典範」對於當代人文社會學門的衝擊及其所造成的反思二十世紀以來，受到當代哲學思潮的衝擊，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門內，開始反省學門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基礎的問題，這樣的反省在各個學門都可以觀察得到：社會學門(註一)、歷史學門、經濟學門、心理學門..（黃瑞祺，1996; 阮新邦，1994; 阮新邦，1997; 顧忠華，1998; Richardson, Frank C. and Blaine J. Fowers，1998）。 晚近於新聞學門（方孝謙，1998; 蔡篤堅，1998）和傳播學門（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3, 1993; Littlejohn，1992; 新聞學研究，第五十三期專題; 新聞學研究第五十八、五十九期「紙上座談會」）也可以觀察到這樣的反省。 在新聞學門的部份，最近方孝謙從哲學、史學、民族誌學，與傳播社會學幾個領域出發， 爬梳出實在、再現，與意義之基本範疇。 （方孝謙， 1998） 蔡篤堅則以「真實的再現、再現的真實」為題， 比較涂爾幹、韋伯、馬克思、現象學、後現代，和後結構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差異， 並從「敘事認同」的視野， 提出一個「跨領域的新聞觀點」。（蔡篤堅，1998） 綜觀方孝謙和蔡篤堅二人的論文， 都在為新聞（學）進行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定位。 二人的立場及取徑容有不同， 但是對於新聞（學）作為一種學問的後設條件， 毋寧分別提出了他們的見解。 而在傳播學的部份，台港美三地的華人學者，也分別從「傳播學的正當性危機」（須文蔚、陳世敏，1996）、 「成長與發展中的傳播研究--一九九五學門人力資源調查報告」（汪琪、臧國仁，1996）、「傳播學在美國的發展：從SCA易名為NCA談起」，（馬成龍，1999）、「傳播學研究概觀」(陳國明，1999)、「傳播學自我的（再）發現」，（陳世敏，1999）、「傳播教育的知識結構問題：思考分析與實務技術訓練之間的張力」，(陳韜文，1999)、「口語傳播在台灣的挑戰與回應」，(黃鈴媚，1999)、「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等主題，對於美國及台灣傳播學的知識範疇及教育方法進行反省。 本文將從哈柏瑪斯對於人類認知的三種興趣切入，討論傳播研究中不同典範在認識論上的特色及其與歷史的關係，進而引介口述歷史法的特色及其在方法論上的討論，並針對口述歷史法在傳播研究應用中所引發的問題深入評析。 本文最後針對口述歷史法對於新聞傳播學知識與新聞傳播學研究者可能的助益與影響加以評析與討論。 貳、傳播研究中不同典範在認識論上的特色及其與歷史的關係哈柏瑪斯從人類認知的三種興趣(interest)， 將人類的知識區分為技術的興趣、實踐的興趣與解放的興趣， 三者分別從人類日常生活中的勞動、語言與權力衍生而出。 哈氏進而認為這三種興趣又進而決定了三種學科的研究取向及知識的性質， 亦即：經驗性/分析性的學科、 歷史性/詮釋性的學科，與批判取向的學科。（Habermas,1971; 黃瑞祺，1996） 至於在傳播學門中，有Littlejohn（1992）提出知識的三種分類方式： 1. 發現、探索而得的知識：知識是獨立存在、可以被發現的、經驗世界的、標準化的、可被測量的。 2. 解釋或詮釋而得的知識：知識是主觀的、富創造性的、具有意圖性的、是知者與被知者互動的過程與結果。 3. 批判而得的知識：除解釋現象之外，還要進行介入、改變、批判。 Littlejohn對於知識的這三種分類，大致不脫Habermas在「知識與人類興趣」 一書中對於人類認知旨趣與知識之間關係的分析。 Littlejohn更根據知識的這三種分類方式，檢視現有的傳播理論，認為約可分為：結構功能理論、認知和行為理論、互動理論、詮釋的理論和批判理論五者。 不同的知識分類方式，自會導致不同的理論類型，也因此，其理論建構的方式亦有不同，同時，也因為其對於「時間」此一核心概念的不同處置與關懷，也導致其與「歷史」之間的不同關係。 自然（實證）科學（發現、探索而得的知識）理論建構的方法強調理論及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重要性、標準化的操作及研究方法、可複製的研究流程等。在這兒，所謂的社會或自然事實是以不同的「變數」來表示，「在這種認知興趣下，事實及現象的特定時間與空間的條件及系絡必須要被抽離」（高承恕，1982, p.98）。 因此，實證科學的「非歷史」性格是相當明顯的。 （高承恕，1982,p.98）。 解釋或詮釋而得的知識，受到現象學認識論的影響，認為人要「知道」外在的真實世界，先要去除「自然態度」。 現象社會學者舒茲結合現象學的方法和韋伯的「瞭解」(verstehen)（註二），認為社會學者在研究社會現象時，應該去除「知識化」(intellectualizing)（註三），以行動者（也就是被研究對象）自己的解釋為解釋。 人類學，特別是俗民方法論者（ethnomethodologist）對於進行研究時的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上的討論，特別具有參考的價值。例如Cicourel(1964)即強調區分"theory of instrumentation"及"theory of data"，因為社會學的研究很多都涉及溝通及互動，然而過去社會學家在進行研究時，對於「對象的語言及行為反應（均）視若無睹，或未加注意，而只注重收集研究者認為有用的材料」（瞿海源，1982，p.250，刮號中的字為本文作者所加）（註四）。（註五） 高承恕（1982）在討論歷史學門對於社會學理論與方法上的意義時曾指出，現象學及俗民學方法論（高文稱為「俗民方法學」）「雖然對於實證論在基礎的層面加以反省檢討，強調生活世界(life-world)對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也強烈地指出在社會生活中意義的詮釋(meaning interpretation是社會行動，社會過程中不可分的部份，更認為意義的詮釋與瞭解又必須置之於其互動的系絡(context)及情境(situation)來掌握（Schutz, 1971）。 但卻同樣地未能將歷史的問題突顯出來。..於是乎對於生活世界的分析與敘述便成為了一種"面"的探討。」(pp.99-100，強調部份為本文作者所加。） 批判而得的知識，其方法論主要受到黑格爾辯證法的影響。 黑格爾認為現實是矛盾的結構，有其變遷發展的潛在可能性，而其辯證邏輯即根據事物的內在矛盾來分析現實世界。至於首先提出「批判理論」此一概念的法蘭克福學派，其第一代的代表學者Adorno則提出「反」的辯證法，強調正反、正反之間不斷的辯證，以避免理論停滯不前(Adorno, 1973; 劉駿州，1994)。（註六） 就批判而得的知識而言，一般還會討論到的方法有Foucault的知識的考古學(Foucault, 1972; 王德威譯，1993)、知識的系譜學（註七）， 以及二十世紀向語言學轉向以後，受後期維根斯坦語言哲學影響的諸多理論學派及其所發展出來的方法， 例如，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及其通用語用學的方法、批判語言學的分析方法（可參閱翁秀琪，1998），以及各種不同的論域分析的方法（可參閱Thompson, 1984; van Dijk, 1998(first 1997), Bell and Garrett, 1998; 倪炎元，1999 ）。 至於Foucault的理論路數，王德威在<<知識的考掘>>（1993）一書的譯序中指出： 「..在傅柯的定義裡，『考掘學』(archaelogy)應與傳統的『歷史、史料學』(history, historiography)相對立。 一反以往史家依賴時間座標所敷衍的延續性、敘述性史觀，『考掘學』從空間座標出發，強調歷史的斷層及物質性--就像考古學的遺址遺物一樣，層層積累、錯綜零碎，有待我們不斷的挖掘拼湊。藉此傅柯申明每個時期的『精神』、『文明』、『意義』的流變不是自發連續的，而總是有一橫向的、矛盾的、擴散的特徵。」（pp.5-6） 傅柯一生的方法路數，從知識的考古學到知識的系譜學（註八），二者都「試圖在真實的複雜性中把握歷史事件」、「試圖打斷歷史連續性的巨大鍊條，倡導非連續性」，並「從一種微觀的角度重新考察社會領域」。（王治河，1996, p.45） 至於批判傳統中各流派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就比較複雜，非三言兩語交代得了，容日後另闢專文討論。 本文只能簡單地說，辯證哲學自黑格爾以來一直相當重視「歷史性」(historicity)的面向，Marx自黑格爾的德國觀念論傳統轉為政治經濟批判，探討的對象就是具體的人類（勞動）歷史，而「其歷史唯物論也企圖給予人類歷史的演化一個全面性的解釋」（高承恕，1982, p.100）。（註九） Habermas在其<<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Habermas, 1989）一書中，主要依賴英、法、德等國的市民社會發展史來建構理論。 從一九八O年代以來， Habermas也因為「畢特堡(Bitburg)事件」（詳參Holub, 1991, 特別是第七章「國族社會主義及大屠殺：與歷史學家的辯論」--<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Holocaust: the debate with the historians>）與戰後德國保守的史料學派(historiography)學者如Michael Stuermer, Andreas Hilgruber, 及學哲學出身的Ernst Nolte等人進行長達兩年餘的筆戰與辯論。 Habermas 對於上述保守歷史學家主張國家應透過「振興」(revitalization)歷史意識，並以國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方法，來賦予全體公民意義與認同的論述，完全無法認同。 至於批判語言學、論域分析的其他流派等，均未特別真對「歷史性」進行深入的探討。 以上對於傳播研究中所涉及的不同典範在認識論上的特色及其與歷史的關係做了簡單的討論， 以下則針對歷史研究中口述歷史法（也是本文討論的焦點）的特色及其在方法論上的一些問題提出討論。 參、口述歷史法的特色及其在方法論上的討論一、口述歷史是什麼？ D.A.Ritchie(中譯本1997)一書中指出，口述歷史是： 「..錄音訪談(interview)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口述歷史訪談指的是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interviewer)，向受訪者(interviewee)提出問題，並且以錄音或錄影記錄下彼此的問與答。 訪談的錄音（影）待經過製作抄本(transcribed)、摘要、列出索引這些程序後，儲存在圖書館或檔案館。..」（p.34） 許雪姬（1997）則進一步指出口述歷史具有「彌補歷史的斷層」、「注意弱勢邊緣的聲音」、及「塑造社會共同記憶」等重要目的，她並詳細剖析共同記憶與口述歷史間的關係，區辨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間，以及口述歷史與傳統史學間的差異。（註十） 由於本文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介紹口述歷史的作法，因此，對於這部份的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本文附錄對於口述歷史研究法的相關文獻。 二、歷史學界對於口述歷史法方法論的討論 口述歷史作為一種史學研究法，在歷史學門中本來就有不同的評價。 一般對於口述歷史的質疑有三點（Grele,1985, first 1975）： 1. 受訪者的記憶會影響口述歷史資料的價值。 2. 研究者事前的準備不夠，訪談技術自滿於記者式訪談的功利導向。 3. 缺乏歷史學方法論的討論。 尤其是上述的第三點，更曾在史學界引起不同的辯論。 根據Grele的說法在美國的史學界有兩組人的辯論特別值得注意：William W. Cutler vs. Saul Benison，以及Staughton Lynd vs. Jesse Lemish。（Grele, 1985, p.133） 在第一組的辯論中，Cutler認為口述歷史的資料只能視為「原初資料」(raw material)，Benison則認為，口述歷史既是自傳式的回憶錄，同時，研究者在提問問題時也有其創意，因此，是一種詮釋的開始而非結束。（Grele，p.133）而在第二組的辯論中， Lynn認為口述歷史就是歷史本身，是一種有意識的表述形式。 而Lemish則認為，口述史料是一種可以建構新歷史論述之有限資料。 (Grele, p.133) Grele則認為兩組的討論都不夠深入。 他指出， Cutler 和Lemisch 視口述歷史的訪談資料為Sources和Documents，是把口述見證(oral testimony)與書寫資料(written manuscript sources)混為一談。口述史料與傳統的史料不同，它有訪談者（歷史學家）的介入，因此，口述史料是一種集體創作(collective creation)，不可避免地會有預設立場、選擇與解釋等過程，和信件、記錄、官方文書或其他傳統的書寫史料不同。 口述歷史是在事件發生「後」，由歷史學家創造出來的。 Grele對於口述歷史的方法論提出以下的看法，他認為口述歷史是一種「對話的敘事」(conversational narrative)。 口述歷史因為是歷史學家和受訪者之間的訪談，因此是「對話」(conversation)，而且口述歷史都是在述說故事，因此是一種「敘事」(narrative)。口述歷史牽涉到訪談的歷史學家與受訪對象之間的聯合行動(joint activities)，因此它不是自傳。 口述歷史訪談中的關係有三層，其中一層是內在的，兩層是外在的。 第一層是字詞的關係，是訪談中語言的、文法的和文獻的結構（應該就是所謂文本的結構）。 第二層是訪問者和被訪問者之間的關係，包括心理的、社會的層面等，Grele 認為Goffman(1971, 此處轉引自Grele, 1985，p.135)在小團體人際互動的研究可以提供歷史學家參考。 這層互動關係可以視為一種「展演」(performance)(p.135)。 第三層關係，在口述歷史的訪談中，受訪者不僅對自己說（重新回憶自己所經歷過的事），對歷史學家說（根據歷史學家所提問的問題），他其實也透過訪談的歷史學家來對廣大的社群(community)述說他的故事。 在這裡，有兩種關係被連結在一起： (1) 受訪者與歷史學家(informant and historians)的關係: 由歷史學家主導，他拋出問題，受訪者則根據他的問題作答。 （2） 受訪者與他自己的歷史意識(informant and his ow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間的關係：Grele認為這層關係最難捕捉，需透過如Lacan對Freud，或Althusser對Marx的閱讀，也就是Althusser所謂的「癥候式閱讀」方能捕捉（註十一）。 透過上述的討論， Grele 肯定口述歷史在建構社會真實的方法地位。 他認為我們應將口述歷史法的受訪者視為文化背負者，他們對於過去會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而透過口述史料的收集，歷史學家可以捕捉附著於歷史瞬間的意識型態。 (Grele, 1985, pp.135-140)。 肆、口述歷史法在傳播研究應用中所引發的問題一、歷史研究在新聞傳播研究中的地位 本文前曾述及國內的社會學界早在一九八O年代即曾就「社會學理論與方法」進行反省（詳參本文註一）。 當時，高承恕即曾清楚指出社會學界歷經一九七O年代現象學、俗民學方法論（高文稱「俗民方法學」）、語言分析、批判理論、新馬克思主義，及世界體系理論等的衝擊與洗禮，加上I. Wallerstein, D.Chirot,R. Bendix, G.Roth,C.Tilly, T. Skocpol, B.Moor, P. Abrams, P.Burke, E.P.Thompson, A.Giddens等人學說的影響，使社會學界體認到「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與歷史是不可切分的」。（Abrams 1980:3-16，此處轉引自高承恕，1982, pp.96-97） 以新聞傳播學門而言，Hardt(1992) 亦曾大聲疾呼傳播學門建構傳播思想史的急迫性， 美國非馬克思傳統的傳播文化研究學者Carey亦從檢視美國新聞學的歷史起源(Carey, 1974)， 從Mumford與 McLuhan的傳播科技論述探討北美現代媒介分析(modern media analysis)的根源(Carey, 1980)，從追溯美國大眾傳播研究與芝加哥學派的關係（Carey, 1996）等，充分展現了Carey認為「歷史性」、「根源」(roots)對於新聞傳播研究的重要性。（Munson and Warren, 1997）（註十二） 新聞傳播研究由於典範的轉移，以及理論上的需要，進行了許多方法上的挪用，例如從人類學挪用了俗民學方法（林福岳，1996），從當代語言哲學挪用了批判語言學的分析方法及論域分析的方法（翁秀琪，1998），從歷史學門挪用了口述歷史的方法等。 以台灣的新聞傳播學門而言，根據羅文輝（1995）的研究發現，從1950-1995之間，在「報學」上所刊登的研究論文以「歷史研究」法進行的有15篇，佔總數294篇的5.1%。 而同期間在「新聞學研究」上所刊載的研究論文以「歷史研究」法進行的則只有4篇，佔總篇數318的1.3%。 從羅文輝的研究中並看不出來，這19篇以「歷史研究」法進行的新聞傳播研究中，是否有採取口述歷史法此一種方法。 另本文作者查閱<<新聞學研究>>「分類論文索引（1994-1997）」中總數101篇的研究論文， 發現在「傳播歷史」項目下，共得論文5篇，其中如去掉發表於1994的兩篇（杜耀明，1994; 卓南生，1994）及1995的兩篇（林淇漾，1995; 須文蔚，1995）（註十三），則只剩下一篇（潘忠黨，1997）。這五篇論文都不是使用口述歷史的方法。 以上資料顯示，國內的新聞傳播研究過去並不重視其歷史面向。 然而，口述歷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由於它的一些特性（例如：彌補資料不足、讓弱勢者說話、彌補歷史斷層、塑造社會共同記憶等..），使得這種方法在歷史學門之外也逐漸受到重視。 以新聞傳播學門而言，最近就有一些論文運用口述歷史的方法研究台灣的有線電視發展史（請參閱本文附錄）。由於台灣的有線電視起始於非法的第四台，官方資料甚為欠缺， 因此，運用口述歷史法訪談「非法第四台」時期或共同天線業者，並藉此收集這些業者所提供的官方公文資料，編織出一幅民間版的有線電視發展史，這是相當有趣的研究題材，對於瞭解我國有線電視發展史，這種類型的研究也有其必要性。 也有學者在「新聞記者的專家與生手」研究中，引入口述歷史法，從記者的口述中，瞭解新聞工作的知識特性，組織內、外部控制機制，新聞工作者的社會智能等。（陳順孝，1998; 陳順孝、康永欽，1998; 陳順孝、康永欽，1997; 臧國仁、楊怡珊，1998） 本文作者從一九九七年八月開始，受國科會補助進行一項為期兩年的女報人研究，針對台灣<<立報>>社長成露茜，<<天下雜誌>>社發行人兼總編輯殷允芃，以及<<聯合報>>、<<民生報>>發行人王效蘭進行口述歷史研究。 這項研究即參照口述歷史研究中所區分的生命史及專體史兩部份，分別對於個別女報人的生命史進行探索，同時也針對「女報人」此一專題，進行「女報人專體史」的研究。 二、口述歷史的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 口述歷史法看似簡單，但認真思考起來，它在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上所引發的問題十分複雜，本文在第參節的部份已略有討論，現在再根據以下幾點分別申論之，必要時並輔以筆者所進行的女報人研究的實例加以說明。 （一） 超越實證與詮釋典範 運用口述歷史法進行新聞傳播研究，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知識定位的問題。 如果口述歷史研究只是在盡量逼真地呈現受訪者的日常生活經驗，那麼不如要受訪者去寫自傳就好了，不勞研究者收集口述資料。（註十四） 謝國雄(1997)在討論社會學運用田野調查做研究的難題時指出，田野調查的對象--常民知識， 可分為三個層次：（1）務實層次，(2)論述層次，(3)當事人未意識到的層次。 「社會學的研究通常以論述層次為焦點，較少觸及務實層次（這是Bourdieu在試圖解決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對立時的一個成就），更遑論未意識到的層次了。」（謝國雄，1997, p.307） 以上的討論幾乎可以完全適用於新聞傳播研究採取口述歷史法進行研究時。口述歷史的對象--傳主或其他受訪者，他們的知識也可分為以上的三個層次，同時，他們的知識有其侷限性，例如：他們處於「務實」層次，較少以理論思考其經驗，他們經常無法意識到自己何以會這樣或那樣「行動」的理由。 因此，研究者的研究一方面要立基於從傳主或受訪者收集到的訪談資料，一方面要超越它，並能識破隱藏於其後的意識型態或「自然態度」。這就牽涉到建構研究對象的問題，Bourdieu與Wacquant(1992)指出，建構研究對象必經四個步驟：(1)掌握研究對象的慣行邏輯，(2)將慣行邏輯及其背後的概念範疇擺到桌面上談，(3)探討構成慣行邏輯的社會條件，(4)將研究者本身建構研究對象的過程拿到台面上來談，是所謂「二度客體化」。（Bourdieu, 1990，亦請參閱謝國雄，1997:311） 以上這些步驟絕對無法自然產生，而必須靠研究者高度的自覺，同時要有一套看事物的理論架構，如此研究者方有可能在面對立基於日常生活經驗的口述史料時，保持一個既親近、又疏離，既尊重、又批判的態度。如此，方有可能超越實證和詮釋典範。（註十五）當代學者中，試圖超越實證和詮釋典範的很多，例如：Giddens的「構化」理論，奧地利學者Wallner(Wallner著，中譯本1997) 的「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Bourdieu的「實踐理論」（theory of practice）和「場域」(field)、「慣習」(habitus)概念（Bourdieu, 1990;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Foucault的理論也被稱為「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Dreyfus and Labinow, 1982; 中譯本，1995），歷史社會學的「認同敘事分析」也有同樣想超越實證與詮釋的企圖心（參見Skopol, 1991, first 1984; Somers, 1996; Somers and Gibson, 1994; 蔡篤堅，1999）。 其中特別是Bourdieu的社會學理論，強調的是一種「關係」，所以是一種關係取向的社會學。 傳播是一種溝通的行動，人際互動是重要關鍵，因此Bourdieu關係取向社會學中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對於我們「看」新聞傳播現象特別有幫助，如果搭配在地發展出來的研究人際關係的理論（例如黃光國(1996, 1988初版）發展的「人情理論」) 來分析收集來的口述資料，會特別有意義。 例如，筆者在訪談立報成露茜和聯合報系王效蘭時，都問到她們和創報老臣、現在員工之間的關係，此時如能輔以「人情理論」，一定可以「看」到更多的東西。 （二） 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知識上、權力上與實際訪談過程中的關係 本文以兩個圖表來表現在口述歷史研究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在權力上、知識上，及實際訪談過程中的關係（參見圖一、圖二）。 從圖一中，我們可以看到口述歷史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可能因「知識」，也可能因所屬社會階級不同而導致二者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兩兩交叉以後，就可以得出如圖一中所展現出來的八種不同的權力關係。 至於圖二中所呈現的，則是口述歷史研究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訪談中的關係圖。 例如，在「角色扮演」中，研究者是透過提問問題向被研究者「挖」東西，被研究者則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藉著回答研究者的問題，建構自己對「生命史」或研究者較關心的「專題史」的觀點。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較關懷的是「理論」，而被研究者則偏向於「務實關懷」，當然，二者之間有時也會有互通。 就「意圖性」而言，研究者的意圖多半在建構理論，瞭解傳播現象， 而被研究者則通常是透過自己的觀點陳述來把自己建構得完美一點， 或從自己的角度去澄清一些事實。 口述歷史的研究者主要想透過口述史料的收集來瞭解事實的真相，而被研究者在回答問題時，往往是事實與意見混雜，因此，研究者往往必須透過文件資料的輔助，或交叉比對的方式，來區辨事實與意見。 （圖一）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圖：權力關係 因知識導致的權力關係
因所屬社會階級導致的權力關係
（圖二）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口述歷史訪談中的關係圖
在我進行「女報人」研究時，每一次的訪談都涉及我與受訪對象之間的權力關係，就像上列各圖所呈現的，這種權力關係，有時是社會階級上的，有時是知識上的，有時是態度上的。 研究者對於這種關係要有敏感的掌握，隨時調整策略，訪談與研究的品質才能有所提昇。 （三） 口述歷史的資料呈現 口述歷史的資料呈現一定會涉及「觀點」以及「誰的觀點」的問題，這部份的問題，在俗民學方法論曾有精彩的討論，方孝謙（1998）曾做過詳細的整理，簡單的說，可分為四種理論路數： (1) 科學民族誌/又稱經驗的民族誌（也就是本文的「俗民學方法」）的觀點， 在這裡，作者需將其立場完全隱藏起來， 其書寫的特徵是： 「文本吸納了作者，使其消失; 捨棄文化個體成員的視野，而待之以[全稱的]『原住民的觀點』; 把文化置於無時間界線之民族誌的現刻; 描寫或解釋的效度幾乎完全由作者『親臨現場』的經驗（田野調查）所決定。（Maanen, 1995:7）」（方孝謙, 1998:20） （2）詮釋民族誌，以Geertz為代表，書寫方式是在文本中建構全稱的「原住民的觀點」，是一種「從一粒沙看世界」的企圖（方孝謙，1998:21）。 （3） 對話式民族誌：強調文本是「對話者（包括人類學者和她的報告人）積極參與的產物，代表他們對實在的共同看法。」（方孝謙，1998:21） （4） 多聲式的民族誌：是一種眾聲喧嘩的民族誌書寫。（註十六） 我在進行「女報人」研究時， 針對「觀點」及「誰的觀點」做了以下的思考： 我不應該以既定的、僵化的理論來框限了我對於女報人們的觀察和訪談，因為她們是活生生的個體，她們對於自己的「生命史」，以及我所關心的「女報人專題史」有她們獨特的觀點。 做為研究者，我所採取的策略是：先瞭解她們的看法和觀點，從她們的觀點中去爬梳出理論脈絡及重要概念，但是，整個訪談還是要有一個大方向（例如生命史中會請她們談生命中的重要轉折點，女報人專題史的部份一定會請她們談性別對於領導風格的影響等）。 我也同時進行了許多周邊訪談，這些訪談幫助我找到新的訪談面向，提供交叉比對的基礎資料。 其次，我必須從研究者的觀點去重新檢視這些口述資料，就口述資料與其他資料之間進行交叉比對，區辨何者有事實基礎，何者是意見，再進行資料的分類，採取適當的理論或概念深入檢視這些資料，並不時進行反省，思考是否還有其他「看」的方法。 另一個必須注意的問題是，這樣的研究要持續進行，才能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甚至形成立體結構，對於植基於日常生活經驗的傳播知識建構理論，豐富新聞傳播學門的知識。 （四） 口述歷史的報告書寫 口述歷史的報告書寫，一定會受到上述「觀點」、「誰的觀點」問題的影響。 我在做「女報人」研究時，採取的策略是：
（五）口述歷史的文本有效性 義大利符號學教授Eco(中譯本，1995)對於文本的權威與有效性曾經進行過深入的討論。 在<<詮釋與過度詮釋>>一書中，Eco詳細追溯了西方神秘主義的發展歷程，並從反對神秘主義的立場出發，強調「開放的讀者」與「開放性閱讀」; 然而，他的「開放性閱讀」必須從作品的文本出發，因此，這種閱讀必然會受到文本的制約。 Eco強調的是一種文本的權力與詮釋者的權力之間的辯證關係（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一種超越實證與詮釋典範的理論路數）。 Eco認為最近幾十年以來，在文學研究的發展進程中，詮釋者的權力被強調得有點過頭了。 Eco對於文本有效性討論的貢獻，在於他提出「作品意圖」這個概念，以對應於「作者意圖」和「讀者意圖」（註十八）。「作品意圖」是靠作品與讀者的互動而得，並且不會受到作者意圖的影響，是讀者站在自己的閱讀位置上推測出來的，讀者的積極作用就是要對文本意圖進行推測（此即讀者意圖），必須注意的是，Eco認為這樣的推測仍然不是任意的，乃必須透過檢驗作品的連貫性來達到。 Eco認為，當我們對於作品進行「質疑式」的解讀時，必然可以在文本中尋找到可以支撐我們先前假設的證據與符號，然而，仍然必須符合三種條件(Eco等中譯本，1995:48)：
在Eco那裡，文本的意圖在於產生一個「標準讀者」來對文本進行詮釋，而標準讀者的積極作用則在於勾勒出一個「標準作者」，而標準作者的意圖又等同於文本意圖。（註十九） 方孝謙（1998）在討論俗民學方法文本的權威性時，引述了Atkinson的著作(1990)，從民族誌的作者和她的文本兩部份來說明。 在作者的部份，Atkinson認為，作者可以明白宣稱自己發言的資格（如做了多少年的田野調查），也可以對研究材料進行不斷的分類，用分類來展示自己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她也可以用代名詞的文法分類，顯示她的客觀觀察及她可以神入觀察對象內心世界的能力。（方孝謙，1998:22） 至於文本權威，Atkinson 認為必須「從民族誌的導論、論式(argument)、及敘事三方面來討論」（方孝謙，1998:23）。(註二十) 簡單地說，在討論文本權威及文本有效性時，Eco 強調的是文本和讀者的互動，而Atkinson則強調作者與文本，並指出作者最重要的任務是「吸引讀者『簽訂』一個『敘事合同』（Atkinson, 1990:70）」（方孝謙，1998:23）。 那麼，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如何來看待口述歷史文本有效性的問題？ 作為採取口述歷史法進行研究的研究者，我認為口述歷史文本的有效性需植基於作者深厚的理論基礎、紮實的查證功夫，以及精確合宜的文字表達能力，才能吸引讀者與我們「簽訂一個閱讀的合約」。（註二十一） （六） 口述歷史法所牽涉的研究倫理問題
伍、討論透過了上述的討論，本文最後要從口述歷史法對於新聞傳播學知識與新聞傳播學研究者可能的助益與影響切入，進行本文的討論， 茲分述如下： 一、對於新聞傳播學知識而言：
必須注意的問題是，這樣的研究要持續進行，才能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甚至形成立體結構，對於植基於日常生活經驗的傳播知識建構理論、深化研究概念，豐富新聞傳播學門的知識。 二、對於研究者而言：
註釋：（註一）國內的社會學界早在一九八O年代即曾就「社會學理論與方法」進行反省。 一九八一年初，由當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籌畫發起一場「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研討會」，會中共發表了十篇論文： 葉啟政 <結構、意識與權力：對「社會結構」概念的討論> 陳其南 <從結構主義的發展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些問題> 高承恕 <布勞岱(F. Braudel)與韋伯(M.Weber)：歷史對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的 意義> 文崇一 <經驗研究與歷史研究：方法和推論的比較> 賴澤涵 <歷史學與社會學的互補性及合流的可能性> 陳寬政 <社會學理論與研究的形式關係> 王湘雲 <科夥分析與理論的建立> 周碧娥 <脈絡分析：以鄉村社會研究為例> 瞿海源 <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相容性與互補性> 蕭新煌、張笠雲 <對國內社會學經驗研究的初步反省：現實建構、理論與研究>會後，於一九八二年由瞿海源、蕭新煌二人編成<<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討會論文集>>（瞿海源、蕭新煌編著，1982）。 （註二）韋伯所謂的「瞭解」包括兩種層次的瞭解，其一，是對於事物/行動直接觀察所得之瞭解，其二是「解釋性」或「動機性」的瞭解，也就是對於事物何以會以此樣態出現，以及行動者何以會如此行動的理由加以瞭解。 （註三）所謂的去除「知識化」，應該是舒茲對於實證的社會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一種反省， 因為實證的社會學在研究程序上強調先做理論探討及概念化的工作，研究者再根據概念化的結果蒐集、分析並解釋資料。 然而，社會學研究的「對象」畢竟是由「人」所組成的社會，因此，研究者先有了「概念」的定見，對於瞭解研究對象的「人」可能會造成理解上的障礙和偏差。 因此，舒茲主張應去除「知識化」。 研究者應以行動者（也就是研究對象）自己的解釋為解釋。 （註四）對於Cicourel 在<<Method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y>>一書的重點，瞿海源在<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相容性與互補性>(1982)一文中有詳細的介紹。 對於俗民學方法論的相關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方孝謙(1998)<再現之比較研究： 實在、再現、與意義>一文>。另外，此處所引雖屬社會學領域之文獻，但相同的現象與問題，亦適用於新聞傳播學門。 （註五）傳播學界的劉駿州(1994)在<實證、批判、詮釋--三大方法典範之初探 >一文中，就詮釋典範一項，則單純從詮釋學的角度去討論解釋而來的知識，對於人類學俗民學方法論者的相關討論全未涉及。 （註六）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宗師Habermas做學問的方法，則是先陳述對方的論點，將之一一駁倒，再陳述他自己的論點，同時，Habermas對於自己不同時期的論點，也不時加以反省、修正。 對於Habermas一生以與人辯論作為為學的方法，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R.C.Holub(1991). <<Critic in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該書已收入遠流傳播館，出版中。 （註七）有關M.Foucualt系譜學方法的討論，讀者可參閱王治河(1996)<傅柯的系譜學>一文。另可參閱H.L.Dreyfus and P. Rabinow(1982)的<<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一書中的相關討論，本書有中譯本，桂冠出版。 （註八）根據王治河在<傅柯的系譜學>一文中的分析，源自於尼采的系譜學在傅柯那兒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系譜學指「形成於七O年代的一種與共時性的考古學相區別的歷時性的分析方法」（p.45）。廣義的系譜學則指涉傅柯的整個哲學。 （註九）馬派的學者中，又可分為注重歷史的如Gramsci，和注重結構的如Altnusser等。 （註十）許雪姬主講、張福群整理(1997)的<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一文，對於口述歷史法有十分詳盡的介紹。 該文見於<<宜蘭文獻>>雜誌第30期(1997/11)，該期係口述歷史專輯，極具參考價值，相關文章細目讀者可參閱本文附錄。 （註十一）所謂「癥候式閱讀」是Althusser用來研究Marx著作的方法。 Althusser認為唯有使用「癥候式閱讀」才能穿透Marx著作的表象，理解這些著作的深層意義，甚至看到Marx自己都看不到的東西。 對於Althusser的方法論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島嶼邊緣>>No.12，「保衛阿圖塞」專輯，特別是其中韋積慶(1994)<重釋唯物辯證法--阿圖塞的方法論>一文。 （註十二）這裡有點扯遠了。不過，從這樣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歷史、時間、根源追溯與新聞傳播研究的關係，可以避免我們落於口述歷史單一歷史研究法狹隘的侷限中。 國內夏春祥（1995）亦曾在<論社會科學與歷史意識--以傳播研究為例>一文中討論「歷史意識」對傳播學門發展的重要性。 （註十三）去掉這四篇，因為羅文輝的分析資料是到1995年，為免重複故去掉。 （註十四）這裡受到謝國雄（1997)<田野的洗禮，學術的勞動>一文在反省社會學田野研究時的啟發。 （註十五）這裡，謝國雄（1997）參照Bourdieu 的說法，建議可以採取三種理論策略：（1）「無意識原則」：社會現象不可化約至個人的主觀意識，而是要考察其社會條件與位置，(2) 以關係觀點來考察社會（例如Bourdieu的「場域」（field）概念），(3) 權力的象徵面向：將權力以不同於其本質的形式呈現（例如「象徵性暴力」概念）。（p.310） （註十六）有關「眾聲喧嘩」的概念及理論探討，讀者可以參閱劉康（1995）對於巴赫汀文化理論的評述。 （註十七）「劇場」這個隱喻，來自於我閱讀楊翠華編的謝雪紅的「我的前半生」一書的呈現方式後所得的靈感。 （註十八）所謂「作者意圖」指的是：作者在文本產成前所想表達的意圖。 一般而言，作者意圖可以從文本中的「語意策略」來判斷。 「作品意圖」是靠作品與讀者的互動而得，並且不會受到作者意圖的影響，是讀者站在自己的閱讀位置上推測出來的，讀者的積極作用就是要對文本意圖進行推測（此即讀者意圖），必須注意的是，Eco認為這樣的推測仍然不是任意的，乃必須透過檢驗作品的連貫性來達到。 （註十九）在Eco等(中譯本1995)中，Richard Rorty, Jonathan Culler和Christine Brooke-Rose等人，從不同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立場，提出他們對於文本有效性的看法。 例如，Rorty作為實用主義的健將，強調文本的使用與詮釋無法分離，反對探求文本背後的「本質」。對於文本採重使用、輕詮釋的立場，因此可以享受文本的愉悅。 Culler從解構主義的立場，認為文本後面的語境無法探悉，因此而有無限的解讀可能。 Brooke-Rose則從魔幻寫實主義的觀點，強調文本在歷史時空的虛幻性。 （註二十）有關Atkinson對於文本有效性的詳細討論，請參考方孝謙（1998）。 （註二十一）文本有效性的問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限於篇幅，僅討論至此。 參考文獻：一、中文部份 王治河(1996)：<傅柯的系譜學>，<<哲學雜誌>>，15:44-69。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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