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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新聞訪問者之不同閱聽人想像：
江靜之 《摘要》
關鍵詞：論述心理學、廣電新聞訪問、閱聽人、論述、語藝策略 《全文》 壹、問題緣起對廣電新聞訪問者而言，「閱聽人」永遠是最重要的考量，乃因其是廣電新聞訪問的主要訴求對象，影響了訪問者的所言所為（馮小龍，1996；Heritage & Roth, 1995），如「開場白」（Clayman & Heritage, 2002: 60）及「小結」（formulation）（Heritage, 1985; Heritage & Watson, 1979）皆是為了閱聽人而作，且其內容常因考量不同閱聽人而有變動。因而廣電新聞訪問者不僅在心中掛念閱聽人，實際執行訪問也常提及閱聽人，並多以「觀眾」或「聽眾」代言人自居。 根據Clayman（2002），廣電新聞訪問者習在訪問中形塑自己為公眾代言人，一方面藉此建立中立形象，另方面也可強化其提問的正當性。「閱聽人」因而成為訪問者建立自我形象及正當性的論述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廣電新聞訪問者不但常在訪問中提及「閱聽人」，在其他談話類型（如研究訪談）中也是如此，如一位廣播新聞訪問者（以下以Andy稱之）之前接受本文作者兩次訪談（其目的在於瞭解廣電新聞訪問情境與訪問設計間的關係）時如此表示：1 「我們在主持節目過程中真是比較少管到我們的聽眾要什麼」（說法1）； 「最後一刻要打斷（受訪者），不然你根本沒有辦法跟聽眾朋友說要進廣告」（說法2）； 「閱聽人對我們來講太遙遠了，因為他們不太會直接給你什麼回應」（說法3） ； 「有時候在路上走，或者是我們在公共場合遇到（聽眾），他會跟你反映他的意見」（說法4）。 Andy於訪談中曾經多次提及「閱聽人」這一重要情境因素。不過，真正吸引本文作者注意的是上述看起來相互矛盾的說法：Andy才說自己不太管聽眾要什麼（見上述「說法1」），隨後卻又說是為了向聽眾交代要進廣告才打斷受訪者（見「說法2」）﹔Andy第一次接受訪談時才說聽眾很遙遠因而不會提供回應（見「說法3」），第二次訪談時卻又說連走在路上都會碰到聽眾反映意見（見「說法4」）。 我們該如何理解Andy乃至其他廣電新聞訪問者提及的各種閱聽人版本？那些看起來前後不一且相互矛盾的閱聽人敘述是否有其道理？本文以下採論述心理學（discursive psychology）觀點說明。 貳、文獻檢閱——淺談論述心理學說明論述心理學的最好方式，可能是拿它與傳統認知心理學對照比較，乃因其不同於後者相信有一個外在於語言、情境且固定不變的心理結構可供探求。論述心理學將研究焦點轉移至「論述」（discourse），研究心理機制或現象如何在言談互動中建立與使用。 在論述心理學中，「論述」一詞指情境中的語言使用（situated language use）（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 97），語言則被視為人們用來建構心理狀態及外在真實的重要工具（Wood & Kroger, 2000: 112-116）。研究者相信，語言具有行動及影響力，而當人們透過語言來理解與敘述其內心及外在世界時，便會自然產生「建構的真實」（Potter & Wetherell, 1987: 34）。 由此，論述心理學著重研究日常生活實踐，並常分析情境中的行動（situated action），探究參與談話者如何在談話互動中產生及處理各種心理與真實概念（Edwards & Potter, 1992; Edwards & Potter, 2001; Edwards & Potter, 2005: 242; Hepburn & Wiggins, 2005: 595; 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 Potter, 2000: 35; Potter, Edwards, & Wetherell, 1993; Wooffitt, 2005）。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能將論述心理學的討論停留在個人心理層次，因為談話行動是在談話互動情境中浮現，言者不一定能夠全然掌控自己所言之義，且言者於論述中建構的能動者（agents）也不一定與組成心理基礎的統一主體（unitary subjects）有關（Edwards & Potter, 1992）。論述心理學與其他論述分析取徑一樣係將研究焦點置於談話本身，並納入情境考量，不再視變異（variability）為反常表現，進而尊重差異（Wood & Kroger, 2000: 4）。 對論述心理學研究者來說，認知心理學的傳統研究主題可透過三種方式重新分析：第一，將記憶、歸因等當成論述實踐；第二，研究人們如何在談話互動情境中使用一般心理學詞彙如「知道」、「嫉妒」、「覺得」等；第三，探究一些心理學題材（如能動性、信念或偏見等）如何在論述中形成、處理和經營（Edwards & Potter, 2005: 241-242）。 以「記憶」（memory）為例，一般易將其當成已經發生的客觀事實，亦即當我們使用語言回憶過往時總希望能「忠實地」回述當初。不過Edwards與Potter（1992: 16）指出，記憶並非獨立於溝通互動之外的平靜回憶，而是言者懷抱不同功能目的因應當下溝通情境並透過言談敘述所建立。就像我們常和大學同窗好友共同「回想」大學生活，其論述版本絕對不會等同於當年的原始生活版本。 因此，論述心理學的研究重點不在探尋外在於論述的「真的」大學生活（從論述心理學角度而言其屬無效問題，因為論述並非反映客觀大學生活真實的鏡子），而是回到我們敘述大學生活的談話情境加以檢視（Edwards & Potter, 1992: 27），分析「如何」在談話互動中建立「什麼樣」的心理概念（如記憶），以及用之「行何事」（Horton-Salway, 2001）。 而之所以要分析心理概念被用來「行何事」，乃因論述心理學強調所有論述行動皆為活動序列（activity sequences）的一部分，涉及責任、責難、獎賞等人際議題（Edwards & Potter, 1992; Potter, et al., 1993: 389），故研究者特別關心涉及利害關係的兩難問題（dilemmas of stake）。 也因此，論述心理學與其他論述分析不同之處在於著重分析文本或談話之「語藝組織」（rhetorical organization; 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 112-113; Stubbe, et al., 2003: 375），探究人們如何使用語言建立真實性與穩定性、賦予能動性或責任，以及如何削弱、對抗其他說法（Potter, et al., 1993; Beattie & Doherty, 1995; 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 112-113）。如下列對話： 媽媽：「糖果在哪裡？」 小孩：「我不知道。」 上例之小孩回答「我不知道」不只表達他的認知：「不知道（糖果在哪裡）」，更展現他對「糖果在哪裡」一事的漠不關心（Edwards & Potter, 2005: 245-246），或試圖以「不知道」來轉移責任。 延續上述討論，若從論述心理學來看本文一開始提及的Andy不同說法便可理解，Andy係因應隨時變化的當下（研究訪談）情境，運用不同版本的「閱聽人」概念向研究者解釋並正當化其個人論述行動，或將責任轉移給閱聽人。換言之，「閱聽人」不再是存於廣電新聞訪問者心中而讓研究者觸碰不到的黑盒子，而是在談話中浮現且可被具體觀察與分析的對象。 進一步來說，從論述心理學觀點出發，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無論是透過「閱聽人」來正當化自己所為、迴避責任，或避免研究者的挑戰和責難等，皆屬「人之常情」。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並非這些廣電新聞訪問者是否擁有「正確的」或「好的」閱聽人概念，而是他／她們運用論述建立不同閱聽人版本的過程以及如何用之處理上述人際議題。 綜上所述，本文從論述心理學角度提問之問題為：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在研究訪談中透過論述建立「什麼」閱聽人版本（心理概念），以及運用各種閱聽人說法「行何事」。整體而言，本文在以下三方面有別於之前的研究： 第一，本文透過廣電新聞訪問者的語言使用從而分析其如何在情境中建立及使用閱聽人概念。透過論述心理學，本文將原本被視為抽象、穩定的「閱聽人想像」帶入現實互動，並從具體論述著手以能提供另一個瞭解及研究新聞工作者「閱聽人想像」的途徑。 第二，目前雖有Fairclough（1995）採批判論述分析探究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在政治訪問中形塑閱聽人成私領域中的個人，以及Roth（1998）採對話分析探析訪問者如何以閱聽人之名向受訪者提問，但至今尚未有相關文獻分析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在其他談話類型（如研究訪談）中形塑閱聽人。從論述心理學出發，本文著重於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在談話中將「閱聽人」當成解釋或正當化自己所為的語藝工具（Schlesinger, 1978: 116-117），如以「迎閱聽人所好」合理解釋自己在新聞訪問提出的尖銳問題。 第三，在論述層次探究廣電新聞訪問者建立之各種閱聽人版本，本文提供訪問者開展閱聽人想像的可能性。Costera Meijer（2003）曾指出，既有閱聽人想像（大眾vs. 菁英）限制了新聞工作者的思考、行動與選擇，因此他另闢蹊徑地建議從瞭解不同團體的生活風格、調性與趨勢著手，盡量納入不同觀點，如將閱聽人想像成公民（citizens; p. 24）。不同於Costera Meijer從理論層次提出上述原則，本文係從廣電新聞訪問者的語言使用著手，分析他／她們如何在互動中透過論述建構「閱聽人」概念，以及如何運用「閱聽人」處理人際溝通衝突及責任等問題。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承上所述，本文旨在採論述心理學觀點探析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在研究訪談中透過論述建立「什麼」閱聽人版本，以及運用閱聽人「行何事」。 在資料選取上，本文係運用既有研究訪談資料為分析對象，乃因本文便是源起於那些在訪談資料中看起來矛盾的「閱聽人」敘述。而且從論述心理學角度來看，訪談資料不但是研究者瞭解受訪者建構各種心理概念的資源，也是值得重視的研究主題（Henwood, 2007: 271）。 以Horton-Salway（2001）研究「肌痛性腦脊髓炎」（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患者之認同及自我為例，她蒐集與分析之資料便包括研究者自己和患者的訪談、患者的團體討論、電視脫口秀、學術文獻及官方報告等。由此可見，對論述心理學研究來說，研究訪談本身也是有價值的談話資料，端視研究者如何處理及分析（Speer, 2002; Griffin, 2007）。 為了探究廣電新聞訪問者面臨之機構情境（包括閱聽人在內）及訪問設計過程，本文作者曾在2007年3月至2008年6月間與十位廣電新聞訪問者（包括本文稍前提及之Andy）分別進行一至兩次研究訪談，每次時長約一個半至兩個半小時（其代號及相關資料見附錄一），並在結束後進行逐字過錄。 兩次研究訪談皆聚焦於廣電新聞訪問之機構情境及訪問設計。第一次訪談請受訪者說明一般廣電新聞訪問之製作流程、相關情境及訪問設計，訪談問題較為一致。第二次則請受訪者評論研究者提供的廣電新聞訪問過錄稿以探知各種情境內涵及變化，研究訪談方向及細節常隨受訪者答案而變，訪談問題有較大歧異。因此，本文決定選取第一次研究訪談資料作為分析資料。 在研究方法上，論述心理學係將所有心理機制及現象視為情境活動，常探究參與談話者「如何」建構「什麼」心理概念及用之「行何事」（Horton-Salway, 2001），並非採心理學慣用之（去情境或控制情境的）實驗法或問卷調查法（Potter, 2000: 33; Wooffitt, 2005），而是仿照對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的作法（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 120; Potter, 2005: 741）從實際談話互動資料探究談話者的論述模式。因而本文也採對話分析進行研究（本研究之過錄符號見附錄二）。 又因論述心理學主張談話者的心理及真實概念乃在論述中形成及使用，研究者並非找出個別談話者（如廣電新聞訪問者）的心理概念或真實（如閱聽人想像），而是探究其論述過程。故本研究分析重點不在「個人」而是「語言使用」，因為即便少數幾位受訪者也能創造及維持某些特殊論述模式（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 120）。 在分析過程上，本文作者重複觀看十份研究訪談逐字過錄稿後，依文脈及以下線索挑出與閱聽人有關之論述： （1） 「閱聽人」、「聽眾」、「觀眾」等名詞； （2） 其他泛指閱聽人的名稱如「大家」、「民眾」等； （3） 指稱閱聽人的人稱代名詞，如「我覺得或許他不是那麼清楚」之「他」； （4） 依不同新聞訪問個案（議題）提及的閱聽人，如「民進黨黨員」； （5） 沒有明顯提及閱聽人卻與閱聽人有關者，如「比如說你口語表達太頓或是說太亂的話，其實（對聽眾）是一種折磨」。 找出閱聽人相關論述後，續依其類別針對重複出現或差異較大的論述模式進行分析。於此同時，本文作者也參考論述心理學相關文獻培養分析資料的敏感度和技巧。 在呈現資料上，如Speer與Potter（2000: 548）指出，論述心理學分析含有技藝（a craft skill）成份，研究者只能將詳細過錄的原始資料呈現出來讓讀者判斷是否恰當。因此，若受訪者論述與研究互動有密切相關，本文將完整呈現研究訪談的互動過程；若受訪者所言較不受互動影響，為了節省篇幅及方便讀者閱讀和瞭解，將只呈現部分論述且刪除贅字，如以「我」代替「我我我」。 此外，由於廣播與電視媒介之不同特性（廣播透過聲音，電視著重影像傳遞）及媒體特質有異（例如與電視相較，廣播較無收聽率壓力），廣電新聞訪問者形塑之廣播聽眾與電視觀眾樣貌亦有差別，本文在必要時將分別進行分析及討論。 本文旨在找出廣電新聞訪問者的閱聽人論述偏向，而非個別廣電新聞訪問者的閱聽人想像。為了保護受訪者，本文將以化名代替受訪者真實姓名，並刪除與受訪者身份直接關連的論述。 肆、資料分析及討論如前所述，閱聽人是廣電新聞訪問者提問正當性的主要來源，訪問者常在談話中確立此正當性。最明顯例子莫過於研究者與Fiona在下段所列[例1]的談話內容：當研究者以其曾執行的一則新聞訪問為例追問她「如何想像」她所說的民進黨黨員（即閱聽人）時，她立即駁斥研究者：「那時候不是想像」，且強調自己是從民調結果及實際觀察得知民進黨黨員的想法，而非她個人「主觀的判斷」，更非想像： [例1] IR：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如何去想像民進黨黨員那時對於民進黨的感覺，或他們對於xxx（新聞受訪者名）應該會想要知道哪些問題？ IE：其實那時候不是想像，因為那時候這個事件已經發展好一段時期了，那段時期裡面不管說是從民意調查當中，或是從民進黨黨員自己本身，有些人不滿然後要出走，這些東西你就已經看得出來有很多種種的跡象，所以那個不是主觀的判斷，而是整個社會觀察的結果。 此處似應再次強調，本文並非探究廣電新聞訪問者的閱聽人想像（如當時對民進黨黨員的想法）是真或假，而是從論述心理學觀點出發，探析如[例1]之受訪者為何急於反駁「閱聽人是想像的」這件事，分析焦點則是受訪者「如何」在研究訪談中建立各種「閱聽人」版本以及使用閱聽人「行何事」。以下分就受訪者提及的不同「閱聽人」進行分析。 一、模糊的閱聽人／觀眾／聽眾在研究訪談資料中，受訪者論及閱聽人時最常使用「閱聽人」、「觀眾」與「聽眾」等詞彙，且常運用下列兩種論述技巧將其形塑成事實。 第一，未說明「閱聽人」相關特質而以「系統性模糊」（systematic vagueness）方式帶過，藉以避免他人質疑（Edwards & Potter, 1992: 162）；第二，提及閱聽人時較少使用「好像」、「可能」等情態詞（modal），顯示受訪者確信自己對閱聽人的描述（湯廷池，1992: 89）。 如以下四例受訪者皆未針對其所提及的「閱聽人」、「觀眾」或「聽眾」等詞彙多加說明或解釋，也缺少情態詞（如[例2]也可說成「聽眾『可能』最想知道什麼」）。這些都將「閱聽人」形塑成無庸置疑的既存事實： [例2] 我最想知道，聽眾最想知道什麼？後面（的問題）基本上是墊檔，墊時間的題目。（Bonnie） [例3] （IR：為何不邀訪某位受訪者？）他沒有新東西呀。……現在大部分人也沒有訪問他，觀眾也不會想看。因為他自己沒有掌握，（他有的）都是舊東西。（Doris） [例4] （如果是以）新聞議題為導向，我們就會比較針對衝突性的話題或爭議性的話題，（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夠為觀眾解答嘛，所以你一定從最衝突的開始往下問。（Fiona） [例5] 我怎麼可能讓你（受訪者）講這些呢？那當然是針對觀眾有興趣的議題，（考量）節目的時間長度……。（Grace） 雖然在上述四例中受訪者鮮少解釋「閱聽人／觀眾／聽眾」，但他／她們在談話過程中卻顯得對閱聽人「想要」及「需要」知道之事瞭若指掌。如[例2]之Bonnie表示自己是從「聽眾最想知道」的事開始提問，[例3]之Doris不約訪某位新聞受訪者乃因「觀眾也不會想看」。又如Fiona在[例4]提及自己要從最衝突的話題往下問，如此「才能夠為觀眾解答」，而[例5]之Grace解釋不能讓某位新聞受訪者暢所欲言之因，在於她（指Grace）須「針對觀眾有興趣的議題」提問。 這些受訪者皆以「閱聽人／觀眾／聽眾」此一事實向研究者解釋自己所為，強調自己的決定和行動都是為了閱聽人，但閱聽人究竟被形塑成何種樣貌？以下詳細分析。 （一）既「想要」又「需要」知道的閱聽人理論上，新聞工作者常面臨提供閱聽人「想要知道」（want to know）或「需要知道」（need to know）的兩難衝突（Schlesinger, 1978），但以上各例卻顯示此二者在實際溝通中皆為言談互動資源，可同時用來處理人際互動之真實、責任及利害關係。 如[例6]之Doris表示自己有時會設計「聽眾最喜歡聽」卻對新聞受訪者「很不友善」的問題。這樣的說法一方面展現她設計不友善問題並非自己所願而是因為「聽眾最喜歡」（亦即將提問責任轉移給閱聽人），另一方面卻也顯示自己具備同理心，瞭解這樣的問題對新聞受訪者來說不甚友善： [例6] ……這是很不友善（的問題），但是這個就是聽眾最喜歡聽的……多半他們喜歡聽的就是這個人下台、那個人被處罰，（所以）這個問題一定變得最優秀。（Doris） 在研究訪談中，受訪者偏向透過廣播及電視媒介特性來描述閱聽人，如將電視觀眾形塑成訴諸情感、容易感覺無聊且缺乏耐心之人，藉此說明其設計電視新聞訪問之考量： [例7] ……電視沒時間（所以須將最不友善的問題安排在訪問一開始）。……電視你不能像廣播這樣子warm up，因為（如此一來）觀眾就轉台了，不好看。（Doris） [例8] ……我覺得電視的節奏，不管你是純粹播新聞或是作訪談，其實節奏感是很重要的。兩個人一直在那裡聊天，除非你聊得很有料或兩個真的是處處激鋒，否則他（觀眾）很容易就會無聊。（Helen） 相較之下，廣播聽眾則易被描繪成以資訊為導向，且受訪者同樣表明自己是依聽眾特性設計訪問（見[例9]、[例10]），甚至達到「媒體監督」之效用（如[例11]）。有趣的是，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雖將訪問設計的考量歸因至閱聽人，但真正判斷資訊價值之人卻還是新聞訪問者自己而非閱聽人： [例9] （IR：為何不邀訪事件當事人？）可能十分鐘他（事件當事人）都講這個偶像怎麼好怎麼好，然後他為了他（偶像）花了多少錢，多少心力。但是這個其實跟聽眾得到的資訊，我覺得會比較缺乏。（Chris） [例10] ……新聞的東西會讓我的聽眾，他覺得他聽完以後，他去上班也好，或者他去，不管他過什麼樣的生活，他覺得他這一天都掌握到一個key information，然後這個key information的發展性他才能夠有一個自己的分析資料。（Doris） [例11] ……我今天在廣播裡面，我把這個（參加市議會自強活動之議員）名單重複一遍的話，是讓聽眾去了解，ok，你自己聽到你選區裡面的某個市議員是去了，而且那個人或許是你自己投的票，讓聽眾對這一件事情自己產生評價，這是我要做到的事情……這是我希望達到的一個媒體監督的效果。（Eric） 簡言之，無論是「想要」或「需要」知道的閱聽人都是廣電新聞訪問者在研究訪談中用來說明、正當化自己所為的論述資源，顯示將「閱聽人」當成論述資源的做法並不只出現在實際播出的廣電新聞訪問（Clayman, 2002）。 （二）既「無知」又「聰明」的閱聽人在本文分析資料中，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常將閱聽人（尤其是電視觀眾）描繪成對新聞瞭解不多且教育程度較低的普羅大眾，以此滿足（研究訪談）談話互動的需要。如Bonnie於說明「如何做訪問準備」時曾在短短五行（見[例12]第5-9行）中確立自己與閱聽人的關係，同時透過形塑「閱聽人在新聞相關事件上是無知的」，藉此減輕自己應做充分準備之責任： [例12] 1 IR： 是，所以你除了這個（訪問）綱要以外，其他資料你必須主動 2 連上公司的網路去找，還是？ 3 IE：對啊，其實有些新聞可能有一個影子。 4 IR：嗯。 5 IE：可是你自己本身就，反正你需要知道那麼多幹嘛咧，其實我覺 6 得喔，我們身為主播沒有錯，我們對某些事情我們要有一定的 7 了解，可是我覺得我也不需要了解太多，我了解太多的話，我 8 會以為我的聽眾也都了解，我就當作我也是一個聽眾呀，說句 9 實話，我也不知道呀，所以我要聽你（受訪者）怎麼說呀，我 10 只是幫我的聽眾去問你這樣的問題呀。 11 IR：嗯嗯嗯。 12 IE：對不對？ 13 IR：嗯。 14 IE：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閱聽人之一呀，如果我的工作讓我有這個 15 機會可以去問你（受訪者），所以我保持自己也是一半像是白 16 紙一樣的。 17 IR：嗯嗯。 從Bonnie提及「我們身為主播『沒有錯』，我們對某些事情我們要有一定的了解」（見[例12]第6行）可知，她預設研究者對主播有某種期待（即「主播對某些事情要有一定的瞭解」），所以不等研究者提出質疑便先一步展示自己瞭解主播「應有」之作為。 Bonnie接著話鋒一轉便將自己與閱聽人連結起來：「我了解太多的話，我會以為我的聽眾也都了解」（見[例12]第7-8行）、「我就當作我也是一個聽眾」（見[例12]第8行），同時建立自己作為閱聽人代理者的角色：「我只是幫我的聽眾去問你這樣的問題」（見[例12]第10行）。然後藉由將閱聽人描繪成對新聞事件毫不瞭解之人，反將自己放在閱聽人角度進行論述：「說句實話，我也不知道呀，所以我要聽你怎麼說」（見[例12]第8-9行），讓自己「缺乏瞭解」或「瞭解不足」成為合理之事，也使得「準備太多，了解過深」成為執行新聞訪問的阻礙。 有趣的是，Bonnie接著於第12行以「對不對？」反問研究者，希望藉此獲得研究者的贊同。而由於研究者僅以「嗯」（「襯托型反饋形式」（back-channel），通常在談話中用來表示接收到發話者之訊息）回應，Bonnie再次強調自己站在閱聽人立場：「我自己本身也是閱聽人之一」（[例12]第14行）。 接著她再將閱聽人描繪成白紙一般，指其對相關事件缺乏瞭解，所以她也要「保持自己也是一半像是白紙一樣」（[例12]第15行），向研究者強化自己無須作太多事前準備，再次強調「不需要了解太多」之正當性。 綜合以上分析，Bonnie先向研究者闡明自己了解主播應負之責任（準備充分且深入瞭解新聞事件），然後透過將閱聽人形塑成無知者並以閱聽人之代理者（甚至是閱聽人的化身）自居，正當化「不需要了解太多」一事。以Potter（1996: 125-128）的話來說，Bonnie等於先打了一劑預防針（stake inoculation），避免自己「不需要了解太多」之說法遭受研究者的挑戰或削弱。 雖然Bonnie於上例將「閱聽人」形塑成無知者，但在[例13]她也將閱聽人形容成耳聰目明且能獨立判斷的聰明人。在某一場新聞訪問中，Bonnie請新聞受訪者站在類似事件經驗的「當事人」立場發言，但遭該位受訪者以自己經驗與該次訪問主題不同而拒絕。Bonnie當時的反應是忽略受訪者重新定位的動作，改以提問新問題來繼續訪問，原因是： [例13] ……（受訪者）過去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前面也稍微回顧了，他也有機會做他的一個陳述了。但是究竟怎麼樣，那個歷史事件，其實聽眾、閱聽人你自有評斷，你自有公道，我想我不用再去多加追述了。而重點是，現在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你曾經是一個當事人，類似情境的當事人，那麼你對這個事情你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Bonnie） 在[例13]中，Bonnie透過「閱聽人自有評斷」、「閱聽人自有公道」等語解釋自己無須與受訪者爭論定位問題，以此減輕她在該次訪問之定位不當（從新聞受訪者的角度來看）或重新定位的責任。 同樣策略也出現在[例14]：當Fiona被問及為何某場新聞訪問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開放性極高的問題：「那麼對於這個馬英九今天的談話，最後請您做個評論」，她當即表示這是因為該新聞受訪者一直迴避問題，追問數次未果後只好決定放棄追問。但為什麼不與受訪者正面交鋒，指出受訪者在逃避問題呢？Fiona表示，閱聽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且「當他（閱聽人）的疑問跟我（訪問者）的疑問是站在同一個位置上的時候」，（與Fiona一樣）聰明的閱聽人自然看得出其中道理；顯示「閱聽人」遂成為放棄追問和無須直接挑戰受訪者的理由： [例14] （IR：你剛剛講到一個我覺得非常有趣，你覺得觀眾看他這樣作答的時候會對他形成某一種印象對不對？）會。因為我相信觀眾眼睛是亮的，就是說當他的疑問跟我的疑問是站在同一個位置上的時候，他會跟我一樣預期要正面的答案……我的問題是很針對性的，而且是很清楚的，如果你（受訪者）要迴避這個東西，我相信觀眾聽得出來。……觀眾最後會很明白他（受訪者）不想說了……他在規避這件事情其實也是一種呈現，也是一種回答。這種回答不是透過他的解釋，是透過觀眾的眼睛去看到的。（Fiona） 以上分析重點不在於這些新聞訪問者是否真心認為閱聽人無知或聰明，而是她們如何在研究訪談中形塑出模糊的閱聽人並以此向研究者解釋自己的行動，避免直接回答（或遭受研究者挑戰）訪問前是否已做足準備。此舉亦可將閱聽人形塑成「可看出訪問箇中奧妙之人」，因而可順勢將追問、挑戰受訪者的責任轉移給閱聽人。 二、特定族群與一般大眾在分析資料中，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不常談及特定閱聽人族群，但只要提及政治議題，閱聽人幾乎都被劃分成「國民黨」（藍）、「民進黨」（綠）及「中間選民」。如Fiona在[例15]中便透過此種「條列和對比」（lists and contrasts）方式將閱聽人分為「民進黨支持者」、「國民黨支持者」及「未有特殊支持者」三方，使其看起來像是涵括全體閱聽人，並且成為無可駁斥的事實敘述（Edwards & Potter, 1992: 163）。接著她將自己與上述三類（全體）閱聽人區隔開來，藉此表明自己不涉及任何政治立場，因而得以形塑出中立、不偏頗的專業新聞工作者形象： [例15] ……我不能有立場，或許這個空間留下來，民進黨的支持者有他的判斷、國民黨支持者有他的判斷、一般不支持什麼的他自己有自己的判斷。這個判斷是什麼我覺得那是要留給觀眾的，不是做主播的人應該去（做的判斷）。因為我基本上在政治上，我不在任何情境上去設定我的立場。（Fiona） 不同於上述指向特定族群的說法，接受研究訪談的其他受訪者更多時候偏向以抽象集合名詞如「一般人」、「大家」、「民眾」等泛指閱聽人。如之前分析的「模糊的閱聽人」，受訪者常藉由使用這些集合名詞而將閱聽人當成既成事實，再以此正當化自己所為。 我們同樣可以Fiona為例說明。雖然她在[例15]將自己形塑成獨立於三方（即整體）閱聽人之外的中立訪問者，但在[例16]將閱聽人描繪成「全國民眾」時她又化身為其中一員，一方面藉此建立提問的合法性（因為身為「全國民眾」的一份子，自然瞭解民眾所想且有權知道「『我們的』總統」說了甚麼），另一方面也強化新聞受訪者作答的責任，亦即該受訪者理應回答包含她在內的「我們所有國民」之提問，不能隨意「唬嚨『我們』」： [例16] ……陳總統可以promise你（指受訪者）什麼？或是說他真的告訴你他沒有，可能是某種原因。而這個原因可能不只是民進黨員，而是全國的民眾都要知道陳總統告訴你（指受訪者）什麼，他是清白的。所有的國民都想要知道，我們的總統他有可能是清白的，他說了什麼？但那你總是要告訴我們啊，你不能唬嚨我們啊。（Fiona） 同樣策略也出現在[例17]，只是被用來指稱閱聽人的範疇層次不同。當Helen被問及如何設計訪問題目時，她形容自己與閱聽人一樣都是「一般人」，由於「八卦跟追求愛情這個部分是人的（天性或共有特質）」，所以能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知道愛情主題容易引發閱聽人共鳴。而且，此處她顯然運用了「坦白立場」（stake confession）之語藝策略（Potter, 1996: 129-131），事先向研究者表明自己選擇愛情當訪問主題一方面是為了收視率，另方面則係因為自己「也」很八卦，與一般（閱聽）人無異： [例17] 我的訪談當中，我會去切什麼樣的題目，可能一方面收視率的考量，二方面可能是我自己也很八卦呀，所以我就想問他愛情這個部分，因為我們講八卦跟追求愛情這個部分是人的。要不然愛情故事跟情歌，永遠不墜嘛，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容易引起共鳴，包括它能引起我自己的共鳴……。（Helen） 簡言之，透過「國民」、「一般人」等集合名詞，受訪者將自己與閱聽人放在同一位置，使得了解閱聽人、為閱聽人代言成為理所當然之事。十位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中有九位皆曾在研究訪談中多少提及其一切思考、行動都是起源於為了「大家」： [例18] ……這個（訪問主題）其實都沒有設限，只要鎖定跟大家相關的話題，就是大家可能會去關心的事件的發展，然後會對不管是整個國家或整個生活造成重大的影響（的新聞事件）。（Chris） [例19] 我當然能夠找到陳淑華（當受訪者）那也很好。大家會想看，因為他是一個知名人物，而且好久不見……。（Iris） 雖然受訪者會化身為閱聽人並站在閱聽人角度「說話」，但這不表示受訪者總是跟閱聽人站在同一陣線。其實，透過將閱聽人形容成「一般人」或「一般觀眾／聽眾」，受訪者也可藉此將自己定位為「高於」閱聽人的專業人士。 舉例來說，Doris即曾指出「一般觀眾」或「一般人民」對新聞事件發展的理解比較簡單：「比照那個下臺，那另外那個也應該下臺」： [例20] ……專業這種東西很，你知道，連那個立委什麼NCC委員也不見得懂專業嘛。最後要慢慢抽那個線（指新聞發展），抽到晚上差不多，到明天。一般觀眾比較能夠理解，一般人民比較能夠理解的就是：噢，比照那個下臺，那另外那個也應該下臺……。（Doris） 雖然Doris在[例20]並未清楚表明自己與閱聽人的差異，也未強調自己的專業（一開始她似要解釋什麼是專業：「專業這種東西很」，但卻以「NCC委員也不見得懂專業」來凸顯「專業」之難而未詳述）。不過，她在研究訪談中侃侃而談，向研究者分析、解釋及預測新聞事件的發展，之後還將研究者拉入「專業」行列：「你聽得懂是因為你是專業」（見[例21]），並將與研究者的談話界定為「專業對話」，顯示她是不同於閱聽人的「專業」人士： [例21] ……這是很不友善（的問題），但是這個就是聽眾最喜歡聽的，因為我們聽眾，我們聽眾對事實的理解，他們其實不喜歡。就是我剛剛講的，你聽得懂是因為你是專業嘛。一般聽眾他沒有呀……。（Doris） 此處值得再次強調，以上分析並非意指所有論述皆是受訪者「故意」所為，亦即所有受訪者所言皆有其「意圖」。如前所述，從論述心理學角度來看，受訪者不一定能夠全然掌控自己所言之意義，且其在論述中建構的「能動者」也不一定等同其單一主體（Edwards & Potter, 1992）。因此，本文分析重點不在於這些論述是否「反映」受訪者心中所想或受訪者是什麼樣的人，而是受訪者「如何」隨研究訪談情境建構不同的閱聽人，以及其如何運用「閱聽人」對研究者建立自己的定位、合理自己所為及轉移責任等。 三、電視觀眾與廣播聽眾所有受訪者提及電視新聞訪問時皆曾不約而同地強調收視率的影響或重要性，而現任電視新聞主播的受訪者更直接以收視率代稱閱聽人。如Jim被問及什麼樣的觀眾會收看其主持的新聞訪問節目時，他一開始先以「收視率」回答（見[例22]第2行），然後才以其接觸的實際觀眾為例說明：「收視率雖然跌，但我們覺得是菁英份子的人還在看」（見[例22]第6-7行），顯示收視率恐是電視新聞訪問者用來指稱閱聽人的重要概念： [例22] 1 IR：你覺得通常什麼樣的人會看你們的訪問？ 2 IE：老實說最近△△△（指該節目固定受訪者名）的收視率沒有以 3 前好。 4 IR：真的呀？ 5 IE：但是xxx都打電話來說我們想要問△△△事情。然後我在外面 6 的一些朋友，一些企業主他也會說你最近老是English喔，他 7 有在看。所以我們發現是金字塔頂端的人在看，那其他的就零 8 星的。所以收視率雖然跌，但我們覺得是菁英份子的人還在 9 看。 相較之下，廣播新聞訪問便較無收聽率的壓力，這可從受訪的五位廣播新聞訪問者中只有Bonnie主動提及「收聽率」看出，且她不是用「收聽率」說明其對自己訪問的影響，而是解釋組織為何重視某個時段的新聞訪問： [例23] ……我們往往會把一個話題交由前一晚的總編導來負責handle，就是很重視這個話題，因為它的影響，包括它的收聽率都是我們一天當中最高的。所以那個時段往往會以政治新聞掛帥。（Bonnie） 相對於受訪電視新聞訪問者較常主動提及「收視率」而較少說到實際收看的觀眾，廣播新聞訪問者則常主動道及實際聽眾。以下先分析電視新聞訪問者如何以收視率指稱電視觀眾，之後再說明廣播新聞訪問者如何描述廣播聽眾。 （一）化身為收視率的電視觀眾提及收視率時，受訪電視新聞訪問者並不像使用「閱聽人」一詞般模糊帶過，反將收視率形塑成精確、可被具體觀察的數字資料，且分以「長期觀察」（見[例24]及[例25]）、「每一分鐘都在看」（[例24]）等語強調自己能夠精確掌握收視率代表的閱聽人： [例24] ……你always邀這個人都有收視率或always邀這個人都沒有收視率，你可以去感受到。我們不能說是普羅大眾，就是AC Nielsen或現在AGB Nielsen他（調查）的這個族群對這個人（指受訪者）的反應是什麼。我們長期觀察收視率，我們每一分鐘都在看收視率，所以我們太清楚了，就連單則新聞，這個人（指受訪者）有沒有聚焦的能力我們都很清楚……。（Fiona） [例25] ……所有的深度訪談幾乎都放在八點鐘之後，各台都一樣，因為這個其實也是經過一番大家對長期的收視率研究。當然這個收視率研究，指的是我們自己商業電視台本身用商業的角度出發去做的研究，它可能不見得真的具有怎樣的價值，只是我們從觀眾的進出，哪一個族群，哪一個target在看哪一個時段的新聞去做出這個樣子的結論。（Helen） 雖然可以透過收視率瞭解觀眾，但受訪電視新聞訪問者皆強調他／她們知道收視率無法代表所有觀眾，如[例24]之Fiona指出收視率調查是由收視率調查公司執行，其結果不見得代表所有閱聽人：「我們不能說（收視率所得結果）是普羅大眾」。Helen也在[例25]直陳收視率調查是「我們自己商業電視台本身用商業的角度出發去做的研究」，並進一步貶低收視率的價值：「它可能不見得真的具有怎樣的價值」，強調自己只是從收視率一窺某一群觀眾的狀況，而非將收視率結果概推至全體閱聽人。 上述Fiona與Helen的論述有兩種效用：第一，向研究者展示自己具備收視率調查知識，藉此樹立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形象。第二，事先打預防針（Potter, 1996: 125-128），避免研究者挑戰收視率考量的正當性並質疑自己將收視率調查的小部分閱聽人當成全體閱聽人。 此外，Helen也運用事先「坦白立場」之語藝策略，包括在[例25]指出收視率調查是從「商業角度」出發，並在以下[例26]第3行「承認」自己是在收視率考量下選擇愛情作為訪問切入點。透過「坦白立場」，Helen先指出電視新聞訪問者常被質疑的收視率考量以降低被研究者挑戰的可能。而這樣的回答不但可顯示她對商業電視台的運作及自己所為深瞭於心，更展現出她是一位誠實的受訪者： [例26] 1 IE：愛情，因為那個是最譁眾取寵的部分。 2 IR：嗯…譁眾取寵喔。 3 IE：對對對。我要承認，當然我還是要做收視率的考量，所以我就 4 會很譁眾取寵的去（做）。 事實上，受訪電視新聞訪問者提及收視率對訪問造成的影響時，皆偏向（對研究者）展現自己對收視率的負面看法，Iris的論述更是明顯：她說完挑選新聞受訪者須考慮收視率後便跟研究者說「對不起」（[例27]第3行），彷彿在研究者面前提及收視率考量是不對或不得已的事情： [例27] 1 IE：……例如我整點新聞，我要安插這個人的訪問，我就必須要， 2 如果是在這種新聞裡面，我會去找這個人來，（考量他）到底 3 有沒有新聞點？他的收視率好不好？對不起我還是要提到收視 4 率。 5 IR： 沒關係沒關係，那這個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 簡言之，受訪電視新聞訪問者多將「收視率」代表的閱聽人形塑成可被精確量化的數字，且清楚說明收視率如何執行、使用及觀察。提及收視率對訪問的影響時，則傾向降低自己對收視率的重視程度並表現出對收視率的負面態度，藉此避免研究者的可能挑戰。 （二）實際現「聲」的廣播聽眾在本文分析資料中，受訪電視新聞訪問者較少提及觀眾的實際反應，但廣播新聞訪問者就不是這樣了。五位受訪廣播新聞訪問者中有三位主動提及自己常透過傳真、電話、網路留言版等管道得知聽眾意見，一些常上電視節目的廣播主持人甚至自承會在路上碰到聽眾當面反映意見。 在研究訪談中，受訪廣播新聞訪問者清楚地指出自己所屬電台的政治色彩（坦白立場），同時表示聽眾在政治議題上會透過各種管道表達意見，且其聽眾包含各式各樣的人並有各種不同意見。如Bonnie自承其所屬電台偏藍（國民黨），但聽眾卻「各色人馬」都有，對節目內容既有稱讚也有批評（見[例28]）；Andy於偏綠（民進黨）電台主持節目，也會收到眾多聽眾反應（[例29]）： [例28] ……我自己的概念就是說聽眾為主。我的聽眾各色人馬通通都有，因為我們常常下節目就有聽眾會寫信來、打電話，好的、讚揚你的、罵你的，通通都有，通通都有。……你就看到那個（網站聽眾留言版）罵得多兇呀，是不是？其實我們的回話你有發現，很中性，基本上以感激為主，因為別人（指聽眾）願意表達他們的一些看法……儘管我們被貼標籤（為藍營電台），可是我自己在做這個。儘管我很討厭某個政治人物，可是沒有辦法呀，我還是要把他弄進去，我還是要弄。（Bonnie） [例29] ……我都不太理他（指聽眾），我也不回。或許他們（指聽眾）會覺得我們很驕傲或什麼，其實不是。因為每個人都希望你回，每個人甚至希望你在電台中把他的意見講出來。但是你會發現他只是你眾多反應中的其中一部份。那你講一個其他不講也很奇怪……。（Andy） 比較以上兩段論述可以發現，上述兩例之主持人同樣將聽眾描繪成各種不同意見的組合，但Bonnie凸顯的是她如何以「聽眾為主」，避免在訪問中帶入電台或自己的政治色彩或喜好，盡量做到新聞主播「應該」做到的中立立場，這點與她在整場研究訪談中建立的形象相當一致（見[例30]）： [例30] ……我覺得基本上我們還是要保持一個客觀，那怎麼樣由你的來賓、你的受訪者去說，o.k.？有的時候如果我的來賓，基本上他就是本身色彩滿濃厚的話，我本身還要做一個balance，平衡的一個功用。……雖然別人對你的brand image就是你就是一個國民黨的一個電台，你就是一個藍色電台，可是我不瞞您說，我自己在這過程當中，我會一直謹記著我們做新聞要客觀公正……。（Bonnie） 反之，Andy則以電台聽眾有各種意見而自己無法面面俱到為由，正當化其不理會聽眾意見一事：「你會發現他只是你眾多反應中的其中一部份。那你講一個其他不講也很奇怪」。在[例31]中，Andy更將聽眾意見或要求視為外在壓力（第1及3-4行），並以自己可承受此壓力（第6-7行）且堅持依自己意願或喜好行事（第10行）來突顯自己是個獨立自主的新聞工作者： [例31] 1 IE：……剛開始要你講台語的壓力很大。 2 IR：在○○○（電台名稱）。 3 IE：對，他們（聽眾）會傳真、寫信要你一定要多講台語，要講台 4 語，不要再講北京話。 5 IR：所以很弔詭的是有時候我們可以不理閱聽人的想法，可是在某 6 些上面= 7 IE：=嗯我不理呀。我還是堅持講我自己的，所以現在我在○○○ 8 我還是能講國語就講國語呀。 9 IR：所以你在○○○的時候，你什麼時候拿捏你要說國語，或什麼 10 時候你要說台語？ 11 IE：看我喜歡。 從以上所述可知，「閱聽人」常被當成一種論述資源，透過將其形塑成具有多元意見的聽眾，受訪廣播新聞訪問者既可因而建構自己的中立立場，亦可樹立獨立自主的專業形象。廣電新聞訪問者之自我定位與其對閱聽人的描繪及界定實密不可分（Fairclough, 1995; Heikkilä & Kunelius, 2006; Roth, 1998）。 伍、結語透過論述心理學之分析途徑，本文指出廣電新聞訪問者的「閱聽人」並非獨立於語言、情境之外的抽象心理概念，而是訪問者在談話情境中使用語言建立的論述版本，且是項重要論述資源，可用來處理談話中涉及的利益衝突、責任及責難等人際議題。 本文運用本文作者訪談十位廣電新聞訪問者，用以探究機構情境及訪問設計之研究訪談資料，分析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透過論述建立不同閱聽人版本，以及如何使用「閱聽人」正當化自己所為、轉移責任及降低被研究者挑戰的可能性。本文將重要分析結果整理於〔表一〕。 表一：本文分析結果
如〔表一〕所示，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常使用一般集合名詞包括「閱聽人」、「聽眾／觀眾」、「大家」、「民眾」等以指稱閱聽人，透過「系統性模糊」將閱聽人形塑成無可質疑的事實。談及政治議題則偏向採用「條列和對比」，以國民黨、民進黨及中間選民三方涵括全體閱聽人，使之成為無法駁斥的事實。 由此觀之，「閱聽人」概念似由廣電新聞訪問者使用之語言慣例建立，也是其用來向研究者正當化其所為或卸除責任之論述資源。舉例來說，廣電新聞訪問者一方面可先將閱聽人形塑成「無知者」，然後以自己是閱聽人的一員及為了閱聽人而問來正當化自己訪問前未作太多準備一事；另一方面則強調閱聽人是聰明的，能聽出新聞受訪者的不合作藉以轉移自己追問或挑戰受訪者之責任。 此外，廣電新聞訪問者談話時建立的「閱聽人」版本也與其自我定位有關。例如透過將閱聽人分成國民黨、民進黨及中間選民三方以凸顯自己不同於閱聽人的中立專業立場。或將閱聽人視為多元組合，既可用它來說明自己如何以「閱聽人為主」堅持中立客觀，亦可藉此凸顯自己是獨立且可自我決策的新聞工作者。 進一步檢視電視及廣播新聞訪問者之論述則可發現，電視觀眾常被形塑成訴諸情感、容易感覺無聊且缺乏耐心之人，或化身為精確的收視率數字；相較之下，廣播聽眾則被認為係以資訊為導向且包含各式意見。無論何者，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皆以其形塑之「觀眾／聽眾」解釋或正當化自己的訪問設計和行動，如將提問不友善的問題歸因為「觀眾」喜歡，不問某些問題則因其對「聽眾」無益。 提及某些閱聽人概念時，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會運用某些語藝技巧如「事先打預防針」及「坦白立場」降低研究者挑戰的可能性。前者如為了避免研究者質疑「收視率考量的正當性」，受訪電視新聞訪問者不但主動提及自己不認為收視率結果可代表所有閱聽人，更先行表達自己對收視率的負面看法；後者則如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表明自己問「八卦」問題乃因自己與閱聽人一樣都是「一般人」。透過「坦白立場」，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不但可避免研究者的挑戰，也藉此展現自己是一位誠實的研究受訪者。 整體而言，本文在理論及實務上或有三點貢獻： 第一，本文指出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在研究訪談中透過語言將「閱聽人」建構成各項事實，不但肯定廣電新聞訪問者具有多種閱聽人敘述及想像的可能，也展現其建構不同閱聽人版本之能動性。 第二，本文凸顯廣電新聞訪問者之閱聽人論述受談話情境影響甚鉅。由於閱聽人論述是在各種談話中（包括研究訪談、新聞訪問、組織談話及同行私下對話等）透過語言互動而成，廣電新聞訪問者建立的閱聽人版本及其運用「閱聽人」（論述資源）的方式皆不免與當下談話情境、新聞機構、組織規範及社會文化等結構因素有關。 最明顯處莫過於電視新聞訪問者的閱聽人論述——以收視率指稱電視觀眾——直接反映了其承受的收視壓力。而受訪電視新聞訪問者提及收視率時表現的負面態度，以及其使用「坦白立場」及「打預防針」等語藝技巧俱都顯示其身處現實收視考量與（研究者可能代表的）新聞規範兩相衝突之困境，本文之研究結果當可引領研究者一窺新聞工作者面臨之結構衝突及兩難困境。 第三，本文闡述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將「閱聽人」當成論述資源並向研究者正當化自己所為、轉移責任及降低被研究者挑戰、責難的可能。只有透過如此細緻的方式展現廣電新聞訪問者提出的各種閱聽人說法，我們方能對此概念（閱聽人）有更合理（因應不同情境描繪出不同面貌）也更合情（透過建立不同閱聽人來因應人際溝通上的需求）的瞭解。 對於未來研究，本文最後有三點建議：第一，可蒐集、比較不同類型的談話（如廣電新聞訪問、研究訪談、組織會議談話等），探究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在不同情境建立各種閱聽人概念及運用策略之異同。第二，探析廣電新聞訪問者建立的閱聽人概念與其訪問設計之間的關係，如將電視觀眾視為「收視率」是否及如何影響其設計新聞訪問？第三，從廣電新聞訪問者的閱聽人論述著手，分析新聞論述結構之衝突，進一步探索訪問者運用論述解決結構衝突的可能性。 註釋1 本研究舉例及以下分析之訪談資料來自本文作者執行之國科會研究計畫「新聞訪問之機構情境與語言使用初探：以廣電新聞訪問者為例」（計畫編號：NSC95 -2412 -H-128-009）。 參考書目馮小龍（1996）。《廣播新聞原理與製作》。台北：正中。 湯廷池（1992）。《英語認知語法：結構、意義與功用（中集）》。台北：台灣學生。 Beattie, G., & Dohert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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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每位受訪者至少從事新聞工作五年以上，且曾（現）任新聞主播或新聞節目主持人。
附錄二：本研究對話過錄符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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