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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控制與新聞專業自主的互動
羅彥傑、劉嘉薇、葉長城 《摘要》
關鍵詞：組織控制、專業自主、國際新聞、編譯 《全文》 壹、前言台灣報紙普遍設有編譯人員，負責翻譯與編撰國際新聞。由於以英文為主的西方通訊社壟斷國際新聞資訊流通（Fenby, 1986: 8），加上早期普遍不重視國際新聞，所以各報普遍以英文編譯做為主要的國際新聞工作者，僅在重要國家設駐外特派員。不過，此一現象也導致各報國際新聞內容差異不大，幾乎均一面倒地呈現西方通訊社母國的觀點，無法反映國際社會的多元意見（蘇正倫，1988）。 台灣報紙的國際新聞雖未反映國際社會多元意見，但相較國內新聞，其受到的組織控制似乎較少，編譯享有的專業自主權也似乎高於記者。這是因為國際新聞涉及中英文轉換與對各領域知識的涉獵，專業門檻高，且讀者群多為社會菁英。此外，編譯毋須像記者一樣外出採訪，也幾乎不用擔心漏新聞或受到消息來源的政治或商業壓力。如今，台灣報業市場競爭激烈，加上國際新聞受重視程度和曝光率與日俱增，國際新聞的組織控制狀況與編譯享有的專業自主權是否一如往昔？半數受訪者（包含編譯與主管）表示，未在處理國際新聞時感受到組織控制。但有趣的是，大多數受訪者自認新聞專業自主權不足或受到貶抑，且有日益惡化的趨勢。本研究因而衍生的問題意識即在於：為何編譯對於組織控制的感受如此分歧，但又普遍自覺專業自主權受貶抑？組織控制如何影響編譯的專業自主權？編譯有哪些捍衛自身專業自主權、抗拒組織控制的回應策略？ 作者反思擔任報社編譯的十多年實務經驗後發現，即便是看似組織控制甚微的國際新聞單位，組織控制仍無所不在，且往往是以超越編譯所能察覺或感受的精緻方式運作，而當前全球報業過度競爭與經營困難更使得組織控制被合理化。在報社致力提升或維持閱報率與銷售量以求生存的情況下，編譯自己可能也不認為其專業自主權受到侵犯，甚或將報社組織干預新聞處理詮釋為另一種新聞專業價值的展現。基於上述矛盾現象，加上國內新聞傳播學界較少對報紙國際新聞組織控制與編譯專業自主權進行研究，引發作者進行實地調查的動機。作者希望藉由第一手參與觀察及對8位編譯與4位主管的深度訪談，勾勒台灣報紙國際新聞單位組織控制及編譯專業自主權的現況，同時構思編譯如何在不可避免與組織控制共存的情況下，也能捍衛自身的專業自主。 貳、文獻檢閱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新聞工作者基於專業精神追求自主權，而新聞組織基於提高獲利而控制新聞工作者及其產出，使得專業自主與組織控制猶如一體兩面。一方面，兩者似呈現負向關係，組織控制力道愈強，新聞工作者專業自主權受侵犯情況愈嚴重。反之，組織控制力道愈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權也較能獲得保障。但另一方面，新聞專業發展到後來，反演變為新聞組織的意識型態或專業意理（ideology of professionalism），成為組織控制新聞工作者的手段，而專業化過程也有助於維持資本主義現狀與散布資本主義思想。1 鑑於新聞專業同時包含新聞工作者專業自主權及不利於此一自主權的組織化傾向，因此作者先界定何謂專業自主及編譯專業自主權的範圍與內涵，繼之聚焦於組織控制理論及提出新詮釋，最後評述與本研究有關的國際新聞研究既有成果，以說明本研究的概念脈絡。 一、專業自主過去論及新聞工作者專業自主的文獻，都會先從新聞專業談起，且集中在記者的角色上。1960年代起即有學者試圖以量化研究方法測量新聞專業程度，透過專業態度量表發掘新聞工作者對專業概念的認知（McLeod & Hawley, 1964; LeRoy, 1972；羅文輝，1995）。此類結構功能學派認為，為確保新聞專業順暢運作及發揮功能，新聞工作者必須擁有一套知識養成體系，並給予其相當程度的自主權以發揮專業效能。另為吸引優秀新人進入此一職場，社會應提供更多誘因如薪資報酬及較高社會地位與聲望等。在此，新聞專業的特質與內涵顯係基於社會結構性的功能與需要，其存在是為滿足社會的平衡與穩定（林富美，2006: 53）。 然而，用傳統專業概念檢視新聞專業，不難發現新聞事業不盡符合這些要項（羅文輝，1993, 1995），因此也有學者努力證明新聞專業具有異於傳統專業的特性，且重視新聞專業與新聞組織的關係，或可歸類為權力學派（Tunstall, 1971; Johnstone, Slawski & Bowman, 1976; Beam, 1990; Weaver & Wilhoit, 1991; Shoemaker & Reese, 1996）。不過，此學派對於組織控制對新聞專業是利是弊，也是言人人殊。譬如Beam從權力觀點研究新聞組織的專業主義，發現新聞組織利用權力作為提升記者專業性的誘因，而此一「組織權力」對記者是助力而非阻力。但Johnstone等人卻發現，新聞組織一如其他產業，若規模愈大、分工愈細，新聞工作者人數愈多，其工作職能也愈趨於劃分明確，這些工作條件導致新聞工作者更難維持專業自主權。 結構功能學派以維護新聞專業的順暢運作及發揮功能為目標，以致可能忽略組織控制對新聞工作者勞動權及新聞品質的影響。在此一論述下，專業自主權反倒成為組織的施捨，而非新聞工作者的天賦權利。鑑於本研究所探討的國際新聞屬於龐大新聞組織下方有能力設立的單位，加上先前新聞專業自主研究對象為記者、編輯或編輯部主管，不包括編譯，因此本研究採取權力學派有關組織控制不利於新聞專業的觀點，亦即延續Johnstone等人（1976）的角度，但在編譯專業自主權概念的評量量表上略做符合實務情境的調整。 Weaver 與 Wilhoit（1991: 76-77）承接Johnstone等人在1970年代的研究，回到較小範圍的新聞工作者專業自主權主題。他們沿用Johnstone等人衡量美國記者專業自主權的指標，但將指標順序略做更動如下： 1. 他們幾乎總是能採訪他們認為應該採訪的新聞； 2. 他們在選擇新聞素材上擁有近乎完全的自由； 3. 他們在決定一則新聞應以哪些層面為重點上擁有近乎完全的自由； 4. 他們報導的新聞沒有受到其他人編輯修改。 整體來說，美國記者傾向認為自己在採訪報導新聞上享有頗高的自主權。不過，此一指標用在國際新聞上，第4項勢必要有所修正，因為翻譯的關係，編譯誤解原文或算錯數字（譬如度量衡單位從英制換成公制，匯率從美元換算成台幣）的機率較高，因此就新聞處理的常規而言，這類校對修改倒無涉專業自主權。 林淳華（1996）則將記者的工作自主權歸納為採訪自主權與報導自主權。採訪自主權指標包括： 1. 自由的選擇報導的主題； 2. 選擇採訪對象； 3. 決定採訪的問題及內容。 報導自主權指標則包括： 1. 自由的決定報導的重點； 2. 選擇報導之立場或角度； 3. 決定發稿時間； 4. 決定發稿量； 5. 新聞組織不得因商業或政治考量而刪改新聞稿，以致扭曲新聞原意。 本研究綜合Weaver與Wilhoit、林淳華的記者專業自主權定義，擬定編譯的專業自主權評量概念。雖然林淳華將記者自主權區分為採訪自主權與報導自主權，然而，鑑於編譯在實務上幾乎不用採訪，因此本研究將「採訪自主權」調整置換為「翻譯自主權」。翻譯自主權定義為，編譯在處理國際新聞時的自行翻譯作業，不涉及新聞產製流程的部份。報導自主權定義則指編譯在處理國際新聞時涉及新聞產製流程的報導作業，該部份的作業較需與其他單位合作或互動。 編譯的翻譯自主權評量概念如下： 1. 能自由選擇所欲翻譯的國際新聞主題； 2. 至少在特定時間享有自主性； 3. 能決定所欲翻譯的新聞取材來源與對該素材做出取捨。 編譯的報導自主權評量概念如下： 1. 決定報導立場或角度； 2. 決定寫稿時間； 3. 決定寫稿量； 4. 未因政商因素而被迫製造新聞； 5. 能夠寫特稿或新聞分析。 二、組織控制及其新詮釋新聞控制的討論早期係置於新聞組織自身的範疇下進行（Hirsh, 1977: 17-27）。更精確地說，它屬於「傳播者研究」或「守門人研究」（White, 1950）的脈絡，關切是何種因素導致記者做出特定的編輯選擇，以致影響其自主性（蘇正平，1996；林淳華，1996；蕭蘋，2004），甚至影響到新聞內容客觀性或導致媒體偏見。早期研究認為影響記者自主性的主要因素就是新聞組織本身，而不去探討組織以外的外部社會因素。 此時的組織控制討論焦點多集中在Breed（1955）所指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亦即新聞組織內部如何以非明文規定、非正式的方式讓員工自行揣摩上意。自從 Breed提出新聞室社會控制理論後，有關新聞組織編採政策是否影響編輯記者的專業判斷，一度成為傳播學界的熱門議題。而且由於當時欠缺有關媒體組織的重大研究，而媒體組織又似乎代表組織社會學文獻中一個重要的脫序案例（deviant case），因此Breed的這篇論文經常被其他研究引述（Tunstall, 1971: 24）。儘管不乏學者抱持異議（e.g., Donsbach, 2004），但也無法否認這是一篇足以與守門人理論分庭抗禮的經典之作，及Breed對大眾傳播理論中的傳播者研究與組織分析的貢獻（Sigelman, 1973; Reese & Cohen, 2000；翁秀琪，2002）。 不論組織控制是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為之，新聞組織扮演的都是自變項的角色。後來崛起的外部控制論則強調外在社會情境等外部因素對於媒體組織的影響，而媒體組織再去影響守門人對新聞內容的呈現。其假定外部因素才是影響新聞內容的自變項，而媒體組織只是中介變項（Bagdikian, 1972; Cohen & Young, 1973; Tuchman, 1978; Altschull, 1984）。但後來也有學者認為，媒體組織的控制並非上對下、單向進行，且行使方式與層次也遠比過去想像複雜。Tunstall（1971: 116-120）認為，記者個人條件與媒體組織本身控制結構是其能否享有自主權的關鍵，譬如記者是否有一兩年以上跑線資歷、外在人脈關係（包括與消息來源、同業）及媒體組織控制結構是否明確，均影響到組織對記者施展控制的程度。 有別於先前研究將媒體組織視為單一個體，陳順孝（2003: 164-199）將媒體組織成員依其權力大小，分為所有權人（報老闆）、領導階層（如採訪主任、總編輯）與執行階層（記者、編輯）等三級。報老闆雖有能力遂行新聞控制，但此一權力行使取決於其和政治、經濟與社會勢力的權力位階與互動結果。張文強（2002: 32-43）則建議將媒體組織內部權力分成三種，以經濟資源為基礎的老闆權力只是其中一種，另外兩種分別是隱藏在組織科層制度內的權力與隱藏在新聞產製流程中的權力。由於台灣報社的科層化不徹底，經常夾雜私人權力的運作痕跡，使得它反過來幫襯老闆權力，形成雙重壓迫。 若將這些組織控制研究成果置於當前國際新聞實務的個案下，我們可以假定組織控制的類型包含報老闆直接命令，及隱藏於科層制度與新聞產製流程下的非正式控制。外部控制雖可能影響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權，但仍須透過組織控制的形式才能行使權力，或可稱為「外部控制內部化」。是故，組織仍是任何形式控制所必須仰賴的管道，我們若不具體分析新聞組織的科層架構與新聞產製流程，勢必難以捕捉到新聞控制或權力運作的痕跡。其次，新聞組織的權力控制行使，取決於新聞工作者在報社內部的權力位階與互動結果。新聞組織所欲控制的對象－編譯－自身條件不會完全一樣，其享有的專業自主權自然可能大異其趣。 三、國際新聞相關研究成果儘管西方社會對於國際傳播的研究汗牛充棟（Richstad, 1976; Richstad & Anderson, 1981; Mowlana, 1986; Hester, 1991），但早期均多集中在對於國際新聞流通單向、失衡及國際資訊傳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的討論，或者國際新聞報導與戰爭、國際危機的關係（Seib, 2002），較少著墨於國際新聞內部組織控制。台灣本土的國際新聞研究也是追隨西方腳步，除延續國際新聞資訊流通的討論及提出不同的解釋外（李金銓，1983；臧國仁，1989；徐美苓，1990），開始較重視台灣媒體自身、尤其是報紙國際新聞的內容取向與來源（蘇正倫，1988；李美華，2001, 2005；楊台恩，2002），包括國際新聞馴化與小報化（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2002；唐湘宜，2006；洪貞玲、廖雅琴、林舫如，2008），但少有專文討論國際新聞的產製流程與組織科層制度。然而即便是探討台灣媒體之國際新聞守門人產製國際新聞的過程，也仍集中在國際新聞選擇的決定因素及其意涵（李美華，2003, 2001），較少關注國際新聞工作者專業自主權。以台灣報紙國際新聞編譯為研究對象者，更是少之又少。 基於上述背景，本研究聚焦於身為台灣報紙國際新聞工作者主力的編譯，深入了解與貼近此一報社內部「少數族群」的實際工作情境，他（她）們在報社所處的位置、扮演的角色及面臨的問題。若能達成此一研究目標，或有助於彌補既有國際新聞研究多偏重資訊流通與產製內容，卻未及關懷國際新聞實務工作者的缺憾，同時也能還原國際新聞產製背後的社會脈絡。 四、研究問題鑑於國際新聞的組織控制議題，在新聞學與傳播理論中甚少受到注意，因此，描繪國際新聞的科層制度與日常產製流程，是本研究首要課題。由於過去關於新聞控制的文獻幾乎都聚焦在報紙媒體上，本研究為延續既有研究成果，也選擇報紙作為探究組織控制的對象。其次，過去探討記者採訪與報導自主權已有成果，但對於編譯專業自主權幾無著墨，故本研究將以上述提及的編譯專業自主指標，衡量編譯的翻譯與報導自主權內涵與實際運作現況，同時分析編譯個人條件與其享有專業自主權高低之間的關係。最後，國際新聞的組織控制與編譯專業自主權互為對立，故組織控制類型與編譯角色形成的互動關係，及編譯在反制組織控制、維護國際新聞專業自主的可能對策，殊值探討。 綜合上述文獻檢閱，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問題主要有以下三項： 一、台灣報紙國際新聞的組織及其控制狀況為何？或謂，台灣報紙國際新聞組織如何透過科層制度與新聞產製流程進行控制？ 二、國際新聞編譯的專業自主權（翻譯自主權與報導自主權）內涵與現況為何？編譯享有的翻譯自主權與報導自主權有無高低之分？若有，取決因素為何？編譯個人條件的差異是否對其專業自主權構成影響？ 三、報社組織控制與編譯專業自主之間呈現什麼樣的互動關係？編譯在面對報社組織控制干預其處理國際新聞時，有哪些反制組織控制的對策可資運用？ 參、研究方法鑑於媒體組織控制的研究需要長時間的觀察與資料蒐集，且「控制」概念本身即有賴理解與詮釋，因此質化研究方法顯然是較適合本研究的分析工具。作者在考量本研究著重於編譯在報社架構下面臨的組織控制與享有的專業自主權，及兩者間的互動關係，決定採用深度訪談法及參與觀察法，而且這兩種研究法也具有相輔相成的特性（Lofland & Lofland, 1995／任凱、王佳煌譯，2005: 26）。 在深度訪談部份，作者設計一份半結構化的訪談提綱，內容包含編譯專業與勞動條件、國際新聞的科層制度與產製流程、編譯專業自主權及組織控制等四大項。訪談對象為《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國際中心編譯各2人。2其中1人資歷須超過10年，另1人則限定5年以內。但若該報無5年以內資歷的編譯，則選擇該報資歷最淺的編譯。作者也訪問四報國際中心主管各1人，因此訪談對象合計12人，每次訪談以1至1.5小時為限，訪談執行期間自2007年10月起至2008年4月底為止。此舉著眼於比較主管與基層編譯，及比較資深與資淺編譯，對於組織控制及編譯專業自主權態度的差別。最後，作者也對若干受訪者進行後續追蹤訪談。選擇此四報係因其為台灣發行量與閱報率前四大的報紙，且幾可窮盡國內報業零售與訂戶市場。此外，先前研究已顯示，新聞組織的規模愈大，編輯部員工人數愈多，新聞從業人員職能愈分化，自會減少與聞決策的新聞工作者人數，使得組織對新聞工作者的控制力也愈強（Johnstone, Slawski & Bowman, 1976: 83-84）。也因此，若要觀察新聞組織的控制程度，大報更勝小報。 另外，為細緻考察國際新聞的科層架構與新聞產製流程如何行使權力控制，本研究也針對《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輔以參與觀察法。Jorgensen（1989: 12）認為，參與觀察法特別適合對特定現象所知有限、內部者觀點與外部者觀點之間存在重大分歧，及外部者視角難以看清現象的研究。作者根據Jorgensen（1989: 82-94）對參與觀察法的界定，歸納本研究的參與觀察資料為以下四項：1. 在參與過程中觀察；2. 訪談，特別是非正式訪談；3. 文件與新聞報導作品；4. 個人經驗。 參與觀察法在新聞傳播領域的應用亦不乏前例可循。美國芝加哥學派知名社會學家Robert E. Park擔任過記者，因此曾以系統性的方式反思先前的新聞工作經驗，Tuchman（1991: 81）稱為「回溯式參與觀察法」（retrospectiv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Jankowski & Wester（1991: 63）也指出，參與觀察法被廣泛應用在大眾傳播過程中，特別是在媒體組織研究上。由於本研究第一作者曾在《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國際中心擔任編譯，得以進行近距離參與觀察，執行觀察期間則分別為2005年7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及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 肆、研究發現在透過對報社國際新聞單位的參與觀察，及對編譯與主管的深度訪談後，作者發現報老闆仍是報社組織控制的一個重要來源。報老闆制定報社言論方向與決定重大新聞處理方式，不僅在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的呈現上殊無二致，而且四報皆然。由於這一部份的發現僅確認先前研究成果，所以本研究將焦點集中在報社國際新聞組織控制的另外兩項來源－科層制度與產製流程，並描繪編譯專業自主權的內涵與現況，最後呈現編譯面臨的組織控制與專業自主互動。 一、國際新聞的組織控制（一）科層制度《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等四報為處理國際新聞，現均設有國際新聞中心。由台灣本土資金所創辦的前三報早期因人力需求較少及較不重視國際新聞，僅成立編譯組等較小規模單位來支應國際新聞的供稿。隨著1990年代美蘇冷戰結束、地緣政治格局丕變，國際間發生重大突發新聞的機率大增（Seib, 2002）。同時，國內政治體制走向民主、社會風氣日益開放及媒體競爭愈趨激烈，使得三報相繼增張發行，也需要更多的國際新聞來填充版面，遂將編譯組升格為國際新聞中心的層級，國際新聞版也常擴大至兩個版面以上，版面位置也逐漸往前挪移。於2003年正式進軍台灣的港資《蘋果日報》，則自成立伊始即重視國際新聞，國際新聞最多曾占四個版面。 雖然組織升格，但各報編譯人數未隨之大幅增長，若加計正副主管、固定輪值夜班編譯在內，全中心員工數仍不超過10人。扣除輪班排假人力，每日到班的寫稿編譯平均約3至4人。這些人力除負責國際新聞版外，也須固定配合供稿給國內政治、社會、財經及生活等各新聞中心，及偶爾支援影劇新聞與體育新聞（譬如奧斯卡頒獎典禮或奧運）。 根據作者觀察，國際中心的正副主管通常身兼選稿、選照片、分稿、與內部同仁開會、與其他部門主管合開編採會議、核稿、校對大樣等多項工作。在部門主管與基層編譯之間，通常亦設有組長、召集人等二級主管，負責主管休假時的代班，或者職司選稿、核稿等單項工作。若遇重大突發新聞，有時連主管都得支援撰稿。這些凸顯國際中心是一個較國內各新聞中心更扁平化的組織，新聞工作的傳遞往往只有一兩個層級。編譯平日面臨的工作指示僅來自於主管，與其他部門主管、總編輯、社長或報老闆少有直接接觸。 SHAPE \* MERGEFORMAT 國際中心以編譯為主要人力，但也設置駐外特派員，此亦屬科層制度的一部份。特派員只報導駐在國的重大新聞，有時也會與編譯稿件重複。一般說來，編譯稿件與特派員專電各有千秋。編譯寫稿注重速度，也多會發揮文采，加上透過綜合多家外電或新聞來源，內容豐富且具有廣度。特派員稿件則強調臨場感，並多從台灣讀者的角度切入。編譯因其綜合的資料均來自國外重要報紙或外電資深記者，因此新聞品質較整齊，差別僅在譯筆高下。至於特派員通常也是這一行的資深記者，深度報導自非難事。但國內新聞實務界有一陋習，即有若干特派員是在家中看電視撰稿，故特派員的新聞品質較良莠不齊。 此外，國內報社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即優先採用特派員稿件，甚至偶爾出現實際上是編譯寫稿，但掛特派員的名，或刻意讓特派員的掛名排在編譯前面。乙報資深編譯E指出，除非部門主管願意挺身抵擋特派員的壓力，否則編譯礙於自身位階及報社慣例，很難對此提出異議。 先前已有研究（張文強，2002）指出，台灣報紙的組織科層化不徹底，經常夾雜私人權力的運作痕跡，使得它反過來幫襯老闆權力，形成雙重壓迫。而根據作者觀察，台灣報社的國際新聞中心若與國內各新聞中心相比，科層化程度更低。國際中心的層級簡單，主管須身兼多職。加上國際新聞屬性特殊，具有較高專業與語言門檻，因此報老闆多半直接透過國際中心主管掌握新聞內容，這使得編譯更容易經由科層制度受到組織規訓。而主管的個人管理風格，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編譯專業自主權的範圍與程度。 （二）產製流程四報國際新聞的產製流程大同小異。資深編譯在中午以後進行第一階段的篩選外電稿件與熱門新聞網站，提供初步稿單，然後主管在傍晚與其他部門主管、總編輯（有時包括報老闆）合開編採會議。在確定隔天刊登的國際新聞版內容與提交給國內版面的重點新聞後，即由編譯負責譯稿與撰稿，再送交核稿人員與主管核對新聞正確性，最後交給編輯製版。在此新聞產製過程中，編譯的主要職責在撰稿或挑選配合文稿的圖片，核稿人員與主管才是國際新聞的守門人。 隨著網路資訊流通的發達，不太可能報導「全球」獨家新聞的編譯，報導「全國」獨家新聞卻非難事。丙報資深編譯H指出，2008年初爆發的西藏喇嘛反中國示威運動，初時甚少獲得外電與外國報紙媒體關注，加上北京當局刻意封鎖消息，及國內某些報紙因意識型態而刻意淡化處理，未報導藏人死傷人數與刊登藏人遭共軍屠殺照片。因此他透過網路搜尋引擎Google找遍西藏人權運動網站，最後不但找到當時最合理可信的藏人死亡人數，也找到在當時唯一拍攝到的藏人慘遭共軍屠殺的照片，領先國內其他報紙。 從訪談中發現，編譯對網路搜尋引擎與入口網站的依賴程度愈來愈高。在國際新聞的處理過程中，Google與Yahoo! 奇摩網站使用率分居一、二名，而且資淺編譯的網路使用嫻熟程度明顯高於資深編譯與主管。使用與瀏覽這些網站，有助於編譯搜尋資料與查核新聞的正確性，畢竟國際新聞較國內新聞更需解釋新聞事件的脈絡與背景。此外，報社內部編採作業系統的功能也日益精進，且整合多家通訊社外電文字與圖片等資源。新科技雖然提高編譯在處理國際新聞時的自主性，使其不再像過去一樣受限於主管所分派的外電稿件，但也讓報老闆個人意志更容易貫徹在國際新聞的處理上。外電英文稿、編譯處理中的稿件、乃至主管核對後的稿件版本，均清楚顯示在報社編採作業系統中。包括寫稿者姓名、完稿時間、稿件版本、瀏覽者姓名，均一覽無遺。甚至在降版後，編譯也能看到稿子最後被砍多少字、佔據的版面位置及標題。先進的網路科技改善了報社編採作業的效率，但也讓編譯較以往更注意報社或報老闆對國際新聞的立場。 新聞產製流程的決定權在於報社組織，但一經制定，本身也在新聞控制上扮演獨立角色。產製流程對編譯的控制，基本上可分兩種，一種是誘之以利，另一種是馴之以懲罰。前者通常以獎金、稿費為形式，後者則往往是報社的人事令或獎懲令，而前者使用比率又高於後者。但此兩種控制方式也有一共同點，即報社都是以編譯的勞動權為籌碼。報導獎金、稿費影響編譯的實質工資，人事考核獎懲則影響到編譯的年終獎金或升遷，甚至作為逼退或資遣的理由。 丙報資深編譯H表示，當處理到攸關報社重視的新聞事件時，因考量到報社會額外核發數千元台幣不等的獎金獎勵，因此總是特別賣力撰寫，務求寫作角度符合報社需要。他說： 我處理「北京奧運聖火可能喊卡」的國際新聞時，不僅參考發稿主管遞交的外電，還自己上西藏人權運動網站、《大紀元時報》網站找資料與照片，就是希望能有多一些不一樣的內容。像這種攸關報社立場的新聞，拿到獎金的機率最高。我過去一個月就累計拿到五、六千元。編譯已多年未調薪，這筆獎金對拿死薪水的編譯來說不無小補。（本研究訪談，2007年10月23日） 至於報社對編譯的懲罰機制，如口頭申誡、記過或開除等，則往往備而不用，但已對編譯產生恫嚇效果。H說：「報社不用天天祭出人事異動或記過、申誡等命令，因為編譯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此一說法也印證作者的參與觀察結果，即產製流程中附帶的懲罰機制已對編譯產生寒蟬效應，若與編採獎金雙管齊下、恩威並施，則其控制效果特別顯著。 編輯與編譯的關係也頗特別，而這又與台灣報社多採編採分離制有關。丁報曾試驗編採合一制，規定編譯也須做編輯工作，包括下標題、規劃版面與校對大樣，編輯則偶爾客串編譯的工作。該報目前仍採用改良式編採合一制，也就是編譯協助編輯下標題，並固定與編輯、美編開會討論版面規劃事宜。丁報國際中心主管J說：「本報過去實驗性質的編採合一制，及目前採用的（改良式編採合一）制度，確實讓編譯在決定版面重點與新聞取材上享有更多發言權。」 二、編譯專業自主權的內涵與現況作者將編譯的專業自主權區分為翻譯自主權與報導自主權。儘管實務上翻譯與報導偶爾混雜重疊，但這兩種工作內容畢竟有很大分野，猶如記者的採訪與報導，因此作者分別進行探討，並製成編譯翻譯與報導自主權評量表（詳見表一與表二），由編譯評估自身的自主權。 （一）翻譯自主權就翻譯自主權而言，受訪編譯的反應很分歧，其中資深與資淺編譯又有差異。資淺編譯普遍表示不能自由翻譯所欲翻譯的國際新聞內容，而且即便在特定時間（譬如較缺稿的春節期間），也無法決定自己的翻譯稿件內容，但多能決定新聞取材來源與對該素材做出取捨。但這項自主權的行使仍須仰賴主管的授權。譬如，甲報的主管會因為認為資淺編譯的新聞判斷能力不足，而指明要求該名編譯將寫稿重點擺在某特定新聞來源（如《紐約時報》）上，甚至用畫線方式註明新聞的重點，連總編輯都透過報社內部電腦打稿系統，直接修改已被主管核對過的編譯稿件。 資深編譯的翻譯自主權顯然高於資淺編譯，但訪談結果也發現這涉及編譯與主管間的私人關係。資深編譯若同時與主管關係較佳，就有可能成為「明星編譯」，此一角色類似Breed（1955）提出的「明星記者」。「明星編譯」較能自由選擇所欲翻譯的國際新聞內容，也能在特定時間點對自己翻譯的稿件享有較高自主權，及決定所欲翻譯的新聞取材來源並就內容做出取捨。根據作者訪談及觀察，「明星編譯」確實存在於編譯這一行業，且多半為資深編譯。至於與主管關係欠佳的編譯，則在這三方面獲得相對較差的待遇與授權。 雖然先前有研究顯示國際新聞有小報化的傾向，但資深編譯與資淺編譯在受訪時一致表示，不曾被要求用誇張聳動的用語來翻譯國際新聞，頂多是編輯在下標時的用語比較羶色腥或刻意語出驚人。四報基於維護自身報譽，尚不致要求編譯違背事實，而寧可選擇較安全的做法，亦即在同一個新聞事件中，選擇符合報老闆上意的部份做放大處理，而縮小或省略其所不願見到的部份內容。 表一：八名受訪編譯翻譯自主權評量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報導自主權根據訪談結果，不論是資深或資淺編譯，幾乎都無法決定寫稿時間與寫稿量。但資深編譯全都可以決定報導的立場與角度，而資淺編譯僅半數表示有此權利。至於是否曾因政商因素而被迫製造新聞，受訪資淺編譯全都表示這種情形難以避免，或者答覆若遇到主管壓力仍會照辦。資深編譯則有2人表示曾向主管表達抗拒，另外2人則否。至於能否寫特稿或新聞分析，資淺編譯一致表示無此權利，而大多數資深編譯則表示有獲得主管授權。 若比較報導自主權與翻譯自主權，編譯的報導自主權理應高於翻譯自主權。這是因為翻譯終究只能根據主管所發下的單則外電或外國報紙單篇報導為本，即便能夠對該則新聞來源做出內容上的取捨，其所能自主更動之處仍至為有限。由於編譯無須採訪，其報導主要還是在網羅不同的新聞來源，加以綜合篩選而成，加上有撰寫特稿的機會，這使得編譯的報導自主權理應超過翻譯自主權。 但根據作者訪談結果，編譯實際享有的報導自主權反而不如預期，甚至低於翻譯自主權。從翻譯自主權來看，資淺編譯有3人認為有自主權，9人認為無自主權，認為有自主權者佔3/12=25.0%，另一方面，資深編譯有10人認為有自主權，2人認為無自主權，認為有自主權者佔10/12=83.3%。再從報導自主權來看，資淺編譯有2人認為有自主權，18人認為無自主權，認為有自主權者佔2/20=10.0%，另一方面，資深編譯有10人認為有自主權，10人認為無自主權，認為有自主權者佔10/20=50.0%。整體而言，不論資深或資淺編譯，自認具有翻譯自主權者的比例均高於自認具有報導自主權的比例。 之所以如此，在於報導不像翻譯一樣，仰賴單一的新聞來源，以致更易為主管、乃至報老闆操縱利用。倘若是純粹翻譯單篇外電或外國報紙專文，則編譯若蓄意扭曲新聞事實，必然逃不過同業與讀者的眼睛，甚至引來該家通訊社的抗議。然而，在經過多篇不同外電或外國報紙專文、乃至網路訊息的綜合報導後，新聞事實究竟源出何處，往往已不可考。這使得報老闆與主管得以將自己的預設立場貫穿報導之中，甚至以匿名消息的方式刊出。在此一情況下，同業多半心知肚明或冷眼旁觀，而讀者就可能被蒙在鼓裡。 丙報資深編譯H坦承，2007年12月南韓首爾市長李明博以高票當選總統、氣勢如虹之際，報老闆透過部門主管，要他自行找資料撰寫一篇關於李明博不等於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的特稿。由於當時國內總統大選選戰方酣，某些報紙各擁其主，因此H也很清楚報社立場。然而，外電不可能特別挑出台灣與南韓特定總統候選人進行比較，他必須自己上網蒐集候選人資料，拼湊出一篇「符合上意」的特稿。他最後憑敏銳的政治嗅覺，加上以「分析家指出」等模糊措詞方式完成任務，還領到一千多元獎金。 另一件個案則更嚴重。甲報資深編譯B指出，2007年10月間，主管曾要求她以無中生有方式「製造新聞」，以配合《週日泰晤士報》的一則聳動八卦新聞。該則新聞指稱「某英國王室成員」遭偷拍性愛錄影帶及勒索五萬英鎊，歹徒並聲稱握有這名王室成員提供古柯鹼給助理吸食的證據。甲報國際中心主管認定，平日行事放蕩的哈利王子最有可能是這名王室成員，因此要求資深編譯B設法杜撰一則「綜合報導」來影射哈利。這名編譯以不符合新聞專業為由嚴詞拒絕，主管只好親自以匿名方式撰寫這篇報導。為免引起爭議，這名主管在下筆時盡量運用疑問句，猶如偵探辦案，用排除法的方式一一過濾英國王室其他成員，最後直指哈利素行不良，嫌疑最大。該名主管甚至在文中強調，連英國版Google新聞網站都在報導中附上一張哈利將手放在辣妹胸部的照片，以加強新聞可信度。 翌日，英國《每日郵報》與《太陽報》等媒體均證實這件勒索案被害人是一名沒沒無聞的王室遠親，這使得甲報前一日的報導成了「烏龍」。但更諷刺的是，該則烏龍報導刊出後，丁報國際中心誤以為自己漏新聞，隔日由主管J親自在網路上蒐集相關資料，但也因為根本找不到哈利王子涉案的消息來源與出處，因此用類似甲報的方式撰寫這則新聞的後續發展，文中指稱： 各方揣測闖禍的可能是愛泡夜店、紀錄不良的威廉或哈利王子。不過，媒體進一步追查後發現，歹徒開口的金額不高，被勒索的應該不是知名王室成員，也未從事公務。（丁報，2007年10月30日） 受訪資深編譯表示，類似的新聞處理方式在近年來的國際新聞報導中不算罕見，而編譯對主管的要求也多半逆來順受，但資深編譯較有機會遇到這類違背新聞專業的情境，至於資淺編譯則普遍表示未遇過或不清楚。顯然，資歷深淺決定編譯對報導自主權的認知與感受程度，但編譯最後是否要遵照上意來報導國際新聞，仍取決於其一念之間，而且資深編譯也較資淺編譯更可能或更有籌碼拒絕主管的不當要求。 另外，受訪對象有不同背景，其中，是否為科班出身、主管與基層編譯的身份差別，為本研究特別關注的焦點。受過新聞傳播教育的編譯，一般較堅持專業自主權，而且在翻譯自主權與報導自主權等方面皆然。至於未受過新聞傳播教育的編譯，相形之下，對專業自主權較缺乏概念，或者雖支持翻譯自主權，但在報導自主權上願意妥協。這可能是因為非新聞傳播科系出身的編譯對新聞專業自主權的認知較薄弱，以致雖普遍認同編譯屬於新聞專業，但不清楚新聞專業與自主權的關係。不過，主管與基層編譯身分的差異，對新聞專業自主的影響力，似乎更大於他們是否具有新聞科系背景的差異。即便主管具有新聞科系背景，但因身居組織內部承上啟下的關鍵位置，是報老闆傳達命令的單一窗口，因此其對新聞專業的堅持反而比基層編譯來得弱。 表二：八名受訪編譯報導自主權評量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組織控制與編譯專業自主權的互動國際新聞的組織控制與國內新聞的組織控制一樣，主要控制來源為報老闆、科層制度與新聞產製流程。但與國內新聞不同的是，國際新聞在科層制度與產製流程的控制範圍更廣泛，控制力道也更強，而這些又反映在編譯專業自主權的不足上。編譯專業自主權的不足，與編譯在報社的地位低落息息相關。作者將編譯與主管在報社內扮演的角色，依照組織控制的來源，區分為「家臣」、「代理人」及「附庸」等三種，並因此形成報老闆vs. 家臣，科層制度vs. 代理人，及新聞產製流程vs. 附庸等三種互動關係。 （一）報老闆vs. 家臣台灣四大報均由報老闆獨資創立，以企業化方式經營。報老闆將報社視為是整個企業集團或媒體集團的一員，報社員工皆為其家臣，因此不乏以個人經營方針凌駕新聞專業的案例。其中，編譯因具有優異的外語能力，更特別容易被報老闆點名指派新聞以外的任務差遣。舉例而言，目前四報均推出新聞英語教學服務，且多占用國際新聞版面。新聞英語教學究竟屬不屬於國際新聞專業的範疇，容或有討論的空間，但四家報紙的報老闆有志一同，咸認這是編譯份內工作，因此在沒有任何稿酬的情況下，這些變成編譯日常新聞工作內容的一部份，完全無法抗拒。 另外，報老闆傾向於將國際中心視為是「涉外單位」或「洋務部」，因此每每遇到國內記者要採訪外籍重要人士，或報社接待外賓，就找編譯充作翻譯。甲報國際中心主管A坦承，2006年4月他曾在高層指示下，配合國內生活中心記者，共同採訪維基百科創辦人吉米．威爾斯（Jimmy Wales）。此一採訪任務不屬於國際新聞專業的範疇。丙報資深編譯H也透露，該報數年前採購德國先進印刷機器時，也曾要求編譯協助翻譯印刷機器的英文說明書。 不過，相形之下，資淺編譯對於這類任務交辦較無特別感覺。丁報資淺編譯L說： 從事編譯這一行，最怕的就是裁員，因為同質性的工作並不好找。報社如果對員工有任何要求，我們根本不敢拒絕，不管這樣做有沒有違反新聞專業倫理。如果是別的行業，我相信大家也是會遵照老闆的意思。（本研究訪談，2008年3月25日） （二）科層制度vs. 代理人編譯比記者更易受到組織控制，另一主要因素在於國際中心的科層化程度。國際中心科層化程度越低，編譯遭受的組織控制就愈強，而科層制度也使得主管扮演猶如「代理人」的角色。由於科層制度是報社組織為執行工作或提升工作效率而設，非專為限制編譯專業自主權，因此對編譯來說，它是有別於組織正式控制之外的一種非正式控制。 由於諸如政治、財經、社會、生活、娛樂或體育等其他國內新聞中心的人力規模龐大，主管從副總編輯、主任、撰述委員、組長、召集人乃至核稿人員等層級分明，主管人數也多，這意味在層級相對簡單的國際中心，科層制度對編譯專業自主權的控制，明顯大於其他國內新聞中心科層制度對記者專業自主權的控制。在作者的訪談中，受訪的基層編譯均證實，主管授權是他們是否享有專業自主權及自主程度範圍大小的關鍵。乙報資淺編譯F說：「所有的外電與消息來源資料均由主管決定，編譯雖有權自己找補充資料，但一般都不會再去找。」甲報資淺編譯C也說：「我們寫的稿子到了主管手中，通常會再加料或加工處理。」 國際中心主管們在訪談中坦承會揣摩老闆的心意，以免殃及自身，此一角色頗似報老闆的代理人。國際中心主管雖幾乎都是編譯出身，但同樣必須服從於報老闆指令辦事，在報老闆指令未及的範圍，亦會或亦須揣摩上意。乙報資淺編譯F說： 老闆或許因為重視國內新聞，會直接打電話給記者表示對該則新聞的關切，但不會直接下達命令去干涉國際新聞。就算干涉，通常也不會是直接干預的方式，而是透過主管，主管再用改稿、核稿或開會等流程委婉表達報社政策立場。所以主管能不能抵抗上面的壓力，才是關鍵。（本研究訪談，2008年3月6日） （三）產製流程vs. 附庸新聞產製流程的設計不但具有生產層面的功能，更隱含權力控制，只不過因習以為常，或者已被內化成新聞專業的一部份，使得此一控制形式對專業自主權的影響易被忽略。作者透過對國際新聞產製流程的觀察發現，傳統編採分離的產製流程，因為剝奪編譯參與討論寫稿重點與整體版面規劃事宜的機會，不利編譯捍衛其專業自主權。丁報使用改良式的編採合一制，透過各種會議增加編譯的發言權，這對編譯專業自主權來說是正面的發展。 然而，國際中心因為必須經常替國內各中心供稿，使得編譯的角色也隨之被矮化，淪為其他單位的附庸。國際新聞有自己的版面，但正由於編譯被視為是報社的「涉外單位」，使得其他單位都會向國際中心邀稿，或者要求編譯自己找資料，以配合國內新聞。在國內新聞中心的各種邀稿中，早期以政治、社會新聞居多，現在則又大幅增加生活新聞，特別是醫藥或消費新聞。丁報資淺編譯L說： 本報很重視民生消費新聞，因此都會要國際中心寫稿搭配國內主新聞。但大部分時候，其實國際間當天根本沒有報社所要的新聞，這時就必須要搜尋檔案資料庫，或者用Google搜尋舊資料。如果連舊資料都沒有，編譯就得自己想辦法「喬」一則報導出來。（本研究訪談，2008年3月25日） 基本上，報老闆不去干涉這些新聞的處理細節，只看呈現出來的成品是否令其滿意。根據作者對《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的觀察及兩報內部會議紀錄發現，報老闆非刻意侵犯編譯的專業自主權，但他們為求提升閱報率與發行量，或確保編譯報導的國際新聞符合自身的立場，會設法讓新聞產製流程更符合其要求。這使得台灣報紙的國際新聞產製流程無法像國外優秀報紙一樣，成為節制報老闆權力控制的途徑，而是反過來在暗地裡執行報老闆政策或貫徹其意志。 在訪談中，資深編譯普遍認為，新聞產製流程確實對編譯的專業自主權構成影響。資淺編譯則認為產製流程未影響專業自主權，即便有影響，也純粹是執行新聞工作的副作用。然而，只要編譯在每日工作中接觸到新聞產製流程，就自然領會報社的政策，且自動接受甚至內化此一政策。甲報資深編譯B表示，除極少數對新聞專業有使命感的編譯外，大多數編譯都為顧及勞動權，選擇配合報社政策，而且對新聞產製流程的配合與直接聽命於報老闆不同，不會有損自尊或產生愧疚感。 本研究發現，若將受訪者依位階分成主管、資深編譯與資淺編譯等三個類別，則在對專業自主權的認知與行使上，正好呈現M型化趨勢，亦即主管與資淺編譯位於M型光譜的兩端，資深編譯則居於中間。M型兩端的高點，意味對組織控制的服從度高，相對來說就是對專業自主權缺乏認知與行使能力。M型中間的低點，則意味對組織控制的服從度低，相對來說就是對專業自主權有較高的認知與行使能力（詳見圖一）。
四、小結本研究的發現分為台灣報紙國際新聞的組織控制（科層制度與產製流程）、編譯專業自主權（翻譯自主權與報導自主權），及組織控制與編譯專業自主互動等三大項說明。首先，報紙國際新聞的科層制度具有四項主要特質，包括扁平化或科層化低、編譯負責供稿或配合國內新聞單位、駐外特派員地位明顯高於編譯，及主管個人管理風格為編譯能否享有專業自主的關鍵。其次，國際新聞的產製流程也具有四項主要特質，包括新聞產製決定權在核稿人員與主管、日益依賴網路科技、報社以利誘懲罰機制施展對編譯的規訓，以及編採分離制減少編譯對新聞處理的發言權。 相對於資淺編譯，資深編譯享有的翻譯自主權與報導自主權均較高。但整體而言，編譯實際享有的報導自主權反而不如預期，原因正在於報導不像翻譯仰賴單一的新聞來源。編譯即便不主動揣摩上意，也不希望因為報導「失焦」而遭主管改稿、剝奪賺取獎金的機會，甚至影響升遷，以致組織控制更能滲透其中。然而，正因為「綜合報導」需要多元取材與豐富敘事內容，所以編譯也有機會藉此還原新聞事件背後的脈絡意義，稀釋組織控制的影響力。而且即便是資淺編譯，亦可憑藉自身在網路科技運用上的優勢，透過援引、綜合其他網路新聞資料來淡化組織控制的強度，有效提升專業自主權。 最後，國際新聞的主要組織控制來源為報老闆、科層制度與新聞產製流程。這三種類型的組織控制和專業自主權形成衝突，迫使國際新聞編譯與主管必須在專業上妥協，扮演報老闆家臣、科層制度代理人與產製流程附庸等三種角色，並由此形成三種互動關係。 伍、結論本研究以台灣報紙國際新聞編譯為例，是一篇關於組織控制與編譯專業自主權之間互動關係的初探性研究。過往研究多關切國際新聞報導內容的失衡與偏頗，重視宏觀的「國際資訊傳播新秩序」面向，較少觸及微觀的媒體組織控制對國際新聞的影響，對台灣報紙國際新聞編譯專業自主的關懷更是付之闕如。而本研究即透過對國內四家主流報紙國際新聞主管、資深編譯及資淺編譯的深度訪談，輔以對其中兩報的參與觀察，從中比較出擁有不同個人條件的編譯，對專業自主認知及回應組織控制態度的差異。此一研究角度有助於建立編譯回應組織控制的策略，提升國際新聞的品質與客觀性，並彌補國內既有國際新聞研究長期以來對於編譯工作處境及專業自主權的忽視。 一、報紙國際新聞科層制度與產製流程對編譯的控制本研究發現，台灣報紙國際新聞的組織控制，除報老闆外，主要來自報社科層制度與新聞產製流程。國際新聞科層制度有四項主要特質，包括科層化程度低、編譯須供稿或配合國內新聞單位、駐外特派員享有特殊地位，以及主管個人管理風格會影響對編譯的授權。國際新聞產製流程也有四項主要特質，包括新聞產製決定權在核稿人員與主管、日益依賴網路科技、報社以利誘懲罰機制施展對編譯的規訓，以及編採分離制減少編譯的發言機會。從這些發現中得知，報紙國際新聞的科層制度與產製流程異於國內新聞，而且這些特質均不利編譯爭取專業自主權。不過，網路科技產生的效果如刀之兩刃，正反效果皆有。一方面，它讓編譯較以往更能體會與注意報社或報老闆對國際新聞的立場，但另一方面也改善報社編採作業效率與提高新聞素材的豐富性、正確性，並讓編譯有機會藉此擺脫產製流程的控制。 二、專業自主權內涵、現況及決定其高低的關鍵編譯的專業自主權分為翻譯自主權與報導自主權。前者包含1. 能自由選擇所欲翻譯的國際新聞主題；2. 至少在特定時間享有自主性；3. 能決定所欲翻譯的新聞取材來源與對該素材做出取捨。後者包括1. 決定報導立場與角度；2. 決定寫稿時間；3. 決定寫稿量；4. 未因政商因素而被迫製造新聞；5. 能夠寫特稿或新聞分析。理論上，編譯的報導自主權應高於翻譯自主權，實則正好相反，原因在於報導不像翻譯仰賴單一的新聞來源，以致組織控制更能滲透其中。 相對於資淺編譯，資深編譯對組織控制或新聞專業自主的認知程度較深，享有的翻譯自主權與報導自主權均較高。具有新聞傳播科系背景的編譯或主管，也比非新聞傳播科系背景的編譯或主管，更堅持要有專業自主權。不過，主管與基層編譯的身分差異，對新聞專業自主的影響力，似更大於他們是否具有新聞科系背景的差異。即便主管具有新聞科系背景，但因為身居新聞組織內部承上啟下的關鍵位置，是報老闆或總編輯傳達命令的單一窗口，因此其對新聞專業的堅持反而比基層編譯來得弱。最後，「明星編譯」的報導自主權也高於非明星編譯，可能與其議價能力有關，但諷刺的是，非明星編譯要成為明星編譯，可能先得學會揣摩上意。總之，資歷深淺、有無新聞傳播背景，以及受主管賞識的程度，乃是決定專業自主權高低的關鍵因素。 三、組織控制與編譯專業自主的互動國際新聞的主要組織控制來源為報老闆、科層制度與新聞產製流程。這三種類型的組織控制和專業自主權形成衝突，迫使國際新聞編譯與主管必須在專業上妥協，扮演家臣、代理人與附庸等三種角色，因而形成報老闆vs. 家臣、科層制度vs. 代理人、新聞產製流程vs. 附庸等三種互動關係。由於編譯在報社的地位不如記者、編輯，使得國際新聞面臨的組織控制強度更高於國內新聞。然而，在組織控制的強大壓力下，編譯不見得完全沒有抗拒的策略。譬如雖然「綜合報導」是組織控制對國際新聞上下其手的重要途徑，但與純粹翻譯單則外電的新聞處理方式相比，「綜合報導」也賦予編譯更多自主空間。綜合報導提供編譯搜尋其他新聞資料以稀釋報社政策或組織控制的灰色地帶，在報社組織內部政策尚未明朗時，效果尤其突出。 誠然，編譯可能因個人條件而享有不同程度的專業自主權，譬如資深編譯可憑其資歷而享有較高的自主權，或者透過處理新聞的經驗或對相關新聞事實脈絡的熟稔來捍衛自身的專業自主。但即便是資淺編譯，若能多加利用網路搜尋新聞資料來迴避組織控制，同時妥善運用人際關係與主管巧妙應對，未嘗沒有提升專業自主權的機會。 本研究對於台灣報紙國際新聞的科層制度與產製流程提供第一手的細緻觀察，也深入探究國際新聞主要工作者－編譯－在報社扮演的角色與面臨的專業自主困境。然而，本研究仍有許多侷限有待後續研究補強。就研究對象上，本研究受限於經費、人力，訪談對象限於報紙國際中心編譯與主管，未能一併納入電視編譯與主管。此外，在實務上，國際財經新聞多隸屬財經中心管轄，財經新聞單位及財經編譯遂成為本研究的死角。就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採取質化的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法，雖貼近研究宗旨與問題，而且已涵蓋台灣主流報紙，但研究發現可能難以推論適用所有的編譯。建議未來研究者採取大規模問卷調查法，俾能針對國際新聞組織控制與編譯專業自主權實況提出通則化的理論。最後，亦建議對報紙國際新聞的讀者進行閱聽人分析，以了解報紙國際新聞傳播效果與組織控制的關係。 註釋1 Soloski（1989: 209）認為，新聞工作與醫生、律師等傳統專業不同。在資本主義從競爭階段過渡到獨占階段時，新聞業一如工程、會計等新行業一樣，需改採以獲利極大化為動機的大型商業組織形式才能有效運作，報導權、編輯權遂從新聞工作者手中移轉到媒體組織所有者身上。 2 為顧及受訪者隱私，四報及受訪者將分別以甲乙丙丁及ABCDEFGHIJKL等匿名方式處理。 參考書目任凱、王佳煌譯（2005）。《質性研究法－社會情境的觀察與分析》。台北：湯姆生出版。（原書Lofland, J., & Loafland, L. H. [1995].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李金銓（1983）。《國際傳播的挑戰與展望》。台北：時報文化。 李美華（2001年7月）。〈台灣報紙媒體與電視媒體之國際新聞內容分析與產製研究〉，「2001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香港。 李美華（2003）。〈台灣電視媒體國際新聞之內容分析與產製研究〉，《傳播文化》，10: 1-30。 李美華（2005）。〈從國際新聞流通理論探討台灣報紙國際新聞報導內容之轉變（1988∼1999年）〉，《新聞學研究》，85: 111-139。 林淳華（1996）。〈新聞記者工作自主權和決策參與權之研究〉，《新聞學研究》，52: 49-68。 林富美（2006）。〈當新聞記者成為名嘴：名聲、專業與勞動商品化的探討〉，《新聞學研究》，88: 43-81。 洪貞玲、廖雅琴、林舫如（2008）。〈國際新聞的國內化與小報化—以我國報紙報導WTO香港會議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4: 77-114。 唐湘宜（2006年7月）。〈台灣報紙國際新聞版小報化趨勢探討〉，「2006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台北市。 徐美苓（1990）。〈宣傳架構評析－美國國際新聞報導新解〉，《新聞學研究》，42: 171-186。 翁秀琪（2002）。《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第3版）。台北：三民。 張文強（2002）。〈媒介組織內部權力運作與新聞工作自主：封建采邑內的權力控制與反抗〉，《新聞學研究》，73: 29-61。 陳順孝（2003）。《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台北：五南。 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2002）。〈國際新聞的「馴化」：香港回歸報導比較研究〉，《新聞學研究》，73: 1-27。 楊台恩（2002）。《電子報國際新聞的來源分析：以中國時報、人民日報、聯合早報為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89-2412-H-009-004-SSS）。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臧國仁（1989）。〈國際新聞傳播研究的系統觀〉，《新聞學研究》，41: 159-200。 蕭蘋（2004）。〈新聞專業中的性別政治：媒介組織對女性記者及其報導的影響〉，《新聞學研究》，81: 85-123。 羅文輝（1993）。《新聞理論與實證》。台北：黎明。 羅文輝（1995）。〈新聞人員專業性：意涵界定與量表建構〉，《傳播研究集刊》，2: 1-47。 蘇正平（1996）。〈新聞自主的理論和實踐〉，《新聞學研究》，52: 21-33。 蘇正倫（1988）。〈國際資訊流通問題研究〉，《報學》，7(10): 162-173。 Altschull, J. H. (1984).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New York: Longman. Bagdikian, B. H. (1972).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newspaper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10(6), 8-13. Beam, R. A. (1990).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as an organizational-level concept. Journalism Monograph, 21, 341-348.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4), 326-335. Cohen, S., & Young, J. (1973).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A reader.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Donsbach, W. (2004). Psychology of news decisions: Factors behind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behavior. Journalism, 5(2), 131-157. Fenby, J. (1986). The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Hester, A. (1991). The collection and flow of world news. In J. C. Merrill (Ed.), Global journalism: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nd ed.) (pp. 29-50).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Hirsh, P. M. (1977). Occupa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models in mass communication. In P. M. Hirsh, P. V. Miller & F. G. Kline (Eds.),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7-27).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Jankowski, N. W., & Wester, F. (1991). The qualitative tradition in social science inquiry: Contributions to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K. B. Jensen & N. W. Jankowski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44-74). New York: Routledge. Johnstone, J. W. C., Slawski, E. J., & Bowman, W. W. (1976). The news people: A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k.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Jorgensen, D. C. (1989).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methodology for human studies. Newbury Park: Sage. LeRoy, D. J. (1972). Levels of professionalism in a sample of TV newsme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17, 51-62. McLeod, J. M., & Hawley Jr., S. E. (1964). Professionalization among newsmen. Journalism Quarterly, 41(4), 529-539. Mowlana, H. (1986).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Reese, S. D., & Cohen, J. (2000). Educating for journalism: The professionalism of scholarship. Journalism Studies, 1(2), 213-227. Richstad, J., & Anderson, M. H. (1981). Crisis in international new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ichstad, J. (Ed.). (1976). New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onolulu: East-West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Seib, P. (2002).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and conscience in a world of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Sigelman, L. (1973). Reporting the new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1), 132-151. Soloski, J. (1989). News reporting and professionalism: some constraints on the reporting of the new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1(2), 207-228.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Tuchman, G. (1991). The production of news. In K. B. Jensen & N. W. Jankowski,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w York: Routledge. Tunstall, J. (1971). Journalists at work: Special correspondents, their news organizations, news sources and competitor-colleagues. London: Constable. Weaver, D. H., & Wilhoit, G. C. (1991).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2nd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hite, D. M. (1950). The gate-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27(3), 383-396.
Interac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 Control and News Professional Autonomy: International News Editor/Translators at Taiwan Newspapers Yen-chieh Lo, Jia-wei Liu & Chang-chen Yeh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news’ organization control and editor/translators’ professional autonomy. International desks of the newspapers in Taiwan had been supposed to be the units where organizational control exists much less, and editor/translators should have enjoyed more professional autonomy than reporters. In practice, however, editor/translators face more organizational control than reporters. The organizational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mes from newspaper owners, the bureaucracy and news-making process that disadvantage editor/translators in exerting professional autonomy, leading to three kinds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The authors found that editor/translato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performed differently in exerting professional autonomy. Senior, star and journalism/communications-educated editor/translators enjoy more autonomy than junior, non-star and non-journalism/communications-educated ones. As a whole, editor/translators enjoy reporting autonomy less than translating one. But if they want to resist organizational control, “wrap-up” reports can help. Compared to senior ones, junior editor/translators can use their advantages of Internet search to avoid the organizational control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control, professional autonomy, international news, editor/transla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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