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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與式傳播觀點反思蘭嶼數位典藏建置之歷程
郭良文、林素甘 《摘要》
關鍵詞：參與、參與式傳播、蘭嶼、數位典藏、哈伯瑪斯 《全文》 壹、參與式傳播：概念與定義「參與式傳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一概念，對台灣的傳播學術圈而言是比較陌生的。無論是新聞傳播相關科系的課程，或研討會的文章與場次名稱，都很少出現這個名詞。一方面是因為台灣的傳播學者大多接受美國的研究所教育，而在美國的傳播學圈並不常使用此概念，所以大家都不太熟悉。然而，在歐陸與第三世界，參與式傳播則是許多傳播學者耳熟能詳的名詞，在聯合國科文教組織支持下成立的「國際媒體與傳播研究學會」（IAMCR），就有一個學術分組的名稱叫做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Section。什麼是參與式傳播？誰在參與？如何傳播？目的何在？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但到目前為止，不同學者所強調的面向有所不同，所以還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1970年代，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文獻的出現，受到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思想的影響，在北美發展出實用主義的取向，結合了當時盛行的功能主義與現代化理論，形成了「發展傳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的傳統，著重國家發展與農村發展。人民在決策上的參與受到鼓勵，但往往都是在實現國家由上而下所制定的發展計畫，也就是在成就一種「大我」的目標，如國家的經濟成長率或GNP等。換句話說，發展傳播脈絡下所應用到的參與式傳播，圍繞在「傳佈傳播」（diffusion communication）的意識型態之上。 參與式傳播的主流學派，並不是發展傳播，而是歐陸批判學派、衝突理論與後現代理論影響下的觀點。基本理念是將行動研究應用在社區、族群、女性、下層階級或其他少數團體（minorities）之中。自1990年始，參與式傳播的研究逐漸蓬勃，過去被壓抑的「小我」面向，如社區或族群意識與認同獲得重視，人們自身的價值與利益的追求與改變也受到鼓勵。這反映出一種知識論層次上的轉折，Thomas（1994: 55）指出，參與式傳播是奠基在實踐的自由化、解放、鬥爭與變遷上面。與維護現況、維持階級與性別不平等的傳播理論或實作概念是截然對立的。 這些理論家當中，以哈伯瑪斯（Habermas）對參與式傳播觀點形成的影響最為深遠。哈氏的傳播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s）、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理想言詞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與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等概念都是參與式傳播領域最常討論的觀點。媒體組織如何透過公共領域的論述來促進民主，以及如何透過理想言詞情境來創造沒有支配的溝通情境，被視為是與參與式傳播一致的概念（Jacobson & Kolluri, 1999; Jacobson & Storey, 2004）。Jacobson（2003）則除了從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與論述來解釋之外，進一步運用其溝通行動理論來進行理解，視參與式傳播為一種溝通行動，探討包括社會行動、溝通行動、共識行動、以及獲致瞭解的行動等概念的關聯性。 也有學者結合哈伯瑪斯與1960年代末期興起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理論觀點，視參與式傳播為新社會運動的一種體現，透過如女性運動、環境運動與和平運動，在完全自由的傳播過程中，協助抵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新社會運動的基本原則是一種草根發動的運動，呈現由下而上的觀點，而非菁英取向的結構（Servaes, 1996a: 92-93）。譬如，Liao（2006）即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檢視參與式傳播，而提出四項知識論層次上、很有參考價值的觀點：（1）人民的知識是一種鑲崁在地方情境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2）多樣性與由下而上的傳播實踐：（3）對參與式場域中過於理想與不務實作法的批判；以及（4）本質上就具有政治性，認為參與式傳播發展的過程就是一種政治鬥爭。 另外，巴西教育哲學家Paulo Freire在第三世界推廣的「批判的教育學」也扮演重要的影響。Servaes（1996b）分析Freire的觀點對參與式傳播的啟示時，以Freire的「對話傳播」（dialogical communication）與行動理論等角度，說明在受壓迫人民「意識覺醒化」（conscientization）與參與發展的過程中，團體的對話遠比大眾媒體要重要。Jacobson（1994: 61）則以後現代理論的取向，說明參與式傳播超越了大眾的再現（representation of the masses）以及政治多元論下的再現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取而代之的，後現代的參與式傳播觀點重視社會變遷，強調自我依賴（self-reliance）是發展過程中的結果。 在這些理論觀點的引導之下，參與式傳播的定義包括以下幾點： 一、 由下而上與草根發展（grass-root development）：必須要有地方社區成員的參與，「參與式發展傳播是草根接受者與資訊提供者之間，透過發展傳播的中介，所展現的一種雙向、動態的互動」（White, 2003: 36）。 二、 民主論壇與平等對話：Capriles定義參與式傳播為：「一種傳播民主化，特色為不偏不倚、非片面的永久對話與參與，並進行集體決策」（Jacobson & Kolluri, 1999: 273）。 三、意識覺醒與現況改變：「對人們而言，參與式傳播的結果是『意識覺醒』（conscious raising）。透過自己狀況的反映，人們得以更進一步思考與熟練自己的社會行動，以促進生活的改善」（White, 2003: 38）。 四、創造在地知識價值：人們發展出傳播技能、獲取新知，並對發展的決策貢獻出本土的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White, 2003: 38）。 五、 自我發展與成果分享：Fulesang & Chandler定義參與式傳播為：「共享利益的認可、課責、與決策過程的推動，建構出真正的傳播與參與」（Jacobson & Kolluri, 1999: 273）。 若整合以上幾項內容，可以定義為： 參與式傳播是一種由下而上、具有草根性的社群對話與參與模式。透過適當的傳播行動與媒體平台，建立民主論壇與平等對話機制，以喚醒社群意識之覺醒，進而改變現況，增進所屬社群福祉。同時透過在地知識價值之創造，促成社群自我發展與成果共同分享。 貳、蘭嶼原住民、媒體再現與網路新媒體契機蘭嶼數位典藏的計畫團隊係由具有傳播學、社會學、資訊科學、圖書資訊學、多媒體設計學等背景的學者共同組成，第一階段的發展是2005年9月到2008年2月期間（註：國科會公布的執行日期為2005年3月開始，但計畫遲至9月才公布），由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補助，透過與「蘭恩文教基金會」的合作，進行「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建置與數位典藏計畫I, II, III」（註：每年均需重新申請）。此階段計畫著重在媒體內容的數位化，主要建置成果為「蘭嶼雙週刊」、「蘭嶼廣播電台」與「紀錄片」等媒介內容之全文資料庫、後設資料（metadata）以及發展出適合媒體素材的檢索模式。由於此計畫進行了三年，幾乎將蘭恩文教基金會過去約20年的所有媒體資料整理完畢，並完成影音與文字資料庫之建置。 但在執行「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建置與數位典藏計畫」期間，本團隊成員與部分當地族人建立起良好的友誼、互助與互信，因而獲得如滾雪球般的文物典藏來源，並且取得當地人授權公開呈現在網站上。基於達悟族人（即雅美族人）仍然有許多文化出版品、傳統歌謠、藝術文物以及文史工作者所拍攝之歷史照片與生活紀錄，本計畫典藏目標對象因而不再侷限於媒體內容的範圍，合作對象亦擴大到蘭恩文教基金會以外的個人或團體，包括當地文史工作者、教會組織與其他資料擁有者，藉此更廣泛地保存與再現一般庶民所製作與珍藏之作品與記錄。本團隊於是在第二階段提出「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數位典藏計畫I, II」，獲得補助，執行日期為2008年3月到2010年7月。至計畫結束時，前述兩項計畫合計約可建置1萬3千筆後設資料，包括5百萬全文文字、300卷紀錄片影帶、400集廣播與聲音內容、3千張照片與幻燈片、以及200首傳統歌謠（計畫網址見 http://lanyu.nctu.edu.tw）。 2008年11月，本計畫團隊成員訪問了蘭嶼周貴光鄉長，在與鄉長的訪談中，讓我更感受到蘭嶼傳統文化典藏的重要性。他說：「蘭嶼的傳統文化正在消失，達悟語也會慢慢消失，年輕人不會講自己的母語，也不會造船，以後下船典禮、飛魚祭典與一些傳統文化都會消失掉……」。這可悲的一席話，讓我深刻感受到，這個台灣最原始的部落文化，也正在凋零消逝當中。 蘭嶼總共有六個達悟族部落，雖然都是屬於同一個民族、也講同一種語言，但每個部落各自獨立運作，且擁有自己的年曆（夜曆）、傳統、習俗與慶典，有獨特的文化內涵，與漢族在許多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差異。和台灣其他原住民族一樣，達悟族並沒有文字，部落中的傳播主要以口語相傳的方式進行，透過聲音傳播訊息、表達情感，透過「人與人」直接的相遇、分享，強有力的達成溝通的目的。這種沒有文字的傳播方式，使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更緊密結合，形成部落傳播網路（孫大川，1996: 2）。過去，達悟族人製作生活所需之工具，如拼板舟捕飛魚、木盤裝魚獲、竹簍裝竽頭…等，運用陶土來製作器皿與陶偶等裝飾品，使用語言來編織傳統故事、創造各種傳說來傳遞祖先文化與禁忌、使用歌謠搭配祭典活動與捕捉日常生活的點滴，以及運用笑話來達到社會交際的目的…等等，這些都是屬於所謂「口語傳播」（speech communication）的時代，往往都是集體進行部落活動、分享收穫。當拼音的方法引入之後，文字的功能便漸漸開始發揮，文字記錄的型式也就慢慢出現，以達悟語為主的文化傳承也就能夠以文字方式來記載與散佈。然而，晚近所發展的傳播科技進入蘭嶼生活後，相機、影印機、家用錄影機、DVD、電腦或網路的使用，也開啟了傳播與記錄的新時代（郭良文、林素甘，2009: 149）。 過去所呈現出來的蘭嶼紀錄或報導，許多都是漢人所製作，且採取外來的眼光、主流社會與優勢族群的觀點。學者Prins（2008: 64-65）指出：「為原住民族拍照的跨文化活動一向充滿政治意涵，涉及複雜的權力關係…原住民族長久以來被描述的方式，確實是依循主流社會的原始主義意識形態」。Downing（2001: 81）也指出，有關文化議題的影片，若脫離原住民的脈絡，內容往往完全是被誤解的。因此原住民本身的影像生產、創意發想、以及媒體報導，最能符合當地文化脈絡，原住民主體性的發聲管道也可以被建立。Ginsburg（2008: 56）提到：「電影、錄像和電視（作為客體化與反思的科技）包含了一套雙向的可能性。它們 [可以將] 主流文化價值與語言強加在被弱勢化的族群身上…這些科技（不同於其他科技）同時也提供了『反嗆』的可能：向那些被創造出來壓抑原住民的各種類別反嗆回去…」。因此，蘭嶼原住民運用媒體科技來呈現自己，對抗一些外來、刻板印象式的紀錄是必要的。 然而設備的不足與技術能力的欠缺，往往是一大阻力，原住民想要向島外發聲，或進而影響住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更是難上加難。自從網路科技發展之後，逐漸改變了這個劣勢。在比較先進國家的原住民族，已經很會利用網路的特性來促進文化發展或獲得商業機會。Prins 甚至指出網路的運用可以幫助原住民進行「去殖民化運動」。他說（2008: 74）： 自從全球資訊網在1992年出現以來，印第安各部落便獲得了一個強而有力的新媒體工具。大體上，第四世界 (the Fourth World) 在電腦網路空間中仍未得到充分的再現，其原因很明顯，包括經濟上的貧窮，對於科技的不熟悉、語言上的孤立、文化上的抗拒，以及政治上的壓迫。但是，許多群體—尤其是北美洲的印第安國度—正投資在電腦科技上。作為巨大的媒體，全球資訊網是個多功能的傳播管道，能促進地方與全球的資訊交換、社會網絡的建立、經濟行銷、政治宣傳，甚至文化保存，它使部落社群和個人能夠再現自己，並且這麼做時大致依照自己的方式，依據自己的美學偏好…最後在朝向全球擴展的過程中，原住民已標示出一種身分，並正運用另類文明 （countercivilizational）的配方，來聯合並強化他們自己的文化異質力量。 網路的傳播可以讓蘭嶼當地人展現自己的觀點，也是一個文化保存的好工具，更是讓外界正確瞭解當地特殊文化的一個新興媒介。「網路是第一個散落在全球的獨立群體或個體，透過近用（access）與培力（empowerment），可以將自己的聲音傳播給百萬名以上的國際閱聽眾，並且有潛力成為第一個全球公共領域（global public sphere）」（Ford & Geneve, 2001: 202）。因此，協助蘭嶼原住民社群建立可以對外發聲的網路媒體管道便是一件有意義、重要的工作。 許多蘭嶼人士對鄉土的關懷極高，眾多文史工作者、村里耆老、牧師或地方文化團體，也都表示有意共同參與建置網路資料庫，為蘭嶼的文化保存貢獻心力。國內數位典藏資料庫的建置多數仰賴公部門對執行數位化計畫單位投注大量與持續的資源方得以遂行。這種運作方式似乎隱藏著兩個可預見，且有發展上邏輯依存關係的問題：（一）典藏素材的選取與詮釋，多數是以「由上而下」，經由類似傳統主流新聞媒體菁英式的編輯與篩選的過程而產出；（二）倘若一旦停止經費挹注，多數資料庫的發展也將同告終止。我們體認到，有太多資料庫因為有政府補助而建置，因為經費終止而結束生命，延續性的問題因此變得相當重要。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希望透過網頁的簡化設計，加上計畫成員赴蘭嶼進行知識傳遞與教育訓練的方式，推動蘭嶼族人參與建構此資料庫。同時，鑒於我們對達悟文化瞭解的有限，研究團隊成員也亟需當地人教育我們，讓我們可以學習，以期落實參與式傳播的精神。 參、蘭嶼計畫的參與光譜蘭嶼數位典藏計畫從民國94年3月開始執行以來的過程，有甜蜜、有苦澀，有挫折、也有意外驚喜，雖然累積了不少心得與經驗，但有更多值得檢討之處。從參與式傳播的觀點來看，除了本文第一節所討論到的五點參與式傳播定義的內容之外，還可以就本計畫團隊與當地人所進行的合作與對話之參與程度來進行檢視。本節內容一開始將採用DeNegri等人所發展出來的「參與光譜」（The Participatory Continuum）的架構來協助分析，同時參考五點參與式傳播的定義內容，針對蘭嶼計畫的發展過程、研究成果與不足之處加以檢討（見表一）。 表一：參與式傳播的參與光譜與蘭嶼數位典藏計畫的執行情形
* 表格中「參與式傳播資料庫的建立」一項修改自Bery, R. (2003). Participatory video that empower, (p. 106)。「參與模式」與「地方人士的參與」兩項內容原先來自DeNegri, B., Thomas, E., Ilinigumugabo, A., Muvandi, I., & Lewis, G. (1999). Empowering Communities (p. 4). Washington D.C.: The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一、挑選的參與模式當外來計畫研究者初次選擇一個陌生的地區或田野進行調查或瞭解時，需要當地人的協助才能有效進行。外來者與當地人的關係，從參與式傳播或參與式發展的角度而言，研究者與當地人的互動情形，以及當地人在計畫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區辨出這個計畫的「參與」程度。在DeNegri等人「參與光譜」中，挑選（Co-option）的模式，是所有參與的類型中最單面向的溝通模式，通常是由外來者依自己的需要片面選擇出部分地方代表，透過這些人士瞭解所需資訊，以協助推動計畫的規劃與執行。通常地方人士對計畫並沒有實質的參與和心力的投入，或對計畫的內容擁有任何的決定權。在參與式傳播資料庫的建立方面，外來者與當地人士會面後，由外來者決定重要的資料、議題與規劃內容，計畫結束後，當地人不一定能看得到最後成果，Singhal（2001: 13）視這種模式為一種「對地方人士所進行的工作」（working on the local people）。 蘭嶼數位典藏計畫執行前，本團隊的主要接觸對象為「蘭恩文教基金會」。此基金會成立於1979年，創辦人是一位基督徒，名叫林茂安，是從外地到蘭嶼投入服務的漢人。基金會十分重視蘭嶼文化的傳承工作，發行社區報、拍攝紀錄片，以及自製地方性的廣播節目，因此擁有不少蘭嶼媒體與近代史資料。要進行質化取向的田野調查工作，選擇場域與尋找關鍵人物（key persons）是進入田野的初步工作。2004年，我所指導的陸正誼同學剛完成「蘭嶼原住民電臺發展之研究」碩士論文，她在蘭嶼進行訪問的期間，認識了基金會林茂安董事長與董恩慈執行長，並瞭解到蘭恩基金會對於既有媒體資料的保存與數位化處理的需求。因此，在陸正誼同學的引介之下，本計畫4位成員於2005年5月15-17日間初次前往蘭嶼，挑選了蘭恩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與蘭嶼廣播電台成員進行訪問，瞭解合作的態度與意願，並由本計畫團隊規劃資料庫蒐集範圍與網路呈現方式，首次向國科會提出計畫申請書。 二、順從的參與模式第二種模式是當地人在外在誘因的提供下，執行外來者所指定的工作項目，所有的議程與研究過程，都是由外來者所決定，地方人士完全沒有參與。在參與式傳播資料庫的建立方面，社區成員提供或蒐集研究所需材料，由外來者決定哪些資料、內容或議題是重要的，當地人可能可以看到研究的成果，也可能看不到最後成果，Singhal（2001: 13）視這種模式為一種「為當地人工作」（working for the local people）。 我們片面挑選了蘭恩基金會作為對象，雖然基金會有資料數位化需求，也需要借助我們的人力、技術與經費，但本計畫數位典藏資料庫的規劃與設計，完全是由我們外來者所主導，旨在符合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規定與要求，並未考慮當地人的使用需求，所以是一種「由上而下」（from top down），並由外來機構決定當地發展的過程。本計畫的申請獲得國科會同意補助後，由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組成的5位團隊成員，於2005年11月16-23日之間，前往蘭嶼蒐集需要之媒體資料。此時，蘭恩文教基金會依本計畫需求整理了雙週刊、錄影帶與廣播節目等資料，供本計畫進行數位轉檔與後設資料之建置。此階段主要仍然是由本計畫團隊主導發展方向，由當地機構提供資料給我們使用。不過，由於此階段處於計畫開始時期，沒有任何處理完成的作品，也沒有媒體資料庫版型或頁面可供當地人參閱，只能用敘述的方式說明本計畫的作法。加上交通大學團隊是第一次在當地進行研究，與當地人的互動不足、信任關係尚待建立，所以初次在徵集資料時，曾遇到取得公開授權的一些困難，譬如有當地文史工作者詢問本計畫可以提供的報酬為何，若沒有付費就難以取得授權。 三、諮詢的參與模式這種模式的外來研究者會徵詢地方人士的意見，參考這些意見，外來者加以分析並決定應該如何採取行動。在參與式傳播資料庫的建立方面，社區成員得以分享重要議題的觀點與意見，且當地人或許可以看到研究的最後成果，依Singhal（2001: 13）的說法，這種模式是一種「為當地人、以及與當地人一起工作」（working for and with the local people）。 本計畫第一年資料的取得並不算很成功，由於不瞭解本計畫的用途與對當地人可能產生的影響，所以即使是蘭恩文教基金會在第一年所提供的紀錄片，也經過篩選，多屬於蘭恩自己本身的歷史紀錄，諸如「蘭恩同工宿舍興建過程實錄」、「蘭恩教室落成感恩禮拜實況」、「蘭恩暑期蘭嶼青少年學藝營」、「蘭恩地下屋落成」、以及「雅美傳統歌謠比賽」等。本計畫執行完第一年之後，持續獲得國科會第二年的補助。初步完成蘭嶼媒體數位典藏資料庫的建置與網頁設計，可以上線使用，訂定各類型媒體資料的轉檔、上傳程序與規格，同時訓練一批研究生與大學生將資料輸入資料庫中。在累積了族群媒體資料庫的數位典藏經驗之後，本計畫分別於2006年6月3-6日（共3人）與2006年12月8-11日（共7人）前往蘭嶼。一方面繼續向蘭恩文教基金會索取資料，一方面開始與蘭嶼其他地方文史工作者接觸，以諮詢當地人對本計畫內容的看法，並與當地人洽談資料提供的可能性。此階段，資料的取得有較大的突破。蘭恩文教基金會提供了許多精彩的紀錄片，包括「蘭嶼民族議會成立大會」、「蘭嶼反核抗爭」、「漁人小米祭」、「野銀大船下水與蘭嶼的老照片」、以及「東清豐年祭」等。另外，本計畫也取得當地「蘭嶼天主教會」所提供的39期「蘭青通訊」與「堂區通訊」，這份刊物1984年開始印刷，是蘭嶼島上歷史相當悠久的地方刊物。 四、合作的參與模式這種模式是由地方人士與外來者一起決定事情的重要順序，然而指揮研究發展過程的責任仍屬於外來者。在參與式傳播資料庫的建立方面，社區與外來者一起發展內容，由外來者製作。這種模式比較具有雙向、動態的互動關係，在本地人士與外來研究者之間也可以建立起一個平等對話的機制。然而當地人仍非主體，所以製作出來的內容，當地人並非主要的使用對象，Singhal（2001: 13）視這種模式為「與當地人一起工作」（working with the local people）。 本計畫進入第三年後，積極採用合作的參與模式，前往蘭嶼進行田野工作的次數也增加了，包括2008年1月3-8日（共5人）、2008年4月11-14日（共10人）以及2008年11月6-12日（共5人）共三次到蘭嶼進行田野工作。本計畫除了網頁進行改版、依原先計畫處理資料內容之外，在「回應當地人需求」與「協助當地人完成目標」這兩個項目上也投注了心力，以促成雙方良性互動。合作的事項包括如：（1）依蘭恩文教基金會要求，協助製作歌謠比賽DVD。在本計畫網站首頁設置蘭嶼快訊，由蘭恩維護訊息之更新，並在首頁上設置「蘭嶼廣播電台」的直播連結處，提供給當地人與旅台蘭嶼人使用；（2）回應漁人部落董森永牧師之需要，幫忙處理他所徵集的上百則蘭嶼笑話、十餘卷錄音帶謄錄打字，並依董牧師期待將笑話用漫畫方式表現，由董牧師從本計畫所設計之四種漫畫風格中選擇出一項，再由本計畫負責漫畫之繪製，並代為尋求出版單位；（3）回應「天主教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謝永泉傳道之需求，燒錄他在本計畫資料庫中看見的朗島部落早期豐年祭紀錄片。並使用本計畫之專業錄影與收音設備，到家中協助錄製傳統歌謠吟唱、聖歌、以及自彈自唱創作歌曲。 五、共同學習的參與模式這種模式比合作模式更上一層樓，由地方人士與外來者一同分享知識，創造新的認識，並在外來者的推動下，一起產生行動。在參與式傳播資料庫的建立方面，社區成員與外來者一起發展內容，共同進行製作，可以藉此建立民主論壇，將研究成果分享給當地人士觀看或使用，並創造在地知識的價值，Singhal（2001: 13）視這種模式為「與當地人一起工作、以及當地人自己做」（working with and by the local people）。 本計畫團隊為了取得更多蘭嶼文史工作者的珍貴典藏資料，並促使大家參與資料庫的建置，從執行的第二年開始，就積極地展示本計畫資料庫成果給蘭嶼的文史工作者。許多當地人見證了我們的努力、看到多年來本計畫執行的成果，紛紛表示肯定，加上本計畫團隊已在當地建立起一定的信譽，舊資料的擁有者感到發霉或過時的幻燈片、影片有處理的必要，故主動提供資料的當地人不斷地增加、數量也不斷提升，許多資料提供者也不再考慮報酬或私人財產的問題，使得本計畫資料的取得愈來愈順利，與計畫第一年剛開始時不可同日而語。在教育與學習方面，電腦與資料庫技術目前仍需要由外來者來教導當地人。然而，蘭嶼的在地知識、達悟歌謠與文化，就需要仰賴當地人來教育我們，這樣資料庫內容才能深入當地文化、詮釋才能更正確，公共論述的空間也才能建立。第四年計畫執行期間，本計畫於2009年3月31日至4月4日（共7人）與2009年9月3-9日（共9人）執行田野工作，主要放在訓練當地人，透過專為當地人設計的網路上傳精靈，自行建置個人的典藏資料、並同步上傳至資料庫當中。包括在2008年4月由本計畫協辦的「蘭嶼原住民數位化推廣工作坊」，以及由本計畫多次私下、個別式教學的場次。另外，共安排了12場次的學習工作坊，由當地人教導我們如何深入瞭解蘭嶼文化。題目包括如：「達悟族的原始信仰與西方宗教的融合」（謝永泉，朗島部落）、「從人類學觀點看達悟歌謠的社會文化意義」（夏曼藍波安，紅頭部落）、「蘭嶼各部落歌謠特色與紅頭天主教教教堂解說」（周朝結，紅頭部落）、「蘭嶼生態中文化與自然的交融」（王桂清，椰油部落）、以及「從漁人教會論蘭嶼原住民的神觀」（董森永，漁人部落）等。 六、集體行動的參與模式第六種模式是最困難達成的，首先需要有族群意識的覺醒、社會貢獻觀念的成熟，才有助於創造這種自我發展與草根發展的力量。這種模式指由地方人士設定自己的議程，並在無外來者介入的情況下，動員社群的力量來完成目標，創造社群的價值，分享共同建構的成果。在參與式傳播資料庫的建立方面，當地人士決定重要議題與典藏範圍，自行製作資料庫內容，供族人或社區使用，以達到改善與進步的最終目的，也使在地社群的培力成為可能，Singhal（2001: 13）視這種模式為「當地人自己做」（by the local people）。 本計畫已經獲得國科會連續5年的補助，未來想要再取得經費補助的困難度更高。但本計畫並不希望因為沒有國科會的補助而使此項蘭嶼數位典藏計畫中斷，幾年下來，我們與蘭嶼當地人建立起良好的關係，覺得此資料庫的延續已經變成我們與當地人彼此承諾、互信的一部分。因此，未來數位典藏資料庫的內容，希望能由當地人在蘭嶼自行進行建置，本團隊則持續負責電腦系統與網路平台的維護與管理，以及上傳資料的形式審核。目前暫時透過本計畫所設計的網路精靈，請當地人自己選擇素材、自行轉檔與建置後設資料、並同步上傳至資料庫當中。實施至今，已經有成功的案例，自2007年9月出版的384期「蘭嶼雙週刊」開始，蘭恩文教基金會已經完全依照本計畫資料庫輸入的規範，由當地達悟族人將雙週刊內容上傳至蘭嶼數位典藏資料庫中。同時，部分當地的文史工作者也開始陸續將個人的部分典藏資料，從蘭嶼上傳至交通大學的網站伺服器當中。由於蘭嶼人目前並沒有足夠的電腦資訊系統人才，所以暫時由交通大學計畫團隊進行管理。待未來蘭嶼地區有足夠的能力自己維護資料庫系統時，或許我們就可以將資料庫轉移到蘭嶼去，這樣才能真正落實「當地人自己做」的理想。 肆、結語一、他山之石：田野調查作為研究方法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資訊科學與技術學系的「人機互動中心」（Center for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Cecelia B. Merkel 等人長期投入在NGO團體的電腦資訊系統建立，她們的研究設計採取「參與式設計取向」（participatory design approach）與質化的田野調查法，針對一些NGO組織，如社區、小學、與學會等進行參與式傳播性質的電腦系統建置，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田野經驗，與多數以量化調查與科技掛帥的思維大不相同。她們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在數位典藏的參與式傳播計畫中，相當值得參考，本文作者整理其中幾個重點如下（Merkel et al., 2004: 2）： （一） 長期的參與設計是必要的，重點在發展符合地方需要（local needs）的資訊系統。譬如，她們花了5年的時間，在一個小學中建立以網絡為基礎的系統（network-based system），以創造合作性的學習與知識的分享。 （二） 透過田野工作的執行去瞭解社區夥伴的整體目的、社區中的活動，以及科技在社會組織中的角色。運用民族誌學的方法來進行參與設計，這種設計是一種浮現的過程（emergent process），從田野中瞭解使用者的平常工作情形，找到合作的機會點，徵募有興趣參與的夥伴。 （三） 關鍵的議題是：如何設計一個能夠長久使用（sustainability）的系統？如何在依賴不穩定的自願服務者或少數全職員工的組織狀況下，使技術的學習能夠維持？如何避免當團隊技術人員建立完一套系統後，卻留下一個難以使用、不好修理或無法調整的系統？ （四） 透過系統的完善設計與種籽教師的培養來傳遞知識給下一批成員，以鼓勵所建立起來的系統能夠充分使用。長期的目標在於使參與者能夠掌控整個過程，包括指揮該做的事，以及維護所建置的基礎系統技術，讓參與者發展出成就感。 參考以上賓州州立大學人機互動中心的田野經驗，蘭嶼數位典藏計畫有許多不足之處。首先，本計畫一開始並沒有從當地人的角度去瞭解他們的需求或符合地方所需的資訊系統，完全是從計畫執行者的角度進行設計，使用對象以漢人為主，並未考慮到當地人的習慣與需要，未來應該透過更深入的田野工作，瞭解當地人對本資料庫的使用情形與建議事項，並進行資料庫的修改，以利當地人的使用、後續的維護、以及知識的傳承。Cohen（1996）指出，如何維繫與鼓勵持續參與？說詞是什麼？（價值）好處何在？（利益創造潛能）學習組織動員與管理的重要性等，都是必須學習的項目。 二、互惠與回饋在蘭嶼執行了近五年的數位典藏計畫之後，本計畫所取得的數位典藏內容，幾乎全都是當地人無償提供給本計畫使用、並公開在網站中供人瀏覽。然而，本計畫也察覺到，許多蘭嶼的文史工作者，當他們在採集歌謠、笑話、傳統故事時，也和我們一樣，必須帶著錄音機紀錄，也會遇到有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往往也需要攜帶禮物送給這些耆老或其他當地人士。鑑於互惠性（reciprocity）是田野工作時重要的一個面向，我們常常會問：「這個資料庫到底是誰受惠？」、「我們在蘭嶼能回饋些什麼？」除了幫忙將資料數位化、並燒錄一份光碟給資料提供者保存之外，我們還透過以下方式進行回饋： （一） 募款與贊助：協助天主教文化研究協會出版「飛文季刊」，到目前共募到3年，每年3萬元的募款，支付印刷費；計畫主持人自費捐款1萬元給漁人教會的巴丹島宣教活動；計畫主持人成為蘭恩之友，每月自費捐款1千元給蘭恩文教基金會。 （二） 購買數位化所需設備：提供蘭恩文教基金會無線網路基地台，並協助架設；蘭恩文教基金會更新電腦室時捐贈兩部電腦；蘭嶼廣播電台起火，計畫團隊貢獻1.5萬元協助重建；提供錄音筆給在田野從事資料採集的董森永牧師與謝永泉傳道；購買一部幻燈片掃瞄機給王桂清使用。 （三） 服務與諮詢：蘭嶼電台改善計畫專家諮詢意見的提供；協助蘭恩文教基金會與其他文史工作者解決電腦軟硬體問題；代為複製DVD資料；代為尋找出版社；幫忙修復斷裂和發霉的VHS錄影帶或幻燈片；提供有關著作權問題之諮詢。 （四） 其他：住文史工作者所經營的民宿，並租用其箱型車作為交通工具；邀請文史工作者擔任工作坊講員，提供諮詢費用；拜訪當地人所贈送的水果、酒、或其他禮物。 蘭嶼當地人提供給我們珍貴的素材與資料，我們也應該有所回饋，這是一種互惠的道理，且這樣的關係能夠維持得更久。 三、主體性的發揮本計畫過去一直採取所謂「以媒體為中心」（media-centered）的定義來進行資料庫的建置，著重傳播的管道、技術與資訊內容上的發展。從本文前半段所整理的五項參與式傳播的定義內容來看，僅以媒體為中心的思維是不足的。本計畫也應該重視從「人性的面向」（human aspects）來談發展、來思考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zation）的問題，並進一步鼓勵參與及對話（White, 2003: 36）。前坦尚尼亞總統Julius Nyerere在1973年時說過一段令人深思的話： 人們無法被 [別人] 發展，他們只能靠自己發展……被自己的行動 [所發展] ……。在大家都平等的狀況之下、自己所生活的社區之中，透過增進對自己所做事情與原因的瞭解，透過增加知識與能力，以及透過自己的完全參與，來做出自己的決定（Servaes, 1996: 82）。 重視當地人的利益、尊重當地人的需求、培養當地人的素養與行動力，並且肯定當地人的智慧與知識體系，在參與式傳播的過程中是同等重要的。蘭嶼數位典藏計畫未來的發展必須倚靠蘭嶼當地人的自覺與投入，才可能繼續運作。外來的研究者能扮演的角色頂多是推動者與協助者，外力的幫助往往是一時的、過渡的，無法長久。當地人士才是真正的主體、真正重要的行動者。因此，雖然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資料庫是由交通大學、淡江大學的團隊成員所建立，也樹立起一定的規模，但唯有蘭嶼當地人的參與不間斷，有新的活水注入，實踐參與式傳播的精神，這個計畫才有成功的機會。 參考書目孫大川（1996）。〈從言說到書寫—台灣原住民的文字創作、文獻整理及其傳播經驗—以「山海文化」為例〉，「原住民傳播權益與新聞報導研討會」，台北。 郭良文、林素甘（2009）。〈原住民文化傳播與地方全球化：以蘭嶼數位典藏之建置為例〉，王立文（編），《全球在地文化探討—通識觀天下》（頁139-176）。台北：秀威出版社。 楊雅婷、李顯立、孫百儀、黃慧敏、楊曉憶、林明玉等譯（2008）。〈視覺媒體與原始主義的困惑—北美地區的殖民神話、原住民想像與政治主張〉，F.D. Ginsburg, L.Abu-Lughod & B.Larkin（編），《媒體世界：人類學的新領域》（頁61-78）。台北：巨流。（原文：Prins, H. [2002]. Visual media and the primitivist perplex: Colonial fantasies, indigenous imagination, and advocacy in North America. In Media worlds: 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y, R. (2003). Participatory video that empower. In Shirley W. (Ed.), Participatory video: Images that transform and empower (pp. 102-121). London: Sage. Cohen, S. (1996). Mobilizing communities for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In J. Servaes, T. Jacosbson & S. White (Eds.),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pp. 223-248). London: Sage. DeNegri, B., Thomas, E., Ilinigumugabo, A., Muvandi, I., & Lewis, G. (1999). Empowering Communities. Washington D.C.: The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Downing, J. (2001).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Thousand Oaks: Sage. Ford, T. V., & Gil, Geneve. (2001). Radical internet use. In J. Downing (Ed.),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201-234). Thousand Oaks: Sage. Jacobson. T. (2003).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The relevance of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P. Kalbfleisch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7 (pp. 87-124).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Jacobson. T. (1994).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approaches. In S. White (E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Working for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p. 60-75). London: Sage. Jacobson, T., & Kolluti, S. (1999).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as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T. Jacobson & J. Servaes (Eds.),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pp. 265-280).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Jacobson, T., & Storey, D. (2004).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Applying Habermas to a case study of population programs in Nepal. Communication Theory, 14(2), 99-121. Liao, H. (2006). Toward an epistemology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The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17, 101-118. Merkel, C. B., Xiao, L., Farooq, U., Ganoe, C. H., Lee, R., Carroll, J. M., & Rosson, M. B. (2004). Participatory design in community computing contexts: Tales from the field. Paper presented at Proceedings participatory design conference 2004, Toronto, Canada. Servaes, J. (1996a).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ith new social movements: A realistic utopia. In J. Servaes, T. Jacosbson. & S. White (Eds.),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pp. 82-108). London: Sage. Servaes, J. (1996b).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rom a Freirean perspective, Africa Media Review, 10(1), 73-91. Singhal, A. (2001). Facilitat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rough communication. Report submitted to GPP, Programme Division, UNICEF, New York. Thomas, P. (1994).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Philosophical premises. In S. White (E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Working for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p. 49-59). London: Sage. White, S. (2003). Involving people in participatory process. In Shirley W. (Ed.), Participatory video: Images that transform and empower (pp. 33-62). London: Sage.
The Digital Archive of the Aboriginal Media and Culture in the Orchid Island: A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Liangwen Kuo & Sukan Lin ABSTRACT This study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concepts, definitions and the theoretical traditions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ive basic characters of the definition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are pinpointed. In addition to the often discussed idea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long the line of the modernization thesis, Habermas’ concepts of critical theories has inserted greater influences on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adopts DeNegri’s framework of “participatory spectrum”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research outcomes, and insufficiencies of the digital archive of media and culture in the Orchid Island (Lan-Yu). Keywords: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the Orchid Island, digital archive, Habermas, ethnography, aboriginal media |